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儒者之论,自说见凤皇骐驎而知之。何则?案凤皇骐驎之象。又《春秋》获麟文曰:“有麞而角。”麞而角者,则是骐驎矣。其见鸟而象凤皇者,则凤皇矣。黄帝、尧、舜、周之盛时皆致凤皇。孝宣帝之时,凤皇集於上林,後又於长乐之宫东门树上,高五尺,文章五色。周获麟,麟似麞而角。武帝之麟,亦如麞而角。如有大鸟,文章五色;兽状如麞,首戴一角:考以图象,验之古今,则凤、麟可得审也。
夫凤皇,鸟之圣者也;骐驎,兽之圣者也;五帝、三王、皋陶、孔子,人之圣也。十二圣相各不同,而欲以麞戴角则谓之骐,相与凤皇象合者谓之凤皇,如何?夫圣鸟兽毛色不同,犹十二圣骨体不均也。
戴角之相,犹戴午也。颛顼戴午,尧、舜必未然。今鲁所获麟戴角,即後所见麟未必戴角也。如用鲁所获麟求知世间之麟,则必不能知也。何则?毛羽骨角不合同也。假令不同,或时似类,未必真是。虞舜重瞳,王莽亦重瞳;晋文骈胁,张仪亦骈胁。如以骨体毛色比,则王莽,虞舜;而张仪,晋文也。有若在鲁,最似孔子。孔子死,弟子共坐有若,问以道事,有若不能对者,何也?体状似类,实性非也。今五色之鸟,一角之兽,或时似类凤皇、骐驎,其实非真,而说者欲以骨体毛色定凤皇、骐驎,误矣。是故颜渊庶几,不似孔子;有若恆庸,反类圣人。由是言之,或时真凤皇、骐驎,骨体不似,恆庸鸟兽,毛色类真,知之如何?
儒者自谓见凤皇、骐驎辄而知之,则是自谓见圣人辄而知之也。皋陶马口,孔子反宇,设後辄有知而绝殊,马口反宇,尚未可谓圣。何则?十二圣相不同,前圣之相,难以照後圣也。骨法不同,姓名不等,身形殊状,生出异土,虽复有圣,何如知之?
恆君山谓扬子云曰:“如後世复有圣人,徒知其才能之胜己,多不能知其圣与非圣人也。”子云曰:“诚然。”夫圣人难知,知能之美若桓、扬者,尚复不能知。世儒怀庸庸之知,赍无异之议,见圣不能知,可保必也。夫不能知圣,则不能知凤皇与骐驎。世人名凤皇、骐驎,何用自谓能之乎?夫上世之名凤皇、骐驎,闻其鸟兽之奇者耳。毛角有奇,又不妄翔苟游,与鸟兽争饱,则谓之凤皇、骐驎矣。
世人之知圣,亦犹此也。闻圣人人之奇者,身有奇骨,知能博达,则谓之圣矣。及其知之,非卒见暂闻而辄名之为圣也,与之偃伏,从〔之〕受学,然後知之。何以明之。子贡事孔子,一年自谓过孔子;二年,自谓与孔子同;三年,自知不及孔子。当一年、二年之时,未知孔子圣也;三年之後,然乃知之。以子贡知孔子,三年乃定。世儒无子贡之才,其见圣人不从之学,任仓卒之视,无三年之接,自谓知圣,误矣!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门人皆惑。子贡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何以先之? ”孔子曰:“赐退,非尔所及。”夫才能知佞若子贡,尚不能知圣。世儒见圣自谓能知之,妄也。
夫以不能知圣言之,则亦知其不能知凤皇与骐驎也。使凤皇羽翮长广,骐驎体高大,则见之者以为大鸟巨兽耳。何以别之?如必巨大别之,则其知圣人亦宜以巨大。春秋之时,鸟有爰居,不可以为凤皇;长狄来至,不可以为圣人。然则凤皇、骐与鸟兽等也,世人见之,何用知之?如以中国无有,从野外来而知之,则是瞿鹆同也。瞿鹆,非中国之禽也。凤皇、骐驎,亦非中国之禽兽也。皆非中国之物,儒者何以谓瞿鹆恶、凤皇骐驎善乎?
或曰:“孝宣之时,凤皇集於上林,群鸟从〔之〕以千万数。以其众鸟之长,圣神有异,故群鸟附从。”如见大鸟来集,群鸟附之,则是凤皇,凤皇审则定矣。夫凤皇与骐驎同性,凤皇见,群鸟从;骐驎见,众兽亦宜随。案《春秋》之麟,不言众兽随之。宣帝、武帝皆行骐驎,无众兽附从之文。如以骐驎为人所获,附从者散,凤皇人不获,自来蜚翔,附从可见。《书》曰:“《箫韶》九成,凤皇来仪。”《大传》曰:“凤皇在列树。”不言群鸟从也。岂宣帝所致者异哉?
或曰:“记事者失之。唐、虞之君,凤皇实有附从。上世久远,记事遗失,经书之文,未足以实也。”夫实有而记事者失之,亦有实无而记事者生之。夫如是,儒书之文,难以实事,案附从以知凤皇,未得实也。且人有佞猾而聚者,鸟亦有佼黠而从群者。当唐、虞之时,凤悫愿,宣帝之时佼黠乎?何其俱有圣人之德行,动作之操不均同也?
无鸟附从,或时是凤皇;群鸟附从,或时非也。君子在世,清节自守,不广结从,出入动作,人不附从。豪猾之人,任使用气,往来进退,士众云合。夫凤皇,君子也,必以随多者效凤皇,是豪黠为君子也。歌曲弥妙,和者弥寡;行操益清,交者益鲜。鸟兽亦然,必以附从效凤皇,是用和多为妙曲也。龙与凤皇为比类。宣帝之时,黄龙出於新丰,群蛇不随。神雀鸾鸟,皆众鸟之长也,其仁圣虽不及凤皇,然其从群鸟亦宜数十。信陵、孟尝,食客三千,称为贤君。汉将军卫青及将军霍去病,门无一客,亦称名将。太史公曰:“盗跖横行,聚党数千人。伯夷、叔齐,隐处首阳山。”鸟兽之操,与人相似。人之得众,不足以别贤。以鸟附从审凤皇,如何?
或曰:“凤皇、骐驎,太平之瑞也。太平之际,见来至也。然亦有未太平而来至也。鸟兽奇骨异毛,卓绝非常,则是矣,何为不可知?凤皇骐驎,通常以太平之时来至者,春秋之时,骐驎尝嫌於王孔子而至。光武皇帝生於济阳,凤皇来集。”夫光武始生之时,成、哀之际也,时未太平而凤皇至。如以自为光武有圣德而来,是则为圣王始生之瑞,不为太平应也。嘉瑞或应太平,或为始生,其实难知。独以太平之际验之,如何?
或曰:“凤皇骐驎,生有种类,若龟龙有种类矣。龟故生龟,龙故生龙,形色小大,不异於前者也。见之父,察其子孙,何为不可知?”夫恆物有种类,瑞物无种适生,故曰德应,龟龙然也。人见神龟、灵龙而别之乎?宋元王之时,渔者网得神龟焉,渔父不知其神也。方今世儒,渔父之类也。以渔父而不知神龟,则亦知夫世人而不知灵龙也。
龙或时似蛇,蛇或时似龙。韩子曰:“马之似鹿者千金。”良马似鹿,神龙或时似蛇。如审有类,形色不异。王莽时有大鸟如马,五色龙文,与众鸟数十集於沛国蕲县。宣帝时凤皇集於地,高五尺,与言如马身高同矣;文章五色,与言五色龙文,物色均矣;众鸟数十,与言俱集、附从等也。如以宣帝时凤皇体色众鸟附从,安知凤皇则王莽所致鸟凤皇也。如审是王莽致之,是非瑞也。如非凤皇,体色附从,何为均等?
且瑞物皆起和气而生,生於常类之中,而有诡异之性,则为瑞矣。故夫凤皇之圣也,犹赤乌之集也。谓凤皇有种,赤乌复有类乎?嘉禾、醴泉、甘露,嘉禾生於禾中,与禾中异穗,谓之嘉禾;醴泉、甘露,出而甘美也,皆泉、露生出,非天上有甘露之种,地下有醴泉之类,圣治公平而乃沾下产出也。蓂荚、硃草亦生在地,集於众草,无常本根,暂时产出,旬月枯折,故谓之瑞。夫凤皇骐驎,亦瑞也,何以有种类?
案周太平,越常献白雉。白雉,生短而白色耳,非有白雉之种也。鲁人得戴角之麞,谓之骐驎,亦或时生於麞,非有骐驎之类。由此言之,凤皇亦或时生於鹄鹊,毛奇羽殊,出异众鸟,则谓之凤皇耳,安得与众鸟殊种类也?有若曰:“ 骐驎,之於走兽,凤皇之於飞鸟,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类也。”然则凤皇、骐驎,都与鸟兽同一类,体色诡耳!安得异种?同类而有奇,奇为不世,不世难审,识之如何?
尧生丹硃,舜生商均。商均、丹硃,尧、舜之类也,骨性诡耳。鲧生禹,瞽瞍生舜。舜、禹,鲧、瞽瞍之种也,知德殊矣。试种嘉禾之实,不能得嘉禾。恆见粢梁之粟,茎穗怪奇。人见叔梁纥,不知孔子父也;见伯鱼,不知孔子之子也。张汤之父五尺,汤长八尺,汤孙长六尺。孝宣凤皇高五尺,所从生鸟或时高二尺,後所生之鸟或时高一尺。安得常种?
种类无常,故曾皙生参,气性不世,颜路出回,古今卓绝。马有千里,不必骐〔骥〕之驹;鸟有仁圣,不必凤皇之雏。山顶之溪,不通江湖,然而有鱼,水精自为之也。废庭坏殿,基上草生,地气自出之也。按溪水之鱼,殿基上之草,无类而出。瑞应之自至,天地未必有种类也。
夫瑞应犹灾变也。瑞以应善,灾以应恶,善恶虽反,其应一也。灾变无种,瑞应亦无类也。阴阳之气,天地之气也,遭善而为和,遇恶而为变,岂天地为善恶之政,更生和变之气乎?然则瑞应之出,殆无种类,因善而起,气和而生。亦或时政平气和,众物变化,犹春则鹰变为鸠,秋则鸠化为鹰,蛇鼠之类辄为鱼鳖,虾蟆为鹑,雀为蜃蛤。物随气变,不可谓无。黄石为老父授张良书,去复为石也。儒知之。或时太平气和,麞为骐驎,鹄为凤皇。是故气性,随时变化,岂必有常类哉?褒姒,玄鼋之子,二龙漦也。晋之二卿,熊罴之裔也。吞燕子、薏苡、履大迹之语,世之人然之,独谓瑞有常类哉?以物无种计之,以人无类议之,以体变化论之,凤皇、骐驎生无常类,则形色何为当同?
案《礼记瑞命篇》云:“雄曰凤,雌曰皇。雄鸣曰即即,雌鸣足足。”《诗》云:“梧桐生矣,於彼高冈。凤皇鸣矣,於彼朝阳。菶々萋萋,噰々
喈喈。”《瑞命》与《诗》,俱言凤皇之鸣。《瑞命》之言“即即、足足”,《诗》云“噰々、喈喈”,此声异也。使声审,则形不同也;使审〔异〕同,《诗》与《礼》异。世传凤皇之鸣,故将疑焉。
案鲁之获麟云“有麞而角”。言“有麞”者,色如麞也。麞色有常,若鸟色有常矣。武王之时,火流为乌,云其色赤。赤非乌之色,故言其色赤。如似麞而色异,亦当言其色白若黑。今成事色同,故言“有麞”。麞无角,有异於故,故言“而角”也。夫如是,鲁之所得驎者,若麞之状也。武帝之时,西巡狩得白驎,一角而五趾。角或时同,言五趾者,足不同矣。鲁所得麟,云“有麞”,不言色者,麞无异色也。武帝云“得白驎”,色白不类麞,故〔不〕言有麞,正言白驎,色不同也。孝宣之时,九真贡,献驎,状如〔鹿〕而两角者。孝武言一,角不同矣。《春秋》之麟如麞,宣帝之驎言如鹿。鹿与麞小大相倍,体不同也。
夫三王之时,驎毛色、角趾、身体高大,不相似类。推此准後世,驎出必不与前同,明矣。夫骐驎,凤皇之类,骐驎前後体色不同,而欲以宣帝之时所见凤皇高五尺,文章五色,准前况後,当复出凤皇,谓与之同,误矣!後当复出见之凤皇、骐驎,必已不与前世见出者相似类。而世儒自谓见而辄知之,奈何?
案鲁人得驎,不敢正名驎,曰“有麞而角者”,时诚无以知也。武帝使谒者终军议之,终军曰:“野禽并角,明天下同本也。”不正名驎而言“野禽”者,终军亦疑无以审也。当今世儒之知,不能过鲁人与终军,其见凤皇、骐驎,必从而疑之非恆之鸟兽耳,何能审其凤皇、骐驎乎?
以体色言之,未必等;以鸟兽随从多者,未必善;以希见言之,有瞿鹆来;以相奇言之,圣人有奇骨体,贤者亦有奇骨。圣贤俱奇,人无以别。由贤圣言之,圣鸟、圣兽,亦与恆鸟庸兽俱有奇怪。圣人贤者,亦有知而绝殊,骨无异者;圣贤鸟兽,亦有仁善廉清,体无奇者。世或有富贵不圣,身有骨为富贵表,不为圣贤验。然则鸟亦有五采,兽有角而无仁圣者。夫如是,上世所见凤皇、骐驎,何知其非恆鸟兽?今之所见鹊、麞之属,安知非凤皇、骐驎也?
方今圣世,尧、舜之主,流布道化,仁圣之物,何为不生?或时以有凤皇、骐驎,乱於鹄鹊、麞鹿,世人不知。美玉隐在石中,楚王、令尹不能知,故有抱玉泣血之痛。今或时凤皇、骐驎,以仁圣之性,隐於恆毛庸羽,无一角五色表之,世人不之知,犹玉在石中也。何用审之?为此论草於永平之初,时来有瑞,其孝明宣惠,众瑞并至。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天下和洽,嘉瑞奇物,同时俱应,凤皇、骐驎,连出重见,盛於五帝之时。此篇已成,故不得载。
或问曰:“《讲瑞》谓凤皇、骐驎难知,世瑞不能别。今孝章之所致凤皇、骐驎,不可得知乎?”曰:《五鸟》之记,四方中央,皆有大鸟,其出,众鸟皆从,小大毛色类凤皇,实难知也。故夫世瑞不能别,别之如何?以政治。时王之德,不及唐、虞之时,其凤皇、骐驎,目不亲见。然而唐、虞之瑞必真是者,尧之德明也。孝宣比尧、舜,天下太平,万里慕化,仁道施行,鸟兽仁者感动而来,瑞物小大、毛色、足翼必不同类。以政治之得失,主之明暗,准况众瑞,无非真者。事或难知而易晓,其此之谓也。又以甘露验之。甘露,和气所生也。露无故而甘,和气独已至矣。和气至,甘露降,德洽而众瑞凑。案永平以来,讫於章和,甘露常降,故知众瑞皆是,而凤凰、骐驎皆真也。
【译文】
俗儒们谈论,自称看见凤凰、麒麟就能认识。为什么认识呢?靠考察凤凰、麒麟的形状来认识。又有《春秋》上记载捕获麒麟的文章说:“形状似獐,但是长着角。”像獐而又长角,那么就是麒麟了。他们看见鸟的形状像凤凰,那只鸟便是凤凰了。黄帝、尧、舜、周朝的兴盛之时,都曾招来过凤凰。汉宣帝时,凤凰停落在上林苑中,后来又停落在长乐宫东门的树上,凤凰身高五尺,花纹有五种色彩。东周时捕获一头麟,麟的形状似獐但长有角。汉武帝时捕获一头麟,也像獐而长有角。如果有一只大鸟,身上花纹有五种色彩,有一种野兽形状像獐,头上长有一只角,按照画上的凤凰、麒麟的样子来考察,根据古今的历史记载来验证,那么凤凰和麒麟是可以识别的。凤凰是鸟中的圣者,麒麟是兽中的圣者,五帝、三王、皋陶、孔子,是人中的圣者。十二圣的骨相各不相同,而想把形状似獐而长角的称之为麒麟,鸟的长相与凤凰的样子相符合的称之为凤凰,这怎么行呢?
神圣的鸟鲁的毛色不相同,好比十二圣人的骨相形体不相同一样。头上长角的形象,就同面额高满的形象一样。颛顼面额高满,尧、舜不一定也是这样。现在鲁国捕获的麟头上长角,那么以后见到的麟头上不一定长角。如果依照鲁国捕获的麟的形状去识别世间上的麟,那是肯定不能误别的。为什么呢?因为凤凰、麒麟的毛羽骨角是个个都不同的。即使毛羽骨角相同,也许有类似的,下一定真的是这种东西。虞舜有双瞳人,王莽也有双瞳人;晋文公的肋骨连成一片,张仪的肋骨也连成一片。如果因为骨体毛色相同就是同类人,那么王莽就应该是虞舜那样的圣人了;而张仪也就应该是晋文公那样的霸主了。在鲁国的有若,相貌最像孔子。孔子死后,弟子们一起推有若坐在孔子的座位上,向他请教先王之道及礼仪,有若不能问答,是什么原因呢?体形相貌与孔子相似,而实际上禀性和孔子并不相同。现在有五色羽毛的大鸟,长有一角的野兽,也许与凤凰、麒麟形状相似,其实并不是真的,而谈论者想根据骨体毛色相似来认定是凤凰和麒麟,这就错了!所以颜渊的道德学问与孔子差不多,但相貌却不像孔子;有若很平庸,相貌反而像孔圣人。因此说来,也许真的凤凰、麒麟,它们的骨体并不与想象的相似,而一般的鸟兽,毛色反而像真的凤凰、麒麟一样。用那些儒者的办法怎么能识别它们呢?
俗儒自称见到凤凰、麒麟就能认得,那就是自称见到圣人就能认得。皋陶生一张马嘴,孔子头顶凹陷,假如就是出现了智慧超群,并且口像马口,头像“反宇”的人,也还不能称他们为圣人。为什么呢?十二个圣人的形相不相同,前代圣人的形相,难以比照后代圣人的形相。骨相不同,姓名不同,身形各有形状,出生在不同的地方,即使再有圣人出现,怎么识别呢?桓君山对杨子云说:“如果后世再有圣人出现,人们只知他的才能超过了自己,但大多不能确定他究竟是不是圣人。”杨子云说:“的确如此。”圣人难以识别,像桓君山、杨子云这样智慧才能很高的人,尚且不能识别,世儒仅有平凡的才智,死抱住圣人骨相没有差别这种见解,见了圣人不能识别,可以保证必然是这样。
不能认识圣人,就不能认识凤凰与麒麟。世人称某些动物为凤凰和麒麟,根据什么而自以为能认识它们呢?古人称它们为“凤凰”、“麒麟”,只是听说它们是鸟兽中珍奇的东西罢了。它们的毛和角都有奇异之处,又不胡乱飞翔随便走动,又不与一般鸟兽争吃食物,就称它们为凤凰、麒麟了。世人认识圣人,也是如此。听说圣人是人中出奇的人,身上长有奇特的骨头,智慧才能广博通达,就称他为圣人了。待他们去识别圣人的时候,并不是仓猝见一面,或匆匆忙忙地听到一句半句话,就把他称做“圣人”的。与圣人生活在一起,跟他学习,然后才知道他是不是圣人。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子贡侍奉孔子,一年,自称超过了孔子;两年,自认与孔子相同;三年,自己知道不及孔子。当子贡侍奉孔子一两年时,不知道孔子是圣人,三年之后,这才知道他是位圣人。从子贡知道孔子是圣人,三年才能确定这件事上看,俗儒没有子贡的才能,他们见到圣人,不跟他学习,凭仓猝之间的观察,又没有三年的接触,自称知道了圣人,是完全错了!
少正卯在鲁国,与孔子齐名。孔子的门徒几次满堂,几次跑光。只有颜渊不离开孔子,惟独颜渊知道孔子是位圣人。弟子们离开孔子归附少正卯,说明他们不仅不能识别孔子是圣人,同时也不能识别少正卯的邪佞,弟子们都胡涂了。子贡说:“少正卯,是鲁国有名望的人,您执政以后,为什么首先要杀他呢?”孔子说:“端木赐,你走开吧,这不是你所能懂得的事。”像子贡那样一位有才能有智慧的人,尚且不能识别圣人,俗儒见到圣人,自称能够识别,太荒诞了!
从俗儒不能识别圣人说来,也就知道他们不能识别凤凰与麒麟。假如凤凰的翅膀又长又宽,麒麟的身体又高又大,那么见到它们的人认为它们不过是大鸟巨兽罢了,怎么能识别它们是凤凰、麒麟呢?如果一定要以形体巨大为标准来辨别是不是凤凰、麒麟,那么他们识别圣人也应该用是否巨大来衡量了。春秋之时,鸟中有叫爰居的大鸟,不能把它当作风凰;长狄人来了,不能把它当作圣人。然而凤凰、麒麟与一般鸟鲁是相同的,世人见了它们,用什么去识别呢?如果认为中原一带没有,是从边远地区到来才识别了它们的,那么这就和鸜鹆一样了。鸜鹆,不是中原一带的飞禽,凤凰、麒麟也不是中原一带的禽兽。都不是中原一带的动物,俗儒为什么说鸜鹆出现是凶兆,而凤凰、麒麟出现是祥瑞呢?
有人说:“汉宣帝的时候,凤凰停落在上林苑,有千千万万只鸟跟随着它。因为它是所有的鸟的首领,圣明神奇与众不同,所以无数的鸟随从着它。如果看见大鸟飞来停下,无数的鸟随从着它,那么这就是凤凰了。因此凤凰可以识别,那么,麒麟也可据此而确定了。凤凰与麒麟同一属性,凤凰出现,无数的鸟随从着它;麒麟出现,各种野兽也应该随从着它。考察《春秋》上记载的麒麟,没有讲各种野兽随从着它。汉宣帝、汉武帝时都获得麒麟,没有各种野兽跟随着它的记载。如果因为麒麟被人所捕获,跟随它的野兽逃散了,那么凤凰不是人所捕获的,是自己飞来的,跟随它的鸟应该看得见。《尚书》上说:“《箫韶》乐曲演奏了九次,凤凰飞来朝拜。”《尚书大传》上说:“凤凰栖息在大树上。”没有记载无数鸟跟随它这件事。难道宣帝时所招来的凤凰同古代的有差别吗?
有人说:“这是记事的人漏记了这种情况。唐尧、虞舜的时候,凤凰确实有鸟跟随着它。过去的时代久远了,记事难免有遗失,经书上的文字,不能完全用它来证实凤凰没有鸟跟随的说法。”既然有实际上存在而记事者漏记的事,也就会有实际上不存在而记事者凭空编造出来的事。如果是这样,儒者书写的东西,很难用它来证明什么事情,根据有众鸟跟随这一点来识别凤凰,也同样得不到证实。况且人有凭着奸诈狡猾而聚集徒众的,鸟也有凭着狡诈使群鸟跟从的。是不是唐尧、虞舜的时候出现的凤凰忠厚老实,汉宣帝时候出现的凤凰狡诈呢?不然,为什么它们都有圣人的品德,而行为却大不相同呢?没有众鸟跟从的,也许是凤凰;有群鸟跟随的,也许并不是凤凰。
君子生活在世间,坚持清高的节操,不广泛聚集党羽,出入行动,没有人随从。强横狡诈的人,骄横傲慢,往来进退,有很多人跟随。凤凰是鸟中的君子,一定要以随从的鸟多来识别凤凰,那么狂放狡诈的人就成为君子了。歌曲越是美妙动听,跟着唱的人就愈少;行为道德越清高,和他交往的人就愈少。鸟兽的情况也是如此。一定要用随从的多少来识别凤凰,这就等于把跟着唱的人多的歌曲说成是美妙的歌曲一样。龙与凤凰是属于同一类的。汉宣帝的时候,在新丰这个地方出现了一条黄龙,各种蛇并没有跟随它。神雀和鸾鸟,都是众鸟的首领,它们的仁义圣明虽然赶不上凤凰,但跟随它们的鸟起码也应有数十只。信陵君、孟尝君豢养三千食客,被称为贤君,西汉将军卫青和将军霍去病,门下没有一个食客,也被称为名将。太史公说:“盗跖横行天下,聚集党徒数千人。伯夷、叔齐,隐居在首阳山中。”鸟兽的操行,与人相类似。人即使得到许多徒众,也不足以用来识别他是否贤良,以鸟跟随的多少来识别凤凰,又怎么行呢?
有人说:“凤凰、麒麟,是太平盛世的祥瑞之物。太平盛世,就可以见它们到来。但是也有不是太平盛世时到来的。鸟兽有奇骨异毛,卓绝与众不同,这就是凤凰、麒麟了,为什么不能够识别呢?”凤凰、麒麟,通常是在太平盛世到来,春秋的时候,麒麟曾经猜测孔子要当王而出现过。光武皇帝在济阳出生,凤凰飞来停落在那里。光武皇帝出生的时候,正是汉成帝、汉哀帝在位的时期,当时不是太平盛世而凤凰来了。假如凤凰是因为光武皇帝有圣德而来的,这就是为圣王出生而出现的祥瑞,不是天下太平的征兆。嘉瑞之物有时预兆太平盛世,有时预兆圣王出生,它实在难于预知。单凭太平的时候去检验它,怎么行呢?
有人说:“凤凰、麒麟,出生是有族类的,像龟和龙有族类一样。龟固然生龟,龙固然生龙,形状色彩大小,后者与前者没有什么差别。看见他的父亲,就可以了解他的子孙,为什么不能识别呢?”平常的东西都有族类,祥瑞之物没有族类是偶然出现的,所以称为“德行的征兆”。龟、龙就是这样的征兆。人们见了神龟、灵龙能识别它们吗?宋元王的时候,一个渔夫用网捕捉到一只神龟,渔夫并不知道它是神龟。现在的俗儒,如同渔夫之类的人一样。根据渔夫不能识别神龟,也就知道一般人不能识别灵龙了。
龙有时像蛇,蛇有时像龙。韩非说:“像鹿的马价值千金。”良马有像鹿的,神龙有时就像蛇。如果确实有这种族类的话,那么形状、颜色就不应当有差别。王莽的时候,有只鸟像马一样大,羽毛五色有如龙一样的花纹,与数十只鸟停落在沛国的蕲县。汉宣帝时,有凤凰停落在地上,身高五尺,与上面讲的“如马”的大鸟身高是相同的;羽毛五色纹彩,与上面讲的“五色龙文”颜色是完全一样的;众鸟数十,与前面讲的“俱集”、“附从”是同样的。如果根据汉宣帝时凤凰的形体、颜色以及众鸟跟随这种情况来考察识别凤凰,那么王莽时招来的鸟,就是凤凰了。如果确实是凤凰,那么因为它是王莽招来的,就不应该是祥瑞了。如果不是凤凰,那么它在形体、颜色、有鸟跟随这些特征上为什么又都与凤凰相同呢?
况且祥瑞都是由天地间的“和气”产生的,它生长于平常的事物之中,而具有奇特的本性,就成为祥瑞。所以凤凰的到来,就如赤乌的降落一样。说凤凰有族类,赤乌同样有族类吗?嘉禾、醴泉、甘露三种东西,嘉禾生长在一般禾之中,与一般禾的穗不同,就称之为嘉禾;醴泉、甘露,出来就特别甘美,都是从一般的泉水、露水中产生出来的,并不是天上有甘露之种,地下有醴泉之类,圣君公平治理天下,醴泉、甘露才能浸润、降落而产生出来。蓂荚、朱草也生长在地上,夹杂在众草之中,没有固定的根茎,暂时产生出来,十天半月就枯折了,所以称之为祥瑞。
凤凰、麒麟也是祥瑞之物,它们会有什么种类呢?考察周朝天下太平,越常贡献白雉。白雉,生得短小而毛是白色的罢了,并非专有白雉这种种类。鲁国人捕获长有角的獐,称之为麒麟,也许它是獐生出来的,并非有麒麟这种种类。由此说来,凤凰也许是天鹅喜鹊生出来的,只是羽毛奇异特殊,它的出生与众鸟不同,就称它为凤凰罢了,怎么与众鸟是不同的种类呢?有若说:“麒麟对于一般走兽,凤凰对于一般飞鸟,泰山对于一般土堆,河海对于一般溪流水洼,都属于同类。”那么,凤凰、麒麟都与一般鸟兽同属一类,只不过形体、颜色奇异罢了,怎么是不同的种类呢?
同类中有奇异的,奇异之物是世上不常有的,世上不常有就很难弄清楚,又怎能识别它呢?尧生下丹朱,舜生下商均。商均、丹朱,是尧、舜的后代,骨相情性不同罢了。鲧生下禹,瞽瞍生下舜。舜、禹,是鲧、瞽瞍的后代,才智德性大不相同。试种下嘉禾的种子,不一定能够长出嘉禾。经常见到的粢、粱这类一般谷物,茎穗也有生得很奇异的。人们见了叔梁纥,不会知道他是孔子的父亲;见了伯鱼,不会知道他是孔子的儿子。张苍的父亲身高五尺,张苍身高八尺,张苍的孙子身高六尺。汉宣帝时的凤凰身高五尺,生这只凤凰的鸟也许只有二尺高,后面所生的鸟也许才只有一尺高,哪会有固定不变的种类呢?
没有固定不变的种类,所以曾皙生下曾参,曾参的气质性格世上少有,颜路生下颜回,颜回是古今卓绝的人物。有千里马,它不一定是骐骥生下的小马;有仁圣之鸟,它不一定是凤凰的幼鸟。山顶上的溪流,与江湖不相连接,然而溪中有鱼,这是水中的精气自然产生的。废弃朽坏了的殿庭,屋基上长了草,这是地中的精气自然产生的。察看溪水中的鱼,殿基上的草,没有种类而产生,祥瑞之物应时而来,天地之间未必有它的种类。
祥瑞的出现和灾异的出现道理是相同的。祥瑞与善政相适应,灾变与恶政相适应,善政与恶政虽然相反,它们在作为征兆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灾变之物没有种类,祥瑞之物同样也没有种类。阴气与阳气,都是天地产生的气,遇到善政就成为和谐之气形成祥瑞,遇到恶政就成为变异之气造成灾变,哪里是天地有意识地根据政治的善恶,另外制造出和谐之气与灾变之气呢?然而祥瑞之物的出现,恐怕也没有什么种类,由于遇到善政而兴起,气和谐而产生出来。也有时政治安定阴阳之气和谐,但众物自身发生变生,如果在春天,那么鹰变成了鸠;在秋天,鸠就变化为鹰,蛇鼠一类的东西就变为鱼鳖,蛤蟆变为鹌鹑,雀子变成大蛤蜊等等。万物随着阴阳之气变化,不能说是没有这种事。黄石变成老翁,传授兵书给张良,离去后又转变为黄石,这些事当世的儒生是知道的。有时天下太平阴阳之气和谐,獐变成了麒麟,天鹅变成了凤凰。所以一种东西的气质特性总是随时发生变化的,怎么能断定有固定不变的种类呢?褒姒,是黑蜥蜴的女儿,由两条龙的唾液产生而来。晋国的范氏、中行氏,是熊罴的后代。吞吃燕卵而生契、吃薏苡而生禹、踩巨人足印而生稷的传说,世上的人都相信这种说法,怎么却偏偏说祥瑞之物有固定不变的种类呢?根据万物没有固定不变的种类这一点来判断,根据人没有固定不变的种类这一点来分析,根据形体经常发生变化这一点来议论,凤凰、麒麟的出生没有固定不变的种类,那么它们的形体、色彩为什么一定要相同呢?
考察《礼记·瑞命篇》里说:“雄的叫凤,雌的叫凰。雄凤的鸣叫声是‘即即’,雌凰的鸣叫声是‘足足’。”《诗经》里说:“那高高的山冈上长着梧桐树。在向着太阳的一面凤凰在鸣叫。梧桐树叶茂盛,凤凰叫声噰噰喈喈。”《瑞命篇》与《诗经》都讲了凤凰的鸣叫声,《瑞命篇》的说法是“即即、足足”,《诗经》上的说法是“噰噰喈喈”,这是鸣叫声不相同。如果《瑞命》、《诗经》所记载的凤和凰的叫声确实不同,那么它们的形状就应该不一样。如果凤和凰的叫声确实相同,《诗经》与《礼记》里形容它们的叫声却不相同,历代相传把它们当作凤和凰的叫声,就值得怀疑了。
考察鲁国捕获麟的记载,说:“形状像獐而长着角”。说:“形状像獐”,是它的毛色像獐的毛色。獐的毛色是固定不变的,就像鸟的毛色固定不变一样。周武王的时候,火落下来变成了乌鸦,说“它的毛色是红的”。红不是乌鸦本来的颜色,因此说“它的毛色是红的”。如果像獐但毛色不同,也应当讲清它的颜色是白的或是黑的。现在事实上鲁国捕获的麟与獐的颜色相同,所以说成“形状像獐”。獐没有长角,不同于本来的样子,所以说成是“长着角”。如果是这样,鲁国所捕获的麟,只是形状上像獐。汉武帝的时候,到西部巡狩,捕获得一只白色的麟,头上长一只角,每只蹄子上有五个脚趾。角也许相同,讲有五个脚趾,是足不相同。鲁国捕获的麟,只讲“形状像獐”,不讲毛色,因为与獐的毛色没有什么不同。汉帝武时讲“捕获白麟”,毛色是白的与獐不同,所以不讲“形状像獐”,而确切地讲“白色的麟”,是毛色与獐不相同。汉宣帝的时候,九真郡进贡,献了一只麟,形状像鹿但长有两只角,这就和汉武帝时所说的一只角的麟不相同了。春秋时的麟像獐,汉宣帝时的麟像鹿。鹿与獐大小相差一倍,体态根本不相同。
鲁哀公、汉武帝、汉宣帝的时候,麟的毛色、角趾、身体高大各不相同。由此情况去衡量后代,麟的出现必定不与前面出现的相同,这是很清楚的。麒麟、凤凰这一类东西,前后出现的麒麟形体毛色各不相同,想以汉宣帝时所见到的高有五尺,羽毛有五彩花纹的凤凰作为标准,依据前面的标准去比较后面的,倘若再出现凤凰,就说它与宣帝时所见的凤凰相同,这就错了!以后倘若再出现凤凰、麒麟,必定不会和以前出现的相类似,然而俗儒自称见到它们就能识别出来,这怎么行呢?
考察鲁国人捕获的麟,不敢确切地取名“麒麟”,说是“像獐而长有角”,因为当时确实无法识别它。汉武帝让谒者终军评论这件事,终军说:“野兽的两只角合并长在一起,象征天下都归附西汉。”不能确切地命名为“麒麟”,而说成“野兽”,是因为终军也怀疑是不是麒麟而无法加以肯定的缘故。现在俗儒的才智,不能超过鲁国人与终军,他们见到凤凰、麒麟,必定也只是怀疑这种禽兽不是一般的鸟兽罢了,怎么能确定它们是凤凰、麒麟呢?
从形体、毛色方面来说,不一定相同。从随从的鸟兽多少来判断,不一定准确。从很少出现这方面来说,有鸜鹆飞来筑巢的事实。从骨相奇特来说,圣人有奇特的骨体,贤者也有奇特的骨相。圣人贤人的骨相都奇特,人们就无法区别他们谁圣谁贤。就圣、贤这一点来说,圣鸟、圣兽和一般鸟兽相比也都各有奇特之处。然而圣人贤人之中也有智慧卓绝而骨相却没有什么特殊的;圣鸟贤兽之中也有仁慈、善良、廉洁、清高而形体并不奇特的。世上有的富贵之人,并不是圣人,身上有奇骨只是作为富贵的征象,而不是作为圣人、贤人的证明。然而鸟中也有毛色五彩的,兽中有长一角的,但并不是仁圣的鸟兽。如果是这样,前代所见到的凤凰、麒麟,怎么知道它就不是一般的鸟兽呢?现在所见到的鹊、獐这类的鸟兽,又怎么知道它们不是真的凤凰和麒麟呢?
现在是圣人在位的时代,像尧、舜那样的君王,普遍地施行道德教化,仁圣的东西,为什么不产生呢?也许已经有凤凰、麒麟混杂在天鹅、喜鹊、獐、鹿之中,而世上的人没有认识出来。美玉隐藏在石头中,楚王、令尹不能识别出来,所以造成卞和抱玉泣血的悲痛。现在,或许凤凰、麒麟由于它们仁圣的情性,隐藏在一般的鸟兽之中,没有只长一只角或毛羽五色这样的特征把它们标志出来,世上的人因此而不能识别它们,好比宝玉隐藏在石头中,用什么去识别它们呢?因为这篇文章起草于永平初年,当时正有祥瑞出现,汉明帝布施恩惠,各种祥瑞都一齐来了。到了元和、章和年间,汉章帝发扬德教,天下太平,嘉瑞奇物,同时都应和而出,凤凰、麒麟,连接重复出现,比五帝之时更为兴盛。这篇文章已经写完,所以就没有记载这些事情。
有人问道:“《讲瑞篇》中说凤凰、麒麟难以认识,世儒对祥瑞是不能识别的。现在汉宣帝所招致的凤凰、麒麟,也是不可能识别的吗?”回答说:《五鸟记》中记载:“在东、南、西、北四方的中央,都有大鸟在其中。大鸟出来,众鸟都跟随着,它的大小毛色都类似凤凰。”实在难以认识,所以世儒不能够识别。用什么才能识别呢?根据政治、在位君王的道德来识别。没有赶上唐尧、虞舜在位的时代,那些凤凰、麒麟没有亲眼见到,然而唐尧、虞舜时代的祥瑞必然是真的,因为唐尧的道德是圣明的。汉宣帝类似唐尧、虞舜,天下太平,四面八方仰慕归化,仁道普遍施行,鸟兽中的仁者,受感动而来,祥瑞之物的大小、毛色、足翼必然不会相同。用政治的好坏、君王的贤明或昏庸作标准,来检验汉宣帝时的众多的祥瑞,没有一个不是真的。有的事情看来很难懂实际上却容易理解,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说的吧。又用甘露的产生来检验它,甘露,是由和气而产生的,露水无缘无故地发甜,是因和气早就已经来到了。和气来到,甘露降临,恩德普施所以各种祥瑞都凑集来了。考察永平以来,到章和年间,甘露经常降临,所以知道各种祥瑞都是真的,而凤凰、麒麟也都是真的。
作品简介:《战国策》为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原作者不明,一般认为非一人之作。资料年代大部分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料的记载。原来的书名不确定,成书据推断也并非一时,可能在秦统一以后。刘向进行整理后,删去其中明显荒诞不经的内容,按照国别,重新编排体例,定名为《战国策》。全书共三十三卷,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的“策”论。《战国策》作品主要记述了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共245年间,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策略,或者说记录了战国时纵横家游说各国的活动和说辞及其权谋智变斗争故事,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全书现存497篇。早在宋代就已有不少缺失,由曾巩奉旨“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得以校补。后又经多次修订。现今所见《战国策》已远非东汉时期版本,其中有不少章节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虚构的文学故事。《战国策》就是记载战国至秦汉时期,一些谋士为了谋取富贵或者实现自己的治国理念,针对当时的各国形势,为自己效力的主君分析内外形势、制定策略的说辞的合集。全书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在形成之初便有多个版本。据说西汉刘向在校理皇家书库时,对所见的“中战国策书”,包括六种记载战国纵横家说辞的作品,即所谓的中书六种,包括《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语》《修书》,和“国别者八篇”等材料进行了编撰。因书所记载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内容“大抵皆纵横捭阖,谲狂相轧倾夺之说也”,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名称沿用至今。全书共三十三卷,约十五万字。内容曾历经包括宋、元、明多个朝代或大或小的修补,加之传抄和翻刻时的错讹。与最初版本差别可能很大。今本共三十三卷。东周策一卷,西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齐策六卷,楚策四卷,赵策四卷,魏策四卷,韩策三卷,燕策三卷、宋卫策一卷,中山策一卷,共497篇。《战国策》成书以后,其内容的真实性就一直饱受争议,甚至可说它的性质与定位是《战国策》研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刘向本人是把它算作《六艺略》部分。四部归类法出现后,多将其归入史部,但对于这一分法,自宋代以来便有不同看法。如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将《战国策》归入子部“纵横家”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此。”此后,高似孙《子略》、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宋史·艺文志》都把《战国策》归入子部。甚至就名称而言,“策”指“书册”还是“策略”一直有争议。还有人认为《战国策》“不是一般概念上的历史书”,可能是“策士”阶层的修习教材,长短不一,故称为《长书》《修书》《短书》,合起来是《短长》,内容是有关策谋和国家大事的,所以叫做《国事》《事语》《国策》。《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作品简介:《金匮要略》是我国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论述杂病诊治的专书,原名《金匮要略方论》。“金匮”是存放古代帝王圣训和实录的地方,意指本书内容之珍贵。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25篇,载疾病60余种,收方剂262首。所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疾病及急救卒死、饮食禁忌等内容。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由于战乱等原因,成书不久即散乱于世。至北宋时,翰林学士王洙在宫藏书匮中发现蠹简本《金匮玉函要略方》,书分上、中、下3卷,实为《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勘《金匮》时,依据此本,删去上卷伤寒部分,保留中、下两卷杂病和妇人病两部分,并把下卷方剂分列各证之下,重新编成《金匮要略方论》,分为上、中、下3卷,其文字自此基本定型,并由此演变出各类版本……
作品简介:《齐民要术》大约成书于北魏末年(公元533年-544年),是北朝北魏时期,南朝宋至梁时期,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专著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全书10卷92篇,系统地总结了六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以及治荒的方法,详细介绍了季节、气候、和不同土壤与不同农作物的关系,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是一部综合性农书,为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首,该书记述了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即今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东北部和山东中北部的农业生产,概述农、林、牧、渔、副等部门的生产技术知识。《齐民要术》推崇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皆为“益国利民,不朽之术”,并嘲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贾思勰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农业科学体系,对以实用为特点的农学类目作出了合理的归划。对开荒、耕种到生产后的加工、酿造和利用等一系列过程详细记述,同时还论述了种植学、林学以及各种养殖学……
作品简介:《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经袁世凯批准,由赵尔巽为总担纲编纂的一部记载清朝历史的纪传体历史著作。全书共有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清史稿》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编修工作历时十四年,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救之章”,并非视为成书“,但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全书包括整个大清帝国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2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因其未经总阅修订即匆忙付梓刊行,故曰“史稿”。参与该史稿纂修的工作人员,前后有300多人,编纂时间历达15年,最后成书536卷,800余万字。《清史稿》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但其在政治观点、体裁体例、史实内容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和舛错。认真研究总结《清史稿》纂修始末及其经验教训,对刚启动的新的大型清史纂修工程,不无裨益和借鉴……
作品简介:《论衡》一书相传为东汉思想家王充(公元27年-97年)所作,大约汇编成于章和二年(公元88年)。现存文章有85篇(其中的《招致》仅存篇目,实存84篇)。《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正因为《论衡》一书“诋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于汉代的儒家正统思想,故遭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攻击和禁锢,将它视为“异书”。《论衡》共八十五篇,是王充用了三十年心血才完成的,被称为“奇书”。公元189年蔡邕来到浙江,看到《论衡》一书如获至宝,密藏而归。蔡邕的友人发现他自浙江回来以后,学问突有大进,猜想他可能得了奇书,便去寻找。果然在他帐间隐蔽处发现了《论衡》一书,便抢了几卷就走。蔡邕急忙叮嘱:“此书只能你我共读,千万不要外传”。友人读后亦称“真乃奇书也”。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直到近几十年,才对王充的《论衡》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和系统的研究,尽管在对《论衡》的研究中还有不少分岐,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但这部著作正日渐显现出其思想异彩则是确定无疑的……
作品简介:《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是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是古代华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周礼》在汉代最初名为《周官》,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周礼》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堪称为中国文化史之宝库。“制礼作乐”这一对中国社会、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工程,是周公在洛阳完成的。《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范,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这些制度规范《周礼》分为六类职官,《天官·大宰》谓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天官·小宰》谓之“六属”:“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
作品简介:《阅微草堂笔记》原名《阅微笔记》,是清朝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纪昀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庆三年(1798年)间以笔记形式所编写成的文言短篇志怪小说。在时间上,《阅微草堂笔记》主要搜辑各种狐鬼神仙、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等当时代前后的流传的乡野怪谭,或亲身所听闻的奇情轶事;在空间地域上,其涵盖的范围则遍及全中国,远至乌鲁木齐、伊宁、滇黔等地。同时《阅微草堂笔记》有意模仿宋代笔记小说质朴简淡的文风,曾在历史上一时享有同《红楼梦》、《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的盛誉。《阅微草堂笔记》主要记述狐鬼神怪故事,意在劝善惩恶。全书虽然不乏因果报应的说教,但是通过种种描写,折射出封建社会末世的腐朽和黑暗。如第一章中对几类主要的狐形象进行描写,体现狐世界的秩序和规范;第二章写纪昀构建狐世界的叙事手法;第三章写纪昀创作狐故事的原因。在结语中,纪昀肯定了狐故事的艺术价值,并将其与以往及同时代的作品进行比较,指出其情理内涵和叙事语言、故事安排上的特点,总结小说创作受到的内外因素的影响及表现。书中记述若真若假,旨在藉由这些志怪的描写来折射出当时官场腐朽昏暗堕落之百态,进而反对宋儒的空谈性理疏于实践之理气哲学,并且讽刺道学家的虚伪矫作卑鄙,旁敲侧击的揭露社会人心贪婪枉法及保守迷信。不过对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人民悲惨境遇的生活,纪昀在笔调中也表达出深刻的同情与悲悯,在每则故事结尾处作者总是会来那么几句短语,以衡平的语气来评断其故事来龙去脉理事曲直之所在或其有否通情达理之处地,此些评后语却也总是耐人寻味。纪昀无疑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无怪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记史略》中评论此书道:“纪晓岚本长文笔,多见秘籍,文襟怀旷达,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他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人” 。《阅微草堂笔记》的主要成就也如鲁迅所说:“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中国小说史略》)。由于作者的文笔好和地位高,它在当时文坛上影响很大。可见《阅微草堂笔记》实为“无人能夺其席”的中国文学瑰宝……
作品简介:《昭明文选》又称《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一般认为,《昭明文选》编成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 至中大通三年(531年) 之间。《昭明文选》收录自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130多位作者的诗文700余篇 ,是一部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 ,在这部总集里 ,萧统把我国先秦两汉以来文史哲不分的现象作了梳理和区分 ,他认为经史诸子都以立意纪事为本 ,不属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也就是说 ,只有强调“文以载道”,在文章中蕴含自己的思想,并且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也就是说 ,善用典故成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精巧华丽的文章 ,才合乎标准 ,《昭明文选》正是以此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第一部选集。由于 《昭明文选》选材严谨 、注重词藻 ,所选的大多是典雅之作。在过去文人的眼中,一向被视为文学的教科 书 ,是士子们必读的一部书,千余年来流传不衰。大诗人杜甫教育他的儿子宗武要 “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 。到了宋代 ,更有“文选烂 、秀才半”的俗谚(陆游《老学庵笔记》)。《昭明文选》的诞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 自从有了《昭明文选》,这才使我国自先秦来文史不分现象有了明确的分界。《昭明文选》继往开来 ,对古今文体做了全面的阐述、辨析和整理 ,它是我国第一部按体区分规模宏大的文学总集 ,这在文学史上是个开创。首先对《昭明文选》作注释的是《昭明文选》问世六、七十年后的《文选音义》,这是隋代萧统的侄子萧该对《文选》语词作的音义解释。稍后,在隋、唐之际有曹宪,“文选学”的名称就见于《 旧唐书· 曹宪传》。这两位学者的著作都题为《文选音义》,也都已亡佚。许淹、李善、公孙罗等都曾是曹宪的学生,他们都曾批注《文选》。现存最早的、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唐高宗显庆(656-661)年间李善的《文选注》。李善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号称“书麓”。他注释《文选》,用力至勤,引书近1700 种,前后数易其稿……
作品简介:《围炉夜话》儒家通俗读物,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文学品评著作,对于当时以及以前的文坛掌故,人、事、文章等分段作评价议论。王永彬,字宜山,人称宜山先生,王氏后人称其宜山公, 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个王朝。这本书是作者王永彬“于清·咸丰甲寅二月,于桥西馆”的 “一经堂”完成的。作者虚拟了一个冬日拥着火炉,至交好友畅谈文艺的情境,使本书语言亲切、自然、易读,并由于其独到见解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围炉夜话》分为221则,以“安身立业”为总话题,分别从道德、修身、读书、安贫乐道、教子、忠孝、勤俭等十个方面,揭示了“立德、立功、立言”皆以 “立业”为本的深刻含义,与《菜根谭》、《小窗幽记》并称处世三大奇书。中国传统文人是快乐、超俗,亦或痛苦、压抑,现已难以说得清楚。哪代文人即使在生活安逸、仕途得意时,心中也常存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的忧患意识,而在陡遭不测、倾家荡产时,又能常常保持一份无怨无悔的淡然心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因其博大,受其滋润的中国文人的心胸也是宽广大度的,其精神世界更是丰富多彩的……
作品简介:《伤寒论》,又作《伤寒杂病论》,为东汉张仲景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理法方药皆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医临床著作。此书被认为是汉医学之内科学经典,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医家类。因为历史因素,本书原貌不复可见。《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外感热病治疗规律的专著。全书12卷。现今遗存10卷22篇,东汉张仲景撰于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原著《伤寒杂病论》,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后人整理编纂将其中外感热病内容结集为《伤寒论》,另一部分主要论述内科杂病,名为《金匮要略方论》。《伤寒论》原书曾经西晋王叔和整理编次,在五代十国时期已经处于一线单传、存亡继绝的危机状态。此书在北宋国家书府秘藏八九十年,嘉佑年间(1056-1063),北宋校正医书局成立,选高继冲进献本为底本,由孙奇、林亿等校定,于1065年由朝廷诏命国子监雕版刊行,名为定本《伤寒论》,结束了从汉末至宋凡八百余年传本歧出、条文错乱的局面。金皇统四年即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刊行,有详注,逐渐取代白文本《伤寒论》,白文本南宋未再翻刻。至元代,白文本《伤寒论》除少数藏书家偶有其书外,社会上已无该书。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江苏常熟藏书家赵开美偶然得到北宋刻本《伤寒论》十卷,请优秀刻工将此书收刻于《仲景全书》中。北宋原刻本旋即丢失,现今仍在留存的只有赵开美本。赵开美本逼真宋版,后世尊称赵开美本为《宋本伤寒论》。赵开美本今存五部。《伤寒论》在国外亦有广泛影响。除此之外,其他还有《唐本伤寒论》(唐·孙思邈)《宋本伤寒论》(宋·高继冲)《金本注解伤寒论》(金·成无已)《宋本伤寒论》(明·赵开美)《康治本伤寒论》(日本)《康平本伤寒论》(日本)《桂林本伤寒论》《敦煌本伤寒论》(残卷)等版本。《伤寒论》突出成就之一是确立了六经辨证体系。运用四诊八纲,对伤寒各阶段的辨脉、审证、论治、立方、用药规律等,以条文的形式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对伤寒六经病各立主证治法,如“太阳伤寒”用麻黄汤;“太阳中风”用桂枝汤;阳明经证用白虎汤;阳明腑证用承气汤;少阳病用小柴胡汤……归纳总结了不同的病程阶段和症候类型的证治经验,论析主次分明,条理清晰,能有机地将理、法、方、药加以融会,示人以证治要领。《伤寒论》另一突出成就是对中医方剂学的重大贡献。本书记载了397法,113方,提出了完整的组方原则,介绍了伤寒用汗、吐、下等治法,并将八法具体运用到方剂之中,介绍了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白虎汤、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葛根黄芩黄连汤、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大柴胡汤、小柴胡汤等代表名方。书中记载的的方剂,大多疗效可靠,切合临床实际,一千多年来经历代医家的反复应用,屡试有效。由于张仲景所博采或个人拟制的方剂,精于选药,讲究配伍,主治明确,效验卓著,后世誉之为“众方之祖”,尊之为“经方”。该书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集汉代以前医学之大成,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系统地阐述了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俱全,在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伤寒论》一书不仅为诊治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证纲领和治疗方法,也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论治的规范,从而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被后世医家奉为经典……
作品简介:《古文观止》是清代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选定的古代散文选本。该书是清朝康熙年间选编的一部供学塾使用的文学读本,此书是为学生编的教材,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正式镌版印刷。《古文观止》收自东周至明代的文章222篇,全书12卷,以收散文为主,兼取骈文。题名“观止”是指该书所选的都是名篇佳作。该书入选之文皆为语言精炼、短小精悍、便于传诵的佳作。衡文标准基本上兼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在文章中间或末尾,选者有一些夹批或尾批,对初学者理解文章有一定帮助;体例方面一改前人按文体分类的习惯,而是以时代为经,以作家为纬。《古文观止》所选的文本,都是古代历史长河中优选下来的佳作,这些作品或雄浑潇洒,或俊逸清新。入选作品的题材虽然广泛,但都内容充实,情真意切。《古文观止》突破了分类选编容易流于琐细的局限,是一部比较系统的通史性选本。取文能够大致反映古代散文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风格的概貌,给读者以中国散文史的整体观,既将历代传颂的名篇尽可能选入,又重点突出,衡文标准力图思想与艺术兼顾,尽量避免重理偏向或重文偏向。作者仍然是以不违背封建正统思想这一点放在首位,“异端邪说”是不可能入选的。在每篇之中、之末有夹批或尾批。《古文观止》则以时代为纲,作者为目,将作者的各类文体的作品集粹于一处,阅读方便,查看快捷,使读者对清代之前的散文史认识清楚,印象深刻。《古文观止》的流行性与通俗性、权威性难以动摇,仍影响巨大,是青年首选的普及性古文选本。《古文观止》最早的版本,有映雪堂本等。五四运动以后,在上海等地出版了多种“言文对照"的《古文观止》,共有四种:上海沈鹤记书局署做肃房编译室著的一部,广益书局印行署名陆文昭译的一种,署名宋晶如译注的一种,署名许啸天译注的一种……
作品简介:《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在秦国相邦吕不韦的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杂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道家学说为主干,以名家、法家、儒家、墨家、农家、兵家、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秦统一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吕氏春秋》集先秦儒家之大成,是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全书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兵农诸家学说而贯通完成的一部著作。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高诱说《吕氏春秋》“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吕不韦重要的巨著,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夕。其书“基本上以儒家为宗,取各家之长而弃其短,所以能成一家之言。”是秦汉杂家的代表作之一。吕不韦是秦国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吕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嬴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秦国丞相。《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儒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吕氏春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规模宏大,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有始览》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十二纪按照月令编写,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时的人世安排,体现了儒家天道自然与社会治理的吻合。《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 全统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 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如《重己》篇讲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从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玉之说起,层层深入,语言朴素恳切。《贵公》篇讲“圣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论点,再以荆人遗弓、桓公问管仲等具体事例说明,叙述生动明快。其他如《贵生》、《用众》、《顺民》、《正名》、《察传》、《似顺》等篇也各有特色。《大乐》篇讲音乐的产生、本质和功用等,语言简洁流畅,有《老子》的文风,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作品简介:《天工开物》由宋应星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丁丑),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共三卷十八篇,全书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作者在书中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是中国科技史料中保留最为丰富的一部,它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反映了中国明代末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18篇。并附有123幅插图,描绘了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形状、工序。书名取自《尚书·皋陶谟》“天工人其代之”及《易·系辞》“开物成务”,作者说是“盖人巧造成异物也”(《五金》)。全书按“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序》)分为《乃粒》(谷物)、《乃服》(纺织)、《彰施》(染色)、《粹精》(谷物加工)、《作咸》(制盐)、《甘嗜》(食糖)、《膏液》(食油)、《陶埏》(陶瓷)、《冶铸》、《舟车》、《锤煅》、《燔石》(煤石烧制)、《杀青》(造纸)、《五金》、《佳兵》(兵器)、《丹青》(矿物颜料)、《曲蘖》(酒曲)和《珠玉》。《天工开物》全书详细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手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天工开物》中分散体现了中国古代物理知识,如在提水工具(筒车、水滩、风车)、船舵、灌钢、泥型铸釜、失蜡铸造、排除煤矿瓦斯方法、盐井中的吸卤器(唧筒)、熔融、提取法等中都有许多力学、热学等物理知识。在《五金》篇中,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天工开物》的可贵之处:在于记述了工农业生产中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书中用技术数据给以定量的描述,显露出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理论阐述,注重引入理论概念,而非单纯技术描述。在农业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后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亩秧田可移栽二十五亩,即秧田与本田之比为1∶25。又说旱稻食水三斗,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这些技术数据对农业生产有指导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论基础,在以前的农书中未曾提到过。《天工开物》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反映西学,如“凡焊铁之法,西洋诸国别有奇药。中华小焊用白铜末,大焊则竭力挥锤而强合之,历岁之久终不可坚。故大炮西番有锻成者,中国惟恃冶铸也。”《天工开物》中的“物种发展变异理论”比德国卡弗·沃尔弗的“种源说”早一百多年;“动物杂交培育良种”比法国比尔慈比斯雅的理论早两百多年;挖煤中的瓦斯排空、巷道支扶及化学变化等,也都比当时国外的科学先进许多。尤其“骨灰蘸秧根”、“种性随水土而分”等研究成果,更是农业史上的重大突破。《天工开物》详细记述了家蚕新品种的培育:将黄茧蚕同白茧蚕杂交,培育出褐茧蚕,将“早雄”和“晚雌”杂交,培育出“嘉种”,比法国的同类记录早200多年。在《五金》篇中,宋应星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地论述锌和铜锌合金(黄铜)的科学家。他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这是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大规模炼锌的国家。宋应星记载的用金属锌代替锌化合物(炉甘石)炼制黄铜的方法,是人类历史上用铜和锌两种金属直接熔融而得黄铜的最早记录。 [1] 总结提出的炼铁与炒铁炉的串连使用,直接把生铁炒成熟铁,具有现代冶金技术的重要特色。这种方式在17世纪的欧洲还没有。《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把中国古代科学家关于生态变异的认识推进了一步,为人工培育新品种提出了理论根据。《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初版发行后,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和刻书界的注意。 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较早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
作品简介:《梦溪笔谈》,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1031年—1095年)撰,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该书在国际亦受重视,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据现可见的最古本元大德刻本,《梦溪笔谈》一共分30卷,其中《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全书有十七目,凡609条。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其价值非凡。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社会历史方面,对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有所暴露,对西北和北方的军事利害、典制礼仪的演变,旧赋役制度的弊害,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梦溪笔谈》成书于11世纪末,一般认为是1086年至1093年间。作者自言其创作是“不系人之利害者”,出发点则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书名《梦溪笔谈》,则是沈括晚年归退后,在润州(今镇江)卜居处“梦溪园”的园名。该书包括祖本在内的宋刻本早已散佚。现所能见到的最古版本是1305年(元大德九年)东山书院刻本,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元大德刻本是为善本,其流传清晰,版本有序,历经各朝代,数易藏主,至1965年,在周恩来主持下,于香港购回。《梦溪笔谈》具有世界性影响。日本早在19世纪中期排印这部名著,20世纪,法、德、英、美、意等国家都有学者、汉学家对《梦溪笔谈》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而在这之前,早有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等各种语言的翻译本。《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宋史·沈括传》作者称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梦溪笔谈》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被世人称为“中国科学史上里程碑”。然而,《梦溪笔谈》也存在着一些局限与瑕疵,被研究者普遍认定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该书的部分条目充斥着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意识与观点;二是由于人类当时认知水平的局限,该书部分条目的论述已经显得不够科学;三是主要由于作者自身的原因,该书的部分条目特别是“神奇”、“异事”类条目中,充斥着浓重的怪诞、宿命唯心色彩,成为该书受批评最多的方面;四是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该书中的部分条目特别是据二手资料写就的条目存有讹误,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吴以宁《梦溪笔谈辨疑》等多有校订。但是瑕不掩瑜,些许缺憾并不影响《笔谈》的总体价值,这也是众多研究者的共识……
作品简介:《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刘勰《文心雕龙》的命名来自于环渊的著作《琴》。其解《序志》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环渊)《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分上、下部。每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在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在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深得文理”的文章写作理论巨著。全书分五十篇,内容丰富,见解卓越,皆“言为文之用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作上的各种问题。尤为难得的是对应用写作也多有论评。粗略统计,全书论及的文体计有59种,而其中属于应用文范畴的文体竟达44种,占文体总数的四分之三。(《应用写作》杂志1996年第4期,《的应用写作论》)。范文澜说得好 :"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讨论文学,《文心雕龙》实是唯一的一部大著作……
作品简介:《徐霞客游记》是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创作的一部散文游记,明末徐弘祖经34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世传本有10卷、12卷、20卷等数种。在原稿的基础之上,王忠纫手校、季梦良续成稿本,成书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徐霞客游记》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年至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做了详细记录。《徐霞客游记》是系统考察中国地貌地质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描绘了中国大好河山的风景资源,此外优美的文字也使之成为文学佳作,在地理学和文学上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徐霞客的出游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北登恒山,南及闽粤,东涉普陀,西攀太华之岭,偏重搜奇访胜,写下了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嵩山、华山、五台山、恒山等名山游记十七篇;后期的西南地区之行,则在探寻山川源流、风土文物的同时,重点考察和记述喀斯特(石灰岩)地貌的分布及其发育规律。《徐霞客游记》全书六十余万字,其中记述游历广西的《粤西游日记》却占了篇幅的约三分之一,可见广西在这一书中的重要地位。《徐霞客游记》中关于景物的描写不仅贴近现实,而且十分准确。现代科技也印证了徐霞客对于地质地貌和岩石景观记载的准确性,据对比,徐霞客对华东地区和桂林许多岩石、溶洞的描述与科学工具的实际测量惊人地吻合。例如在《游桂林日记》中对伏波试剑石的描写:“一石柱下垂覆崖外,直抵下石,如莲萼倒挂,不属于下者,仅寸有余焉。是名伏波试剑石。”准确说明了石柱的具体位置是“下垂覆崖外,直抵下石”,形态形貌“如莲萼倒挂”,尤其是“仅寸有余”的精确描述,比前人笼统地记载要科学得多。清代学者钱谦益:霞客先生游览诸记,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仁兄当急为编次,谋得好事者授梓,不惟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问亦不可无此书也。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徐霞客游记》读来并不像是十七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二十世纪的野外勘测记录。民国学者刘虎如:其词意之高妙,备极诸长,非身历其境者,何能出此……霞客之游记,非仅写景物、谈风月而已,对于山岭之来脉、江海之源流,而未尝无所发现,其有助于地理,自不可没。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中国旅美地理学家谢觉民:读徐霞客的游记,最好是旅行时随身携带。《徐霞客游记》中描写事物所采用的清新优美文笔,使读者爱不释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以前的一百三十五年间,完全靠读者用笔抄写来流传。乾隆四十一年以后,才有刻本流传。对《徐霞客游记》的文学价值,不少名家有过中肯的评论。《徐霞客游记》的史料价值,涵盖层面甚广。徐霞客对于山水地理方面的贡献,除了对山形地貌的观察外,对于水文分布、江源探寻以及山水与气候关系的体验,也有翔实的记录。徐霞客对于当时政治情势的观察也很深入,他游历各地看到整体政治风气的败坏、藩镇的巧取豪夺、土司制度的紊乱、人民生活的困顿以及边关军事防卫的松弛,都显示出晚明政治的腐败现象。他的游记登录许多书院、古迹、碑碣、辞匾以及少数民族的特殊文化等等,对于文化古迹方面的记录保存,发挥很大的作用。另外,徐霞客对于各地的宗教信仰、道观寺庙也多有记载,为儒、释、道各种宗教在各地的传布情形,留下了历史的轨迹。由这些丰富的内容来看,这部游记能在历史上留名,被认为是晚明时期一部跨越文学与科学的著作,确实有其道理……
作品简介:《左传》是古代文学作品,相传为左丘明著。作品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汉以后才多称《左传》。它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记史文学作品,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春秋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很多人都认为写《左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春秋左传》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康有为则认为是刘歆所作。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现在一般认为《左传》为吴起作,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左传》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左传》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与《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作品……
作品简介:《尚书》,最早书名为《书》,是一部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西汉学者伏生口述的二十八篇《尚书》为今文《尚书》,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的另一部《尚书》,为古文《尚书》。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以及伪《古文尚书》25篇 。《尚书》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历代儒家研习之基本书籍,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传统《尚书》(又称《今文尚书》)由伏生传下来。传说是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2018年11月,清华大学战国竹简研究成果发布,证实其中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尚书》的尚常见有三种解释方法:一种说法认为“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另一种说法认为“尚”是“尊崇”的意思,《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尚”是代表“君上(即君王)”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所以叫做《尚书》。“尚书”一词的本义是指中国上古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尚”意为“(把卷着的、包着的、摞着的东西)摊开、展平”;“书”即文字、文字记录、文档;“尚书”即“解密的皇家文档”、“(向社会)公开的皇室卷宗”。相传《尚书》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实际上西汉学者用二十八宿比喻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尚书》百篇之说乃后起。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焚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及一篇孔安国传和一篇《尚书序》,当时《秦誓》一篇已佚,所以这部《尚书》共有59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大多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作品简介:《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是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十九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三百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资治通鉴》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纲举则目张,时索则事叙。《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
作品简介:《百家姓》是一部关于汉字姓氏的作品。按文献记载,成文于北宋初。原收集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对姓氏进行了排列,而且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对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字的认识等方面都起了巨大作用,这也是能够流传千百年的一个重要因素。《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赵钱孙李”成为《百家姓》前四姓是因为百家姓形成于宋朝,故而宋朝皇帝的赵氏、吴越国国王钱俶、正妃孙氏以及南唐国主李氏成为百家姓前四位。据考古及基因研究显示,中国人的姓氏起源并非只有一个地区,而是存在多地区多起源的趋势。全基因组基因分型研究表明,远古时期亚洲人沿着从南往北的路线迁徙,才形成了如今的东亚人群。在文字资料的记述以及传说中,亦有中国人是从北往南迁徙而形成的说法。《百家姓》既是一本启蒙教材,也是一本记录中国姓氏的书籍。其内容来源于姓氏的发展。在《百家姓》之前,有关姓氏的文字记载可以上溯至商代甲骨文。战国时有史官编著的《世本》, 记载黄帝至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邑等等,可惜到宋朝已经逐渐毁坏。《百家姓》虽称为”百家姓“,但并非只有一百个姓。《百家姓》文中的姓氏次序也不是按姓氏人口实际排列。根据渊源出处的不同或其特征,《百家姓》中所列姓氏可以分为14种。《百家姓》是一部记录姓氏的文集,全文568个字,通篇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中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关于《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的区别,明代理学家吕坤曾说过:“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
作品简介:李时珍念本草一书历代注解者谬误亦多,遂考古证今,辨疑订误,广采博收群书,在宋代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基础上编成此书。《本草纲目》版本颇多,除国外各种全译或节译本外,国内现存约七十二种,大致可分为“一祖三系”,即祖本(金陵本、摄元堂本)及江西本、钱本、张本三个系统。江西本系统,主要为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良心、张鼎思刻本等;钱本系统,主要为明崇祯十三年(1640)钱蔚起杭州六有堂刻本,并改绘药图,以及清顺治十二年(1655)吴毓昌太和堂本,乾隆间《四库全书》本即据此本抄录;张本系统,主要为清光绪十一年(1885)张绍棠南京味古斋刻本,文字参校江西本、钱本,药图改绘后增加十余幅,并附《本草纲目拾遗》。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本即据张本影印,晚近通行本为197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刘衡如校点本,1993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金陵本影印本。《本草纲目》,本草著作,52卷。明代李时珍(东璧)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稿凡三易。此书采用“目随纲举”编写体例,故以“纲目”名书。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加以变革。序例(卷1、2)相当于总论,述本草要籍与药性理论。本书刊行后,促进了本草学的进一步发展,倪朱谟的《本草汇言》、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黄宫绣的《本草求真》等,均是在其学说启示下而著成的本草典籍。达尔文(Chrles Robert Darwin)在其著作中亦多次引用本书的资料,并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英国李约瑟( Joseph Needham)称赞李时珍为“药物学界中之王子”。本书为本草学集大成之作。刊行后,很快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后又先后被译成日、朝、拉丁、英、法、德、俄等文字。……
作品简介:佛教经典,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由于篇幅适中,得到广泛传播,三论、天台、贤首、唯识各宗都有注疏,特别受到慧能以后的禅宗重视。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2)译出。共一卷。以后相继出现5种译本:1、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2、南朝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3、隋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4、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大般若经》的第九会);5、唐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此经的注疏很多,在印度,除弥勒所造八十偈释本之外,尚有无蓍《金刚般若论》、世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功德施《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相不坏假名论》,以及未被汉译的师子月、月官等人所撰的论释。在中国,从东晋到民初,各家撰述不绝,主要有后秦僧肇《金刚经注》、隋吉藏《金刚经义疏》、隋智顗《金刚经疏》、唐慧净《金刚经注疏》、唐智俨《金刚经略疏》、唐窥基《金刚经赞述》、慧能《金刚经解义》《金刚经口诀》、唐宗密《金刚经疏论纂要》等书。近人注释亦有印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等多种。此经主张世上一切事物空幻不实,“实相者则是非相”,认为应“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对于现实世界不应执著或留恋。卷末四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一经之精髓。……
作品简介:《三十六计》或称三十六策,是指中国古代三十六个兵法策略,语源于南北朝,成书于明清。它是根据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中华民族悠久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原书按计名排列,共分六套,即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三套是处于优势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各包含六计,总共三十六计。其中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系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含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因素。解说后的按语,多引证宋代以前的战例和孙武、吴起、尉缭子等兵家的精辟语句。全书还有总说和跋。三十六计是中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位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石兴邦研究员认为,张联甲先生孜孜不倦地博览古代军事典籍,潜心书理,研究而编撰的14万余言的大型兵书《秘本兵法》,为继承祖国历史文化遗产,弘扬优秀文化作出了贡献。像其中重要部分的“六六行·三十六计”,较之《三十六计》,其内容要丰富得多。至于“张本”与“流行本”的关系,即它们是否出自于张联甲之手,有关专家认为尚需进一步考证。……
作品简介:《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另据现代学者考证,认为今本中的黄老道家痕迹是隋唐时期的道士王冰窜入)。 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黄帝内经》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是中国影响极大的一部医学著作,被称为医之始祖。《黄帝内经》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2021年已经推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 [4] ,《黄帝内经》被收录于“医经”中。《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重点论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以及针灸等内容。《灵枢》是《素问》不可分割的姊妹篇,内容与之大体相同。除了论述脏腑功能、病因、病机之外,还重点阐述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黄帝内经》接受了中国古代唯物的气一元论的哲学思想,将人看作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宇宙万物皆是由其原初物质“气”形成的。在“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观念指导下,将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作品简介:《国语》相传是春秋时期左丘明所撰的一部国别体著作。他的编纂方法是以国分类,以语为主,故名“国语”。至唐,始有人疑问,或谓之西汉刘向校书所辑,或谓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陆续编成,近代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是战国或汉后的学者托名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编辑而成的,将存疑考证。该著作记录范围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公元前990年)西征犬戎(约公元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公元前453年)。《国语》中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相传为春秋末鲁国的左丘明所撰,但现代有的学者从内容判断,认为是战国或汉后的学者托名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编辑而成的。《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凡二十一卷(篇),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记事时间,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相较《左传》,《国语》所记事件大都不相连属,且偏重记言,往往通过言论反映事实,以人物之间的对话刻画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最大的特点。《国语》全书二十一卷,《周语》三卷,记载了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襄王、景王、敬王时有关“邦国成败”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变化的过程。《鲁语》二卷,则着重记载鲁国上层社会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行,反映了春秋时期这个礼义之邦的社会面貌。《齐语》一卷,主要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采取的内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导思想。从史学和文学成就看,《国语》不如《左传》。但《国语》也有较为明显的艺术特色,这就是:一、长于记言,二、有虚构故事情节。虽然在语言上较为质朴,但从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应该说比《左传》前进了一步。例如,《晋语》所记骊姬深夜向晋献公哭诉进谗的事,早在秦汉之际就被人怀疑。《孔丛子·答问》记陈涉读《国语》至此处,向博士问道:“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虽然博士曲为《国语》回护,硬说宫廷之中有女性的内史旁听记录,这是不能说服人的。……
作品简介: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思想家、法家韩非的著作总集。《韩非子》 是在韩非子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非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非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著作中许多当时的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也成为成语典故的出处。《韩非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著作,共二十卷。韩非(约公元前280~233年),后人称韩非子或韩子,战国时期韩国人,为韩国公子,与李斯同学于荀子,喜好刑名法术之学,为法家学派代表人物。全书由五十五篇独立的论文集辑而成,里面的典故大都出自韩非,除个别文章外,篇名均表示该文主旨。其学说的核心是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法、术、势结合思想,秉持进化论的历史观,主张极端的功利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主要是利害关系而仁爱教化辅之,强调以法治国,以利用人,对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该书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的风格,思想犀利,文字峭刻,逻辑严密,善用寓言,其寓言经整理之后又辑为各种寓言集,如《内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等即是。史载,韩非口吃,不善言谈,长于著书,使秦之时,被同学李斯等谗言所害,入狱,后服毒自杀。司马迁说“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虽口不善辩,然下笔汹涌,鞭辟入里;语言简洁,又不乏生动活泼之态。韩非寡言少语之际,遭同窗暗算之时,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对社会进行冷峻犀利的观察,个中滋味,岂足为外人道!观此书,明司马之意,知韩子之文,畅“无情”之法治,有所本矣!《韩非子》注本中,重要的有清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近人梁启雄的《韩子浅解》,以及今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等。今据《四部丛刊》本整理。《韩非子》是韩非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非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韩非子》的版本自宋以后略分二系。第一系的祖本是南宋乾道元年福建刻本,这一宋刻本今已不存,但尚有几部明清时期据此影抄本的本子传世。从这一系出的略分两支,第一支是明万历间赵用贤《管韩合刻》系统,赵本据以宋本为底本并据他本改正,且本身有初印本与后印挖改本的区别,这一支还有万历间周孔教黄策刊本、吴勉学刊本、凌濛初刊本、沈景麟刊本、赵如源王道焜校刻本、葛鼎刻本,但这些翻刻本都受到下面第二系《韩子迂评》本的“干扰”;另一支则是清代吴鼒仿宋刻本,此本直接据宋乾道本影刻。并有据吴鼒本校勘翻刻的《二十二子》本。……
作品简介:《晏子春秋》,又称《晏子》,是记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部历史典籍,用史料和民间传说汇编而成,书中记载了很多晏婴劝告君主勤政,不要贪图享乐,以及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和虚心纳谏的事例,成为后世人学习的榜样。晏婴自身也是非常节俭,备受后世统治者崇敬。过去疑古派认为《晏子春秋》是伪书,《晏子春秋》也被长时期的冷落,自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献证明 《晏子春秋》并非伪书。《晏子春秋》中有很多生动的情节,表现出晏婴的聪明和机敏,如“晏子使楚”等就在民间广泛流传。通过具体事例,书中还论证了“和”和“同”两个概念。晏婴认为对君主的附和是“同”,应该批评。而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议,补充君主不足的才是真正的“和”,才是值得提倡的行为。这种富有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成为一大亮点。《晏子春秋》经过刘向的整理,共有内、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晏子春秋》是记叙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婴言行的一部书。晏子,名婴,齐国夷维(今山东省高密县)人,生年不可考,卒于公元前500年。他出身世家,年轻时就从政。其父晏弱去世后,他继任齐卿,历仕灵、庄、景三朝,长达五十四年。晏子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智者”,他在世的时候正值齐国不断走向衰落的年代,国君昏聩,权臣把持朝政,外有秦、楚之患,内有天怒人怨之忧。晏婴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尽力补天,力挽狂澜,使齐国在诸侯各国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他本人也成为齐国历史上与大政治家管仲并称的声誉。现在流行的《晏子春秋》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内篇分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谏上、谏下主要记叙晏婴劝谏齐君的言行;问上、问下主要记叙君臣之间、卿士之间以及外交活动中的问答;杂上、杂下主要记叙晏婴其他各种各样的事件。外篇两篇内容较为驳杂,与内篇六篇相通而又相别。各篇之间的内容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互有联系,个别的还有互相矛盾之处。……
作品简介:《笠翁对韵》是从前人们学习写作近体诗、词,用来熟悉对仗、用韵、组织词语的启蒙读物。作者李渔,号笠翁,因此叫《笠翁对韵》。全书分为卷一和卷二。按韵分编,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属对,读起来,如唱歌般。较之其他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见韵味。……
作品简介:《荀子》是战国时期荀子和弟子们整理或记录他人言行的哲学著作。《荀子》全书一共32篇,其观点与荀子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在前27篇中,也有几篇,如《议兵》、《大略》等可能是他的学生整理而成的。《荀子》一书今存三十二篇,除少数篇章外,大部分是他自己所写。他的文章擅长说理,组织严密,分析透辟,善于取譬,常用排比句增强议论的气势,语言富赡警炼,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重要的著作。它的注本除唐杨倞的《荀子注》外,清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汇集清代学者的训诂考订成就,内容翔实;梁启雄的《荀子简释》综合诸家校释成果,尤重“简易、简明、简要”;另有章诗同的《荀子简注》、熊公哲的《荀子今注今释》等。荀子是一位儒学大师,在吸收法家学说的同时发展了儒家思想。他尊王道,也称霸力;崇礼义,又讲法治;在“法先王”的同时,又主张“法后王”。孟子创性善论,强调养性;荀子主性恶论,强调后天的学习。这些都说明他与嫡传的儒学有所不同。他还提出了人定胜天,反对宿命论,万物都循着自然规律运行变化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作品简介:《冰鉴》作者曾国藩。是一部纵横中外的人才学教科书,一部关于识人、相人的经典文献,是曾国藩总结自身识人、用人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是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冰鉴》因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冰鉴》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近曾国藩的智慧之道,感受他独到的识人、用人策略。 一部真正的智慧经典,不仅可以跨越他所属的领域,而且可以跨越时空!《冰鉴》一书对后世影响颇大,蒋介石的相人之法,就得益于《冰鉴》。他在安排重要人事时,也常常观察其相貌颜色,以决定用否。蒋纬国在担任三军大学校长期间,该书曾被指定为学生的重要参考书。该书曾在大陆绝迹几十年,近年被整理出版,深受读者青睐。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它所包涵看相的理论,不同其他的相书。他说:“功名看气宇”,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功名,要看他的风度。“事业看精神”,这个当然,一个人精神不好,做一点事就累了,还会有什么事业前途呢?“穷通看指甲”,一个人有没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与人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呢?绝对有关系。根据生理学,指甲是以钙质为主要成分,钙质不够,就是体力差,体力差就没有精神竞争。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型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这种人体质非常弱,多病。“寿夭看脚踵”,命长不长,看他走路时的脚踵。我曾经有一个学生,走路时脚根不点地,他果然短命。这种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聪明浮燥,所以交待他的事,他做得很快,但不踏实。“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一个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说话是否有条理,这种看法是很科学的。……
作品简介:《小窗幽记》是明代陈继儒(一说陆绍珩)创作的小品文集,刊行于天启四年(1624年)。《小窗幽记》全书分为醒、情、峭、灵、素、景、韵、奇、绮、豪、法、倩十二卷,共一千五百余则,内容涉及修身、养性、立言、立德、为学、致仕、立业、治家等各方面,主要表达的是文人雅士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超凡脱俗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小窗幽记》文字清雅,格调超拔,论事析理,独中肯綮,为明代清言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分醒、情、峭、灵、素、景、韵、奇、绮、豪、法、倩12卷,共一千四百余条格言。或陈说利害,指点迷津,以言醒世;或肯定情爱,颂扬忠贞,赞美人世间一切真情实感;或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倡导读书,劝勉人们要有高尚的道德、丰厚的学养和良好的性情;或提倡淡泊名利,严于操守,多做善事;或描述隐居生活,赞美田园生涯,宣扬朴素为美;或状物写景,以景悟情,回归自然;或强调静心,体味物韵,提升人生的境界;或评述奇人异物,阐言美文奇书,推崇高人奇士;或描绘物、景的和谐绮丽,赞美阳刚和阴柔之美;或称誉豪士,召唤英雄,使人意气风发;或以自身的体验和认知,陈述做人、处世应遵循的准则;或讨论美的形态、美的条件和美的境界。……
作品简介:《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原有71篇,现存53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墨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诸篇中。墨家主张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反对任人唯亲,它说,做官的不能永远都是高贵的,老百姓也不能永远都是下贱的。它主张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官吏,都要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墨子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声援被侵略的国家,并为此而奔走呼嚎,勇敢地主持正义。墨子对统治者过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极为反感,主张对统治者要进行限制。对死人的葬礼,墨子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些客观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墨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兼爱》、《亲士》、《修身》等篇中。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人们不分贵贱,都要互爱互利,这样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以强凌弱、以贵欺贱、以智诈愚的现象。国君要爱护有功的贤臣,慈父要爱护孝顺的儿子。人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要怨恨,处在富有的时候要讲究仁义。对活着的人要仁爱,对死去的人要哀痛,这样社会就会走向大同。墨子的伦理思想虽然抹杀了阶级性,带有空想的色彩,但它却是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平等、反抗压迫、呼唤自由的心声。《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原有71篇,现存53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墨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诸篇中。墨家主张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反对任人唯亲,它说,做官的不能永远都是高贵的,老百姓也不能永远都是下贱的。它主张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官吏,都要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墨子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声援被侵略的国家,并为此而奔走呼嚎,勇敢地主持正义。墨子对统治者过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极为反感,主张对统治者要进行限制。对死人的葬礼,墨子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些客观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墨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兼爱》、《亲士》、《修身》等篇中。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人们不分贵贱,都要互爱互利,这样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以强凌弱、以贵欺贱、以智诈愚的现象。国君要爱护有功的贤臣,慈父要爱护孝顺的儿子。人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要怨恨,处在富有的时候要讲究仁义。对活着的人要仁爱,对死去的人要哀痛,这样社会就会走向大同。墨子的伦理思想虽然抹杀了阶级性,带有空想的色彩,但它却是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平等、反抗压迫、呼唤自由的心声。《墨子》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非命》、《贵义》、《尚同》、《天志》、《明鬼》、《墨经》诸篇中。墨家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认识论。墨子主张把知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类,"闻知"是传授的知识,"说知"是推理的知识,"亲知"是实践经验的知识。这就否定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作品简介:《传习录》是哲学著作,由王阳明的门人弟子对其语录和信件进行整理编撰而成。王阳明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此书记载了他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异。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析心与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含义。然而,如果偏重从本体论研究它,就会忽视它在王阳明修养论中的基础意义。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道学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不但全面阐述了王阳明的思想,也体现了他辩证的授课方法,以及生动活泼、善于用譬、常带机锋的语言艺术。《传习录》包括了王学所有重要观点。上卷阐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意之所在即是物、格物是诚意的功夫等观点,强调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实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中卷有书信八篇。回答了对于知行合一、格物说的问难之外,还谈了王学的根本内容、意义与创立王学的良苦用心;讲解致良知大意的同时,也精彩地解释了王学宗旨;回答了他们关于本体的质疑并且针对各人具体情况指点功夫切要。另有两篇短文,阐发阳明的教育思想。下卷的主要内容是致良知,阳明结合自己纯熟的修养功夫,提出本体功夫合一、满街都是圣人等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四句教,它使王学体系齐备。……
作品简介:《孙膑兵法》是战国时期孙膑创作的中国军事著作。《孙膑兵法》为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系与《孙子兵法》区别之故。《汉书·艺文志》称“八十九篇,图四卷”,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概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考证,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竹简364枚,分上、下编,各十五篇。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篇当属原著无疑,系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篇内容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也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孙膑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于《孙膑兵法》。孙膑特别重视道,这一点和《六韬》很相似,在《孙膑兵法》的治国、治军以及治敌各个方面,孙膑都反复强调道的作用。孙膑不迷信赏罚的作用,认为必须“用民得其性”才能做到“则令行如流",如果违背民性,而赏罚就会失去作用。孙膑说“赏未行,罚未用,而民听令者,其令,民之所能行也。赏高罚下,而民不听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使民虽不利,进死而不旋踵,孟竟之所难也,而责之民,是使水逆流也。"比起特别迷信赏罚的作用的尉缭,孙膑见识要更深一层。……
作品简介:《笑林广记》是一部流传久远、影响深广的通俗笑话总集,语言风趣幽默,文字简练生动,形式短小精悍,堪称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旷世奇珍。此书作者署名清代“游戏主人”,但其内容并非一人一世所作,而是广大劳动者集体智慧的结晶!《笑林广记》在编译过程中,对原书的内容做了精心遴选,保留了其中的10部,在力图呈现给广大读者一席原汁原味的“笑话盛宴”的同时,剔除了一些内容不健康和脱离当时社会背景不易理解的篇章。希望《笑林广记》能够让广大读者在紧张忙碌的生活中多一份欢笑,少一份烦恼!另传,《笑林广记》广为流传于改革开放前平度市民间,作者系清朝仕途失意文人李笑远(今属青岛市平度蓼兰镇韩丘村)。李笑远父家富庶,自古书香门第世家,颇具才气,与同时期邻村张志,为平度远近闻名之两大才子;自古文人相轻,民间两人斗气之事亦颇为可乐!李笑远,才气逼人,然仕途不平,多次科考均被排挤替下,一气之下,郁郁家中,大骂天下人,以解不时之气;纵观全书,天下人皆被其骂,仅其母未有所提,笑远曰,母孕十月,以命生余,不可不敬!……
作品简介:《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启蒙的儿童读物,作者为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本书最早名为《幼学须知》,又称《成语考》、《故事寻源》。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清朝的嘉庆年间由邹圣脉、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进行了增补。《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全部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全书内容广博、包罗万象,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会读书”。书中对许多的成语出处作了许多介绍,读者可掌握不少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著名人物、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文武、饮食器用、宫室珍宝、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书中还有许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传诵不绝。但是书中也有一些封建观点,对于现代人来说难以认同。伟人毛泽东就能熟背《幼学琼林》,可见此书影响于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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