起柔兆摄提格,尽玄黓涒滩,凡七年。
邵陵厉公中正始七年(丙寅,公元二四六年)
春,二月,吴车骑将军硃然寇柤中,杀略数千人而去。
幽州刺史毌丘俭以高句骊王位宫数为侵叛,督诸军讨之;位宫败走,俭遂屠丸都,斩获首虏以千数。句骊之臣得来数谏位宫,位宫不从,得来叹曰:“立见此地将生蓬蒿。”遂不食而死。俭令诸军不坏其墓,不伐其树,得其妻子皆放遣之。位宫单将妻子逃窜,俭引军还。未几,复击之,位宫遂奔买沟。俭遣玄菟太守王颀追之,过沃沮千有馀里,至肃慎氏南界,刻石纪功而还,所诛、纳八千馀口。论功受赏,侯者百馀人。
秋,九月,吴主以骠骑将军步骘为丞相,车骑将军硃然为左大司马,卫将军全琮为右大司马。分荆州为二部:以镇南将军吕岱为上大将军,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以威北将军诸葛恪为大将军,督左部,代陆逊镇武昌。
汉大赦,大司农河南孟光于众中责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祎但顾谢,踧踖而已。
初,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由是蜀人称亮之贤,知祎不及焉。
陈寿评曰:诸葛亮为政,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吴人不便大钱,乃罢之。
汉主以凉州刺史姜维为卫将军,与大将军费祎并录尚书事。汶山平康夷反,维讨平之。
汉主数出游观,增广声乐。太子家令巴西谯周上疏谏曰:“昔王莽之败,豪杰并起以争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归,未必以其势之广狭,惟其德之薄厚也。于时更始、公孙述等多已广大,然莫不快情恣欲,怠于为善。世祖初入河北,冯异等劝之曰:‘当行人所不能为者。’遂务理冤狱,崇节俭,北州歌叹,声布四远。于是邓禹自南阳追之,吴汉、寇恂素未之识,举兵助之,其馀望风慕德,邳肜、耿纯、刘植之徒,至于舆病赍棺,襁负而至,不可胜数,故能以弱为强而成帝业。及在洛阳,尝欲小出,铫期进谏,即时还车。及颍川盗起,寇恂请世祖身往临贼,闻言即行。故非急务,欲小出不敢;至于急务,欲自安不为;帝者之欲善也如此!故《传》曰:‘百姓不徒附’,诚以德先之也。今汉遭厄运,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时也。臣愿陛下复行人所不能为者,以副人望。且承事宗庙,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时之祀或有不临,而池苑之观或有仍出,臣之愚滞,私不自安。夫忧责在身者,不暇尽乐,先帝之志,堂构未成,诚非尽乐之时。愿省减乐官、后宫,凡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下为子孙节俭之教。”汉主不听。
邵陵厉公中正始八年(丁卯,公元二四七年)
春,正月,吴全琮卒。
二月,日有食之。
时尚书何晏等朋附曹爽,好变改法度。太尉蒋济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辅政,慎于其朋。夫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后,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终无益于治,适足伤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职,率以清平,则和气祥瑞可感而致也!”
吴主诏徙武昌宫材瓦缮修建业宫。有司奏言:“武昌宫已二十八岁,恐不堪用,宜下所在,通更伐致。”吴主曰:“大禹以卑宫为美。今军事未已,所在赋敛,若更通伐,妨损农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乃徙居南宫。三月,改作太初宫,令诸将及州郡皆义作。
大将军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与爽有隙。五月,懿始称疾,不与政事。
吴丞相步骘卒。
帝好亵近群小,游宴后园。秋,七月,尚书何晏上言:“自今御幸式乾殿及游豫后园,宜皆从大臣,询谋政事,讲论经义,为万世法。”冬,十二月,散骑常侍、谏议大夫孔乂上言:“今天下已平,陛下可绝后园习骑乘马,出必御辇乘车,天下之福,臣子之愿也。”帝皆不听。
吴主大发众集建业,扬声欲入寇。扬州刺史诸葛诞使安丰太守王基策之,基曰:“今陆逊等已死,孙权年老,内无贤嗣,中无谋主。权自出则惧内衅卒起,痈疽发溃;遣将则旧将已尽,新将未信。此不过欲补?支党,还自保护耳。”已而吴果不出。
是岁,雍、凉羌胡叛降汉,汉姜维将兵出陇右以应之,与雍州刺史郭淮、讨蜀护军夏侯霸战于洮西。胡王白虎文、治无戴等率部落降维,维徙之入蜀。淮进击羌胡馀党,皆平之。
邵陵厉公中正始九年(戊辰,公元二四八年)
春,二月,中书令孙资,癸巳,中书监刘放,三月,甲午,司徒卫臻各逊位,以侯就第,位特进。
夏,四月,以司空高柔为司徒,光禄大夫徐邈为司空。邈叹曰:“三公论道之官,无其人则缺,岂可以老病忝之哉!”遂固辞不受。
五月,汉费祎出屯汉中。自蒋琬及祎,虽身居于外,庆赏威刑,皆遥先咨断,然后乃行。祎雅性谦素,当国功名,略与琬比。
秋,九月,以车骑将军王凌为司空。
陪陵夷反,汉车骑将军邓芝讨平之。
大将军爽,骄奢无度,饮食衣服,拟于乘舆;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为伎乐。作窟室,绮疏四周,数与其党何晏等纵酒其中。弟羲深以为忧,数涕泣谏止之,爽不听。爽兄弟数俱出游,司农沛国桓范谓曰:“总万机,典禁兵,不宜并出。若有闭城门,谁复内入者?”爽曰:“谁敢尔邪!”
初,清河、平原争界,八年不能决。冀州刺史孙礼请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时图以决之。爽信清河之诉,云图不可用,礼上疏自辨,辞颇刚切。爽大怒,劾礼怨望,结刑五岁。久之,复为并州刺史,往见太傅懿,有忿色而无言。懿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礼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礼虽不德,岂以官位往事为意邪!本谓明公齐踪伊、吕,匡辅魏室,上报明帝之托,下建万世之勋。今社稷将危,天下凶凶,此礼之所以不悦也!”因涕泣横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
冬,河南尹李胜出为荆州刺史,过辞太傅懿。懿令两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进粥,懿不持杯而饮,粥皆流出沾胸。胜曰:“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懿使声气才属,说:“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好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托。”胜曰:“当还忝本州,非并州。”懿乃错乱其辞曰:“君方到并州?”胜复曰:“当忝荆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盛德壮烈,好建功勋!”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馀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故爽等不复设备。
何晏闻平原管辂明于术数,请与相见。十二月,丙戌,辂往诣晏,晏与之论《易》。时邓飏在坐,谓辂曰:“君自谓善《易》,而语初不及《易》中辞义,何也?”辂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赞之曰:“可谓要言不烦也!”因谓辂曰:“试为作一卦,知位当至三公不?”又问:“连梦见青蝇数十,来集鼻上,驱之不去,何也?”辂曰:“昔元、凯辅舜,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谦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势重,而怀德者鲜,畏威者众,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今青蝇臭恶而集之,位峻者颠,轻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愿君侯裒多益寡,非礼不履,然后三公可至,青蝇可驱也。”飏曰:“此老生之常谭。”辂曰:“夫老生者见不生,常谭者见不谭。”辂还邑舍,具以语其舅。舅责辂言太切至,辂曰:“与死人语,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辂为狂。
吴交趾、九真夷贼攻没城邑,交部骚动。吴主以衡阳督军都尉陆胤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境,喻以恩信,降者五万馀家,州境复清。
太傅懿阴与其子中护军师、散骑常侍昭谋诛曹爽。
邵陵厉公中嘉平元年(己巳,公元二四九年)
春,正月,甲午,帝谒高平陵,大将军爽与弟中领军羲、武卫将军训、散骑常侍彦皆从。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闭诸城门,勒兵据武库,授兵出屯洛水浮桥,召司徒高柔假节行大将军事,据爽营,太仆王观行中领军事,据羲营。因奏爽罪恶于帝曰;“臣昔从辽东还,先帝诏陛下、秦王及臣升御床,把臣臂,深以后事为念。臣言‘太祖、高祖亦属臣以后事,此自陛下所见,无所忧苦。万一有不如意,臣当以死奉明诏。’今大将军爽,背弃顾命,败乱国典,内则僭拟,外则专权,破坏诸营,尽据禁兵,群官要职,皆置所亲,殿中宿卫,易以私人,根据盘互,纵恣日甚,又以黄门张当为都监,伺察至尊,离间二宫,伤害骨肉,天下汹汹,人怀危惧。陛下便为寄坐,岂得久安!此非先帝诏陛下及臣升御床之本意也。臣虽朽迈,敢忘往言!太尉臣济等皆以爽为有无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卫,奏永宁宫,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辄敕主者及黄门令‘罢爽、羲、训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车驾;敢有稽留,便以军法从事!’臣辄力疾将兵屯洛水浮桥,伺察非常。”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为,留车驾宿伊水南,伐木为鹿角,发屯田兵数千人以为卫。
懿使侍中高阳、许允及尚书陈泰说爽宜早自归罪,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谓爽,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泰,群之子也。
初,爽以桓范乡里老宿,于九卿中特礼之,然不甚亲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范,欲使行中领军。范欲应命,其子止之曰:“车驾在外,不如南出。”范乃出。至平昌城门,城门已闭。门候司蕃,故范举吏也,范举手中版以示之,矫曰:“有诏召我,卿促开门!”蕃欲求见诏书,范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尔!”乃开之。范出城,顾谓蕃曰:“太傅图逆,卿从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侧。懿谓蒋济曰:“智囊往矣!”济曰:“范则智矣,然驽马恋栈豆,爽必不能用也。”
范至,劝爽兄弟以天子诣许昌,发四方兵以自辅。爽疑未决,范谓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读书何为邪!于今日卿等门户,求贫贱复可得乎!且匹夫质一人,尚欲望活;卿与天子相随,令于天下,谁敢不应也!”俱不言。范又谓羲曰:“卿别营近在阙南,洛阳典农治在城外,呼召如意。今诣许昌,不过中宿,许昌别库,足相被假;所忧当在谷食,而大司农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从,自甲夜至五鼓,爽乃投刀于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范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犊耳!何图今日坐汝等族灭也!”
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诏免己官,奉帝还宫。爽兄弟归家,懿发洛阳吏卒围守之;四角作高楼,令人在楼上察视爽兄弟举动。爽挟弹到后园中,楼上便唱言:“故大将军东南行!”爽愁闷不知为计。
戊戌,有司奏:“黄门张当私以所择才人与爽,疑有奸。”收当付廷尉考实,辞云:“爽与尚书何晏、邓飏、丁谧、司隶校尉毕轨、荆州刺史李胜等阴谋反逆,须三月中发。”于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并桓范皆下狱,劾以大逆不道,与张当俱夷三族。
初,爽之出也,司马鲁芝留在府,闻有变,将营骑斫津门出赴爽。及爽解印绶,将出,主簿杨综止之曰:“公挟主握权,舍此以至东市乎?”有司奏收芝、综治罪,太傅懿曰:“彼各为其主也。宥之。”顷之,以芝为御史中丞,综为尚书郎。
鲁芝将出,呼参军辛敞欲与俱去。敞,毘之子也,其姊宪英为太常羊耽妻,敞与之谋曰:“天子在外,太傅闭城门,人云将不利国家,于事可得尔乎?”宪英曰:“以吾度之,太傅此举,不过以诛曹爽耳。”敞曰:“然则事就乎?”宪英曰:“得无殆就!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敞曰:“然则敞可以无出乎?”宪英曰:“安可以不出!职守,人之大义也。凡人在难,犹或恤之;为人执鞭而弃其事,不祥莫大焉。且为人任,为人死,亲昵之职也,从众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后,敞叹曰:“吾不谋于姊,几不获于义。”
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劝祜应命。祜曰:“委质事人,复何容易!”沈遂行。及爽败,沈以故吏免,乃谓祜曰:“吾不忘卿前语。”祜曰:“此非始虑所及也!”
爽从弟文叔妻夏侯令女,早寡而无子,其父文宁欲嫁之;令女刀截两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诛,其家上书绝昏,强迎以归,复将嫁之;令女窃入寝室,引刀自断其鼻,其家惊惋,谓之曰:“人生世间,如轻尘栖弱草耳,何至自苦乃尔!且夫家夷灭已尽,守此欲谁为哉!”令女曰:“吾闻仁者不以盛衰改节,义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时,尚欲保终,况今衰亡,何忍弃之!此禽兽不行,吾岂为乎!”司马懿闻而贤之,听使乞子字养为曹氏后。
何晏等方用事,自以为一时才杰,人莫能及。晏尝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司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闻其语,未同凶其人。”盖欲以神况诸己也。
选部郎刘陶,晔之子也,少有口辩,邓飏之徒称之以为伊、吕。陶尝谓傅玄是“仲尼不圣。何以知之?智者于群愚,如弄一丸于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为圣!”玄不复难,但语之曰:“天下之变无常也,今见卿穷。”及曹爽败,陶退居里舍,乃谢其言之过。
管辂之舅谓辂曰:“尔前何以知何、邓之败?”辂曰:“邓之行步,筋不束骨,脉不制肉,起立倾倚,若无手足,此为鬼躁。何之视候则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
何晏性自喜,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尤好老、庄之书,与夏侯玄、荀粲及山阳王弼之徒,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粲,彧之子也。
丙午,大赦。
丁未,以太傅懿为丞相,加九锡,懿固辞不受。
初,右将军夏侯霸为曹爽所厚,以其父渊死于蜀,常切齿有报仇之志,为讨蜀护军,屯于陇西,统属征西。征西将军夏侯玄,霸之从子,爽之外弟也。爽既诛,司马懿召玄诣京师,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
霸素与淮不叶,以为祸必相及,大惧,遂奔汉。汉主谓曰:“卿父自遇害于行间耳,非我先人之手刃也。”遇之甚厚。姜维问于霸曰:“司马懿既得彼政,当复有征伐之志不?”霸曰:“彼方营立家门,未遑外事。有钟士季者,其人虽少,若管朝政,吴、蜀之忧也。”士季者,钟繇之子尚书郎会也。
三月,吴左大司马硃然卒。然长不盈七尺,气候分明,内行修洁,终日钦钦,常若在战场,临急胆定,过绝于人。虽世无事,每朝夕严鼓,兵在营者,咸行装就队。以此玩敌,使不知所备,故出辄有功。然寝疾增笃,吴主昼为减膳,夜为不寐,中使医药口食之物,相望于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吴主辄召见,口自问讯,入赐酒食,出赐布帛。及卒,吴主为之哀恸。
夏,四月,乙丑,改元。
曹爽之在伊南也,昌陵景侯蒋济与之书,言太傅之旨,不过免官而已。爽诛,济进封都乡侯,上疏固辞,不许。济病其言之失,遂发病,丙子,卒。
秋,汉卫将军姜维寇雍州,依麹山筑二城,使牙门将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质任,侵逼诸郡。征西将军郭淮与雍州刺史陈泰御之。泰曰:“麹城虽固,去蜀险远,当须运粮;羌夷患维劳役,必未肯附。今围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虽其有救,山道阻险,非行兵之地也。”淮乃使泰率讨蜀护军徐质、南安太守邓艾进兵围麹城,断其运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战,不许,将士困窘,分粮聚雪以引日月。维引兵救之,出自牛头山,与泰相对。泰曰:“兵法贵在不战而屈人。今绝牛头,维无反道,则我之禽也。”敕诸军各坚垒勿与战,遣使白淮,使淮趣牛头截其还路。淮从之,进军洮水。维惧,遁走,安等孤绝,遂降。淮因西击诸羌。邓艾曰:“贼去未远,或能复还,宜分诸军以备不虞。”于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维遣其将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结营。艾谓诸将曰:“维今卒还,吾军人少,法当来渡;而不作桥,此维使化持吾令不得还,维必自东袭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潜军径到。维果来渡,而艾先至据城,得以不败,汉军遂还。兗州刺史令狐愚,司空王凌之甥也,屯于平阿,甥舅并典重兵,专淮南之任。凌与愚阴谋,以帝暗弱,制于强臣,闻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许昌。九月,愚遣其将张式至白马,与楚王相闻。凌又遣舍人劳精诣洛阳,语其子广。广曰:“凡举大事,应本人情。曹爽以骄奢失民,何平叔虚华不治,丁、毕、桓、邓虽并有宿望,皆专竞于世。加变易朝典,政令数改,所存虽高而事不下接,民习于旧,众莫之从,故虽势倾四海,声震天下,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司马懿情虽难量,事未有逆,而擢用贤能,广树胜己,修先朝之政令,副众心之所求。爽之所以为恶者,彼莫不必改,夙夜菲懈,以恤民为先,父子兄弟,并握兵要,未易亡也。”凌不从。
冬,十一月,令狐愚复遣张式诣楚王,未还,会愚病卒。
十二月,辛卿,即拜王凌为太尉。庚子,以司隶校尉孙礼为司空。
光禄大夫徐邈卒。邈以清节著名,卢钦尝著书称邈曰:“徐公志高行洁,才博气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洁而不介,博而守约,猛而能宽。圣人以清为难,而徐公之所易也。”或问钦:“徐公当武帝之时,人以为通;自为凉州刺史,及还京师,人以为介,何也?”钦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贵清素之士,于时皆变易车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为通。比来天下奢靡,转相仿效,而徐公雅尚自若,不与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无常而徐公之有常也。”钦,毓之子也。
邵陵厉公中嘉平二年(庚午,公元二五零年)
夏,五月,以征西将军郭淮为车骑将军。
初,会稽潘夫人有宠于吴主,生少子亮,吴主爱之。全公主既与太子和有隙,欲豫自结,数称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吴主以鲁王霸结朋党以害其兄,心亦恶之,谓侍中孙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将有袁氏之败,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乱乎!”遂有废和立亮之意,然犹沉吟者历年。峻,静之曾孙也。
秋,吴主遂幽太子和。骠骑将军硃据谏曰:“太子,国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归心。昔晋献用骊姬而申生不存,汉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臣窃惧太子不堪其忧,虽立思子之宫,无所复及矣!”吴主不听。据与尚书仆射屈晃率诸将吏泥头自缚,连日诣阙请和;吴主登白爵观,见,甚恶之,敕据、晃等“无事匆匆”。无难督陈正、五营督陈象各上书切谏,据、晃亦固谏不已;吴主大怒,族诛正、象。牵据、晃入殿,据、晃犹口谏,叩头流血,辞气不挠。吴主杖之各一百,左迁据为新都郡丞,晃斥归田里,群司坐谏诛放者以十数。遂废太子和为庶人,徙故鄣,赐鲁王霸死。杀杨竺,流其尸于江,又诛全寄、吴安、孙奇,皆以其党霸谮和故也。初,杨竺少获声名,而陆逊谓之终败,劝竺兄穆令与之别族。及竺败,穆以数谏戒竺得免死。硃据未至官,中书令孙弘以诏书追赐死。
冬,十月,庐江太守谯郡文钦伪叛,以诱吴偏将军硃异,欲使异自将兵迎己。异知其诈,表吴主,以为钦不可迎。吴主曰:“方今北土未一,钦欲归命,宜且辽之。若嫌其有谲者,但当设计网以罗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偏将军吕据督二万人,与异并力至北界,钦果不降。异,桓之子;据,范之子也。
十一月,大利景侯孙礼卒。
吴主立子亮为太子。
吴主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
十二月,甲辰,东海定王霖卒。
征南将军王昶上言:“孙权流放良臣,適庶分争,可乘衅击吴。”朝廷从之,遣新城太守南阳州泰袭巫、秭归,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昶向江陵。昶引竹絙为桥,渡水击之,吴大将施绩,夜遁入江陵。昶欲引致平地与战,乃先遣五军案大道发还,使吴望见而喜;又以所获铠马甲首环城以怒之,设伏兵以待之。绩果来追,昶与战,大破之,斩其将钟离茂、许旻。
汉姜维复寇西平,不克。
邵陵厉公中嘉平三年(辛未,公元二五一年)
春,正月,王基、州泰击吴兵,皆破之,降者数千口。
三月,以尚书令司马孚为司空。
夏,四月,甲申,以王昶为征南大将军。
壬辰,大赦。
太尉王凌闻吴人塞涂水,欲因此发兵,大严诸军,表求讨贼:诏报不听。凌遣将军杨弘以废立事告兗州刺史黄华,华、弘连名以白司马懿,懿将中军乘水道讨凌,先下赦赦凌罪,又为书谕凌,已而大军掩至百尺。凌自知势穷,乃乘船单出迎懿,遣掾王彧谢罪,送印绶、节钺。懿军到丘头,凌面缚水次,懿承诏遣主簿解其缚。
凌既蒙赦,加恃旧好,不复自疑,径乘小船欲趋懿。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馀丈。凌知见外,乃遥谓懿曰:“卿直以折简召我,我当敢不至邪,而乃引军来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简者故也。”凌曰:“卿负我!”懿曰:“我宁负卿,不负国家!”遂遣步骑六百送凌西诣京师,凌试索棺钉以观懿意,懿命给之。五月,甲寅,凌行到项,遂饮药死。
懿进至寿春,张式等皆自首。懿穷治其事,诸相连者悉夷三族。发凌、愚冢,剖棺暴尸于所近市三日,烧其印绶、朝服,亲土埋之。
初,令狐愚为白衣时,常有高志,众人谓愚必兴令狐氏。族父弘农太守邵独以为:“愚性倜傥,不修德而愿大,必灭我宗。”愚闻之,心甚不平。及邵为虎贲中郎将,而愚仕进已多所更历,所在有名称。愚从容谓邵曰:“先时闻大人谓愚为不继,今竟云何邪?”邵熟视而不答,私谓妻子曰:“公治性度,犹如故也。以吾观之,终当败灭,但不知我久当坐之不邪,将逮汝曹耳。”邵没后十馀年而愚族灭。
愚在兗州,辟山阳单固为别驾,与治中杨康并为愚腹心。及愚卒,康应司徒辟,至洛阳,露愚阴事,愚由是败。懿至寿春,见单固,问曰:“令狐反乎?”曰:“无有。”杨康白事,事与固连,遂收捕固及家属皆系廷尉,考实数十,固固云无有。懿录杨康,与固对相诘,固辞穷,乃骂康曰:“老佣!既负使君,又灭我族,顾汝当活邪!”康初自冀封侯,后以辞颇参错,亦并斩之。临刑,俱出狱,固又骂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
诏以扬州刺史诸葛诞为镇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
吴主立潘夫人为皇后,大赦,改元太元。
六月,赐楚王彪死。尽录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与人交关。
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殂。
辛未,以司马孚为太尉。
八月,戊寅,舞阳宣文侯司马懿卒。诏以其子卫将军师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
初,南匈奴自谓其先本汉室之甥,因冒姓刘氏。太祖留单于呼厨泉之鄴,分其众为五部,居并州境内。左贤王豹,单于于扶罗之子也,为左部帅,部族最强。城阳太守邓艾上言:“单于在内,羌夷失统,合散无主。今单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则胡虏不可不深备也。闻刘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为二国,以分其势。去卑功显前朝而子不继业,宜加其子显号,使居雁门。离国弱寇,追录旧勋,此御边长计也。”又陈“羌胡与民同处者,宜以渐出之,使居民表,以崇廉耻之教,塞奸宄之路。”司马师皆从之。
吴立节中郎将陆抗屯柴桑,诣建业治病。病差,当还,吴主涕泣与别,谓曰:“吾前听用谗言,与汝父大义不笃,以此负汝;前后所问,一焚灭之,莫令人见也。”
是时,吴主颇寤太子和之无罪,冬,十一月,吴主祀南郊还,得风疾,欲召和还;全公主及侍中孙峻、中书令孙弘固争之,乃止。吴主以太子亮幼少,议所付托,孙峻荐大将军诸葛恪可付大事。吴主嫌恪刚很自用,峻曰:“当今朝臣之才,无及恪者。”乃召恪于武昌。恪将行,上大将军吕岱戒之曰:“世方多难,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无以答,时咸谓之失言。
虞喜论曰:夫托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难也。兼二至而管万机,能胜之者鲜矣。吕侯,国之元耆,志度经远,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见拒;此元逊之疏,机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义,广咨当世之务,闻善速于雷动,从谏急于风移,岂得殒首殿堂,死于凶竖之刃!世人奇其英辩,造次可观,而哂吕侯无对为陋,不思安危终始之虑,是乐春藻之繁华,而忘秋实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御之,精严垂发,而费祎方与来敏对棋,意无厌倦。敏以为必能办贼,言其明略内定,貌无忧色也。况长宁以为君子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蜀为蕞尔之国,而方向大敌,所规所图,唯守与战,何可矜己有馀,晏然无戚!斯乃祎性之宽简,不防细微,卒为降人郭循所害,岂非兆见于彼而祸成于此哉!往闻长宁之甄文伟,今睹元逊之逆吕侯,二事体同,皆足以为世鉴也。
恪至建业,见吴主于卧内,受诏床下,以大将军领太子太傅,孙弘领少傅;诏有司诸事一统于恪,惟杀生大事,然后以闻。为制群官百司拜揖之仪,各有品序。又以会稽太守北海滕胤为太常。胤,吴主婿也。
十二月,以光禄勋荥阳郑冲为司空。
汉费祎还成都,望气者云:“都邑无宰相位。”乃复北屯汉寿。
是岁,汉尚书令吕乂卒,以侍中陈祗守尚书令。
邵陵厉公中嘉平四年(壬申,公元二五二年)
春,正月,癸卯,以司马师为大将军。
吴主立故太子和为南阳王,使居长沙;仲姬子奋为齐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为琅邪王,居虎林。
二月。立皇后张氏,大赦。后,故凉州刺史既之孙,东莞太守缉之女也。召缉拜光禄大夫。
吴人改元神凤,大赦。
吴潘后性刚戾,吴主疾病,后使人问孙弘以吕后称制故事。左右不胜其虐,伺其昏睡,缢杀之,托言中恶。后事泄,坐死者六七人。
吴主病困,召诸葛恪、孙弘、滕胤及将军吕据、侍中孙峻入卧内,属以后事。夏,四月,吴主殂。孙弘素与诸葛恪不平,惧为恪所治,秘不发丧,欲矫诏诛恪。孙峻以告恪,恪请弘咨事,于坐中杀之。乃发丧。谥吴主曰大皇帝。太子亮即位,大赦,改元建兴。闰月,以诸葛恪为太傅,滕胤为卫将军,吕岱为大司马。恪乃命罢视听,息校官,原逋责,除关税,崇恩泽,众莫不悦。恪每出入,百姓延颈思见其状。
恪不欲诸王处滨江兵马之地,乃徙齐王奋于豫章,琅邪王休于丹杨。奋不肯徙,又数越法度,恪为笺以遗奋曰:“帝王之尊,与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雠有善,不得不举,亲戚有恶,不得不诛,所以承天理物,先国后身,盖圣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汉初兴,多王子弟,至于太强,辄为不轨,上则几危社稷,下则骨肉相残,其后惩戒以为大讳。自光武以来,诸王有制,惟得自娱于宫内,不得临民,干与政事,其与交通,皆有重禁,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则前世得失之验也。大行皇帝览古戒今,防牙遏萌,虑于千载,是以寝疾之日,分遣诸王各早就国,诏策勤渠,科禁严峻,其所戒敕,无所不至。诚欲上安宗庙,下全诸王,使百世相承,无凶国害家之悔也。大王宜上惟太伯顺父之志,中念河间献王、东海王强恭顺之节,下存前世骄恣荒乱之王以为警戒。而闻顷至武昌以来,多违诏敕,不拘制度,擅发诸将兵治护宫室。又左右常从有罪过者,当以表闻,公付有司;而擅私杀,事不明白。中书杨融,亲受诏敕,所当恭肃,乃云‘正自不听禁,当如我何!’闻此之日,小大惊怪,莫不寒心。里语曰:‘明鉴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鲁王为戒,改易其行,战战兢兢,尽礼朝廷,如此,则无求不得。若弃忘先帝法教,怀轻慢之心,臣下宁负大王,不敢负先帝遗诏;宁为大王所怨疾,岂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诏敕不行于籓臣邪!向使鲁王早纳忠直之言,怀惊惧之虑,则享祚无穷,岂有灭亡之祸哉!夫良药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达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欲为大王除危殆于萌芽,广福庆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愿蒙三思!”王得笺,惧,遂移南昌。
初,吴大帝筑东兴堤以遏巢湖,其后入寇淮南,败,以内船,遂废不复治。冬,十月,太傅恪会众于东兴,更作大堤,左右结山,侠筑两城,各留千人,使将军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东城,引军而还。
镇东将军诸葛诞言于大将军师曰:“今因吴内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羁吴之上流;然后简精卒攻其两城,比救至,可大获也。”是时征南大将军王昶、征东将军胡遵、镇南将军毋丘俭等各献征吴之计。朝廷以三征计异,诏问尚书傅嘏。嘏对曰:“议者或欲泛舟径济,横行江表;或欲四道并进,攻其城垒;或欲大佃疆场,观衅而动;诚皆取贼之常计也。然自治兵以来,出入三载,非掩袭之军也。贼之为寇,几六十年矣,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丧其元帅,上下忧危,设令列船津要,坚城据险,横行之计,其殆难捷。今边壤之守,与贼相远,贼设罗落,又特重密,间谍不行,耳目无闻。夫军无耳目,校察未详,而举大众以临巨险,此为希幸徼功,先战而后求胜,非全军之长策也。唯有进军大佃,最差完牢;可诏昶、遵等择地居险,审所错置,及令三方一时前守。夺其肥壤,使还脊土,一也;兵出民表,寇钞不犯,二也;招怀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罗落远设,间构不来,四也;贼退其守,罗落必浅,佃作易立,五也;坐食积谷,士不运输,六也;衅隙时闻,讨袭速决,七也;凡此七者,军事之急务也。不据则贼擅便资,据之则利归于国,不可不察也。夫屯垒相逼,形势已交,智勇得陈,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计,角之而知有馀不足,虏之情伪,将焉所逃!夫以小敌大,则役烦力竭;以贫敌富,则敛重财匮。故曰:‘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此之谓也。”司马师不从。
十一月,诏王昶等三道击吴。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毋丘俭向武昌,胡遵、诸葛诞率众七万攻东兴。甲寅,吴太傅恪将兵四万,晨夜兼行,救东兴。胡遵等敕诸军作浮桥以度,陈于坻上,分兵攻两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诸葛恪使冠军将军丁奉与吕据、留赞、唐咨为前部,从山西上。奉谓诸将曰:“今诸军行缓,若贼据便地,则难以争锋,我请趋之。”乃辟诸军使下道,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径进。时北风,奉举帆二日,即至东关,遂据徐塘。时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会。奉见其前部兵少,谓其下曰:“取封侯爵赏,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铠,去矛戟,但兜鍪刀楯,倮身缘堨。魏人望见,大笑之,不即严兵。吴兵得上,便鼓噪,斫破魏前屯,吕据等继至。魏军惊扰散走,争渡浮桥,桥坏绝,自投于水,更相蹈藉。前部督韩综、乐安太守桓嘉等皆没,死者数万。综故吴叛将,数为吴害,吴大帝常切齿恨之,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庙。获车乘、牛马、骡驴各以千数,资器山积,振旅而归。
初,汉姜维寇西平,获中郎将郭循,汉人以为左将军。循欲刺汉主,不得亲近,每因上寿,且拜且前,为左右所遏,事辄不果。
作品简介:《战国策》为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原作者不明,一般认为非一人之作。资料年代大部分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料的记载。原来的书名不确定,成书据推断也并非一时,可能在秦统一以后。刘向进行整理后,删去其中明显荒诞不经的内容,按照国别,重新编排体例,定名为《战国策》。全书共三十三卷,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的“策”论。《战国策》作品主要记述了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共245年间,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策略,或者说记录了战国时纵横家游说各国的活动和说辞及其权谋智变斗争故事,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全书现存497篇。早在宋代就已有不少缺失,由曾巩奉旨“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得以校补。后又经多次修订。现今所见《战国策》已远非东汉时期版本,其中有不少章节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虚构的文学故事。《战国策》就是记载战国至秦汉时期,一些谋士为了谋取富贵或者实现自己的治国理念,针对当时的各国形势,为自己效力的主君分析内外形势、制定策略的说辞的合集。全书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在形成之初便有多个版本。据说西汉刘向在校理皇家书库时,对所见的“中战国策书”,包括六种记载战国纵横家说辞的作品,即所谓的中书六种,包括《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语》《修书》,和“国别者八篇”等材料进行了编撰。因书所记载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内容“大抵皆纵横捭阖,谲狂相轧倾夺之说也”,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名称沿用至今。全书共三十三卷,约十五万字。内容曾历经包括宋、元、明多个朝代或大或小的修补,加之传抄和翻刻时的错讹。与最初版本差别可能很大。今本共三十三卷。东周策一卷,西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齐策六卷,楚策四卷,赵策四卷,魏策四卷,韩策三卷,燕策三卷、宋卫策一卷,中山策一卷,共497篇。《战国策》成书以后,其内容的真实性就一直饱受争议,甚至可说它的性质与定位是《战国策》研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刘向本人是把它算作《六艺略》部分。四部归类法出现后,多将其归入史部,但对于这一分法,自宋代以来便有不同看法。如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将《战国策》归入子部“纵横家”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此。”此后,高似孙《子略》、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宋史·艺文志》都把《战国策》归入子部。甚至就名称而言,“策”指“书册”还是“策略”一直有争议。还有人认为《战国策》“不是一般概念上的历史书”,可能是“策士”阶层的修习教材,长短不一,故称为《长书》《修书》《短书》,合起来是《短长》,内容是有关策谋和国家大事的,所以叫做《国事》《事语》《国策》。《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作品简介:《金匮要略》是我国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论述杂病诊治的专书,原名《金匮要略方论》。“金匮”是存放古代帝王圣训和实录的地方,意指本书内容之珍贵。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25篇,载疾病60余种,收方剂262首。所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疾病及急救卒死、饮食禁忌等内容。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由于战乱等原因,成书不久即散乱于世。至北宋时,翰林学士王洙在宫藏书匮中发现蠹简本《金匮玉函要略方》,书分上、中、下3卷,实为《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勘《金匮》时,依据此本,删去上卷伤寒部分,保留中、下两卷杂病和妇人病两部分,并把下卷方剂分列各证之下,重新编成《金匮要略方论》,分为上、中、下3卷,其文字自此基本定型,并由此演变出各类版本……
作品简介:《齐民要术》大约成书于北魏末年(公元533年-544年),是北朝北魏时期,南朝宋至梁时期,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专著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全书10卷92篇,系统地总结了六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以及治荒的方法,详细介绍了季节、气候、和不同土壤与不同农作物的关系,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是一部综合性农书,为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首,该书记述了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即今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东北部和山东中北部的农业生产,概述农、林、牧、渔、副等部门的生产技术知识。《齐民要术》推崇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皆为“益国利民,不朽之术”,并嘲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贾思勰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农业科学体系,对以实用为特点的农学类目作出了合理的归划。对开荒、耕种到生产后的加工、酿造和利用等一系列过程详细记述,同时还论述了种植学、林学以及各种养殖学……
作品简介:《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经袁世凯批准,由赵尔巽为总担纲编纂的一部记载清朝历史的纪传体历史著作。全书共有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清史稿》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编修工作历时十四年,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救之章”,并非视为成书“,但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全书包括整个大清帝国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2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因其未经总阅修订即匆忙付梓刊行,故曰“史稿”。参与该史稿纂修的工作人员,前后有300多人,编纂时间历达15年,最后成书536卷,800余万字。《清史稿》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但其在政治观点、体裁体例、史实内容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和舛错。认真研究总结《清史稿》纂修始末及其经验教训,对刚启动的新的大型清史纂修工程,不无裨益和借鉴……
作品简介:《论衡》一书相传为东汉思想家王充(公元27年-97年)所作,大约汇编成于章和二年(公元88年)。现存文章有85篇(其中的《招致》仅存篇目,实存84篇)。《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正因为《论衡》一书“诋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于汉代的儒家正统思想,故遭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攻击和禁锢,将它视为“异书”。《论衡》共八十五篇,是王充用了三十年心血才完成的,被称为“奇书”。公元189年蔡邕来到浙江,看到《论衡》一书如获至宝,密藏而归。蔡邕的友人发现他自浙江回来以后,学问突有大进,猜想他可能得了奇书,便去寻找。果然在他帐间隐蔽处发现了《论衡》一书,便抢了几卷就走。蔡邕急忙叮嘱:“此书只能你我共读,千万不要外传”。友人读后亦称“真乃奇书也”。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直到近几十年,才对王充的《论衡》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和系统的研究,尽管在对《论衡》的研究中还有不少分岐,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但这部著作正日渐显现出其思想异彩则是确定无疑的……
作品简介:《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是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是古代华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周礼》在汉代最初名为《周官》,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周礼》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堪称为中国文化史之宝库。“制礼作乐”这一对中国社会、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工程,是周公在洛阳完成的。《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范,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这些制度规范《周礼》分为六类职官,《天官·大宰》谓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天官·小宰》谓之“六属”:“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
作品简介:《阅微草堂笔记》原名《阅微笔记》,是清朝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纪昀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庆三年(1798年)间以笔记形式所编写成的文言短篇志怪小说。在时间上,《阅微草堂笔记》主要搜辑各种狐鬼神仙、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等当时代前后的流传的乡野怪谭,或亲身所听闻的奇情轶事;在空间地域上,其涵盖的范围则遍及全中国,远至乌鲁木齐、伊宁、滇黔等地。同时《阅微草堂笔记》有意模仿宋代笔记小说质朴简淡的文风,曾在历史上一时享有同《红楼梦》、《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的盛誉。《阅微草堂笔记》主要记述狐鬼神怪故事,意在劝善惩恶。全书虽然不乏因果报应的说教,但是通过种种描写,折射出封建社会末世的腐朽和黑暗。如第一章中对几类主要的狐形象进行描写,体现狐世界的秩序和规范;第二章写纪昀构建狐世界的叙事手法;第三章写纪昀创作狐故事的原因。在结语中,纪昀肯定了狐故事的艺术价值,并将其与以往及同时代的作品进行比较,指出其情理内涵和叙事语言、故事安排上的特点,总结小说创作受到的内外因素的影响及表现。书中记述若真若假,旨在藉由这些志怪的描写来折射出当时官场腐朽昏暗堕落之百态,进而反对宋儒的空谈性理疏于实践之理气哲学,并且讽刺道学家的虚伪矫作卑鄙,旁敲侧击的揭露社会人心贪婪枉法及保守迷信。不过对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人民悲惨境遇的生活,纪昀在笔调中也表达出深刻的同情与悲悯,在每则故事结尾处作者总是会来那么几句短语,以衡平的语气来评断其故事来龙去脉理事曲直之所在或其有否通情达理之处地,此些评后语却也总是耐人寻味。纪昀无疑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无怪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记史略》中评论此书道:“纪晓岚本长文笔,多见秘籍,文襟怀旷达,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他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人” 。《阅微草堂笔记》的主要成就也如鲁迅所说:“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中国小说史略》)。由于作者的文笔好和地位高,它在当时文坛上影响很大。可见《阅微草堂笔记》实为“无人能夺其席”的中国文学瑰宝……
作品简介:《昭明文选》又称《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一般认为,《昭明文选》编成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 至中大通三年(531年) 之间。《昭明文选》收录自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130多位作者的诗文700余篇 ,是一部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 ,在这部总集里 ,萧统把我国先秦两汉以来文史哲不分的现象作了梳理和区分 ,他认为经史诸子都以立意纪事为本 ,不属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也就是说 ,只有强调“文以载道”,在文章中蕴含自己的思想,并且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也就是说 ,善用典故成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精巧华丽的文章 ,才合乎标准 ,《昭明文选》正是以此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第一部选集。由于 《昭明文选》选材严谨 、注重词藻 ,所选的大多是典雅之作。在过去文人的眼中,一向被视为文学的教科 书 ,是士子们必读的一部书,千余年来流传不衰。大诗人杜甫教育他的儿子宗武要 “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 。到了宋代 ,更有“文选烂 、秀才半”的俗谚(陆游《老学庵笔记》)。《昭明文选》的诞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 自从有了《昭明文选》,这才使我国自先秦来文史不分现象有了明确的分界。《昭明文选》继往开来 ,对古今文体做了全面的阐述、辨析和整理 ,它是我国第一部按体区分规模宏大的文学总集 ,这在文学史上是个开创。首先对《昭明文选》作注释的是《昭明文选》问世六、七十年后的《文选音义》,这是隋代萧统的侄子萧该对《文选》语词作的音义解释。稍后,在隋、唐之际有曹宪,“文选学”的名称就见于《 旧唐书· 曹宪传》。这两位学者的著作都题为《文选音义》,也都已亡佚。许淹、李善、公孙罗等都曾是曹宪的学生,他们都曾批注《文选》。现存最早的、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唐高宗显庆(656-661)年间李善的《文选注》。李善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号称“书麓”。他注释《文选》,用力至勤,引书近1700 种,前后数易其稿……
作品简介:《围炉夜话》儒家通俗读物,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文学品评著作,对于当时以及以前的文坛掌故,人、事、文章等分段作评价议论。王永彬,字宜山,人称宜山先生,王氏后人称其宜山公, 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个王朝。这本书是作者王永彬“于清·咸丰甲寅二月,于桥西馆”的 “一经堂”完成的。作者虚拟了一个冬日拥着火炉,至交好友畅谈文艺的情境,使本书语言亲切、自然、易读,并由于其独到见解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围炉夜话》分为221则,以“安身立业”为总话题,分别从道德、修身、读书、安贫乐道、教子、忠孝、勤俭等十个方面,揭示了“立德、立功、立言”皆以 “立业”为本的深刻含义,与《菜根谭》、《小窗幽记》并称处世三大奇书。中国传统文人是快乐、超俗,亦或痛苦、压抑,现已难以说得清楚。哪代文人即使在生活安逸、仕途得意时,心中也常存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的忧患意识,而在陡遭不测、倾家荡产时,又能常常保持一份无怨无悔的淡然心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因其博大,受其滋润的中国文人的心胸也是宽广大度的,其精神世界更是丰富多彩的……
作品简介:《伤寒论》,又作《伤寒杂病论》,为东汉张仲景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理法方药皆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医临床著作。此书被认为是汉医学之内科学经典,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医家类。因为历史因素,本书原貌不复可见。《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外感热病治疗规律的专著。全书12卷。现今遗存10卷22篇,东汉张仲景撰于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原著《伤寒杂病论》,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后人整理编纂将其中外感热病内容结集为《伤寒论》,另一部分主要论述内科杂病,名为《金匮要略方论》。《伤寒论》原书曾经西晋王叔和整理编次,在五代十国时期已经处于一线单传、存亡继绝的危机状态。此书在北宋国家书府秘藏八九十年,嘉佑年间(1056-1063),北宋校正医书局成立,选高继冲进献本为底本,由孙奇、林亿等校定,于1065年由朝廷诏命国子监雕版刊行,名为定本《伤寒论》,结束了从汉末至宋凡八百余年传本歧出、条文错乱的局面。金皇统四年即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刊行,有详注,逐渐取代白文本《伤寒论》,白文本南宋未再翻刻。至元代,白文本《伤寒论》除少数藏书家偶有其书外,社会上已无该书。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江苏常熟藏书家赵开美偶然得到北宋刻本《伤寒论》十卷,请优秀刻工将此书收刻于《仲景全书》中。北宋原刻本旋即丢失,现今仍在留存的只有赵开美本。赵开美本逼真宋版,后世尊称赵开美本为《宋本伤寒论》。赵开美本今存五部。《伤寒论》在国外亦有广泛影响。除此之外,其他还有《唐本伤寒论》(唐·孙思邈)《宋本伤寒论》(宋·高继冲)《金本注解伤寒论》(金·成无已)《宋本伤寒论》(明·赵开美)《康治本伤寒论》(日本)《康平本伤寒论》(日本)《桂林本伤寒论》《敦煌本伤寒论》(残卷)等版本。《伤寒论》突出成就之一是确立了六经辨证体系。运用四诊八纲,对伤寒各阶段的辨脉、审证、论治、立方、用药规律等,以条文的形式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对伤寒六经病各立主证治法,如“太阳伤寒”用麻黄汤;“太阳中风”用桂枝汤;阳明经证用白虎汤;阳明腑证用承气汤;少阳病用小柴胡汤……归纳总结了不同的病程阶段和症候类型的证治经验,论析主次分明,条理清晰,能有机地将理、法、方、药加以融会,示人以证治要领。《伤寒论》另一突出成就是对中医方剂学的重大贡献。本书记载了397法,113方,提出了完整的组方原则,介绍了伤寒用汗、吐、下等治法,并将八法具体运用到方剂之中,介绍了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白虎汤、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葛根黄芩黄连汤、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大柴胡汤、小柴胡汤等代表名方。书中记载的的方剂,大多疗效可靠,切合临床实际,一千多年来经历代医家的反复应用,屡试有效。由于张仲景所博采或个人拟制的方剂,精于选药,讲究配伍,主治明确,效验卓著,后世誉之为“众方之祖”,尊之为“经方”。该书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集汉代以前医学之大成,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系统地阐述了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俱全,在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伤寒论》一书不仅为诊治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证纲领和治疗方法,也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论治的规范,从而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被后世医家奉为经典……
作品简介:《古文观止》是清代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选定的古代散文选本。该书是清朝康熙年间选编的一部供学塾使用的文学读本,此书是为学生编的教材,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正式镌版印刷。《古文观止》收自东周至明代的文章222篇,全书12卷,以收散文为主,兼取骈文。题名“观止”是指该书所选的都是名篇佳作。该书入选之文皆为语言精炼、短小精悍、便于传诵的佳作。衡文标准基本上兼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在文章中间或末尾,选者有一些夹批或尾批,对初学者理解文章有一定帮助;体例方面一改前人按文体分类的习惯,而是以时代为经,以作家为纬。《古文观止》所选的文本,都是古代历史长河中优选下来的佳作,这些作品或雄浑潇洒,或俊逸清新。入选作品的题材虽然广泛,但都内容充实,情真意切。《古文观止》突破了分类选编容易流于琐细的局限,是一部比较系统的通史性选本。取文能够大致反映古代散文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风格的概貌,给读者以中国散文史的整体观,既将历代传颂的名篇尽可能选入,又重点突出,衡文标准力图思想与艺术兼顾,尽量避免重理偏向或重文偏向。作者仍然是以不违背封建正统思想这一点放在首位,“异端邪说”是不可能入选的。在每篇之中、之末有夹批或尾批。《古文观止》则以时代为纲,作者为目,将作者的各类文体的作品集粹于一处,阅读方便,查看快捷,使读者对清代之前的散文史认识清楚,印象深刻。《古文观止》的流行性与通俗性、权威性难以动摇,仍影响巨大,是青年首选的普及性古文选本。《古文观止》最早的版本,有映雪堂本等。五四运动以后,在上海等地出版了多种“言文对照"的《古文观止》,共有四种:上海沈鹤记书局署做肃房编译室著的一部,广益书局印行署名陆文昭译的一种,署名宋晶如译注的一种,署名许啸天译注的一种……
作品简介:《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在秦国相邦吕不韦的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杂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道家学说为主干,以名家、法家、儒家、墨家、农家、兵家、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秦统一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吕氏春秋》集先秦儒家之大成,是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全书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兵农诸家学说而贯通完成的一部著作。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高诱说《吕氏春秋》“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吕不韦重要的巨著,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夕。其书“基本上以儒家为宗,取各家之长而弃其短,所以能成一家之言。”是秦汉杂家的代表作之一。吕不韦是秦国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吕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嬴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秦国丞相。《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儒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吕氏春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规模宏大,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有始览》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十二纪按照月令编写,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时的人世安排,体现了儒家天道自然与社会治理的吻合。《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 全统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 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如《重己》篇讲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从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玉之说起,层层深入,语言朴素恳切。《贵公》篇讲“圣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论点,再以荆人遗弓、桓公问管仲等具体事例说明,叙述生动明快。其他如《贵生》、《用众》、《顺民》、《正名》、《察传》、《似顺》等篇也各有特色。《大乐》篇讲音乐的产生、本质和功用等,语言简洁流畅,有《老子》的文风,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作品简介:《天工开物》由宋应星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丁丑),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共三卷十八篇,全书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作者在书中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是中国科技史料中保留最为丰富的一部,它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反映了中国明代末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18篇。并附有123幅插图,描绘了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形状、工序。书名取自《尚书·皋陶谟》“天工人其代之”及《易·系辞》“开物成务”,作者说是“盖人巧造成异物也”(《五金》)。全书按“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序》)分为《乃粒》(谷物)、《乃服》(纺织)、《彰施》(染色)、《粹精》(谷物加工)、《作咸》(制盐)、《甘嗜》(食糖)、《膏液》(食油)、《陶埏》(陶瓷)、《冶铸》、《舟车》、《锤煅》、《燔石》(煤石烧制)、《杀青》(造纸)、《五金》、《佳兵》(兵器)、《丹青》(矿物颜料)、《曲蘖》(酒曲)和《珠玉》。《天工开物》全书详细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手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天工开物》中分散体现了中国古代物理知识,如在提水工具(筒车、水滩、风车)、船舵、灌钢、泥型铸釜、失蜡铸造、排除煤矿瓦斯方法、盐井中的吸卤器(唧筒)、熔融、提取法等中都有许多力学、热学等物理知识。在《五金》篇中,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天工开物》的可贵之处:在于记述了工农业生产中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书中用技术数据给以定量的描述,显露出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理论阐述,注重引入理论概念,而非单纯技术描述。在农业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后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亩秧田可移栽二十五亩,即秧田与本田之比为1∶25。又说旱稻食水三斗,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这些技术数据对农业生产有指导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论基础,在以前的农书中未曾提到过。《天工开物》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反映西学,如“凡焊铁之法,西洋诸国别有奇药。中华小焊用白铜末,大焊则竭力挥锤而强合之,历岁之久终不可坚。故大炮西番有锻成者,中国惟恃冶铸也。”《天工开物》中的“物种发展变异理论”比德国卡弗·沃尔弗的“种源说”早一百多年;“动物杂交培育良种”比法国比尔慈比斯雅的理论早两百多年;挖煤中的瓦斯排空、巷道支扶及化学变化等,也都比当时国外的科学先进许多。尤其“骨灰蘸秧根”、“种性随水土而分”等研究成果,更是农业史上的重大突破。《天工开物》详细记述了家蚕新品种的培育:将黄茧蚕同白茧蚕杂交,培育出褐茧蚕,将“早雄”和“晚雌”杂交,培育出“嘉种”,比法国的同类记录早200多年。在《五金》篇中,宋应星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地论述锌和铜锌合金(黄铜)的科学家。他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这是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大规模炼锌的国家。宋应星记载的用金属锌代替锌化合物(炉甘石)炼制黄铜的方法,是人类历史上用铜和锌两种金属直接熔融而得黄铜的最早记录。 [1] 总结提出的炼铁与炒铁炉的串连使用,直接把生铁炒成熟铁,具有现代冶金技术的重要特色。这种方式在17世纪的欧洲还没有。《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把中国古代科学家关于生态变异的认识推进了一步,为人工培育新品种提出了理论根据。《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初版发行后,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和刻书界的注意。 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较早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
作品简介:《梦溪笔谈》,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1031年—1095年)撰,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该书在国际亦受重视,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据现可见的最古本元大德刻本,《梦溪笔谈》一共分30卷,其中《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全书有十七目,凡609条。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其价值非凡。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社会历史方面,对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有所暴露,对西北和北方的军事利害、典制礼仪的演变,旧赋役制度的弊害,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梦溪笔谈》成书于11世纪末,一般认为是1086年至1093年间。作者自言其创作是“不系人之利害者”,出发点则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书名《梦溪笔谈》,则是沈括晚年归退后,在润州(今镇江)卜居处“梦溪园”的园名。该书包括祖本在内的宋刻本早已散佚。现所能见到的最古版本是1305年(元大德九年)东山书院刻本,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元大德刻本是为善本,其流传清晰,版本有序,历经各朝代,数易藏主,至1965年,在周恩来主持下,于香港购回。《梦溪笔谈》具有世界性影响。日本早在19世纪中期排印这部名著,20世纪,法、德、英、美、意等国家都有学者、汉学家对《梦溪笔谈》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而在这之前,早有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等各种语言的翻译本。《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宋史·沈括传》作者称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梦溪笔谈》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被世人称为“中国科学史上里程碑”。然而,《梦溪笔谈》也存在着一些局限与瑕疵,被研究者普遍认定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该书的部分条目充斥着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意识与观点;二是由于人类当时认知水平的局限,该书部分条目的论述已经显得不够科学;三是主要由于作者自身的原因,该书的部分条目特别是“神奇”、“异事”类条目中,充斥着浓重的怪诞、宿命唯心色彩,成为该书受批评最多的方面;四是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该书中的部分条目特别是据二手资料写就的条目存有讹误,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吴以宁《梦溪笔谈辨疑》等多有校订。但是瑕不掩瑜,些许缺憾并不影响《笔谈》的总体价值,这也是众多研究者的共识……
作品简介:《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刘勰《文心雕龙》的命名来自于环渊的著作《琴》。其解《序志》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环渊)《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分上、下部。每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在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在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深得文理”的文章写作理论巨著。全书分五十篇,内容丰富,见解卓越,皆“言为文之用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作上的各种问题。尤为难得的是对应用写作也多有论评。粗略统计,全书论及的文体计有59种,而其中属于应用文范畴的文体竟达44种,占文体总数的四分之三。(《应用写作》杂志1996年第4期,《的应用写作论》)。范文澜说得好 :"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讨论文学,《文心雕龙》实是唯一的一部大著作……
作品简介:《徐霞客游记》是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创作的一部散文游记,明末徐弘祖经34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世传本有10卷、12卷、20卷等数种。在原稿的基础之上,王忠纫手校、季梦良续成稿本,成书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徐霞客游记》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年至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做了详细记录。《徐霞客游记》是系统考察中国地貌地质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描绘了中国大好河山的风景资源,此外优美的文字也使之成为文学佳作,在地理学和文学上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徐霞客的出游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北登恒山,南及闽粤,东涉普陀,西攀太华之岭,偏重搜奇访胜,写下了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嵩山、华山、五台山、恒山等名山游记十七篇;后期的西南地区之行,则在探寻山川源流、风土文物的同时,重点考察和记述喀斯特(石灰岩)地貌的分布及其发育规律。《徐霞客游记》全书六十余万字,其中记述游历广西的《粤西游日记》却占了篇幅的约三分之一,可见广西在这一书中的重要地位。《徐霞客游记》中关于景物的描写不仅贴近现实,而且十分准确。现代科技也印证了徐霞客对于地质地貌和岩石景观记载的准确性,据对比,徐霞客对华东地区和桂林许多岩石、溶洞的描述与科学工具的实际测量惊人地吻合。例如在《游桂林日记》中对伏波试剑石的描写:“一石柱下垂覆崖外,直抵下石,如莲萼倒挂,不属于下者,仅寸有余焉。是名伏波试剑石。”准确说明了石柱的具体位置是“下垂覆崖外,直抵下石”,形态形貌“如莲萼倒挂”,尤其是“仅寸有余”的精确描述,比前人笼统地记载要科学得多。清代学者钱谦益:霞客先生游览诸记,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仁兄当急为编次,谋得好事者授梓,不惟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问亦不可无此书也。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徐霞客游记》读来并不像是十七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二十世纪的野外勘测记录。民国学者刘虎如:其词意之高妙,备极诸长,非身历其境者,何能出此……霞客之游记,非仅写景物、谈风月而已,对于山岭之来脉、江海之源流,而未尝无所发现,其有助于地理,自不可没。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中国旅美地理学家谢觉民:读徐霞客的游记,最好是旅行时随身携带。《徐霞客游记》中描写事物所采用的清新优美文笔,使读者爱不释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以前的一百三十五年间,完全靠读者用笔抄写来流传。乾隆四十一年以后,才有刻本流传。对《徐霞客游记》的文学价值,不少名家有过中肯的评论。《徐霞客游记》的史料价值,涵盖层面甚广。徐霞客对于山水地理方面的贡献,除了对山形地貌的观察外,对于水文分布、江源探寻以及山水与气候关系的体验,也有翔实的记录。徐霞客对于当时政治情势的观察也很深入,他游历各地看到整体政治风气的败坏、藩镇的巧取豪夺、土司制度的紊乱、人民生活的困顿以及边关军事防卫的松弛,都显示出晚明政治的腐败现象。他的游记登录许多书院、古迹、碑碣、辞匾以及少数民族的特殊文化等等,对于文化古迹方面的记录保存,发挥很大的作用。另外,徐霞客对于各地的宗教信仰、道观寺庙也多有记载,为儒、释、道各种宗教在各地的传布情形,留下了历史的轨迹。由这些丰富的内容来看,这部游记能在历史上留名,被认为是晚明时期一部跨越文学与科学的著作,确实有其道理……
作品简介:《左传》是古代文学作品,相传为左丘明著。作品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汉以后才多称《左传》。它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记史文学作品,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春秋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很多人都认为写《左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春秋左传》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康有为则认为是刘歆所作。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现在一般认为《左传》为吴起作,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左传》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左传》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与《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作品……
作品简介:《尚书》,最早书名为《书》,是一部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西汉学者伏生口述的二十八篇《尚书》为今文《尚书》,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的另一部《尚书》,为古文《尚书》。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以及伪《古文尚书》25篇 。《尚书》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历代儒家研习之基本书籍,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传统《尚书》(又称《今文尚书》)由伏生传下来。传说是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2018年11月,清华大学战国竹简研究成果发布,证实其中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尚书》的尚常见有三种解释方法:一种说法认为“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另一种说法认为“尚”是“尊崇”的意思,《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尚”是代表“君上(即君王)”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所以叫做《尚书》。“尚书”一词的本义是指中国上古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尚”意为“(把卷着的、包着的、摞着的东西)摊开、展平”;“书”即文字、文字记录、文档;“尚书”即“解密的皇家文档”、“(向社会)公开的皇室卷宗”。相传《尚书》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实际上西汉学者用二十八宿比喻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尚书》百篇之说乃后起。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焚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及一篇孔安国传和一篇《尚书序》,当时《秦誓》一篇已佚,所以这部《尚书》共有59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大多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作品简介:《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是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十九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三百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资治通鉴》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纲举则目张,时索则事叙。《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
作品简介:《百家姓》是一部关于汉字姓氏的作品。按文献记载,成文于北宋初。原收集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对姓氏进行了排列,而且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对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字的认识等方面都起了巨大作用,这也是能够流传千百年的一个重要因素。《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赵钱孙李”成为《百家姓》前四姓是因为百家姓形成于宋朝,故而宋朝皇帝的赵氏、吴越国国王钱俶、正妃孙氏以及南唐国主李氏成为百家姓前四位。据考古及基因研究显示,中国人的姓氏起源并非只有一个地区,而是存在多地区多起源的趋势。全基因组基因分型研究表明,远古时期亚洲人沿着从南往北的路线迁徙,才形成了如今的东亚人群。在文字资料的记述以及传说中,亦有中国人是从北往南迁徙而形成的说法。《百家姓》既是一本启蒙教材,也是一本记录中国姓氏的书籍。其内容来源于姓氏的发展。在《百家姓》之前,有关姓氏的文字记载可以上溯至商代甲骨文。战国时有史官编著的《世本》, 记载黄帝至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邑等等,可惜到宋朝已经逐渐毁坏。《百家姓》虽称为”百家姓“,但并非只有一百个姓。《百家姓》文中的姓氏次序也不是按姓氏人口实际排列。根据渊源出处的不同或其特征,《百家姓》中所列姓氏可以分为14种。《百家姓》是一部记录姓氏的文集,全文568个字,通篇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中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关于《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的区别,明代理学家吕坤曾说过:“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
作品简介:李时珍念本草一书历代注解者谬误亦多,遂考古证今,辨疑订误,广采博收群书,在宋代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基础上编成此书。《本草纲目》版本颇多,除国外各种全译或节译本外,国内现存约七十二种,大致可分为“一祖三系”,即祖本(金陵本、摄元堂本)及江西本、钱本、张本三个系统。江西本系统,主要为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良心、张鼎思刻本等;钱本系统,主要为明崇祯十三年(1640)钱蔚起杭州六有堂刻本,并改绘药图,以及清顺治十二年(1655)吴毓昌太和堂本,乾隆间《四库全书》本即据此本抄录;张本系统,主要为清光绪十一年(1885)张绍棠南京味古斋刻本,文字参校江西本、钱本,药图改绘后增加十余幅,并附《本草纲目拾遗》。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本即据张本影印,晚近通行本为197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刘衡如校点本,1993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金陵本影印本。《本草纲目》,本草著作,52卷。明代李时珍(东璧)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稿凡三易。此书采用“目随纲举”编写体例,故以“纲目”名书。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加以变革。序例(卷1、2)相当于总论,述本草要籍与药性理论。本书刊行后,促进了本草学的进一步发展,倪朱谟的《本草汇言》、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黄宫绣的《本草求真》等,均是在其学说启示下而著成的本草典籍。达尔文(Chrles Robert Darwin)在其著作中亦多次引用本书的资料,并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英国李约瑟( Joseph Needham)称赞李时珍为“药物学界中之王子”。本书为本草学集大成之作。刊行后,很快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后又先后被译成日、朝、拉丁、英、法、德、俄等文字。……
作品简介:佛教经典,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由于篇幅适中,得到广泛传播,三论、天台、贤首、唯识各宗都有注疏,特别受到慧能以后的禅宗重视。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2)译出。共一卷。以后相继出现5种译本:1、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2、南朝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3、隋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4、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大般若经》的第九会);5、唐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此经的注疏很多,在印度,除弥勒所造八十偈释本之外,尚有无蓍《金刚般若论》、世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功德施《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相不坏假名论》,以及未被汉译的师子月、月官等人所撰的论释。在中国,从东晋到民初,各家撰述不绝,主要有后秦僧肇《金刚经注》、隋吉藏《金刚经义疏》、隋智顗《金刚经疏》、唐慧净《金刚经注疏》、唐智俨《金刚经略疏》、唐窥基《金刚经赞述》、慧能《金刚经解义》《金刚经口诀》、唐宗密《金刚经疏论纂要》等书。近人注释亦有印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等多种。此经主张世上一切事物空幻不实,“实相者则是非相”,认为应“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对于现实世界不应执著或留恋。卷末四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一经之精髓。……
作品简介:《三十六计》或称三十六策,是指中国古代三十六个兵法策略,语源于南北朝,成书于明清。它是根据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中华民族悠久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原书按计名排列,共分六套,即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三套是处于优势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各包含六计,总共三十六计。其中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系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含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因素。解说后的按语,多引证宋代以前的战例和孙武、吴起、尉缭子等兵家的精辟语句。全书还有总说和跋。三十六计是中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位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石兴邦研究员认为,张联甲先生孜孜不倦地博览古代军事典籍,潜心书理,研究而编撰的14万余言的大型兵书《秘本兵法》,为继承祖国历史文化遗产,弘扬优秀文化作出了贡献。像其中重要部分的“六六行·三十六计”,较之《三十六计》,其内容要丰富得多。至于“张本”与“流行本”的关系,即它们是否出自于张联甲之手,有关专家认为尚需进一步考证。……
作品简介:《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另据现代学者考证,认为今本中的黄老道家痕迹是隋唐时期的道士王冰窜入)。 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黄帝内经》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是中国影响极大的一部医学著作,被称为医之始祖。《黄帝内经》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2021年已经推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 [4] ,《黄帝内经》被收录于“医经”中。《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重点论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以及针灸等内容。《灵枢》是《素问》不可分割的姊妹篇,内容与之大体相同。除了论述脏腑功能、病因、病机之外,还重点阐述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黄帝内经》接受了中国古代唯物的气一元论的哲学思想,将人看作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宇宙万物皆是由其原初物质“气”形成的。在“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观念指导下,将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作品简介:《国语》相传是春秋时期左丘明所撰的一部国别体著作。他的编纂方法是以国分类,以语为主,故名“国语”。至唐,始有人疑问,或谓之西汉刘向校书所辑,或谓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陆续编成,近代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是战国或汉后的学者托名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编辑而成的,将存疑考证。该著作记录范围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公元前990年)西征犬戎(约公元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公元前453年)。《国语》中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相传为春秋末鲁国的左丘明所撰,但现代有的学者从内容判断,认为是战国或汉后的学者托名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编辑而成的。《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凡二十一卷(篇),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记事时间,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相较《左传》,《国语》所记事件大都不相连属,且偏重记言,往往通过言论反映事实,以人物之间的对话刻画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最大的特点。《国语》全书二十一卷,《周语》三卷,记载了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襄王、景王、敬王时有关“邦国成败”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变化的过程。《鲁语》二卷,则着重记载鲁国上层社会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行,反映了春秋时期这个礼义之邦的社会面貌。《齐语》一卷,主要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采取的内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导思想。从史学和文学成就看,《国语》不如《左传》。但《国语》也有较为明显的艺术特色,这就是:一、长于记言,二、有虚构故事情节。虽然在语言上较为质朴,但从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应该说比《左传》前进了一步。例如,《晋语》所记骊姬深夜向晋献公哭诉进谗的事,早在秦汉之际就被人怀疑。《孔丛子·答问》记陈涉读《国语》至此处,向博士问道:“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虽然博士曲为《国语》回护,硬说宫廷之中有女性的内史旁听记录,这是不能说服人的。……
作品简介: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思想家、法家韩非的著作总集。《韩非子》 是在韩非子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非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非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著作中许多当时的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也成为成语典故的出处。《韩非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著作,共二十卷。韩非(约公元前280~233年),后人称韩非子或韩子,战国时期韩国人,为韩国公子,与李斯同学于荀子,喜好刑名法术之学,为法家学派代表人物。全书由五十五篇独立的论文集辑而成,里面的典故大都出自韩非,除个别文章外,篇名均表示该文主旨。其学说的核心是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法、术、势结合思想,秉持进化论的历史观,主张极端的功利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主要是利害关系而仁爱教化辅之,强调以法治国,以利用人,对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该书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的风格,思想犀利,文字峭刻,逻辑严密,善用寓言,其寓言经整理之后又辑为各种寓言集,如《内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等即是。史载,韩非口吃,不善言谈,长于著书,使秦之时,被同学李斯等谗言所害,入狱,后服毒自杀。司马迁说“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虽口不善辩,然下笔汹涌,鞭辟入里;语言简洁,又不乏生动活泼之态。韩非寡言少语之际,遭同窗暗算之时,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对社会进行冷峻犀利的观察,个中滋味,岂足为外人道!观此书,明司马之意,知韩子之文,畅“无情”之法治,有所本矣!《韩非子》注本中,重要的有清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近人梁启雄的《韩子浅解》,以及今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等。今据《四部丛刊》本整理。《韩非子》是韩非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非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韩非子》的版本自宋以后略分二系。第一系的祖本是南宋乾道元年福建刻本,这一宋刻本今已不存,但尚有几部明清时期据此影抄本的本子传世。从这一系出的略分两支,第一支是明万历间赵用贤《管韩合刻》系统,赵本据以宋本为底本并据他本改正,且本身有初印本与后印挖改本的区别,这一支还有万历间周孔教黄策刊本、吴勉学刊本、凌濛初刊本、沈景麟刊本、赵如源王道焜校刻本、葛鼎刻本,但这些翻刻本都受到下面第二系《韩子迂评》本的“干扰”;另一支则是清代吴鼒仿宋刻本,此本直接据宋乾道本影刻。并有据吴鼒本校勘翻刻的《二十二子》本。……
作品简介:《晏子春秋》,又称《晏子》,是记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部历史典籍,用史料和民间传说汇编而成,书中记载了很多晏婴劝告君主勤政,不要贪图享乐,以及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和虚心纳谏的事例,成为后世人学习的榜样。晏婴自身也是非常节俭,备受后世统治者崇敬。过去疑古派认为《晏子春秋》是伪书,《晏子春秋》也被长时期的冷落,自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献证明 《晏子春秋》并非伪书。《晏子春秋》中有很多生动的情节,表现出晏婴的聪明和机敏,如“晏子使楚”等就在民间广泛流传。通过具体事例,书中还论证了“和”和“同”两个概念。晏婴认为对君主的附和是“同”,应该批评。而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议,补充君主不足的才是真正的“和”,才是值得提倡的行为。这种富有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成为一大亮点。《晏子春秋》经过刘向的整理,共有内、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晏子春秋》是记叙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婴言行的一部书。晏子,名婴,齐国夷维(今山东省高密县)人,生年不可考,卒于公元前500年。他出身世家,年轻时就从政。其父晏弱去世后,他继任齐卿,历仕灵、庄、景三朝,长达五十四年。晏子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智者”,他在世的时候正值齐国不断走向衰落的年代,国君昏聩,权臣把持朝政,外有秦、楚之患,内有天怒人怨之忧。晏婴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尽力补天,力挽狂澜,使齐国在诸侯各国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他本人也成为齐国历史上与大政治家管仲并称的声誉。现在流行的《晏子春秋》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内篇分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谏上、谏下主要记叙晏婴劝谏齐君的言行;问上、问下主要记叙君臣之间、卿士之间以及外交活动中的问答;杂上、杂下主要记叙晏婴其他各种各样的事件。外篇两篇内容较为驳杂,与内篇六篇相通而又相别。各篇之间的内容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互有联系,个别的还有互相矛盾之处。……
作品简介:《笠翁对韵》是从前人们学习写作近体诗、词,用来熟悉对仗、用韵、组织词语的启蒙读物。作者李渔,号笠翁,因此叫《笠翁对韵》。全书分为卷一和卷二。按韵分编,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属对,读起来,如唱歌般。较之其他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见韵味。……
作品简介:《荀子》是战国时期荀子和弟子们整理或记录他人言行的哲学著作。《荀子》全书一共32篇,其观点与荀子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在前27篇中,也有几篇,如《议兵》、《大略》等可能是他的学生整理而成的。《荀子》一书今存三十二篇,除少数篇章外,大部分是他自己所写。他的文章擅长说理,组织严密,分析透辟,善于取譬,常用排比句增强议论的气势,语言富赡警炼,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重要的著作。它的注本除唐杨倞的《荀子注》外,清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汇集清代学者的训诂考订成就,内容翔实;梁启雄的《荀子简释》综合诸家校释成果,尤重“简易、简明、简要”;另有章诗同的《荀子简注》、熊公哲的《荀子今注今释》等。荀子是一位儒学大师,在吸收法家学说的同时发展了儒家思想。他尊王道,也称霸力;崇礼义,又讲法治;在“法先王”的同时,又主张“法后王”。孟子创性善论,强调养性;荀子主性恶论,强调后天的学习。这些都说明他与嫡传的儒学有所不同。他还提出了人定胜天,反对宿命论,万物都循着自然规律运行变化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作品简介:《冰鉴》作者曾国藩。是一部纵横中外的人才学教科书,一部关于识人、相人的经典文献,是曾国藩总结自身识人、用人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是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冰鉴》因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冰鉴》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近曾国藩的智慧之道,感受他独到的识人、用人策略。 一部真正的智慧经典,不仅可以跨越他所属的领域,而且可以跨越时空!《冰鉴》一书对后世影响颇大,蒋介石的相人之法,就得益于《冰鉴》。他在安排重要人事时,也常常观察其相貌颜色,以决定用否。蒋纬国在担任三军大学校长期间,该书曾被指定为学生的重要参考书。该书曾在大陆绝迹几十年,近年被整理出版,深受读者青睐。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它所包涵看相的理论,不同其他的相书。他说:“功名看气宇”,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功名,要看他的风度。“事业看精神”,这个当然,一个人精神不好,做一点事就累了,还会有什么事业前途呢?“穷通看指甲”,一个人有没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与人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呢?绝对有关系。根据生理学,指甲是以钙质为主要成分,钙质不够,就是体力差,体力差就没有精神竞争。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型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这种人体质非常弱,多病。“寿夭看脚踵”,命长不长,看他走路时的脚踵。我曾经有一个学生,走路时脚根不点地,他果然短命。这种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聪明浮燥,所以交待他的事,他做得很快,但不踏实。“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一个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说话是否有条理,这种看法是很科学的。……
作品简介:《小窗幽记》是明代陈继儒(一说陆绍珩)创作的小品文集,刊行于天启四年(1624年)。《小窗幽记》全书分为醒、情、峭、灵、素、景、韵、奇、绮、豪、法、倩十二卷,共一千五百余则,内容涉及修身、养性、立言、立德、为学、致仕、立业、治家等各方面,主要表达的是文人雅士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超凡脱俗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小窗幽记》文字清雅,格调超拔,论事析理,独中肯綮,为明代清言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分醒、情、峭、灵、素、景、韵、奇、绮、豪、法、倩12卷,共一千四百余条格言。或陈说利害,指点迷津,以言醒世;或肯定情爱,颂扬忠贞,赞美人世间一切真情实感;或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倡导读书,劝勉人们要有高尚的道德、丰厚的学养和良好的性情;或提倡淡泊名利,严于操守,多做善事;或描述隐居生活,赞美田园生涯,宣扬朴素为美;或状物写景,以景悟情,回归自然;或强调静心,体味物韵,提升人生的境界;或评述奇人异物,阐言美文奇书,推崇高人奇士;或描绘物、景的和谐绮丽,赞美阳刚和阴柔之美;或称誉豪士,召唤英雄,使人意气风发;或以自身的体验和认知,陈述做人、处世应遵循的准则;或讨论美的形态、美的条件和美的境界。……
作品简介:《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原有71篇,现存53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墨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诸篇中。墨家主张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反对任人唯亲,它说,做官的不能永远都是高贵的,老百姓也不能永远都是下贱的。它主张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官吏,都要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墨子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声援被侵略的国家,并为此而奔走呼嚎,勇敢地主持正义。墨子对统治者过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极为反感,主张对统治者要进行限制。对死人的葬礼,墨子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些客观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墨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兼爱》、《亲士》、《修身》等篇中。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人们不分贵贱,都要互爱互利,这样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以强凌弱、以贵欺贱、以智诈愚的现象。国君要爱护有功的贤臣,慈父要爱护孝顺的儿子。人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要怨恨,处在富有的时候要讲究仁义。对活着的人要仁爱,对死去的人要哀痛,这样社会就会走向大同。墨子的伦理思想虽然抹杀了阶级性,带有空想的色彩,但它却是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平等、反抗压迫、呼唤自由的心声。《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原有71篇,现存53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墨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诸篇中。墨家主张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反对任人唯亲,它说,做官的不能永远都是高贵的,老百姓也不能永远都是下贱的。它主张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官吏,都要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墨子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声援被侵略的国家,并为此而奔走呼嚎,勇敢地主持正义。墨子对统治者过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极为反感,主张对统治者要进行限制。对死人的葬礼,墨子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些客观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墨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兼爱》、《亲士》、《修身》等篇中。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人们不分贵贱,都要互爱互利,这样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以强凌弱、以贵欺贱、以智诈愚的现象。国君要爱护有功的贤臣,慈父要爱护孝顺的儿子。人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要怨恨,处在富有的时候要讲究仁义。对活着的人要仁爱,对死去的人要哀痛,这样社会就会走向大同。墨子的伦理思想虽然抹杀了阶级性,带有空想的色彩,但它却是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平等、反抗压迫、呼唤自由的心声。《墨子》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非命》、《贵义》、《尚同》、《天志》、《明鬼》、《墨经》诸篇中。墨家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认识论。墨子主张把知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类,"闻知"是传授的知识,"说知"是推理的知识,"亲知"是实践经验的知识。这就否定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作品简介:《传习录》是哲学著作,由王阳明的门人弟子对其语录和信件进行整理编撰而成。王阳明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此书记载了他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异。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析心与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含义。然而,如果偏重从本体论研究它,就会忽视它在王阳明修养论中的基础意义。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道学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不但全面阐述了王阳明的思想,也体现了他辩证的授课方法,以及生动活泼、善于用譬、常带机锋的语言艺术。《传习录》包括了王学所有重要观点。上卷阐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意之所在即是物、格物是诚意的功夫等观点,强调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实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中卷有书信八篇。回答了对于知行合一、格物说的问难之外,还谈了王学的根本内容、意义与创立王学的良苦用心;讲解致良知大意的同时,也精彩地解释了王学宗旨;回答了他们关于本体的质疑并且针对各人具体情况指点功夫切要。另有两篇短文,阐发阳明的教育思想。下卷的主要内容是致良知,阳明结合自己纯熟的修养功夫,提出本体功夫合一、满街都是圣人等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四句教,它使王学体系齐备。……
作品简介:《孙膑兵法》是战国时期孙膑创作的中国军事著作。《孙膑兵法》为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系与《孙子兵法》区别之故。《汉书·艺文志》称“八十九篇,图四卷”,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概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考证,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竹简364枚,分上、下编,各十五篇。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篇当属原著无疑,系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篇内容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也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孙膑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于《孙膑兵法》。孙膑特别重视道,这一点和《六韬》很相似,在《孙膑兵法》的治国、治军以及治敌各个方面,孙膑都反复强调道的作用。孙膑不迷信赏罚的作用,认为必须“用民得其性”才能做到“则令行如流",如果违背民性,而赏罚就会失去作用。孙膑说“赏未行,罚未用,而民听令者,其令,民之所能行也。赏高罚下,而民不听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使民虽不利,进死而不旋踵,孟竟之所难也,而责之民,是使水逆流也。"比起特别迷信赏罚的作用的尉缭,孙膑见识要更深一层。……
作品简介:《笑林广记》是一部流传久远、影响深广的通俗笑话总集,语言风趣幽默,文字简练生动,形式短小精悍,堪称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旷世奇珍。此书作者署名清代“游戏主人”,但其内容并非一人一世所作,而是广大劳动者集体智慧的结晶!《笑林广记》在编译过程中,对原书的内容做了精心遴选,保留了其中的10部,在力图呈现给广大读者一席原汁原味的“笑话盛宴”的同时,剔除了一些内容不健康和脱离当时社会背景不易理解的篇章。希望《笑林广记》能够让广大读者在紧张忙碌的生活中多一份欢笑,少一份烦恼!另传,《笑林广记》广为流传于改革开放前平度市民间,作者系清朝仕途失意文人李笑远(今属青岛市平度蓼兰镇韩丘村)。李笑远父家富庶,自古书香门第世家,颇具才气,与同时期邻村张志,为平度远近闻名之两大才子;自古文人相轻,民间两人斗气之事亦颇为可乐!李笑远,才气逼人,然仕途不平,多次科考均被排挤替下,一气之下,郁郁家中,大骂天下人,以解不时之气;纵观全书,天下人皆被其骂,仅其母未有所提,笑远曰,母孕十月,以命生余,不可不敬!……
作品简介:《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启蒙的儿童读物,作者为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本书最早名为《幼学须知》,又称《成语考》、《故事寻源》。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清朝的嘉庆年间由邹圣脉、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进行了增补。《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全部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全书内容广博、包罗万象,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会读书”。书中对许多的成语出处作了许多介绍,读者可掌握不少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著名人物、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文武、饮食器用、宫室珍宝、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书中还有许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传诵不绝。但是书中也有一些封建观点,对于现代人来说难以认同。伟人毛泽东就能熟背《幼学琼林》,可见此书影响于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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