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传曰:“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宣王将田於囿,杜伯起於道左,执彤弓而射宣王,宣王伏而死。赵简公杀其臣庄子义而不辜,简公将入於桓门,庄子义起於道左,执彤杖而捶之,毙於车下。”二者,死人为鬼之验;鬼之有知,能害人之效也。无之,奈何?曰:人生万物之中,物死不能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如以人贵能为鬼,则死者皆当为鬼。杜伯、庄子义何独为鬼也?如以被非辜者能为鬼,世间臣子被非辜者多矣,比干、子胥之辈不为鬼。夫杜伯、庄子义无道忿恨,报杀其君。罪莫大於弑君,则夫死为鬼之尊者当复诛之,非杜伯、庄子义所敢为也。凡人相伤,憎其生,恶见其身,故杀而亡之。见杀之家,诣吏讼其仇,仇人亦恶见之。生死异路,人鬼殊处。如杜伯、庄子义怨宣王、简公,不宜杀也,当复为鬼,与己合会。人君之威,固严人臣,营卫卒使固多众,两臣杀二君,二君之死,亦当报之,非有知之深计,憎恶之所为也。如两臣神,宜知二君死当报己;如不知也,则亦不神。不神胡能害人?世多似是而非,虚伪类真,故杜伯、庄子义之语,往往而存。
晋惠公改葬太子申生。秋,其仆狐突适下国,遇太子。太子趋登仆车而告之曰:“夷吾无礼,余得请於帝矣,将以晋畀秦,秦将祀余。”狐突对曰:“臣闻之,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君祀无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乏祀,君其图之!”太子曰:“诺,吾将复请。七日,新城西偏,将有巫者,而见我焉。”许之,遂不见。及期,狐突之新城西偏巫者之舍,复与申生相见。申生告之曰:“帝许罚有罪矣,毙之於韩。”其後四年,惠公与秦穆公战於韩地,为穆公所获,竟如其言。非神而何?曰:此亦杜伯、庄子义之类。何以明之?夫改葬,私怨也;上帝,公神也。以私怨争於公神,何肯听之?帝许以晋畀秦,狐突以为不可,申生从狐突之言,是则上帝许申生非也。神为上帝,不若狐突,必非上帝,明矣。且臣不敢求私於君者,君尊臣卑,不敢以非干也。申生比於上帝,岂徒臣之与君哉!恨惠公之改葬,干上帝之尊命,非所得为也。骊姬谮杀其身,惠公改葬其尸。改葬之恶,微於杀人;惠公之罪,轻於骊姬。请罚惠公,不请杀骊姬,是则申生憎改葬,不怨见杀也。秦始皇用李斯之议,燔烧诗书,後又坑儒。博士之怨,不下申生;坑儒之恶,痛於改葬。然则秦之死儒,不请於帝,见形为鬼,〔诸生〕会告以始皇无道,李斯无状。
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请命,设三坛同一墠,植璧秉圭,乃告於太王、王季、文王。史乃策祝,辞曰:“予仁若考,多才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某,不若旦多才多艺,不能事鬼神。”鬼神者,谓三王也。即死人无知,不能为鬼神。周公,圣人也,圣人之言审,则得幽冥之实;得幽冥之实,则三王为鬼神,明矣。曰:实〔圣〕人能神乎?不能神也?如神,宜知三王之心,不宜徒审其为鬼也。周公请命,史策告祝,祝毕辞已,不知三王所以与不,乃卜三龟,三龟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为鬼,不能知三王许己与不,须卜三龟,乃知其实。定其为鬼,须有所问,然後知之。死人有知无知,与其许人不许人,一实也。能知三王之必许己,则其谓三王为鬼,可信也;如不能知,谓三王为鬼,犹世俗人也;与世俗同知,则死人之实未可定也。且周公之请命,用何得之,以至诚得之乎?以辞正得之也?如以至诚,则其请〔命〕之说,精诚致鬼,不顾辞之是非也。董仲舒请雨之法,设土龙以感气。夫土龙非实,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诚,不顾物之伪真也。然则周公之请命,犹仲舒之请雨也;三王之非鬼,犹聚土之非龙也。
晋荀偃伐齐,不卒事,而还。瘅疽生,疡於头,及著雍之地,病,目出,卒而视,不可唅。范宣子浣而抚之,曰:“事吴敢不如事主。”犹视。宣子睹其不瞑,以为恨其子吴也。人情所恨,莫不恨子,故言吴以抚之,犹视者,不得所恨也。栾怀子曰:“其为未卒事於齐故也乎?”乃复抚之,曰:“主苟死,所不嗣事於齐者,有如河。”乃瞑受唅。伐齐不卒,苟偃所恨也,怀子得之,故目瞑受含,宣子失之,目张口噤。曰:荀偃之病卒,苦目出。目出则口噤,口噤则不可含。新死气盛,本病苦目出,宣子抚之早,故目不瞑,口不阆。少久气衰,怀子抚之,故目瞑口受唅。此自荀偃之病,非死精神见恨於口目也。凡人之死,皆有所恨。志士则恨义事未立,学士则恨问多不及,农夫则恨耕未畜谷,商人则恨货财未殖,仕者则恨官位未极,勇者则恨材未优。天下各有所欲乎,然而各有所恨,必〔以〕目不瞑者为有所恨,夫天下之人,死皆不瞑也。且死者精魂消索,不复闻人之言。不能闻人之言,是谓死也。离形更自为鬼,立於人傍,虽〔闻〕人之言,已与形绝,安能复入身中,瞑目阆口乎?能入身中以尸示恨,则能不〔死〕,与形相守。案世人论死,谓其精神有若,能更以精魂立形见面,使尸若生人者,误矣。楚成王废太子商臣,欲立王子职。商臣闻之,以宫甲围王。王请食熊蹯而死,弗听。王缢而死。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夫为“灵”不瞑;为“成”乃瞑,成王有知之效也。谥之曰“灵”,心恨,故目不瞑;更谥曰“成”,心喜乃瞑。精神闻人之议,见人变易其谥,故喜目瞑。本不病目,人不抚慰,目自翕张,非神而何?曰:此复荀偃类也。虽不病目,亦不空张。成王於时缢死,气尚盛,新绝,目尚开,因谥曰“灵”。少久气衰,目适欲瞑,连更曰“成”。目之视瞑,与谥之为“灵”,偶应也。时人见其应“成”乃瞑,则谓成王之魂有所知。〔有所知,〕则宜终不瞑也。何则?太子杀己,大恶也;加谥为“灵”,小过也。不为大恶怀忿,反为小过有恨,非有神之效,见示告人之验也。夫恶谥非“灵”则“厉”也,纪於竹帛,为“灵”、“厉”者多矣,其尸未敛之时,未皆不暝也。岂世之死君不恶,而独成王憎之哉?何其为“灵”者众,不瞑者寡也?
郑伯有贪愎而多欲,子皙好在人上,二子不相得。子皙攻伯有,伯有出奔,驷带率国人以伐之,伯有死。其後九年,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後岁,人或梦见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也。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也。”及壬子之日,驷带卒,国人益惧。後至壬寅日,公孙段又卒,国人愈惧。子产为之立後以抚之,乃止矣。其後子产适晋,赵景子问曰:“伯有犹能为鬼乎?”子产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阳曰魂。用物精多,则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妇强死,其魂魄犹能凭依人以为淫厉。况伯有,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子孙,子耳之子,弊邑之卿,从政三世矣。郑虽无腆,抑谚曰:“蕞尔小国,而三世执其政柄,其用物弘矣,取精多矣。其族又大,所凭厚矣。而强死,能为鬼,不亦宜乎!”伯有杀驷带、公孙段不失日期,神审之验也。子产立其後而止,知鬼神之操也。知其操,则知其实矣。实有不空,故对问不疑。子产,智人也,知物审矣。如死者无知,何以能杀带与段?如不能为鬼,子产何以不疑?曰:与伯有为怨者,子皙也。子皙攻之,伯有奔,驷带乃率国人遂伐伯有。公孙段随驷带,不造本〔仇〕,其恶微小。杀驷带不报子皙,公孙段恶微,与带俱死。是则伯有之魂无知,为鬼报仇,轻重失宜也。且子产言曰:“强死者能为鬼。”何谓强死?谓伯有命未当死而人杀之邪?将谓伯有无罪而人冤之也?如谓命未当死而人杀之,未当死而死者多。如谓无罪人冤之,被冤者亦非一。伯有强死能为鬼,比干、子胥不为鬼。春秋之时,弑君三十六。君为所弑,可谓强死矣。典长一国,用物之精可谓多矣。继体有土,非直三世也。贵为人君,非与卿位同也。始封之祖,必有穆公、子良之类也。以至尊之国君,受乱臣之弑祸,其魂魄为鬼,必明於伯有,报仇杀仇,祸繁於带、段。三十六君无为鬼者,三十六臣无见报者。如以伯有无道,其神有知,世间无道莫如桀、纣,桀、纣诛死,魄不能为鬼。然则子产之说,因成事者也。见伯有强死,则谓强死之人能为鬼。如有不强死为鬼者,则将云不强死之人能为鬼。子皙在郑,与伯有何异?死与伯有何殊?俱以无道为国所杀。伯有能为鬼,子皙不能。强死之说,通於伯有,塞於子皙。然则伯有之说,杜伯之语也。杜伯未可然,伯有亦未可是也。
秦桓公伐晋,次於辅氏。晋侯治兵於稷,以略翟土,立黎侯而还。及魏颗败秦师於辅氏,获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妾。”病困,则更曰:“必以是为殉。”及武子卒,颗不殉妾。人或难之,颗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及辅氏之役,魏颗见老人结草以亢杜回,杜回踬而颠,故获之;夜梦见老父曰:“余是所嫁妇人之父也。尔用先人之治命,是以报汝。”夫嬖妾之父知魏颗之德,故见体为鬼,结草助战,神晓有知之效验也。曰:夫妇人之父能知魏颗之德,为鬼见形以助其战,必能报其生时所善,杀其生时所恶矣。凡人交游必有厚薄,厚薄当报,犹〔嫁〕妇人之当谢也。今不能报其生时所厚,独能报其死後所善,非有知之验,能为鬼之效也。张良行泗水上,老父授书。光武困厄河北,老人教诲。命贵时吉,当遇福喜之应验也。魏颗当获杜回,战当有功,故老人妖象结草於路者也。
王季葬於滑山之尾,栾水击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栾水见之於是也。”于是也而为之张朝,而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後更葬。文王,圣人也,知道事之实。见王季棺见,知其精神欲见百姓,故出而见之。曰:古今帝王死,葬诸地中,有以千万数,无欲复出见百姓者,王季何为独然?河、泗之滨,立〔冢〕非一,水湍崩壤,棺椁露见,不可胜数,皆欲复见百姓者乎?栾水击滑山之尾,犹河、泗之流湍滨圻也。文王见棺和露,恻然悲恨,当先君欲复出乎,慈孝者之心,幸冀之意,贤圣恻怛,不暇思论。推生况死,故复改葬。世欲信贤圣之言,则谓王季欲见姓者也。
齐景公将伐宋,师过太山,公梦二丈人立而怒甚盛。公告晏子,晏子曰:“是宋之先,汤与伊尹也。”公疑以为泰山神。晏子曰:“公疑之,则婴请言汤、伊尹之状。汤晰,以长颐以髯,锐上而丰下,〔倨〕身而扬声。”公曰:“然,是已。”“伊尹黑而短,蓬而髯,丰上而锐下,偻身而下声。”公曰:“然,是已。今奈何?”晏子曰:“夫汤、太甲、武丁、祖己,天下之盛君也,不宜无後。今唯宋耳,而公伐之,故汤、伊尹怒。请散师和於宋。”公不用,终伐宋,军果败。夫汤、伊尹有知,恶景公之伐宋,故见梦盛怒以禁止之。景公不止,军果不吉。曰:夫景公亦曾梦见彗星,其时彗星不出,然而梦见之者,见彗星其实非。梦见汤、伊尹,实亦非也。或时景公军败不吉之象也。晏子信梦,明言汤、伊尹之形,景公顺晏子之言,然而是之。秦并天下,绝伊尹之後,遂至於今,汤、伊尹不祀,何以不怒乎?
郑子产聘於晋。晋侯有疾,韩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寝疾,於今三月矣,并走群望,有加而无瘳。今梦黄熊入於寝门,其何厉鬼也?”对曰:“以君之明,子为大政,其何厉之有!昔尧殛鲧於羽山,其神为黄熊,以入於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晋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乎!”韩子祀夏郊,晋侯有间。黄熊,鲧之精神,晋侯不祀,故入寝门。晋知而祀之,故疾有间。非死人有知之验乎?夫鲧殛於羽山,人知也。神为黄熊,入於羽渊,人何以得知之?使若鲁公牛哀病化为虎,在,故可实也。今鲧远殛於羽山,人不与之处,何能知之?且文曰:“其神为熊。”是死也。死而魂神为黄熊,非人所得知也。人死世谓鬼,鬼象生人之形,见之与人无异,然犹非死人之神,况熊非人之形,不与人相似乎?审鲧死,其神为黄熊。”则熊之死,其神亦或时为人,人梦见之,何以知非死禽兽之神也?信黄熊谓之鲧神,又信所见之鬼以为死人精也,此人物之精未可定,黄熊为鲧之神未可审也。且梦,象也,吉凶且至,神明示象,熊罴之占,自有所为。使鲧死,其神审为黄熊,梦见黄熊,必鲧之神乎?诸侯祭山川,设晋侯梦见山川,〔可〕复〔不〕以祀山川,山川自见乎?人病,多或梦见先祖死人来立其侧,可复谓先祖死人求食,故来见形乎?人梦所见,更为他占,未必以所见为实也。何以验之?梦见生人,明日所梦见之人,不与己相见。夫所梦见之人不与己相见,则知鲧之黄熊不入寝门;不入,则鲧不求食;不求食,则晋侯之疾非废夏郊之祸;非废夏郊之祸,则晋侯有间,非祀夏郊之福也。无福之实,则无有知之验矣。亦犹淮南王刘安坐谋反而死,世传以为仙而升天。本传之虚,子产闻之,亦不能实。偶晋侯之疾适当自衰,子产遭言黄熊之占,则信黄熊鲧之神矣。
高皇帝以赵王如意为似我而欲立之,吕后恚恨,后鸩杀赵王。其後,吕后出,见苍犬,噬其左腋,怪而卜之,赵王如意为祟,遂病腋伤,不愈而死。盖以如意精神为苍犬,见变以报其仇也。愤曰:勇士忿怒,交刃而战,负者被创,仆地而死。目见彼之中己,死後其神尚不能报,吕后鸩如意时,身不自往,使人饮之,不知其为鸩毒,愤不知杀己者为谁,安能为祟以报吕后?使死人有知,恨者莫过高祖。高祖爱如意而吕后杀之,高祖魂怒,宜如雷霆,吕后之死,宜不旋日。岂高祖之精,不若如意之神,将死後憎如意,善吕后之杀也?
丞相武安侯田与故大将军灌夫怀酒之恨,事至上闻。灌夫系狱,窦婴救之,势不能免灌夫坐法,窦婴亦死。其後,田蚡病甚,号曰“诺诺”,使人视之,见灌夫、窦婴惧坐其侧,蚡病不衰,遂至死。曰:相杀不一人也,杀者後病,不见所杀,田蚡见所杀。田蚡独然者,心负愤恨,病乱妄见也。或时见他鬼,而占鬼之人,闻其往时与夫、婴争,欲见神审之名,见其狂“诺诺”,则言夫、婴坐其侧矣。
淮阳都尉尹齐,为吏酷虐,及死,怨家欲烧其尸,〔尸〕亡去归葬。夫有知,故人且烧之也;神,故能亡去。曰:尹齐亡,神也,有所应。秦时三山亡,周末九鼎沦,必以亡者为神,三山、九鼎有知也?或时吏知怨家之谋,窃举持亡,惧怨家怨己,云自去。凡人能亡,足能步行也。今死,血脉断绝,足不能复动,何用亡去?吴烹伍子胥,汉菹彭越。烧、菹,一僇也;胥、越,一勇也。子胥、彭越不能避烹亡菹,独谓尹齐能归葬,失实之言,不验之语也。
亡新改葬元帝傅后,发其棺,取玉柙印玺,送定陶,以民礼葬之。发棺时,臭憧於天,洛阳丞临棺,闻臭而死。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後,火从藏中出,烧杀吏士数百人。夫改葬礼卑,又损夺珍物,二恨怨,故为臭、出火,以中伤人。曰:臭闻於天,多藏食物,腐朽猥发,人不能堪毒愤,而未为怪也。火出於藏中者,怪也,非丁后之神也。何以验之?改葬之恨,孰与掘墓盗财物也?岁凶之时,掘丘墓取衣物者以千万物数,死人〔亡〕有知,人夺其衣物,倮其尸骸,时不能禁,後亦不能报。此尚微贱,未足以言。秦始皇葬於骊山,二世末,天下盗贼掘其墓,不能出臭、为火,以杀一人。贵为天子不能为神,丁、傅妇人,安能为怪?变神非一,发起殊处,见火闻臭,则谓丁、傅之神,误矣。
【译文】
传上说:周宣王无辜杀害了他的大臣杜伯,宣王将要去野外打猎,杜伯出现在道路的左边,用红色的弓箭射宣王,宣王伏在弓袋上被射死了。燕简公无辜杀害了他的大臣庄子义,简公将要进入军营的门,庄子义出现在道路的左边,用红色的兵器打击简公,简公被打死于车子下。这两件事,都是死人变鬼的证明,是鬼有知觉,能害人的证明。说死人不变鬼,无知,不能害人,对这两件事又怎么解释呢?
回答说:人生活于万物之中,物死不能变成鬼,人死为什么唯独能变成鬼呢?如果认为人高贵能变成鬼,那么死人都应当变成鬼,为什么唯独杜伯、庄子义变成鬼呢?如果认为无辜被害的人能变成鬼,世间被无辜杀害的臣子多得很,比干、子胥这类人却并没有变成鬼。杜伯、庄子义无道,由于忿恨而仇杀了他们的君王,罪恶没有比弑君更大的了。那么死后作为官长的那些鬼就会再一次杀死他们,这不是杜伯、庄子义所敢于做的事。
凡是人要互相伤害,就憎恨对方活着,厌恶他的身体存在,所以把他杀死让他不存在于世间。被害人的家属到官吏那儿告他的仇人,仇人也厌恶见到被害人的家属。生死不同路,人鬼不相处。如果杜伯、庄子义怨恨宣王、简公,就不应该杀死他们,因为他们被杀死后也会变成鬼,同自己相会在一起。再加上君王的威仪本来就超过了臣下,他的卫士差役本来就众多,两个臣下变成鬼杀死两个君王,两个君王死后,变成鬼也一定会报复。这不是有智慧的鬼的深谋远虑,憎恨并厌恶见到仇人的鬼应有的作为。如果两位臣子死后真的神灵的话,应当知道两位君王死后变成鬼一定会报复自己,如果他们不知道这一点,那么他们也就不神灵了。不神灵,怎么能害人呢?世间上多有似是而非,虚伪得像真实的一样的事情,所以杜伯、庄子义这一类传说,往往会留存下来。
晋惠公重新安葬太子申生。秋天,申生的仆人狐突到曲沃去,路上遇到太子申生,太子申生快步登上狐突的车并告诉他说:“夷吾改葬我不符合礼的规定,我惩罚夷吾的请求已得到上帝的许可了,准备把晋国送给秦国,秦国将会祭祀我。”狐突对太子申生说:“臣下听说神灵不享受他族的供物,百姓不祭祀他族的人,对您的祭祀不是要断绝了吗?况且晋国的百姓有什么罪呢?刑罚不当,国亡无人祭祀,您要好好考虑一下这件事啊!”太子说:“好吧,我将再向上帝请示。七天以后,在曲沃新城的西边将会有一位巫者,你会在那里见到我。”狐突答应了申生,于是申生就不见了。到了约定的日期,狐突到曲沃新城西边巫者的住处,又和申生相见。申生告诉他说:“上帝准许惩罚有罪的人了,他将会在韩原失败。”这以后四年,惠公与秦穆公在韩原交战,被穆公俘虏,竟然如申生所说的一样。这不算神又该算什么呢?
回答说:这也是杜伯、庄子义变鬼一类的事情。用什么来证明呢?改葬,是私怨;上帝,是公神。以私怨在公神面前争论,公神怎么肯听这些事呢?上帝准许把晋国送给秦国,狐突认为这样做不行,申生就听从了狐突的话,这就是说,上帝原来答应申生的要求是不对的。作为公神的上帝,还不如一个狐突,必然就不是上帝,这是很明白的道理。况且臣子不敢以私事请求于君王,是由于君尊臣卑,臣子敢以私怨冒犯君王的缘故。申生和上帝比起来,岂只是臣子与君王之别呢?申生由于怨恨惠公的改葬,不惜冒犯上帝的尊命,这不是申生所应该做的事情。
骊姬诬陷杀害申生的身体,惠公改葬申生的尸体。改葬的罪恶,小于杀人;惠公的罪,比骊姬的轻。申生请求上帝惩罚惠公,不请求杀掉骊姬,那么这是申生憎恨改葬,不怨恨被人杀害了。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焚烧儒家的《诗》、《书》等经书,随后又坑杀儒生。博士官的怨恨,不下于申生;坑杀儒生的罪恶,比改葬更可恨。然而秦朝被坑杀的儒生,不向上帝请求惩罚秦始皇,也不现形为鬼,召集并告诉活着的儒生说秦始皇无道,李斯不贤。
周武王生病身体不安,周公请求天命愿代武王去死,在同一……地设三个坛,摆设璧玉手拿圭玉,这才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史官就宣读祷辞为武王祈祷,祷辞说:“我柔顺而巧能,多才多艺,能侍奉鬼神。你们的长孙某某不如我姬旦多才多艺,不能侍奉鬼神。”鬼神,说的是太王、王季、文王。如果死人没有知觉,不能变成鬼神,周公是圣人,圣人说的话真实可信,那么就反映了阴间的实情。反映了阴间的实情,那么三王为鬼神,就很明白了。
回答说:实际上圣人能有这样的神通吗?不能有这样的神通。如果有这样的神通,应当事先知道三王的心意,不应当只明白三王变成了鬼。周公请求天命,史官宣读祷辞,祷告完毕祷辞念完,还不知道三王答不答应自己的请求,于是用三个龟甲进行占卜,三次龟卜都吉利,这才感到高兴。能够知道三王有知觉变成了鬼,不能够知道三王答不答应自己的要求,必须用三个龟甲占卜,才能知道实情。肯定三王是鬼,必须通过卜问,然后才知道他们的心意,死人有知无知,和他们答不答应人的要求,实际上是一回事。
能够知道三王必定答应自己的请求,那么他说三王是鬼,可以相信;如果不能知道,说三王是鬼,就和世俗之人一样了。与世俗之人的见解相同,那么死人的实情就不可肯定了。况且周公的请求天命,靠什么达到目的的呢?是靠最大的诚意达到的呢?还是靠祷辞的正确达到的呢?如果是靠最大的诚意达到的,那么他请求天命的祷辞,是向三王变的鬼表达了他最大的诚意,就不问祷辞的正确错误了。董仲舒祈求下雨的方法,是设置土龙用以感动云雨之气,土龙不是真实的龙,不能招来降雨,董仲舒用它来表达自己最大的诚意,就不问土龙的真假了。如此说来,那么周公的请求天命,如同董仲舒祈求下雨一样,三王不是鬼,如同堆的土龙不是龙一样了。
晋国的荀偃进攻齐国,没有结束战事就回来了。因劳致病生了毒疮,头上溃烂,到达著雍地方时,病很重,眼珠突出,死后眼睛还睁着,嘴紧闭塞不进东西。范宣子洗了手安慰荀偃说:“我侍奉您的儿子吴,敢不像侍奉您一样。”荀偃的眼睛还是睁着。范宣子看见他不闭上眼睛,认为他惦念他的儿子荀吴,人情所惦念的,没有谁不惦念儿子的,所以就提到他的儿子吴来安慰他。仍然睁着眼睛,是因为没有说中荀偃所惦念的事情。栾怀子说:“大概是没有完成伐齐的缘故吧!”于是又安慰他说:“如果您死后,有谁不继续讨伐齐国这件事,有黄河可以作证。”荀偃才闭上眼睛含进东西。讨代齐国的事没有完成,是荀偃所遗憾的,栾怀子知道了他的心意,所以他闭上眼睛含进东西,范宣子判断错了,所以他的眼睛睁开嘴巴紧闭。
回答说:荀偃病死,害的是眼珠突出的病,眼珠突出则口紧闭,口紧闭则不能含东西。刚死的时候体内还充满着气,原本病患的就是眼珠突出,范宣子安慰他过早,所以眼睛不闭,口不张开。过了一会,体内的气减弱了,栾怀子安慰他,所以眼睛闭上口就含进了东西。这原本是荀偃的病造成的,并不是他死后精神通过口目的张闭来表示遗憾的心情。凡是人死去,都有遗憾的事情。志士遗憾正义的事业没有成功,学士遗憾学问上很多方面造诣不高,农夫遗憾种了地没有积储粮食,商人遗憾货物钱财没有增值,当官的人遗憾官位没能达到顶点,勇武的人遗憾武艺没有达到最高水平。
天下的人各有各的欲望,然而也各有各自遗憾的事情,如果一定要说死人眼睛不闭是因为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么天下的人死后都不会闭上眼睛了。况且死去的人精神消失,不能再听见人说话。不能听见人说话,这就是死了。假使精神离开形体另外变成了鬼,站立在人的旁边,即使听见人说话,精神已经与形体隔绝,怎么能够又进入身体中去闭眼开口呢?精神如果能够再进入身体中通过尸体来表示遗恨,那么也就能够根本不离开身体,永远和身体相守在一起了。考察世人议论死亡,说死人的精神自己如此,能够重新用灵魂立形见面,使尸体像活人一样,这就错了。
楚成王废掉太子商臣,想立王子职继位。商臣听说了此事,派宫里的卫士包围了楚成王。楚成王请求吃了熊掌再让他死,商臣不同意。楚成王上吊而死。给楚成王的谥号叫“灵”,楚成王不闭眼;改谥号叫“成”,他才闭上眼睛。谥号为“灵”不闭眼,为“成”才闭眼,这是楚成王死而有知的证明。给他的谥号叫“灵”,他心里不满意所以不闭眼;改谥号为“成”,他心里高兴才闭眼。死人的精神听见人们的议论,见到人们改变了他的谥号,所以心里高兴眼睛就闭上了。本来眼睛没有病,也没有人抚慰他,他死后眼睛能张能闭,这不是神灵又是什么呢?
回答说:这也是重复荀偃同类的事情。即使眼睛没有病,也不会凭空张开。楚成王刚吊死的时候,身体内的气尚旺盛,刚断气,眼睛还在睁开,接着就给他的谥号叫“灵”。一会儿体内的气衰弱了,眼睛刚巧要闭上,接着就改谥号叫“成”。眼睛的开闭,与给他的谥号叫“灵”、“成”,是一种巧合。当时的人看见他应和了谥号“成”才闭眼,就说楚成王的魂有所知觉。有所知觉,就应当始终不闭上眼睛。为什么呢?
太子杀死了自己,这是极大的罪恶;加给谥号叫“灵”,这是小过错。
不为极大的罪恶忿怒,反而为小过错怀有遗憾,不是魂有神灵的证明,也不是魂能显示告知人的证明。坏的谥号不是“灵”就是“厉”之类,记载在史书上谥号称为“灵”、“厉”的人是很多的,他们的尸体没有装殓之时,并非都不闭眼睛啊!难道世间上死后得坏谥号的君王都不厌恶坏谥号,而唯独楚成王憎恶坏谥号吗?为什么被谥为“灵的君王那么多,而不瞑目的却这样少呢?
郑国的伯有任性而又贪得无厌,子晳喜欢比别人优越,两个人很合不来。子晳率兵攻打伯有,伯有逃跑出去了。驷带率领国人讨伐伯有,伯有被杀死了。事后九年,郑国人用伯有的名字互相惊吓,一说:“伯有来了”,就都逃跑,不知道往哪里跑才好。又过了一年,有人梦见伯有穿着盔甲走来,说:“壬子日,我将要杀掉驷带。明年壬寅日,我又将要杀掉公孙段。”到了壬子日那天,驷带死了,国人更加惧怕。后来到了壬寅日,公孙段又死了,国人更是恐惧。子产以任命伯有的后代为官来安慰伯有变成的鬼,伯有就不再作怪了。事后子产到晋国去,赵景子问他:“伯有还能变成鬼吗?”子产说:“能。人生下来开始形成的叫‘魄’。既然产生了‘魄’,阳气构成的就叫‘魂’。享用物的精华多魂魄就强健,所以就有从精爽发展到神明。普通老百姓无病而死,他们的魂魄仍然能凭借活人的形体来作恶,何况伯有是我的先君穆公的后代,子良的孙子,子耳的儿子,本国的卿,当权三代了。郑国即使不富足,抑或如俗话说的小小的国家,可是,三代掌握国家政权,他们的魂魄享用物够多了。所取的精华也够多的了。他的宗族又强大,他所依靠的相当厚实了。而伯有命不该绝却被人杀死,能变成鬼,不也是应该的吗?”
伯有杀驷带、公孙段,不错过定下的日期,这就是神的确存在的证明。
子产任命伯有的后代为官伯有就不再作怪,可知鬼神的品德了。知道鬼神的品德,那么就知道真的有鬼了。确实有鬼神而凭空捏造,所以在问答中没有怀疑。子产,是有智慧的人,了解物性是很明确的。如果死者无知,为什么能杀掉驷带与公孙段呢?如果不能变成鬼,为什么子产不怀疑呢?
回答说:与伯有结怨仇的人是子晳。子晳攻打伯有,伯有逃跑,驷带才率领国人就此去讨伐伯有。公孙段跟随驷带去讨伐,他不是主犯,他的罪恶微小。伯有杀驷带不报复子晳,公孙段罪小,却与驷带同死,这就是说伯有的魂无知,变成鬼来报仇,对罪的轻重处理得不适当。况且子产说:“强死的人能变成鬼。”什么叫强死呢?是说伯有命不当死而别人杀死了他呢?还是说伯有没有罪而别人冤枉了他呢?如果是说命中不应当死而别人杀了他的话,不应当死而死掉的人太多了。如果是说没有罪而别人冤枉了他的话,被冤枉的人也并非只有他一人。伯有命不当绝而被杀死能变成鬼,比干、子胥却不变成鬼?
春秋时期,被臣下杀死的君王有三十六个。君王被臣下杀死,可以说是命不当绝而被杀死的了。主管统治一个国家,享受的物的精华可以说是很多的了。继承帝位拥有国土,不仅仅是传三代。尊贵为君王,和卿的地位不同。最早受封的祖先,必然有穆公、子良这类人物。作为最高地位的国君,遭受不忠的臣下杀死的灾祸,他的魂魄变成鬼,一定比伯有更神灵。报复仇人杀死仇人,造成的祸乱,要比伯有杀死驷带、公孙段更多。三十六个君王没有变成鬼的,三十六位臣子没有被报复的。如果认为伯有无道,他死后精神有知,世间无道的人没有超过桀、纣的,桀、纣被杀死,魂魄却不能变成鬼。既然如此,那么子产的说法,只是沿袭了既成事实。
看见伯有命不当绝而被杀死,就说被杀死的人能变成鬼。如果有不是被杀死而变成鬼的人,就将会说不是被杀死的人能变成鬼。子晳在郑国,跟伯有有什么不同呢?子晳的死与伯有有什么不一样呢?都是由于无道而被国人所杀,伯有能变鬼,子晳不能变鬼,命不当绝而被杀死变鬼的说法适用于伯有,却不适用于子晳。既然这样,那么伯有死后变鬼的传说,和杜伯死后变鬼的传说,是同样性质的,关于杜伯的传说既然认为不对,那么有关伯有的传说也不能认为是对的。
秦桓公讨伐晋国,军队驻扎在辅氏。晋侯发兵于稷地,以夺取翟人占据的土地,恢复了黎侯的君位而返回。到达雒地时,魏颗在辅氏打败了秦军,俘虏了秦将杜回。杜回,是秦国的大力士。当初,魏武子有宠妾没有儿子。武子生病,授命魏颗说:“我死后一定要把这个妾嫁出去。”武子病重时,就改变主意说:“一定要用这个妾为我殉葬。”到武子死后,魏颗没有用这个妾殉葬。有人责难他,魏颗说:“人有了疾病就胡言乱语,我遵从他的合理的遗嘱。”到辅氏之战时,魏颗看见一位老人把草编成结用来阻挡杜回,杜回被绊倒在地,所以魏颗俘获了他。晚上魏颗梦见这位老人对他说:“我,是你嫁出去的那位妇人的父亲。你执行你父亲的合理遗嘱,因此我来报答你。”受宠爱的妾的父亲,知道了魏颗的恩德,所以现出形体为鬼,把草编成结助战,这是鬼神聪明有知的证明。
回答说:这位妇人的父亲能知道魏颗的恩德,变鬼现形来帮助魂颗作战,必定能够报答他活着时所友善的人,杀死他活着时所憎恶的人。凡是人们交朋友,交情一定会有深有浅,无论深浅都应当报答,如同魏武子的嬖妾应当感谢魏颗一样。现在如果说他不能报答活着时候厚待他的人,唯独能报答他死后所友善的人,这不是死人有知的证明,也不是死人能变鬼的证明。张良行走在泗水河旁,有位老人送给他一部兵书;光武帝在河北处境艰难,有位老人给他指点迷津,命当富贵的人时运吉利,这是应当遇到吉祥事情的证明。魏颗命中注定要俘获杜回,战斗中应当立功,所以老人的妖象出现在路上把草编结来帮助他。
王季埋葬在滑山脚,大水冲击他的墓,现出了棺材前端的木板。周文王说:“唉!先君一定是想要见一见群臣和老百姓吧!所以让大水冲击现出棺材。”于是离开宫廷,到棺材旁为王季设朝,老百姓都见到了棺材,三天以后又改葬王季。周文王是位圣人,明白道理和事情的实质。看到王季的棺材现出来,知道是他的精神想要见到老百姓,所以就离开宫廷而让老百姓都见到棺材。
回答说:古今帝王死后,埋葬在地中,成千成万,没有想要再出来见老百姓的,为什么唯独王季是这样呢?黄河、泗水岸边,坟墓不止一座,河水冲击使土倒塌,棺椁露现出来的,不可胜数,是都想要再见一见老百姓吗?大水冲击滑山脚,如同黄河和泗水的急流冲击河岸一样。周文王看到棺材两头的木板露出来,心情悲伤,认为或许是先君想要再出现,这是慈孝人的心思,希望如此的心愿。贤圣心情悲痛,顾不上思索判断,用活人的心理类推死人,所以又改葬王季。世俗之人相信贤圣的话,就说王季想见一见老百姓。
齐景公将要进攻宋国,军队路过泰山,景公梦见两位老人站在面前对他极为愤怒。景公把这件事告诉了晏子,晏子说:“这是宋国人的祖先,成汤和伊尹。”景公怀疑认为他们是泰山神,晏子说:“您怀疑是成汤和伊尹,就请让我说说成汤和伊尹的形象。成汤皮肤白而身材高,下巴上长满了胡子,面部上尖下阔,昂头挺胸声音洪亮。”景公说:“对,正是这模样。”晏子说:“伊尹皮肤黑而身材矮小,头发蓬乱长着胡子,面部上阔下尖,曲背弯腰样子谦恭。”景公说:“对,正是这模样。现在怎么办呢?”晏子说:“成汤、太甲、武丁、祖乙,都是天下有盛名的君王,不应当没有后代。现今商的后代只剩下宋国了,而您进攻他们,所以成汤、伊尹要发怒。请您退兵和宋国讲和。”景公不采纳,终于进攻宋国,军队果然吃了败仗。成汤、伊尹死后精神有知,憎恶景公进攻宋国,所以出现在梦中大怒以禁止景公伐宋。景公不停止进攻宋国,军队果然不吉利。
回答说:景公也曾经梦见过彗星,当时彗星并没有出现,然而梦见的那颗彗星,其实并不是真的彗星。梦见成汤、伊尹,其实也并不是真的成汤、伊尹。或许是景公的军队要吃败仗而出现的不吉利的妖象。晏子相信梦,明确地说出成汤、伊尹的形象,景公顺从晏子的话,同意并肯定晏子所说的成汤、伊尹的像貌。秦国统一天下,断绝了成汤、伊尹的后代,竟至于当今,成汤、伊尹没有人祭祀,怎么却不发怒呢?
郑国的子产访问晋国。晋侯正在生病,由韩宣子接待客人,他同子产私下交谈,说:“我国君卧病,至今已三个月了,把该祭祀的山川都去祭遍了,君王的病只见加重而不见好转。现在梦见黄熊进入卧室门,它是什么恶鬼呢?”子产说:“凭你们国君的英明,您任正卿掌权,会有什么恶鬼呢?从前尧在羽山杀了鲧,鲧的精神变成黄熊,钻进羽山的深渊中,成为夏朝祭天时配祭的神灵,夏、商、周三代都祭祀他。晋国作为盟主,晋侯可能没有祭祀过鲧吧?”韩宣子祭祀夏朝所郊祀的鲧,晋侯的病就有所好转。黄熊,是鲧的精神变的,晋侯不祭祀它,所以它进入卧室门。晋国知道了就祭祀它,所以晋侯的病好转了。这不是死人有知的证明吗?
回答说:鲧被杀死在羽山,这是人们所知道的事。鲧的精神变成黄熊,进入羽山的深渊,人们根据什么得以知道呢?假如鲁国的公牛哀患病后变成老虎,老虎确实存在,所以可以肯定这件事。鲧被杀于远远的羽山,人们又没有和他在一起,怎么能知道他变为黄熊呢?况且子产说:“鲧的精神变成了黄熊。”这是说鲧死了。死后魂神变成黄熊,不是人们所能知道的。人死后世人称为鬼,鬼的形象和活人的一样,看见鬼和人没有什么不同,然而他不是死人的精神所变的,何况黄熊不是人的形状,并不与人相似呢!如果鲧死后他的精神确实变成了黄熊,那么黄熊死后,它的精神或许变成人形,人们在梦中见到一个人,怎么知道不会是死去的禽兽的精神变成的呢?
相信黄熊是鲧的精神变的,又相信梦中见到的鬼是死人的精神变的,这就是说连梦见的黄熊是人的精神变的还是熊的精神变的都不能确定,那么黄熊是鲧的精神变的也不能确定了。况且梦是一种虚象,吉凶将要出现,神明用虚象预示,熊罴表现的预兆,自有它所要预示的事情。假如鲧死后他的精神确实变成了黄熊,晋侯梦中见到的黄熊,就一定是鲧的精神所变的吗?诸侯祭祀山川,假如晋侯梦见山川,难道还能认为由于晋侯不祭山川,山川会自己现在梦中吗?人病了,有时多会梦见先祖死人来站在他的身旁,难道还能说先祖死人来要求享受供物,所以在梦中现形吗?人在梦中见到的,可能是别的事情的征兆,不一定真是梦见的那种事情的预兆。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梦中见到某位活着的人,第二天问梦中所见到的那个人,他并没有和自己相见过。从梦中所见到的人并没有和自己相见,就能知道鲧变的黄熊不会进入卧室门。黄熊不进入卧室门,那么鲧就不要求享受供物。不要求享受供物,那么晋侯的病并不是废止了祭祀夏朝所郊祀的鲧而引起的灾祸。不是废止了祭祀夏朝所郊祀的鲧引起的灾祸,那么晋侯的病好转也并不是由于祭祀了夏朝郊祀的鲧而获得的福佑。既然夏郊没有真正得到福佑,那也就证明鲧死后是没有知觉的。也就像淮南王刘安因谋反而畏罪自杀,世人传说他成仙升天了一样。本来是虚妄的传说,子产听到这种传说,也是不能加以证实的。偶然晋侯的病正好自己减轻,子产碰巧说黄熊的预兆,人们就相信黄熊是鲧的精神了。
汉高祖因为赵王如意很像自己而想把他立为太子,吕后怨恨此事,后来就用鸩酒毒杀了赵王。事后,吕后外出,看见一只灰白色的狗,咬她的左腋。吕后感到奇怪而占卜此事,发现是赵王如意在作祟,于是她患了腋伤病,病未好她就死了。大概是赵王如意的精神变成灰白色的狗,现出异常现象来报他的仇。
回答说:勇士忿怒之时,用锋利的刀交战,战败的被刀刃所伤,倒地而死。他亲眼看到对方击中自己,死后他的精神尚且不能报仇。吕后用鸩酒毒杀如意时,她并不亲自前往,派人让如意喝酒,如意不知道那是鸩毒,不知道杀死自己的是谁,怎么能作祟以向吕后报仇呢?如果死人有知,没有谁比汉高祖更痛恨杀死如意的。高祖喜爱如意而吕后杀了如意,高祖魂神的震怒应当像雷霆一般,吕后被处死应当不超过一天。是高祖的精神还不如如意的精神神灵呢?还是高祖死后又憎恨起如意来,赞成吕后杀死他呢?
丞相武安侯田蚡与故大将军灌夫在酒席上产生了怨恨,事情发展到皇上听说了这件事。灌夫被逮捕入狱,窦婴要援救他,大势已去灌夫不能免罪。灌夫因此被治罪,窦婴也因罪被处死。事后,田蚡病得很厉害,喊叫“是是”,派占鬼的人去看他,见灌夫、窦婴都坐在他的身旁,田蚡的病不见转轻,终于死了。
回答说:杀害别人的人不只是田蚡一个,后来杀人的人病了,并不见被他杀害的人来作祟,田蚡却见到他所杀的人来作祟。唯独田蚡如此,是由于他感到亏心而烦闷悔恨,病中神志昏乱,误认为看到了鬼。或许是看到了其他的妖象,而占鬼之人了解他过去与灌夫、窦婴的仇恨,想显示一下自己占卜鬼神非常灵验的名声,看到田蚡狂叫“是是”,就编造说灌夫、窦婴坐在他的身旁。
淮阳郡都尉尹齐为吏残暴,到他死后,怨恨尹齐的人想烧他的尸体,尸体逃到埋葬他的地方。死人有知,所以知道别人将要烧他;死人有神灵,所以尸体能逃离。
回答说:尹齐的尸体能逃走,是死人有神灵,能够有所感应。秦代时候有三座山不见了,周代末期九鼎沦亡了,一定会认为消失的东西有神灵,三山、九鼎也有知觉了。或许是尹齐的部吏知道冤家们的打算,便偷偷地运走了尹齐的尸体,又害怕这些人恨自己,就说尹齐的尸体是自己逃走的。凡是人能逃亡,脚就能行走。人死了,血脉断绝,脚不能再动,靠什么逃走呢?吴王烹煮伍子胥,汉朝把彭越剁成肉酱。烧和剁都是同样的杀法;伍子胥和彭越是同样的勇敢。伍子胥和彭越不逃避烹煮和剁成肉酱的刑戮,唯独说尹齐的尸体能回到葬他的地方,不真实的谣言,是没有验证的说法。
新朝改葬汉元帝傅后,打开她的棺材,取出玉柙印玺,送回定陶,用埋葬一般百姓的礼节埋葬她。打开棺材时,臭气冲天,洛阳丞靠近棺材,闻了臭气就死了。又改葬定陶共王丁后,烈火从墓穴中冲去,烧死吏士几百人。改葬用卑下的礼节,又毁坏夺取珍贵之物,使傅后和丁后怨恨,所以放出臭气冲出烈火,用来伤害开棺的人。
回答说:臭气冲天,是因为棺材内外食物很多,腐烂后臭气猛烈发作的缘故,人不能忍受臭气而窒息,并不是怪事。烈火出于墓穴中,虽然奇怪,但并不是丁后的精神所为。用什么来证明呢?改葬与掘墓盗窃财物相比,哪样更让人痛恨呢?饥荒年头,挖掘丘墓盗取衣物的人以千万数,死人一定应当有所知觉,活人夺取他的衣物,裸露他的尸骨,当时既不能禁止,事后也不能报复。这尚且是微贱人的事,不足以说明问题。秦始皇葬在骊山,秦二世末年,天下盗贼挖掘秦始皇的墓,墓中却不能放出臭气冲出烈火来杀死一个人。秦始皇贵为天子,不能变成神,丁后、傅后是妇人,怎么能作怪呢?怪异现象的出现不只一个,又发生在不同的地方,见到烈火闻到臭气,就说是丁后、傅后的精神所为,这就错了。
作品简介:《战国策》为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原作者不明,一般认为非一人之作。资料年代大部分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料的记载。原来的书名不确定,成书据推断也并非一时,可能在秦统一以后。刘向进行整理后,删去其中明显荒诞不经的内容,按照国别,重新编排体例,定名为《战国策》。全书共三十三卷,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的“策”论。《战国策》作品主要记述了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共245年间,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策略,或者说记录了战国时纵横家游说各国的活动和说辞及其权谋智变斗争故事,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全书现存497篇。早在宋代就已有不少缺失,由曾巩奉旨“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得以校补。后又经多次修订。现今所见《战国策》已远非东汉时期版本,其中有不少章节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虚构的文学故事。《战国策》就是记载战国至秦汉时期,一些谋士为了谋取富贵或者实现自己的治国理念,针对当时的各国形势,为自己效力的主君分析内外形势、制定策略的说辞的合集。全书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在形成之初便有多个版本。据说西汉刘向在校理皇家书库时,对所见的“中战国策书”,包括六种记载战国纵横家说辞的作品,即所谓的中书六种,包括《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语》《修书》,和“国别者八篇”等材料进行了编撰。因书所记载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内容“大抵皆纵横捭阖,谲狂相轧倾夺之说也”,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名称沿用至今。全书共三十三卷,约十五万字。内容曾历经包括宋、元、明多个朝代或大或小的修补,加之传抄和翻刻时的错讹。与最初版本差别可能很大。今本共三十三卷。东周策一卷,西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齐策六卷,楚策四卷,赵策四卷,魏策四卷,韩策三卷,燕策三卷、宋卫策一卷,中山策一卷,共497篇。《战国策》成书以后,其内容的真实性就一直饱受争议,甚至可说它的性质与定位是《战国策》研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刘向本人是把它算作《六艺略》部分。四部归类法出现后,多将其归入史部,但对于这一分法,自宋代以来便有不同看法。如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将《战国策》归入子部“纵横家”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此。”此后,高似孙《子略》、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宋史·艺文志》都把《战国策》归入子部。甚至就名称而言,“策”指“书册”还是“策略”一直有争议。还有人认为《战国策》“不是一般概念上的历史书”,可能是“策士”阶层的修习教材,长短不一,故称为《长书》《修书》《短书》,合起来是《短长》,内容是有关策谋和国家大事的,所以叫做《国事》《事语》《国策》。《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作品简介:《金匮要略》是我国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论述杂病诊治的专书,原名《金匮要略方论》。“金匮”是存放古代帝王圣训和实录的地方,意指本书内容之珍贵。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25篇,载疾病60余种,收方剂262首。所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疾病及急救卒死、饮食禁忌等内容。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由于战乱等原因,成书不久即散乱于世。至北宋时,翰林学士王洙在宫藏书匮中发现蠹简本《金匮玉函要略方》,书分上、中、下3卷,实为《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勘《金匮》时,依据此本,删去上卷伤寒部分,保留中、下两卷杂病和妇人病两部分,并把下卷方剂分列各证之下,重新编成《金匮要略方论》,分为上、中、下3卷,其文字自此基本定型,并由此演变出各类版本……
作品简介:《齐民要术》大约成书于北魏末年(公元533年-544年),是北朝北魏时期,南朝宋至梁时期,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专著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全书10卷92篇,系统地总结了六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以及治荒的方法,详细介绍了季节、气候、和不同土壤与不同农作物的关系,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是一部综合性农书,为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首,该书记述了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即今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东北部和山东中北部的农业生产,概述农、林、牧、渔、副等部门的生产技术知识。《齐民要术》推崇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皆为“益国利民,不朽之术”,并嘲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贾思勰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农业科学体系,对以实用为特点的农学类目作出了合理的归划。对开荒、耕种到生产后的加工、酿造和利用等一系列过程详细记述,同时还论述了种植学、林学以及各种养殖学……
作品简介:《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经袁世凯批准,由赵尔巽为总担纲编纂的一部记载清朝历史的纪传体历史著作。全书共有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清史稿》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编修工作历时十四年,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救之章”,并非视为成书“,但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全书包括整个大清帝国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2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因其未经总阅修订即匆忙付梓刊行,故曰“史稿”。参与该史稿纂修的工作人员,前后有300多人,编纂时间历达15年,最后成书536卷,800余万字。《清史稿》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但其在政治观点、体裁体例、史实内容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和舛错。认真研究总结《清史稿》纂修始末及其经验教训,对刚启动的新的大型清史纂修工程,不无裨益和借鉴……
作品简介:《论衡》一书相传为东汉思想家王充(公元27年-97年)所作,大约汇编成于章和二年(公元88年)。现存文章有85篇(其中的《招致》仅存篇目,实存84篇)。《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正因为《论衡》一书“诋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于汉代的儒家正统思想,故遭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攻击和禁锢,将它视为“异书”。《论衡》共八十五篇,是王充用了三十年心血才完成的,被称为“奇书”。公元189年蔡邕来到浙江,看到《论衡》一书如获至宝,密藏而归。蔡邕的友人发现他自浙江回来以后,学问突有大进,猜想他可能得了奇书,便去寻找。果然在他帐间隐蔽处发现了《论衡》一书,便抢了几卷就走。蔡邕急忙叮嘱:“此书只能你我共读,千万不要外传”。友人读后亦称“真乃奇书也”。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直到近几十年,才对王充的《论衡》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和系统的研究,尽管在对《论衡》的研究中还有不少分岐,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但这部著作正日渐显现出其思想异彩则是确定无疑的……
作品简介:《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是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是古代华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周礼》在汉代最初名为《周官》,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周礼》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堪称为中国文化史之宝库。“制礼作乐”这一对中国社会、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工程,是周公在洛阳完成的。《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范,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这些制度规范《周礼》分为六类职官,《天官·大宰》谓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天官·小宰》谓之“六属”:“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
作品简介:《阅微草堂笔记》原名《阅微笔记》,是清朝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纪昀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庆三年(1798年)间以笔记形式所编写成的文言短篇志怪小说。在时间上,《阅微草堂笔记》主要搜辑各种狐鬼神仙、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等当时代前后的流传的乡野怪谭,或亲身所听闻的奇情轶事;在空间地域上,其涵盖的范围则遍及全中国,远至乌鲁木齐、伊宁、滇黔等地。同时《阅微草堂笔记》有意模仿宋代笔记小说质朴简淡的文风,曾在历史上一时享有同《红楼梦》、《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的盛誉。《阅微草堂笔记》主要记述狐鬼神怪故事,意在劝善惩恶。全书虽然不乏因果报应的说教,但是通过种种描写,折射出封建社会末世的腐朽和黑暗。如第一章中对几类主要的狐形象进行描写,体现狐世界的秩序和规范;第二章写纪昀构建狐世界的叙事手法;第三章写纪昀创作狐故事的原因。在结语中,纪昀肯定了狐故事的艺术价值,并将其与以往及同时代的作品进行比较,指出其情理内涵和叙事语言、故事安排上的特点,总结小说创作受到的内外因素的影响及表现。书中记述若真若假,旨在藉由这些志怪的描写来折射出当时官场腐朽昏暗堕落之百态,进而反对宋儒的空谈性理疏于实践之理气哲学,并且讽刺道学家的虚伪矫作卑鄙,旁敲侧击的揭露社会人心贪婪枉法及保守迷信。不过对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人民悲惨境遇的生活,纪昀在笔调中也表达出深刻的同情与悲悯,在每则故事结尾处作者总是会来那么几句短语,以衡平的语气来评断其故事来龙去脉理事曲直之所在或其有否通情达理之处地,此些评后语却也总是耐人寻味。纪昀无疑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无怪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记史略》中评论此书道:“纪晓岚本长文笔,多见秘籍,文襟怀旷达,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他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人” 。《阅微草堂笔记》的主要成就也如鲁迅所说:“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中国小说史略》)。由于作者的文笔好和地位高,它在当时文坛上影响很大。可见《阅微草堂笔记》实为“无人能夺其席”的中国文学瑰宝……
作品简介:《昭明文选》又称《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一般认为,《昭明文选》编成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 至中大通三年(531年) 之间。《昭明文选》收录自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130多位作者的诗文700余篇 ,是一部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 ,在这部总集里 ,萧统把我国先秦两汉以来文史哲不分的现象作了梳理和区分 ,他认为经史诸子都以立意纪事为本 ,不属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也就是说 ,只有强调“文以载道”,在文章中蕴含自己的思想,并且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也就是说 ,善用典故成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精巧华丽的文章 ,才合乎标准 ,《昭明文选》正是以此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第一部选集。由于 《昭明文选》选材严谨 、注重词藻 ,所选的大多是典雅之作。在过去文人的眼中,一向被视为文学的教科 书 ,是士子们必读的一部书,千余年来流传不衰。大诗人杜甫教育他的儿子宗武要 “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 。到了宋代 ,更有“文选烂 、秀才半”的俗谚(陆游《老学庵笔记》)。《昭明文选》的诞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 自从有了《昭明文选》,这才使我国自先秦来文史不分现象有了明确的分界。《昭明文选》继往开来 ,对古今文体做了全面的阐述、辨析和整理 ,它是我国第一部按体区分规模宏大的文学总集 ,这在文学史上是个开创。首先对《昭明文选》作注释的是《昭明文选》问世六、七十年后的《文选音义》,这是隋代萧统的侄子萧该对《文选》语词作的音义解释。稍后,在隋、唐之际有曹宪,“文选学”的名称就见于《 旧唐书· 曹宪传》。这两位学者的著作都题为《文选音义》,也都已亡佚。许淹、李善、公孙罗等都曾是曹宪的学生,他们都曾批注《文选》。现存最早的、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唐高宗显庆(656-661)年间李善的《文选注》。李善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号称“书麓”。他注释《文选》,用力至勤,引书近1700 种,前后数易其稿……
作品简介:《围炉夜话》儒家通俗读物,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文学品评著作,对于当时以及以前的文坛掌故,人、事、文章等分段作评价议论。王永彬,字宜山,人称宜山先生,王氏后人称其宜山公, 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个王朝。这本书是作者王永彬“于清·咸丰甲寅二月,于桥西馆”的 “一经堂”完成的。作者虚拟了一个冬日拥着火炉,至交好友畅谈文艺的情境,使本书语言亲切、自然、易读,并由于其独到见解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围炉夜话》分为221则,以“安身立业”为总话题,分别从道德、修身、读书、安贫乐道、教子、忠孝、勤俭等十个方面,揭示了“立德、立功、立言”皆以 “立业”为本的深刻含义,与《菜根谭》、《小窗幽记》并称处世三大奇书。中国传统文人是快乐、超俗,亦或痛苦、压抑,现已难以说得清楚。哪代文人即使在生活安逸、仕途得意时,心中也常存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的忧患意识,而在陡遭不测、倾家荡产时,又能常常保持一份无怨无悔的淡然心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因其博大,受其滋润的中国文人的心胸也是宽广大度的,其精神世界更是丰富多彩的……
作品简介:《伤寒论》,又作《伤寒杂病论》,为东汉张仲景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理法方药皆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医临床著作。此书被认为是汉医学之内科学经典,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医家类。因为历史因素,本书原貌不复可见。《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外感热病治疗规律的专著。全书12卷。现今遗存10卷22篇,东汉张仲景撰于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原著《伤寒杂病论》,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后人整理编纂将其中外感热病内容结集为《伤寒论》,另一部分主要论述内科杂病,名为《金匮要略方论》。《伤寒论》原书曾经西晋王叔和整理编次,在五代十国时期已经处于一线单传、存亡继绝的危机状态。此书在北宋国家书府秘藏八九十年,嘉佑年间(1056-1063),北宋校正医书局成立,选高继冲进献本为底本,由孙奇、林亿等校定,于1065年由朝廷诏命国子监雕版刊行,名为定本《伤寒论》,结束了从汉末至宋凡八百余年传本歧出、条文错乱的局面。金皇统四年即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刊行,有详注,逐渐取代白文本《伤寒论》,白文本南宋未再翻刻。至元代,白文本《伤寒论》除少数藏书家偶有其书外,社会上已无该书。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江苏常熟藏书家赵开美偶然得到北宋刻本《伤寒论》十卷,请优秀刻工将此书收刻于《仲景全书》中。北宋原刻本旋即丢失,现今仍在留存的只有赵开美本。赵开美本逼真宋版,后世尊称赵开美本为《宋本伤寒论》。赵开美本今存五部。《伤寒论》在国外亦有广泛影响。除此之外,其他还有《唐本伤寒论》(唐·孙思邈)《宋本伤寒论》(宋·高继冲)《金本注解伤寒论》(金·成无已)《宋本伤寒论》(明·赵开美)《康治本伤寒论》(日本)《康平本伤寒论》(日本)《桂林本伤寒论》《敦煌本伤寒论》(残卷)等版本。《伤寒论》突出成就之一是确立了六经辨证体系。运用四诊八纲,对伤寒各阶段的辨脉、审证、论治、立方、用药规律等,以条文的形式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对伤寒六经病各立主证治法,如“太阳伤寒”用麻黄汤;“太阳中风”用桂枝汤;阳明经证用白虎汤;阳明腑证用承气汤;少阳病用小柴胡汤……归纳总结了不同的病程阶段和症候类型的证治经验,论析主次分明,条理清晰,能有机地将理、法、方、药加以融会,示人以证治要领。《伤寒论》另一突出成就是对中医方剂学的重大贡献。本书记载了397法,113方,提出了完整的组方原则,介绍了伤寒用汗、吐、下等治法,并将八法具体运用到方剂之中,介绍了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白虎汤、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葛根黄芩黄连汤、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大柴胡汤、小柴胡汤等代表名方。书中记载的的方剂,大多疗效可靠,切合临床实际,一千多年来经历代医家的反复应用,屡试有效。由于张仲景所博采或个人拟制的方剂,精于选药,讲究配伍,主治明确,效验卓著,后世誉之为“众方之祖”,尊之为“经方”。该书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集汉代以前医学之大成,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系统地阐述了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俱全,在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伤寒论》一书不仅为诊治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证纲领和治疗方法,也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论治的规范,从而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被后世医家奉为经典……
作品简介:《古文观止》是清代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选定的古代散文选本。该书是清朝康熙年间选编的一部供学塾使用的文学读本,此书是为学生编的教材,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正式镌版印刷。《古文观止》收自东周至明代的文章222篇,全书12卷,以收散文为主,兼取骈文。题名“观止”是指该书所选的都是名篇佳作。该书入选之文皆为语言精炼、短小精悍、便于传诵的佳作。衡文标准基本上兼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在文章中间或末尾,选者有一些夹批或尾批,对初学者理解文章有一定帮助;体例方面一改前人按文体分类的习惯,而是以时代为经,以作家为纬。《古文观止》所选的文本,都是古代历史长河中优选下来的佳作,这些作品或雄浑潇洒,或俊逸清新。入选作品的题材虽然广泛,但都内容充实,情真意切。《古文观止》突破了分类选编容易流于琐细的局限,是一部比较系统的通史性选本。取文能够大致反映古代散文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风格的概貌,给读者以中国散文史的整体观,既将历代传颂的名篇尽可能选入,又重点突出,衡文标准力图思想与艺术兼顾,尽量避免重理偏向或重文偏向。作者仍然是以不违背封建正统思想这一点放在首位,“异端邪说”是不可能入选的。在每篇之中、之末有夹批或尾批。《古文观止》则以时代为纲,作者为目,将作者的各类文体的作品集粹于一处,阅读方便,查看快捷,使读者对清代之前的散文史认识清楚,印象深刻。《古文观止》的流行性与通俗性、权威性难以动摇,仍影响巨大,是青年首选的普及性古文选本。《古文观止》最早的版本,有映雪堂本等。五四运动以后,在上海等地出版了多种“言文对照"的《古文观止》,共有四种:上海沈鹤记书局署做肃房编译室著的一部,广益书局印行署名陆文昭译的一种,署名宋晶如译注的一种,署名许啸天译注的一种……
作品简介:《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在秦国相邦吕不韦的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杂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道家学说为主干,以名家、法家、儒家、墨家、农家、兵家、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秦统一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吕氏春秋》集先秦儒家之大成,是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全书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兵农诸家学说而贯通完成的一部著作。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高诱说《吕氏春秋》“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吕不韦重要的巨著,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夕。其书“基本上以儒家为宗,取各家之长而弃其短,所以能成一家之言。”是秦汉杂家的代表作之一。吕不韦是秦国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吕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嬴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秦国丞相。《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儒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吕氏春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规模宏大,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有始览》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十二纪按照月令编写,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时的人世安排,体现了儒家天道自然与社会治理的吻合。《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 全统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 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如《重己》篇讲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从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玉之说起,层层深入,语言朴素恳切。《贵公》篇讲“圣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论点,再以荆人遗弓、桓公问管仲等具体事例说明,叙述生动明快。其他如《贵生》、《用众》、《顺民》、《正名》、《察传》、《似顺》等篇也各有特色。《大乐》篇讲音乐的产生、本质和功用等,语言简洁流畅,有《老子》的文风,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作品简介:《天工开物》由宋应星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丁丑),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共三卷十八篇,全书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作者在书中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是中国科技史料中保留最为丰富的一部,它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反映了中国明代末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18篇。并附有123幅插图,描绘了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形状、工序。书名取自《尚书·皋陶谟》“天工人其代之”及《易·系辞》“开物成务”,作者说是“盖人巧造成异物也”(《五金》)。全书按“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序》)分为《乃粒》(谷物)、《乃服》(纺织)、《彰施》(染色)、《粹精》(谷物加工)、《作咸》(制盐)、《甘嗜》(食糖)、《膏液》(食油)、《陶埏》(陶瓷)、《冶铸》、《舟车》、《锤煅》、《燔石》(煤石烧制)、《杀青》(造纸)、《五金》、《佳兵》(兵器)、《丹青》(矿物颜料)、《曲蘖》(酒曲)和《珠玉》。《天工开物》全书详细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手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天工开物》中分散体现了中国古代物理知识,如在提水工具(筒车、水滩、风车)、船舵、灌钢、泥型铸釜、失蜡铸造、排除煤矿瓦斯方法、盐井中的吸卤器(唧筒)、熔融、提取法等中都有许多力学、热学等物理知识。在《五金》篇中,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天工开物》的可贵之处:在于记述了工农业生产中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书中用技术数据给以定量的描述,显露出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理论阐述,注重引入理论概念,而非单纯技术描述。在农业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后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亩秧田可移栽二十五亩,即秧田与本田之比为1∶25。又说旱稻食水三斗,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这些技术数据对农业生产有指导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论基础,在以前的农书中未曾提到过。《天工开物》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反映西学,如“凡焊铁之法,西洋诸国别有奇药。中华小焊用白铜末,大焊则竭力挥锤而强合之,历岁之久终不可坚。故大炮西番有锻成者,中国惟恃冶铸也。”《天工开物》中的“物种发展变异理论”比德国卡弗·沃尔弗的“种源说”早一百多年;“动物杂交培育良种”比法国比尔慈比斯雅的理论早两百多年;挖煤中的瓦斯排空、巷道支扶及化学变化等,也都比当时国外的科学先进许多。尤其“骨灰蘸秧根”、“种性随水土而分”等研究成果,更是农业史上的重大突破。《天工开物》详细记述了家蚕新品种的培育:将黄茧蚕同白茧蚕杂交,培育出褐茧蚕,将“早雄”和“晚雌”杂交,培育出“嘉种”,比法国的同类记录早200多年。在《五金》篇中,宋应星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地论述锌和铜锌合金(黄铜)的科学家。他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这是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大规模炼锌的国家。宋应星记载的用金属锌代替锌化合物(炉甘石)炼制黄铜的方法,是人类历史上用铜和锌两种金属直接熔融而得黄铜的最早记录。 [1] 总结提出的炼铁与炒铁炉的串连使用,直接把生铁炒成熟铁,具有现代冶金技术的重要特色。这种方式在17世纪的欧洲还没有。《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把中国古代科学家关于生态变异的认识推进了一步,为人工培育新品种提出了理论根据。《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初版发行后,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和刻书界的注意。 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较早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
作品简介:《梦溪笔谈》,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1031年—1095年)撰,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该书在国际亦受重视,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据现可见的最古本元大德刻本,《梦溪笔谈》一共分30卷,其中《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全书有十七目,凡609条。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其价值非凡。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社会历史方面,对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有所暴露,对西北和北方的军事利害、典制礼仪的演变,旧赋役制度的弊害,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梦溪笔谈》成书于11世纪末,一般认为是1086年至1093年间。作者自言其创作是“不系人之利害者”,出发点则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书名《梦溪笔谈》,则是沈括晚年归退后,在润州(今镇江)卜居处“梦溪园”的园名。该书包括祖本在内的宋刻本早已散佚。现所能见到的最古版本是1305年(元大德九年)东山书院刻本,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元大德刻本是为善本,其流传清晰,版本有序,历经各朝代,数易藏主,至1965年,在周恩来主持下,于香港购回。《梦溪笔谈》具有世界性影响。日本早在19世纪中期排印这部名著,20世纪,法、德、英、美、意等国家都有学者、汉学家对《梦溪笔谈》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而在这之前,早有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等各种语言的翻译本。《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宋史·沈括传》作者称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梦溪笔谈》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被世人称为“中国科学史上里程碑”。然而,《梦溪笔谈》也存在着一些局限与瑕疵,被研究者普遍认定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该书的部分条目充斥着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意识与观点;二是由于人类当时认知水平的局限,该书部分条目的论述已经显得不够科学;三是主要由于作者自身的原因,该书的部分条目特别是“神奇”、“异事”类条目中,充斥着浓重的怪诞、宿命唯心色彩,成为该书受批评最多的方面;四是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该书中的部分条目特别是据二手资料写就的条目存有讹误,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吴以宁《梦溪笔谈辨疑》等多有校订。但是瑕不掩瑜,些许缺憾并不影响《笔谈》的总体价值,这也是众多研究者的共识……
作品简介:《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刘勰《文心雕龙》的命名来自于环渊的著作《琴》。其解《序志》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环渊)《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分上、下部。每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在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在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深得文理”的文章写作理论巨著。全书分五十篇,内容丰富,见解卓越,皆“言为文之用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作上的各种问题。尤为难得的是对应用写作也多有论评。粗略统计,全书论及的文体计有59种,而其中属于应用文范畴的文体竟达44种,占文体总数的四分之三。(《应用写作》杂志1996年第4期,《的应用写作论》)。范文澜说得好 :"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讨论文学,《文心雕龙》实是唯一的一部大著作……
作品简介:《徐霞客游记》是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创作的一部散文游记,明末徐弘祖经34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世传本有10卷、12卷、20卷等数种。在原稿的基础之上,王忠纫手校、季梦良续成稿本,成书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徐霞客游记》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年至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做了详细记录。《徐霞客游记》是系统考察中国地貌地质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描绘了中国大好河山的风景资源,此外优美的文字也使之成为文学佳作,在地理学和文学上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徐霞客的出游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北登恒山,南及闽粤,东涉普陀,西攀太华之岭,偏重搜奇访胜,写下了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嵩山、华山、五台山、恒山等名山游记十七篇;后期的西南地区之行,则在探寻山川源流、风土文物的同时,重点考察和记述喀斯特(石灰岩)地貌的分布及其发育规律。《徐霞客游记》全书六十余万字,其中记述游历广西的《粤西游日记》却占了篇幅的约三分之一,可见广西在这一书中的重要地位。《徐霞客游记》中关于景物的描写不仅贴近现实,而且十分准确。现代科技也印证了徐霞客对于地质地貌和岩石景观记载的准确性,据对比,徐霞客对华东地区和桂林许多岩石、溶洞的描述与科学工具的实际测量惊人地吻合。例如在《游桂林日记》中对伏波试剑石的描写:“一石柱下垂覆崖外,直抵下石,如莲萼倒挂,不属于下者,仅寸有余焉。是名伏波试剑石。”准确说明了石柱的具体位置是“下垂覆崖外,直抵下石”,形态形貌“如莲萼倒挂”,尤其是“仅寸有余”的精确描述,比前人笼统地记载要科学得多。清代学者钱谦益:霞客先生游览诸记,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仁兄当急为编次,谋得好事者授梓,不惟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问亦不可无此书也。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徐霞客游记》读来并不像是十七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二十世纪的野外勘测记录。民国学者刘虎如:其词意之高妙,备极诸长,非身历其境者,何能出此……霞客之游记,非仅写景物、谈风月而已,对于山岭之来脉、江海之源流,而未尝无所发现,其有助于地理,自不可没。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中国旅美地理学家谢觉民:读徐霞客的游记,最好是旅行时随身携带。《徐霞客游记》中描写事物所采用的清新优美文笔,使读者爱不释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以前的一百三十五年间,完全靠读者用笔抄写来流传。乾隆四十一年以后,才有刻本流传。对《徐霞客游记》的文学价值,不少名家有过中肯的评论。《徐霞客游记》的史料价值,涵盖层面甚广。徐霞客对于山水地理方面的贡献,除了对山形地貌的观察外,对于水文分布、江源探寻以及山水与气候关系的体验,也有翔实的记录。徐霞客对于当时政治情势的观察也很深入,他游历各地看到整体政治风气的败坏、藩镇的巧取豪夺、土司制度的紊乱、人民生活的困顿以及边关军事防卫的松弛,都显示出晚明政治的腐败现象。他的游记登录许多书院、古迹、碑碣、辞匾以及少数民族的特殊文化等等,对于文化古迹方面的记录保存,发挥很大的作用。另外,徐霞客对于各地的宗教信仰、道观寺庙也多有记载,为儒、释、道各种宗教在各地的传布情形,留下了历史的轨迹。由这些丰富的内容来看,这部游记能在历史上留名,被认为是晚明时期一部跨越文学与科学的著作,确实有其道理……
作品简介:《左传》是古代文学作品,相传为左丘明著。作品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汉以后才多称《左传》。它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记史文学作品,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春秋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很多人都认为写《左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春秋左传》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康有为则认为是刘歆所作。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现在一般认为《左传》为吴起作,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左传》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左传》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与《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作品……
作品简介:《尚书》,最早书名为《书》,是一部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西汉学者伏生口述的二十八篇《尚书》为今文《尚书》,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的另一部《尚书》,为古文《尚书》。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以及伪《古文尚书》25篇 。《尚书》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历代儒家研习之基本书籍,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传统《尚书》(又称《今文尚书》)由伏生传下来。传说是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2018年11月,清华大学战国竹简研究成果发布,证实其中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尚书》的尚常见有三种解释方法:一种说法认为“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另一种说法认为“尚”是“尊崇”的意思,《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尚”是代表“君上(即君王)”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所以叫做《尚书》。“尚书”一词的本义是指中国上古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尚”意为“(把卷着的、包着的、摞着的东西)摊开、展平”;“书”即文字、文字记录、文档;“尚书”即“解密的皇家文档”、“(向社会)公开的皇室卷宗”。相传《尚书》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实际上西汉学者用二十八宿比喻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尚书》百篇之说乃后起。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焚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及一篇孔安国传和一篇《尚书序》,当时《秦誓》一篇已佚,所以这部《尚书》共有59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大多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作品简介:《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是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十九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三百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资治通鉴》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纲举则目张,时索则事叙。《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
作品简介:《百家姓》是一部关于汉字姓氏的作品。按文献记载,成文于北宋初。原收集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对姓氏进行了排列,而且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对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字的认识等方面都起了巨大作用,这也是能够流传千百年的一个重要因素。《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赵钱孙李”成为《百家姓》前四姓是因为百家姓形成于宋朝,故而宋朝皇帝的赵氏、吴越国国王钱俶、正妃孙氏以及南唐国主李氏成为百家姓前四位。据考古及基因研究显示,中国人的姓氏起源并非只有一个地区,而是存在多地区多起源的趋势。全基因组基因分型研究表明,远古时期亚洲人沿着从南往北的路线迁徙,才形成了如今的东亚人群。在文字资料的记述以及传说中,亦有中国人是从北往南迁徙而形成的说法。《百家姓》既是一本启蒙教材,也是一本记录中国姓氏的书籍。其内容来源于姓氏的发展。在《百家姓》之前,有关姓氏的文字记载可以上溯至商代甲骨文。战国时有史官编著的《世本》, 记载黄帝至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邑等等,可惜到宋朝已经逐渐毁坏。《百家姓》虽称为”百家姓“,但并非只有一百个姓。《百家姓》文中的姓氏次序也不是按姓氏人口实际排列。根据渊源出处的不同或其特征,《百家姓》中所列姓氏可以分为14种。《百家姓》是一部记录姓氏的文集,全文568个字,通篇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中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关于《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的区别,明代理学家吕坤曾说过:“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
作品简介:李时珍念本草一书历代注解者谬误亦多,遂考古证今,辨疑订误,广采博收群书,在宋代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基础上编成此书。《本草纲目》版本颇多,除国外各种全译或节译本外,国内现存约七十二种,大致可分为“一祖三系”,即祖本(金陵本、摄元堂本)及江西本、钱本、张本三个系统。江西本系统,主要为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良心、张鼎思刻本等;钱本系统,主要为明崇祯十三年(1640)钱蔚起杭州六有堂刻本,并改绘药图,以及清顺治十二年(1655)吴毓昌太和堂本,乾隆间《四库全书》本即据此本抄录;张本系统,主要为清光绪十一年(1885)张绍棠南京味古斋刻本,文字参校江西本、钱本,药图改绘后增加十余幅,并附《本草纲目拾遗》。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本即据张本影印,晚近通行本为197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刘衡如校点本,1993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金陵本影印本。《本草纲目》,本草著作,52卷。明代李时珍(东璧)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稿凡三易。此书采用“目随纲举”编写体例,故以“纲目”名书。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加以变革。序例(卷1、2)相当于总论,述本草要籍与药性理论。本书刊行后,促进了本草学的进一步发展,倪朱谟的《本草汇言》、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黄宫绣的《本草求真》等,均是在其学说启示下而著成的本草典籍。达尔文(Chrles Robert Darwin)在其著作中亦多次引用本书的资料,并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英国李约瑟( Joseph Needham)称赞李时珍为“药物学界中之王子”。本书为本草学集大成之作。刊行后,很快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后又先后被译成日、朝、拉丁、英、法、德、俄等文字。……
作品简介:佛教经典,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由于篇幅适中,得到广泛传播,三论、天台、贤首、唯识各宗都有注疏,特别受到慧能以后的禅宗重视。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2)译出。共一卷。以后相继出现5种译本:1、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2、南朝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3、隋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4、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大般若经》的第九会);5、唐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此经的注疏很多,在印度,除弥勒所造八十偈释本之外,尚有无蓍《金刚般若论》、世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功德施《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相不坏假名论》,以及未被汉译的师子月、月官等人所撰的论释。在中国,从东晋到民初,各家撰述不绝,主要有后秦僧肇《金刚经注》、隋吉藏《金刚经义疏》、隋智顗《金刚经疏》、唐慧净《金刚经注疏》、唐智俨《金刚经略疏》、唐窥基《金刚经赞述》、慧能《金刚经解义》《金刚经口诀》、唐宗密《金刚经疏论纂要》等书。近人注释亦有印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等多种。此经主张世上一切事物空幻不实,“实相者则是非相”,认为应“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对于现实世界不应执著或留恋。卷末四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一经之精髓。……
作品简介:《三十六计》或称三十六策,是指中国古代三十六个兵法策略,语源于南北朝,成书于明清。它是根据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中华民族悠久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原书按计名排列,共分六套,即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三套是处于优势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各包含六计,总共三十六计。其中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系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含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因素。解说后的按语,多引证宋代以前的战例和孙武、吴起、尉缭子等兵家的精辟语句。全书还有总说和跋。三十六计是中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位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石兴邦研究员认为,张联甲先生孜孜不倦地博览古代军事典籍,潜心书理,研究而编撰的14万余言的大型兵书《秘本兵法》,为继承祖国历史文化遗产,弘扬优秀文化作出了贡献。像其中重要部分的“六六行·三十六计”,较之《三十六计》,其内容要丰富得多。至于“张本”与“流行本”的关系,即它们是否出自于张联甲之手,有关专家认为尚需进一步考证。……
作品简介:《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另据现代学者考证,认为今本中的黄老道家痕迹是隋唐时期的道士王冰窜入)。 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黄帝内经》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是中国影响极大的一部医学著作,被称为医之始祖。《黄帝内经》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2021年已经推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 [4] ,《黄帝内经》被收录于“医经”中。《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重点论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以及针灸等内容。《灵枢》是《素问》不可分割的姊妹篇,内容与之大体相同。除了论述脏腑功能、病因、病机之外,还重点阐述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黄帝内经》接受了中国古代唯物的气一元论的哲学思想,将人看作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宇宙万物皆是由其原初物质“气”形成的。在“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观念指导下,将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作品简介:《国语》相传是春秋时期左丘明所撰的一部国别体著作。他的编纂方法是以国分类,以语为主,故名“国语”。至唐,始有人疑问,或谓之西汉刘向校书所辑,或谓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陆续编成,近代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是战国或汉后的学者托名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编辑而成的,将存疑考证。该著作记录范围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公元前990年)西征犬戎(约公元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公元前453年)。《国语》中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相传为春秋末鲁国的左丘明所撰,但现代有的学者从内容判断,认为是战国或汉后的学者托名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编辑而成的。《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凡二十一卷(篇),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记事时间,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相较《左传》,《国语》所记事件大都不相连属,且偏重记言,往往通过言论反映事实,以人物之间的对话刻画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最大的特点。《国语》全书二十一卷,《周语》三卷,记载了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襄王、景王、敬王时有关“邦国成败”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变化的过程。《鲁语》二卷,则着重记载鲁国上层社会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行,反映了春秋时期这个礼义之邦的社会面貌。《齐语》一卷,主要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采取的内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导思想。从史学和文学成就看,《国语》不如《左传》。但《国语》也有较为明显的艺术特色,这就是:一、长于记言,二、有虚构故事情节。虽然在语言上较为质朴,但从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应该说比《左传》前进了一步。例如,《晋语》所记骊姬深夜向晋献公哭诉进谗的事,早在秦汉之际就被人怀疑。《孔丛子·答问》记陈涉读《国语》至此处,向博士问道:“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虽然博士曲为《国语》回护,硬说宫廷之中有女性的内史旁听记录,这是不能说服人的。……
作品简介: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思想家、法家韩非的著作总集。《韩非子》 是在韩非子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非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非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著作中许多当时的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也成为成语典故的出处。《韩非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著作,共二十卷。韩非(约公元前280~233年),后人称韩非子或韩子,战国时期韩国人,为韩国公子,与李斯同学于荀子,喜好刑名法术之学,为法家学派代表人物。全书由五十五篇独立的论文集辑而成,里面的典故大都出自韩非,除个别文章外,篇名均表示该文主旨。其学说的核心是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法、术、势结合思想,秉持进化论的历史观,主张极端的功利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主要是利害关系而仁爱教化辅之,强调以法治国,以利用人,对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该书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的风格,思想犀利,文字峭刻,逻辑严密,善用寓言,其寓言经整理之后又辑为各种寓言集,如《内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等即是。史载,韩非口吃,不善言谈,长于著书,使秦之时,被同学李斯等谗言所害,入狱,后服毒自杀。司马迁说“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虽口不善辩,然下笔汹涌,鞭辟入里;语言简洁,又不乏生动活泼之态。韩非寡言少语之际,遭同窗暗算之时,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对社会进行冷峻犀利的观察,个中滋味,岂足为外人道!观此书,明司马之意,知韩子之文,畅“无情”之法治,有所本矣!《韩非子》注本中,重要的有清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近人梁启雄的《韩子浅解》,以及今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等。今据《四部丛刊》本整理。《韩非子》是韩非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非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韩非子》的版本自宋以后略分二系。第一系的祖本是南宋乾道元年福建刻本,这一宋刻本今已不存,但尚有几部明清时期据此影抄本的本子传世。从这一系出的略分两支,第一支是明万历间赵用贤《管韩合刻》系统,赵本据以宋本为底本并据他本改正,且本身有初印本与后印挖改本的区别,这一支还有万历间周孔教黄策刊本、吴勉学刊本、凌濛初刊本、沈景麟刊本、赵如源王道焜校刻本、葛鼎刻本,但这些翻刻本都受到下面第二系《韩子迂评》本的“干扰”;另一支则是清代吴鼒仿宋刻本,此本直接据宋乾道本影刻。并有据吴鼒本校勘翻刻的《二十二子》本。……
作品简介:《晏子春秋》,又称《晏子》,是记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部历史典籍,用史料和民间传说汇编而成,书中记载了很多晏婴劝告君主勤政,不要贪图享乐,以及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和虚心纳谏的事例,成为后世人学习的榜样。晏婴自身也是非常节俭,备受后世统治者崇敬。过去疑古派认为《晏子春秋》是伪书,《晏子春秋》也被长时期的冷落,自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献证明 《晏子春秋》并非伪书。《晏子春秋》中有很多生动的情节,表现出晏婴的聪明和机敏,如“晏子使楚”等就在民间广泛流传。通过具体事例,书中还论证了“和”和“同”两个概念。晏婴认为对君主的附和是“同”,应该批评。而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议,补充君主不足的才是真正的“和”,才是值得提倡的行为。这种富有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成为一大亮点。《晏子春秋》经过刘向的整理,共有内、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晏子春秋》是记叙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婴言行的一部书。晏子,名婴,齐国夷维(今山东省高密县)人,生年不可考,卒于公元前500年。他出身世家,年轻时就从政。其父晏弱去世后,他继任齐卿,历仕灵、庄、景三朝,长达五十四年。晏子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智者”,他在世的时候正值齐国不断走向衰落的年代,国君昏聩,权臣把持朝政,外有秦、楚之患,内有天怒人怨之忧。晏婴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尽力补天,力挽狂澜,使齐国在诸侯各国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他本人也成为齐国历史上与大政治家管仲并称的声誉。现在流行的《晏子春秋》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内篇分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谏上、谏下主要记叙晏婴劝谏齐君的言行;问上、问下主要记叙君臣之间、卿士之间以及外交活动中的问答;杂上、杂下主要记叙晏婴其他各种各样的事件。外篇两篇内容较为驳杂,与内篇六篇相通而又相别。各篇之间的内容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互有联系,个别的还有互相矛盾之处。……
作品简介:《笠翁对韵》是从前人们学习写作近体诗、词,用来熟悉对仗、用韵、组织词语的启蒙读物。作者李渔,号笠翁,因此叫《笠翁对韵》。全书分为卷一和卷二。按韵分编,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属对,读起来,如唱歌般。较之其他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见韵味。……
作品简介:《荀子》是战国时期荀子和弟子们整理或记录他人言行的哲学著作。《荀子》全书一共32篇,其观点与荀子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在前27篇中,也有几篇,如《议兵》、《大略》等可能是他的学生整理而成的。《荀子》一书今存三十二篇,除少数篇章外,大部分是他自己所写。他的文章擅长说理,组织严密,分析透辟,善于取譬,常用排比句增强议论的气势,语言富赡警炼,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重要的著作。它的注本除唐杨倞的《荀子注》外,清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汇集清代学者的训诂考订成就,内容翔实;梁启雄的《荀子简释》综合诸家校释成果,尤重“简易、简明、简要”;另有章诗同的《荀子简注》、熊公哲的《荀子今注今释》等。荀子是一位儒学大师,在吸收法家学说的同时发展了儒家思想。他尊王道,也称霸力;崇礼义,又讲法治;在“法先王”的同时,又主张“法后王”。孟子创性善论,强调养性;荀子主性恶论,强调后天的学习。这些都说明他与嫡传的儒学有所不同。他还提出了人定胜天,反对宿命论,万物都循着自然规律运行变化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作品简介:《冰鉴》作者曾国藩。是一部纵横中外的人才学教科书,一部关于识人、相人的经典文献,是曾国藩总结自身识人、用人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是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冰鉴》因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冰鉴》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近曾国藩的智慧之道,感受他独到的识人、用人策略。 一部真正的智慧经典,不仅可以跨越他所属的领域,而且可以跨越时空!《冰鉴》一书对后世影响颇大,蒋介石的相人之法,就得益于《冰鉴》。他在安排重要人事时,也常常观察其相貌颜色,以决定用否。蒋纬国在担任三军大学校长期间,该书曾被指定为学生的重要参考书。该书曾在大陆绝迹几十年,近年被整理出版,深受读者青睐。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它所包涵看相的理论,不同其他的相书。他说:“功名看气宇”,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功名,要看他的风度。“事业看精神”,这个当然,一个人精神不好,做一点事就累了,还会有什么事业前途呢?“穷通看指甲”,一个人有没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与人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呢?绝对有关系。根据生理学,指甲是以钙质为主要成分,钙质不够,就是体力差,体力差就没有精神竞争。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型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这种人体质非常弱,多病。“寿夭看脚踵”,命长不长,看他走路时的脚踵。我曾经有一个学生,走路时脚根不点地,他果然短命。这种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聪明浮燥,所以交待他的事,他做得很快,但不踏实。“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一个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说话是否有条理,这种看法是很科学的。……
作品简介:《小窗幽记》是明代陈继儒(一说陆绍珩)创作的小品文集,刊行于天启四年(1624年)。《小窗幽记》全书分为醒、情、峭、灵、素、景、韵、奇、绮、豪、法、倩十二卷,共一千五百余则,内容涉及修身、养性、立言、立德、为学、致仕、立业、治家等各方面,主要表达的是文人雅士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超凡脱俗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小窗幽记》文字清雅,格调超拔,论事析理,独中肯綮,为明代清言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分醒、情、峭、灵、素、景、韵、奇、绮、豪、法、倩12卷,共一千四百余条格言。或陈说利害,指点迷津,以言醒世;或肯定情爱,颂扬忠贞,赞美人世间一切真情实感;或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倡导读书,劝勉人们要有高尚的道德、丰厚的学养和良好的性情;或提倡淡泊名利,严于操守,多做善事;或描述隐居生活,赞美田园生涯,宣扬朴素为美;或状物写景,以景悟情,回归自然;或强调静心,体味物韵,提升人生的境界;或评述奇人异物,阐言美文奇书,推崇高人奇士;或描绘物、景的和谐绮丽,赞美阳刚和阴柔之美;或称誉豪士,召唤英雄,使人意气风发;或以自身的体验和认知,陈述做人、处世应遵循的准则;或讨论美的形态、美的条件和美的境界。……
作品简介:《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原有71篇,现存53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墨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诸篇中。墨家主张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反对任人唯亲,它说,做官的不能永远都是高贵的,老百姓也不能永远都是下贱的。它主张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官吏,都要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墨子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声援被侵略的国家,并为此而奔走呼嚎,勇敢地主持正义。墨子对统治者过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极为反感,主张对统治者要进行限制。对死人的葬礼,墨子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些客观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墨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兼爱》、《亲士》、《修身》等篇中。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人们不分贵贱,都要互爱互利,这样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以强凌弱、以贵欺贱、以智诈愚的现象。国君要爱护有功的贤臣,慈父要爱护孝顺的儿子。人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要怨恨,处在富有的时候要讲究仁义。对活着的人要仁爱,对死去的人要哀痛,这样社会就会走向大同。墨子的伦理思想虽然抹杀了阶级性,带有空想的色彩,但它却是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平等、反抗压迫、呼唤自由的心声。《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原有71篇,现存53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墨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诸篇中。墨家主张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反对任人唯亲,它说,做官的不能永远都是高贵的,老百姓也不能永远都是下贱的。它主张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官吏,都要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墨子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声援被侵略的国家,并为此而奔走呼嚎,勇敢地主持正义。墨子对统治者过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极为反感,主张对统治者要进行限制。对死人的葬礼,墨子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些客观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墨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兼爱》、《亲士》、《修身》等篇中。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人们不分贵贱,都要互爱互利,这样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以强凌弱、以贵欺贱、以智诈愚的现象。国君要爱护有功的贤臣,慈父要爱护孝顺的儿子。人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要怨恨,处在富有的时候要讲究仁义。对活着的人要仁爱,对死去的人要哀痛,这样社会就会走向大同。墨子的伦理思想虽然抹杀了阶级性,带有空想的色彩,但它却是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平等、反抗压迫、呼唤自由的心声。《墨子》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非命》、《贵义》、《尚同》、《天志》、《明鬼》、《墨经》诸篇中。墨家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认识论。墨子主张把知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类,"闻知"是传授的知识,"说知"是推理的知识,"亲知"是实践经验的知识。这就否定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作品简介:《传习录》是哲学著作,由王阳明的门人弟子对其语录和信件进行整理编撰而成。王阳明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此书记载了他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异。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析心与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含义。然而,如果偏重从本体论研究它,就会忽视它在王阳明修养论中的基础意义。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道学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不但全面阐述了王阳明的思想,也体现了他辩证的授课方法,以及生动活泼、善于用譬、常带机锋的语言艺术。《传习录》包括了王学所有重要观点。上卷阐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意之所在即是物、格物是诚意的功夫等观点,强调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实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中卷有书信八篇。回答了对于知行合一、格物说的问难之外,还谈了王学的根本内容、意义与创立王学的良苦用心;讲解致良知大意的同时,也精彩地解释了王学宗旨;回答了他们关于本体的质疑并且针对各人具体情况指点功夫切要。另有两篇短文,阐发阳明的教育思想。下卷的主要内容是致良知,阳明结合自己纯熟的修养功夫,提出本体功夫合一、满街都是圣人等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四句教,它使王学体系齐备。……
作品简介:《孙膑兵法》是战国时期孙膑创作的中国军事著作。《孙膑兵法》为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系与《孙子兵法》区别之故。《汉书·艺文志》称“八十九篇,图四卷”,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概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考证,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竹简364枚,分上、下编,各十五篇。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篇当属原著无疑,系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篇内容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也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孙膑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于《孙膑兵法》。孙膑特别重视道,这一点和《六韬》很相似,在《孙膑兵法》的治国、治军以及治敌各个方面,孙膑都反复强调道的作用。孙膑不迷信赏罚的作用,认为必须“用民得其性”才能做到“则令行如流",如果违背民性,而赏罚就会失去作用。孙膑说“赏未行,罚未用,而民听令者,其令,民之所能行也。赏高罚下,而民不听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使民虽不利,进死而不旋踵,孟竟之所难也,而责之民,是使水逆流也。"比起特别迷信赏罚的作用的尉缭,孙膑见识要更深一层。……
作品简介:《笑林广记》是一部流传久远、影响深广的通俗笑话总集,语言风趣幽默,文字简练生动,形式短小精悍,堪称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旷世奇珍。此书作者署名清代“游戏主人”,但其内容并非一人一世所作,而是广大劳动者集体智慧的结晶!《笑林广记》在编译过程中,对原书的内容做了精心遴选,保留了其中的10部,在力图呈现给广大读者一席原汁原味的“笑话盛宴”的同时,剔除了一些内容不健康和脱离当时社会背景不易理解的篇章。希望《笑林广记》能够让广大读者在紧张忙碌的生活中多一份欢笑,少一份烦恼!另传,《笑林广记》广为流传于改革开放前平度市民间,作者系清朝仕途失意文人李笑远(今属青岛市平度蓼兰镇韩丘村)。李笑远父家富庶,自古书香门第世家,颇具才气,与同时期邻村张志,为平度远近闻名之两大才子;自古文人相轻,民间两人斗气之事亦颇为可乐!李笑远,才气逼人,然仕途不平,多次科考均被排挤替下,一气之下,郁郁家中,大骂天下人,以解不时之气;纵观全书,天下人皆被其骂,仅其母未有所提,笑远曰,母孕十月,以命生余,不可不敬!……
作品简介:《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启蒙的儿童读物,作者为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本书最早名为《幼学须知》,又称《成语考》、《故事寻源》。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清朝的嘉庆年间由邹圣脉、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进行了增补。《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全部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全书内容广博、包罗万象,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会读书”。书中对许多的成语出处作了许多介绍,读者可掌握不少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著名人物、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文武、饮食器用、宫室珍宝、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书中还有许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传诵不绝。但是书中也有一些封建观点,对于现代人来说难以认同。伟人毛泽东就能熟背《幼学琼林》,可见此书影响于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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