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篱第三十一
栽树第三十二
种枣第三十三诸法附出
种桃柰第三十四
种李第三十五
种梅杏第三十六杏李□附出
插(一)梨第三十七
种栗第三十八
柰、林檎第三十九
种柿第四十
安石榴第四十一
种木瓜第四十二
种椒第四十三
种茱萸第四十四
(一)明抄作“插”,金抄原作“ 种”,后校改为“插”;黄校、张校、湖湘本作“种” 。
园篱第三十一
凡作园篱法,于墙基之所,方整深耕。凡耕,作三垄,中间相去各二尺。
秋上酸枣【一】熟时,收,于垄中穊种之。至明年秋,生高三尺许,间斸去恶者,相去一尺留一根,必须稀穊均调,行伍条直相当。至明年春,●【二】敕传切(一)去横枝,●必留距【三】。若不留距,侵皮痕大,逢寒即死。●讫,即编为巴篱【四】,随宜夹缚(二),务使舒缓。急则不复得长故也。又至明年春,更●其末,又复编之,高七尺便足。欲高作者,亦任人意。非直奸人惭笑而返,狐狼亦自息望而回。行人见者,莫不嗟叹,不觉白日西移,遂忘前途尚远,盘桓(三)瞻瞩,久而不能去。枳棘【五】之篱,“折柳樊【六】圃(四)”,斯其义也。
其种柳作之者,一尺一树,初即斜插,插时即编。其种榆荚者,一同酸枣。如其栽榆,与柳斜植(五),高共人等,然后编之。数年成长,共相蹙迫,交柯错叶,特似房笼(六)。既图龙蛇之形,复写鸟兽之状,缘势嵚崎【七】,其貌非一。若值巧人,随便【八】采用,则无事不成,尤宜作机【九】。其盘纾茀郁【一0】,奇文互起,萦布锦绣,万变不穷。
(一)明抄作“敕传反”,黄校陆录误作“敕博反”,金抄“传”字不清楚,“反”作“ 切”。
(二)金抄、明抄作“缚”,音篆,缠束、扎缚的意思;黄校陆录作“●”,黄校刘录作 “剔”,湖湘本、《津逮》本作“剥”,渐西本作“● ”,均误;《辑要》引则作“缚”。
(三)“桓”,明抄阙末笔作“● ”,是南宋本避宋钦宗赵桓的名字改的,金抄是北宋系统本,仍作“恒”不阙笔。
(四)“折柳樊圃”,《诗经.齐风.东方未明》的一句。“圃”,明抄、湖湘本、《津逮》本均作“园”;金抄作“圃”,同《诗经》,《学津》本、渐西本及《辑要》引同。
(五)各本均作“直”,惟金抄作 “植”,《辑要》引亦作“植”。这是指榆与柳混栽,榆如常栽法,柳则斜插,故从金抄作“植”。
(六)“笼”,金抄、黄校、明抄同,明清刻本及辑要引作“栊”。黄麓森校记:“栊、笼古通。”“房栊”指窗棂,取义于横直敧斜,盘互玲珑。
【一】“酸枣”,野生小枣,灌木或小乔木,通常为灌木状,适宜于作砧木,俗亦名“野枣”。现在长江流域有栽培。古名“棘”,亦名“樲” 或“樲棘”。《本草纲目》卷二九李时珍解释说,枣树高,故重朿作“枣”,棘树矮小,故并朿作“棘”。“ 朿”就是针刺。
【二】“●”,音川,指修剪树枝,俗称“川树”,实即“●树”。此字各本多讹作“● ”、“剔”或“剥”,据金抄及清刻本改正。
【三】“距”是鸡距;这里指切除分枝时,要保留基部的一小段,像“距”那样,不能齐基部切光。
【四】“巴篱”,篱笆。
【五】古代所谓“枳”,兼指枸橘和香橙。但香橙是小乔木,刺也不太多;枸橘是灌木而多刺,适宜于作篱笆。《文选》潘岳《闲居赋》:“芳枳树篱。”刘良注:“枳,果树也,以为藩篱。”《要术》和潘岳所称的“枳”,应均指枸橘。“棘”即酸枣。枸橘与棘均适宜于种作篱笆。
【六】“樊”,遮蔽。“折柳樊圃 ”,折取柳条,插植围绕起来作园圃。
【七】“嵚崎”,高昂奇特。“嵚 ”音歆。
【八】“随便”,随其形状之所便。
【九】“机”,通“几”,指承放物件的各种几和座架之类。
【一0】“盘纾茀郁”,形容枝干错综盘曲多变的各种奇特的形状。“茀”音弗。
栽树第三十二
凡栽一切树木,欲记其阴阳【一】,不令转易。阴阳易位则难生。小小栽者,不烦记也。
大树髡【二】之,不髡,风摇则死。小则不髡。
先为深坑,内树讫,以水沃【三】之,着土令如薄泥,东西南北摇之良久,摇则泥入根间,无不活者;不摇,根虚多死。其小树,则不烦尔。 然后下土坚筑。近上三寸不筑,取其柔润也。时时溉灌,常令润泽。每浇水尽,即以燥土覆之,覆则保泽,不然则干涸。埋之欲深,勿令挠动【四】。凡栽树讫,皆不用手捉,及六畜抵(一)突。《战国策》曰(二):“夫柳,纵横颠倒(三)树之皆生。使千人树之,一人摇之,则无生柳矣。”
凡栽树,正月为上时,谚曰:“ 正月可栽大树。”言得时则易生也。二月为中时,三月为下时。然枣--鸡口,槐--兔目,桑--虾蟆眼,榆--负瘤散【五】,自余杂木--鼠耳、虻【六】翅,各其时。此等名目,皆是叶生形容之所象似,以此时栽种者,叶皆即生。早栽者,叶晚出。虽然,大率宁早为佳,不可晚也。
树,大率种数既多,不可一一备举,凡不见者,栽莳【七】之法,皆求之此条。
《淮南子》曰(四):“夫移树者,失其阴阳之性,则莫不枯槁。”高诱曰:“失,犹易。”
《文子》曰(五):“冬冰可折,夏木可结【八】,时难得而易失。木方盛,终日采之而复生;秋风下霜,一夕而零。”非时者,功难立。
崔寔曰:“正月,自朔暨晦,可移诸树:竹、漆(六)、桐、梓、松、柏、杂木。唯有果实者,及望而止;“望谓十五日。”过十五日,则果少实。”
《食经》曰:“种名果法【九】:三月上旬,斫取好直枝,如大母指,长五尺,内着芋魁中种之。无芋,大芜菁根亦可用。胜种核,核三四年乃如此大耳。可得行种【一0】。”
凡五果,花盛时遭霜,则无子。常预于园中,往往贮恶草生粪。天雨新晴,北风寒切,是夜必霜,此时放火作熅【一一】,少得烟气,则免于霜矣。
崔寔曰:“正月尽二月,可●树枝。二月尽三月,可掩树枝。“
埋树枝土中,令生,二岁已上,可移种矣。””
(一)金抄作“抵”,湖湘本作“ 触”,黄校、明抄误作“觚”。
(二)见《战国策.魏策》,原文是:“田需贵于魏王。惠子曰:‘子必善左右。今夫杨,横树之则生,倒树之则生,折而树之又生,然使十人树杨,一人拔之,则无生杨矣。’”《韩非子.说林上》亦载此条,“千人”亦作“十人”,“田需”则作“ 陈轸”。
(三)金抄、湖湘本等均作“倒” ,明抄作“到”,二字古通,兹从金抄。
(四)见《淮南子.原道训》,“ 夫移”作“今夫徙”,余同。高诱注“易”下有“也” 字。据《颜氏家训.书证》篇反映,当时北方书传,悉略去“也”字,大概这也在被略去之列。
(五)见《文子.上德》篇,文句全同。注文“非时者,功难立”,虽不见今本,仍疑是原有注文。文子是杂抄各书而成的书,不少资料采自《淮南子》,故此段并见于《淮南子.说林训》,“冬冰 ”至“易失”,文同,以下作:“木方茂盛,终日采而不知;秋风下霜,一夕而殚”。
(六)《津逮》本、渐西本作“漆 ”;金抄、明抄、湖湘本讹作“
●”。
【一】“栽”,指移植。“阴阳” ,指原植株的向阳面和背阴面。
【二】“髡”,对主枝、副主枝或侧枝进行适当短截。
【三】“沃”,这里指大量灌水,使放入的泥土泡透成为稀泥状。
【四】“挠动”,搅动,摇动。
【五】“负瘤散”,除各本相同外,宋陈元靓《岁时广记》卷一“
栽杂木”引《要术》(原误作《泛胜之书》)并同,但未详所指。
【六】“虻”,指牛虻。以上是说各种树的叶芽长到如鸡口、兔目等的大小时,是各该种树移栽的合适时期。
【七】移栽叫做“莳”。《方言》卷一二:“莳,更也。”郭璞注:“为更种也。”
【八】“结”,在这里应与移植有关,但未得确切解释。《今释》解释为编树。
【九】西北农学院一九五五年在甘肃武都进行梨调查时,发现一个名叫“苴莲梨”的品种,经访问了解后,该品种系当地老乡以当地红梨的枝条,插入苴莲(即球茎甘蓝)的球茎中扦插培育而成(见康成懿校注明俞宗本《种树书》六八页)。这一特别枝术很像这里“种名果法”的发展。
【一0】“行”,推行的行;“种” ,品种的种;“行种”,指名果采用此法可以较快地繁殖开来。
【一一】“熅”,音晕,《说文》: “郁烟也”,这里就是用烟熏法预防霜冻。
种枣第三十三诸法附出(一)
《尔雅》曰(二):“壶枣;边,要枣;櫅,白枣;樲,酸枣;杨彻,齐枣;遵,羊枣;洗,大枣;煮,填枣;蹶泄,苦枣;皙,无实枣【一】;还味,棯枣。 ”郭璞注曰:“今江东呼枣大而锐上者为‘壶’;壶,犹瓠也。要,细腰,今谓之‘鹿卢枣’【二】。櫅,即今枣子白熟【三】。樲,树小实酢【四】。《孟子》曰(三):‘养其樲枣。’遵,实小而员,紫黑色,俗呼 ‘羊矢枣’。《孟子》曰(
四):‘曾皙嗜羊枣。’洗,今河东猗氏县【五】出大枣,子如鸡卵。蹶泄,子味苦。皙,不着子者。还味【六】,短味也。杨彻、煮填,未详。”
《广志》曰(五):“河东安邑【七】枣;东郡谷城【八】紫枣,长二寸;西王母【九】枣,大如李核,三月熟;河内汲郡【一0】枣,一名墟枣;东海蒸枣【一一】;洛阳(六)夏白枣;安平信都【
一二】大枣;梁国夫人枣。大白枣,名曰‘蹙咨’,小核多肌(七);三星枣;骈白枣;灌枣。又有狗牙、鸡心、牛头、羊矢、狝(八)猴、细腰之名。又有氐枣、木枣、崎廉枣,桂枣,夕枣也。”
《邺中记》(九):“石虎【一三】苑中有西王母枣,冬夏有叶,九月生花,十二月乃熟,三子一尺。又有羊角枣,亦三子一尺。”
《抱朴子》曰(十):“尧山【一四】有历枣。 ”
《吴氏本草》曰(十一):“大枣,一(十二)名良枣。”
《西京杂记》曰(十三):“弱枝枣、玉门枣、西王母枣、棠枣、青花枣、赤心枣。”潘岳《闲居赋》(十四)有“周文弱枝之枣【一五】。丹枣。”
按青州有乐氏枣,丰肌(十五)细核,多膏肥美,为天下第一。父老相传云:“乐毅破齐时,从燕齎来所种也。”齐郡西安、广饶【
一六】二县所有名枣即是也。今世有陵枣、蒙弄枣也。
常选好味者,留栽之【一七】。候枣叶始生而移之。枣性硬,故生晚;栽早者,坚□生迟也。三步一树,行欲相当。地不耕也。欲令牛马履践令净。枣性坚强,不宜苗稼,是以不(十六)耕;荒秽则虫生,所以须净;地坚饶实,故宜践也。
正月一日日出时,反斧斑駮【一八】椎之,名曰 “嫁枣【一九】”。不椎(十七)则花而无实;斫则子萎而落也。候大蚕入簇(十八),以杖击其枝间,振去狂花。不打,花繁,不(十九)实不成。
全赤即收。收法:日日撼胡感切 而落之为上。半赤而收者,肉未充满,干则色黄而皮皱;将赤味亦不佳;全赤久不收,则皮硬(二十),复有乌鸟之患。
晒枣法:先治地令净。有草莱,令枣臭。布椽【二0】于箔下,置枣于箔上,以朳【二一】聚而复散之,一日中二十度乃佳【二二】。夜仍不聚。得霜露气,干速,成(二一)。阴雨之时,乃聚而苫盖之。五六日后,别择取红软者,上高厨【二三】而曝之。厨上者已干,虽厚一尺亦不坏。择去●【二四】烂者。● 者永不(二二)干,留之徒令污枣(二三)。其未干者,晒曝如法。
其阜劳(二四)之地,不任耕稼者,历落【二五】种枣则任矣。枣性炒(二五)故。
凡五果及桑,正月一日鸡鸣时,把(二六)火遍照其下,则无虫灾。
食经曰:“作干枣法:新菰蒋(二七),露于庭,以枣着上,厚三寸(二八),复以新蒋覆之。凡三日三夜,撤覆露之,毕日曝,取干,内屋中。率一石,以酒一升,漱【二六】着器中,密泥之。经数年不败也。 ”
枣油法:郑玄曰(二九):“枣油,捣枣实,和【二七】,以涂缯上,燥而形似油也。”乃成之。
枣脯【二八】法:切枣曝之,干如脯也。
《杂五行书》曰:“舍南种枣九株,辟县官,宜蚕桑。服枣核中人二七枚,辟疾病。能常服枣核中人及其刺,百邪不复干矣。”
种●枣【二九】法:阴地种之,阳中则少实。足霜,色殷【三0】,然后乃收之。早收者涩,不任食之也。(三十)《说文》云(三一):“梬(三二),枣也,似柿而小。”
作酸枣【三一】□【三二】法:多收红软者,箔上日曝令干。大釜中煮之,水仅自淹。一沸即漉【三三】出,盆研之。生布【三四】绞取浓汁,涂盘上或盆中。盛暑,日曝使(三三)干,渐以手摩挲,散(三四)为末。以方寸匕【三五】,投一□水中,酸甜味足,即成好浆【三六】。远行用和米□,饥渴俱当也。
(一)原无“诸法附出”的附注,据卷首总目加。
(二)这是《尔雅.释木》关于枣部分的全文。“壶枣”前有“枣”字,“泄”作“泄” ,余同。郭璞注文原分注在各该枣名下面,《
要术》合引在一起,因此重复了正文的枣名。关于“煮,填枣”,郭璞迳在枣名下注“未详”,而《要术》重复列出时,却是“煮填”连文,则读正文为“煮填,枣”,和一般读成“煮,填枣”不同,疑《
要术》衍“填”字。
《尔雅》正文金抄、黄校、张校、明抄均作大字,明清刻本均作双行小字。兹从他处例改为小字。又《种桃柰》、《种李》、《种梅杏》三篇篇首引《尔雅》文有同样情况,亦一律改为小字。
(三)这是《尔雅》郭注引《孟子.告子上》文,《孟子》原文“
樲枣”作“樲棘”。
(四)这是《尔雅》郭注引《孟子.尽心下》文。“曾皙”,《要术》各本原作“曾子” ,误。按《孟子》原文是:“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郭注亦作“曾皙”。曾子,名参;曾皙是曾参的父亲。嗜羊枣的是曾皙,不是曾参,各本承误未改,由于未对原书,兹据《孟子》及郭注改正。
(五)《初学记》卷二八、《太平御览》卷九六五“枣”引《广志》,与《要术》所引有不同,除枣名有互异外,“西王母枣……三月熟”下,《初学记》多“在众果之先”,《御览》多“众果之先熟者也,种洛阳宫后园”;“灌枣”下《御览》多“此四者,官园所种”,《初学记》同,但有误字。
(六)金抄、黄校、张校作“阳” ,明抄作“旸”。
(七)各本作“肥”,渐西本从吾点校改作“肌”,《初学记》、《太平御览》引《广志》亦作“肌”。果肉或瓜瓤,古称“肌”或“
肤”,作“肌”是正确的。
(八)“狝”,黄校、张校、明抄等作“狝”,误(秋猎叫“狝”,音鲜),据金抄改正。
(九)《邺中记》原书久佚,今所存《四库全书》辑录本,“苑”作“园”,(《艺文类聚》卷八七、《初学记》卷二八、《太平御览》卷九六五引《邺中记》同),余同《要术》。
(十)不见今本《抱朴子》,当是逸文。
(十一)《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二三“大枣”条引《吴氏本草》只说明大枣的药性,关于大枣的异名,则见于《名医别录》,是:“一名干枣,一名美枣,一名良枣。”《名医别录》的“一名良枣” ,可能即采自《吴氏本草》。
(十二)“一”,各本作“者”,误;据金抄改正。
(十三)《西京杂记》卷一:“初修上林苑,群臣远方各献名果异树,亦有制为美名,以摽奇丽:……枣七:弱枝枣、玉门枣、棠枣、青华枣、梬枣、赤心枣、西王枣(原注:“出昆仑山”)。”《要术》所引少一种“梬枣”。
(十四)文选卷十六潘岳《闲居赋》无“丹枣”名称,也不可能有,这里有窜误,也许由《西京杂记》的“梬枣”窜入,而“梬”又误为“丹”。
下文有关各篇,并引到《闲居赋》的犁、椑,兹录该赋有关部分如下:
“张公大谷之梨,梁侯乌椑之柿,周文弱枝之枣,房陵朱仲之李,靡不毕殖。”
(十五)“丰肌”,金抄作“豊肥” ,黄校、明抄作“曹肌”,均讹;仅张校作“丰肌”,兹据改。又《太平寰宇记》卷十八载青州土产“乐氏枣 ”引《要术》作“长肌”。
(十六)“不”,各本无,仅《辑要》引有,《学津》本因从《辑要》加。按此处“不耕” 与上文“地不耕”相符,此“不”字应有,兹据补。
(十七)金抄作“不椎”,《辑要》引同;黄校、张校、明抄作“不斧”。下文“斫”即指用斧刃斫,则伤树使果实萎落;“椎”正是“
反斧”用斧背打,故从金抄。
(十八)“簇”,湖湘本等如字,金抄、明抄作“蔟”,二字同,本书统一作“簇”。
(十九)《辑要》引无“不”字。
(二十)“全赤久不收,则皮硬”, “全”,黄校、张校、明抄作“
美”,属上句;金抄作“全”,《辑要》及王祯《农书》引同。字应作“全”。金抄作“ 皮硬”,黄校、张校、明抄等作“皮破”。按枣子遇多雨则皮裂,过赤则皮较硬兹从金抄。
(二一)“成”,即今口语的“好” 、“行”,王祯《农书》删去“
干”字,作“速成”,欠妥。
(二二)“不”,黄校刘录、张校、明抄讹作“下”,据金抄、黄校陆录改正。
(二三)金抄、明抄作“污枣”,张校、黄校刘录同,但黄校陆录作“枣臭”。
(二四)明抄、湖湘本、《津逮》本作“阜劳”,金抄作“早劳”,王祯《农书》引作“旱涝”,渐西本从之。按枣的适应性很强,既耐热,也耐寒,既耐旱,也耐湿,但《要术》既注明“枣性炒故” ,是单就某一方面而言,就不会兼指“旱涝”。“早劳 ”不成文。“阜劳”可以解释为高阜劳累之地,差可。但亦未必正确,此字存疑。
(二五)金抄、明抄作“炒”,王祯《农书》引改作“燥”,明清刻本从之。
(二六)金抄等作“把”,明抄作“ 杷”。这里是动词,作拿着解释,故从金抄。
(二七)“新菰蒋”,金抄如文;黄校、张校、明抄作“新收蒋”;湖湘本、津逮本脱上二字,只一“蒋”字。按“菰”、“蒋”同义,指茭白;但茭白的叶子,有“菰蒋草”的名称,此处指叶,故从金抄。
湖湘本、《津逮》本“ 蒋”下有“将”字,作“将露于庭”,可能由于这里缺少动词,后人加上这个“将”字,即“拿来”,南宋本改作“新收蒋”,或亦此故,但《食经》文常是这样简单似欠完整的,毋庸加改。
(二八)“三寸”,从金抄;他本作 “二寸”。
(二九)郑玄的话,未详所出,可能是逸文。《释名.释饮食》“柰油”的作法,和这里“ 枣油”完全相同,而且文字也基本相同,(见《种梅杏》篇校记(十七)),也可能“郑玄”是“《释名》” 之误,而今本《释名》又因字形相近误“枣”为“柰” (《释名》“柰油”条的末句误“杏”为“柰”,从《要术.种梅杏》篇得到证明,《
要术.柰林檎》篇也没有引到《释名》的“柰油”)。又“枣油法”、“枣脯法”二条,应均系《食经》文,则更可能是《食经》误记。吾点引 “景”说:“按《释名.饮食》篇柰油一条文,似此。 ”昔人也有这样的怀疑。
(三十)自“阴地种之”至“不任食之也”,原系小字;下条“作酸枣□法”除标题外,亦全系小字,兹一并改为大字。
(三一)《说文》作:“梬,枣也,似柿”,脱“而小”二字,段玉裁注《说文》即据《要术》补此二字。“梬”就是“●枣”,《要术》引《说文》作解释,照通例应在“种●枣法”的下面,这里可能倒错。
(三二)“梬”,右边的上半个从“ 由”,不从“●”,明抄、湖湘本等从“●”,误,据金抄及《说文》改正。
(三三)各本作“使”,明抄作“便 ”。
(三四)金抄作“散”,他本作“取 ”。
【一】“无实枣”,郭璞解释为“ 不着子者”,即今无核枣,亦名空心枣,果核退化为薄膜,可以和果肉一起吃,为我国特有的名贵品种,品质优良,产于山东省乐陵、庆云、河北省沧县等地。
【二】“鹿卢枣”,郝懿行《尔雅义疏》:“鹿卢,与辘轳同,谓细腰也。”即今葫芦枣,果实中上部有一缢痕,呈葫芦状,故名。又像乳头形,别名“乳头枣”。品质上等。在北京及产枣区均有分布。
【三】“白熟”,《太平御览》卷九六五引《尔雅》郭注作“白乃熟”;郝懿行《尔雅义疏》:“白熟者,凡枣熟时赤,此独白熟为异。”
【四】“樲,树小实酢”,此酸枣即“棘”,今本《孟子》亦称作“樲棘”。
【五】猗氏县,今山西省临猗县。
【六】“还”,读为“旋”字,原意是快速,引申为短暂,即所谓“短味”。
【七】安邑,今山西省安邑镇及夏县地。《史记.货殖列传》所称“安邑千树枣”,即此。
【八】谷城,有几处,此既属东郡,在今山东省东阿县。
【九】西王母是古地名。《尔雅.释地》:“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郭璞注:“西王母在西。”所谓“西王母枣”,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一“景林寺”条有记载。
【一0】汲郡,晋置,有今河南省汲县、新乡等地。
【一一】《晏子春秋》卷八:“景公谓晏子曰:‘东海之中,有水而赤,其中有枣,华而不实何也?’晏子对曰:‘昔者秦缪公乘龙而理天下,以黄布裹烝枣,至东海而捐其布。彼布黄,故水赤;烝枣,故华而不实。’公曰:‘吾详(按通“佯”,下同,《艺文类聚》卷八七“枣”及卷八六“布”引均作“佯 ”)问子,何为对?’曰:‘婴闻之,详问之,亦详对之也。’”图经本草有“天蒸枣”称:“南郡人煮而后暴,及干,皮薄而皱,味更甘于它枣,谓之天蒸枣。” 晏婴的话虽然是假的,但反映古时有蒸枣。《广志》的 “东海蒸枣”和《
尔雅》的“煮,填枣”,大概实际上只是一种蒸干的枣。
【一二】《晋书.地理志》安平国有信都县,即今河北省冀县。该地好枣,魏晋以来文献记载颇多。
【一三】石虎是石勒的侄子,继石勒统治后赵,其都城在邺,即今河北省临漳县。
【一四】尧山,山名,在今河北省隆尧县。
【一五】李善注《文选.闲居赋》此句引《广志》的传说称:“周文王时有弱枝之枣,甚美,禁之不令人取,置树苑中。”
【一六】齐郡,郡名,秦置,约有今山东省东部及东北部地区,后魏时郡治在今山东省益都县。西安,县名,故治在山东省原临淄县今益都县境。广饶,今山东省广饶县。二县均属齐郡,亦均属青州。青州枣好,《名医别录》陶弘景注已有记载,至宋《图经本草》时尤为各地所不及:“惟青州之种特佳,虽晋绛大实,亦不及青州者之肉厚也。”
【一七】《要术》称“种”时,通常指播子种,偶亦指栽植,但称“
栽”时概指栽植。这里“留栽之” ,应是指留根蘖移栽。
【一八】“反斧”,指用斧背打,《柰林檎》篇的“翻斧”,同。“
駮”即“驳”字,“斑駮”,原指杂色不纯,这里引申为在树干基部或干枝分歧等处不定处地环周捶打,击伤其韧皮部。
【一九】“嫁枣”的目的在破坏韧皮部,阻止地上部养分的向下输送,以促进开花和果实生长,因而提高座果率,增加生产,就是现在环状剥皮的原理。后来发展为“开甲”,“刺枣”,在华北各小枣产区,一直在沿用,枣农掌握着合理的开甲技术,作为增产措施之一。《
要术》此法亦用于林檎,见本卷《柰林檎》篇。采取这类办法,并应同时密切结合肥水和管理措施,以免影响果树的生长。但经常采用,会影响果树的寿命。
【二0】“椽”、“箔”原是养蚕的一套工具(参看卷五《种桑柘》篇注释【三三】),这里只是说架起椽木作为帘箔的支架。
【二一】“朳”,晒谷物时摊开扒拢的一种农具,《玉篇》:“无齿杷也”,即今木扒。
【二二】河北省沧县的晒干枣法:将枣放在秫□箔中,堆成屋脊形,早上用木扒轻轻扒下六分之一,每隔一小时扒一次,至中午共扒六次,下午则每隔一小时半向中央聚拢一次,到日落共聚四次。晚上用席盖,早上揭开。约经十日左右水分少至10%时,即可贮藏。群众称此种晒法为“扒六拘四”(见河北农业大学编《果树栽培学》下卷五一三页)。
【二三】“高厨”,高架。
【二四】“●”,音庞,《说文》: “●肛,肿也。”“●烂”,膨胀不干缩而软烂。
【二五】“历落”,稀疏散布,错杂不整齐。
【二六】“漱”,指以少量的酒喷润干枣。
【二七】“和”,捣烂和匀。
【二八】“脯”,干肉,因亦称干制的果实和果肉为“果脯”。
【二九】“●枣”,也写作“软枣” ,又名“牛奶柿”、“丁香柿”,即柿树科的君迁子。《说文》的“梬”,音逞,异名同物。“●”,音软。
【三0】“殷”,读如烟音,赤黑色。
【三一】《本草纲目》卷三十及《广群芳谱》卷五七引王璆《百一方》有山楂亦名“酸枣” 的说法,非《要术》此处所指。
【三二】“□”,本来是炒米麦磨成(或先磨后炒)的干粮,下文“
米□”,即指此。由于这种干粮为粉末状,因亦称干制的果实粉末为“□”。
【三三】“漉”,隔出水液中的固体物,参看卷八《黄衣黄蒸及蘖》篇注释【二】。
【三四】“生布”,未经煮练的麻布。
【三五】“方寸匕”是古时量药末的一种计量方法。陶弘景《名医别录序例》:“凡散药有云……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取不落为度。” “匕”就是匙。《方言》卷十三:“匕谓之匙。”
【三六】古代不喝茶,后魏时喝茶也不普遍,习惯上用各种的浆(酸浆、甜浆、粥清浆、酪浆等)代饮料。
种桃柰(一)第三十四
尔雅曰(二):“旄,冬桃【一】。榹桃,山桃【二】。”郭璞注曰:“旄桃,子冬熟。山桃,实如桃而不解核【三】。”
广志曰(三):“桃有冬桃,夏白(四)桃,秋白桃,襄桃,其桃美也,有秋赤桃。”
《广雅》曰(五):“抵子者,桃也。”
《本草经》曰(六):“桃枭,在树不落,杀百鬼。”
《邺中记》曰(七):“石虎苑中有句鼻桃,重二斤。”
《西京杂记》曰(八):“榹(九)桃,樱桃,缃核桃,霜桃,言霜下可食,金城桃,胡桃,出西域,甘美可食,绮蒂桃,含桃,紫文桃。”
桃,柰桃,欲种,法(十):熟时合肉全埋粪地中。直置凡地则不生,生亦不茂。桃性早实,三岁便结子,故不求栽(十一)【四】也。至春既生,移栽实地。若仍处粪地(十二)中,则实小而味苦矣(十三)。栽法,以锹合土掘移之。桃性易种难栽,若离本土,率多死矣,故须然矣。
又法(十四):桃熟时,于墙南阳中暖处,深宽为坑(十五)。选取好桃数十枚,擘取核,即内牛粪中,头向上,取好烂粪和土厚覆之,令厚尺余。至春桃始动【五】时,徐徐拨去粪土,皆应生芽,合取核种之,万不失一。其余【六】以熟粪粪之,则益桃味。
桃性皮急【七】,四年以上,宜以刀竖●【八】其皮。不●者,皮急则死。
七八年便老,老则子细。十年则死。是以宜岁岁常种之。
又法:候其子细,便(十六)附土斫(十七)去,□上生者,复为少桃,如此亦无穷也。
桃酢法:桃烂自零【九】者,收取,内之于瓮中,以物盖口。七日之后,既烂,漉去皮核,密封闭之。三七日酢成,香美可食。
《术》曰:“东方种桃九根,宜子孙,除凶祸。胡桃(十八)、柰桃种,亦同。”
樱桃:
《尔雅》曰(十九):“楔,荆桃(二十)。”郭璞曰:“今樱桃。”
《广志》曰(二一):“楔桃,大者如弹丸,子有长八分者,有白色肥(二二)者:凡三种。”
《礼记》曰(二三):“仲夏之月,……天子… …羞以含桃。”郑玄注曰:“今谓之樱桃。”
博物志曰(二四):“樱桃者,或如弹丸,或如手指。春秋冬夏,花实竟岁。”
《吴氏本草》所说云(二五):“樱桃,一名牛桃(二六),一名英桃。”
二月初,山中取栽,阳中者还种阳地,阴中者还种阴地。若阴阳易地则难生,生亦不实:此果性。生阴地,既入园囿,便是阳中,故多难得生。宜坚实之地,不可用虚粪也【一0】。
蒲萄【一一】:
汉武帝使张骞【一二】至大宛,取蒲萄实,于离宫别馆旁尽种之。西域有蒲萄,蔓延、实并似蘡【一三】。
《广志》曰(二七):“蒲萄有黄、白、黑三种 ”者也。
蔓延,性缘不能自举,作架以承之。叶密阴厚,可以避热。
十月中(二八),去根一步许,掘作坑,收卷蒲萄悉埋之。近枝茎【一四】薄安黍穣弥佳。无穣,直安土亦(二九)得。不宜湿,湿则冰冻。二月中还出,舒而上架。性不耐寒,不埋即死。其岁久根茎粗大者,宜远根作坑,勿令茎折。其坑外处,亦掘土并穣培覆之。
摘蒲萄法:逐【一五】熟者一一零叠一作“条”(三十)摘取,从本至末,悉皆无遗。世人全房【一六】折杀者,十不收一。
作干蒲萄法:极熟者一一零叠摘取,刀(三一)子切去蒂,勿令汁出。蜜(三二)两分,脂一分,和内蒲萄中,煮四五沸,漉出,阴干便成矣。非直滋味倍胜,又得夏暑不败坏也。
藏蒲萄法:极熟时,全房折取。于屋下作荫坑,坑内近地凿壁为孔,插枝于孔中,还筑孔使坚,屋子(三三)置土覆之,经冬不异也。
(一)“种桃柰”,金抄、明抄同;明清刻本无“柰”字(卷首总目亦无)。按本篇内容并没有提到“柰”,而下文另有《柰林檎》篇叙述柰的种法,这个“柰”字应是衍文,并参看校记(九)。
(二)见《尔雅.释木》。“榹” 音斯。郭注分列在各该条下,“
而”下多“小”字,小字似应有。
(三)《太平御览》卷九六七“桃 ”引《广志》作:“桃有冬桃、夏桃、秋桃。”
(四)金抄作“白”,黄校、张校误作“日”,明抄误作“曰”,湖湘本脱“夏白桃”。
(五)《广雅.释木》只有“栀子,□桃也”,无如《要术》所引句。按《广雅》文无“ ……者,……也”例,“者”应是“□”的残文“肴” 字错成,而又误“栀”为“抵”也。栀子是茜草科,和桃不相干,而《要术》引到此条,可能贾氏所见《广雅》本已错成“……者,……也”。
(六)《艺文类聚》卷八六、《初学记》卷二八及太平御览卷九六七引《本草经》,“桃枭”均作“枭桃”。《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二三所录《本草经》文则是:“桃枭,微温,主杀百鬼精物”,其“
在树不落”句,则见于《名医别录》,作“实着树不落”。桃子被褐腐病侵害,在树自干不落。
(七)《邺中记》文同《要术》。《艺文类聚》卷八六、《初学记》卷二八、《太平御览》卷九六七均引到此条,“二斤”,《御览》同《要术》,《类聚》和《初学记》有不同。“句”是“勾”的本字。
(八)此条与种枣篇所引《西京杂记》在同一段内,作:“……桃十:秦桃、榹桃、缃核桃、金城桃、绮叶桃、紫文桃、霜桃(原注:“霜下可食”)、胡桃(原注:“出西域”)、樱桃、含桃。” 《要术》少“秦桃”,“绮蒂”和“绮叶”不同,次序亦异,而注文引作正文,多“甘美可食”句。
(九)“榹”,各本误作“核”,据金抄及《西京杂记》改正。
(十)“桃柰桃欲种法”六字,各本同。按“柰桃”,古时有这个名称,下文引《术》即有,《种李》、《种梅杏》篇引《广志》还有“柰李” 、“柰杏”,而据《食疗本草》,“柰桃”即是樱桃: “樱桃,俗名李桃,亦名柰桃。”但“柰桃”虽有是樱桃异名的记载,可是下文另有樱桃及其栽植法,这里不应另标“柰桃”,尤其樱桃和桃繁殖方法不同,这里不应异法混举。如果“柰桃”指另一种果树,则本篇所记全是种桃法(除樱桃等外),何以无一字提及“柰桃” ?据此,此二字应是衍文或有窜讹。上文引《西京杂记》少一种“秦桃”,怀疑是“秦桃”误窜入此,而“秦 ”字残烂后很可能错成“柰”字。这一情况,和《种枣》篇引《西京杂记》少一种“梬枣”而引《闲居赋》多出一种“丹枣”很相像。总之,此二字不应有,则只剩下“
桃欲种法”四字,指桃宜种(指直接种核)不宜“栽”,与下篇“李欲栽”相对,“欲” 字没有错,“法”则指种法。《辑要》删去“桃柰桃欲 ”四字,只剩下“种法”二字,痛快,但无根据。
(十一)“栽”,黄校、张校、明抄误作“杀”,湖湘本误作“谷”,据金抄改正。
(十二)“地”,原无,据上文“粪地”及下文“以锹合土掘移之”补。唐韩鄂《四时纂要》“五月”篇采《要术》作“既移不得更安粪地,必致少实而味苦”,也证明《要术》脱“地”字。
(十三)湖湘本作“苦矣”;金抄作 “苦者”,虽可通,不如湖湘本;明抄误作“若者”。
(十四)“又法”以下自“桃熟时” 至“则益桃味”一段及下文“候其子细”至“如此亦无穷也”一段,原均系双行小字,兹均改为大字。
(十五)“深宽为坑”下唐韩鄂《四时纂要》“七月”篇采《要术》有“收湿牛粪内在坑中 ”,更完善,《要术》似有脱文。
(十六)张校作“便”,渐西本从《辑要》引同,金抄、黄校、明抄作“使”。
(十七)“斫”,明抄误作“研”,据金抄、黄校、张校改正。
(十八)金抄作“胡桃”,他本误作 “明桃”。
(十九)见《尔雅.释术》,文同。郭注亦同。“楔”音夹。
(二十)“荆桃”,明抄误作“荆桄 ”,据金抄、张校等及《尔雅》改正。
(二一)“《广志》”,原作“《广雅》”,误。按《广雅》是训诂书,《广志》是方物志。此条记载樱桃品种,应出《广志》,《艺文类聚》卷八六、《初学记》卷二八、《太平御览》卷九六九“樱桃”引正作“《广志》”,兹改正(渐西本已从吾点校改正)。“楔桃”,《类聚》等三书所引均作“樱桃” 。
(二二)“肥”,姑从金抄;明抄空白一格,黄校、张校、湖湘本等均脱。《初学记》、《太平御览》引作“白色多肌者”,《艺文类聚》引作“ 白色多肥者”。
(二三)此《礼记.月令》文。郑玄注作:“含桃,樱桃也。”《吕氏春秋.仲夏纪》此句下高诱注:“含桃,□桃,□鸟所含食,故言‘含桃’ 。”《初学记》卷二八、《太平御览》卷九六九引高注则作:“含桃,樱桃,为鸟所含,故曰‘含桃’。”“ 羞”是荐、献的意思。
(二四)今本《博物志》无此条,是逸文。《白帖》卷九九引《博物志》只是:“樱桃者,或若弹丸。”《艺文类聚》卷八六“樱桃”所引,也只是:“樱桃,大者或如弹丸。”《太平御览》卷九六九 “樱桃”所引无“者”字与“或如弹丸”句,余同《要术》。另外,《御览》卷九七一“橙”引有《博物志》的另一条逸文是:“成都、广成、郫、繁、江原、临邛六县,生金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夏秋冬,或华或实。大如樱桃,小者或如弹丸。或有年,春秋冬夏,华实竟岁。”关于樱桃“春秋冬夏,花实竟岁”句,《白帖》、《类聚》均未引到,是否由“金橙”条割裂错成,颇可怀疑。
(二五)《图经本草》:“按书传引《吴普本草》曰:‘樱桃,一名朱茱,一名麦甘酣。’ 今本草无此名,乃知有脱漏多矣。”“麦”下疑脱“英 ”字,如《艺文类聚》卷八六引《吴氏本草》作:“一名朱茱,一名麦英,甘酣……”,《初学记》卷二八引作:“……一名牛桃,一名麦英”,《太平御览》卷九六九引作:“……一名朱桃,一名麦英也”。《要术》 “牛桃”疑“朱桃”之误,“所说”二字无意义,疑衍。
(二六)“牛桃”,各本及《初学记》引《吴氏本草》同;《类聚》等引作“朱茱”,《御览》引作“朱桃”。可能“朱桃”是正确的。
(二七)《艺文类聚》卷八七、《太平御览》卷九七二“蒲萄”引《
广志》均有此条,止于“三种”,无“者也”字。
(二八)自“十月中”以下至篇末,除“摘蒲萄法”、“作干蒲萄法”及“藏蒲萄法”三标题作大字外,余均作双行小字,兹一律改为大字。
(二九)“土亦”,黄校、明抄误作 “上弗”,张校误作“土弗”,据金抄、湖湘本改正。
(三十)“一作‘条’”,这是校刻《要术》的校注,和卷八《作酱等法》篇“一本作‘生缩’”相同,均作双行小字。明抄脱“条”字,但“一作”二字较小,偏在右半边,说明左边还缺一字,这个缺字,金抄即作“条”,兹据补。他本除脱“条”字外,“一作”窜作正文,致不可解。“零叠”,指零星的小串,不同于整穗的全串,“条”指“叠”字说,也就是说,“零叠”一本作“零条”,意思相同。
(三一)“刀”,明抄误作“力”,他本不误。
(三二)“蜜”,明抄误作“密”,他本不误。
(三三)“屋子”,未详。从“置土覆之”看来,坑内当然不是用土填实,而是置土其上,但土不好悬空放置,必须用物承托,疑“屋子”为承土以覆坑口之物,但未详何物,或亦可能有误字。
【一】现在陕西省商县、扶风等地生产的冬桃,果实在初期生长极慢,至立秋后始渐肥大,到十一、十二月成熟。
【二】山桃和毛桃是我国通常用为嫁接桃树的二种砧木,但《要术》采用的是实生繁殖,没有提到嫁接。
【三】“不解核”,不脱核,黏核。
【四】“不求栽”,不采用分株、压条等法。下文“易种难栽”,“种”指直播种子,“ 栽”即指移栽。
【五】“动”,萌发。
【六】“其余”,犹言“其后”。
【七】“皮急”,皮紧。这是采用 “纵伤”方法,促进生长。
【八】“●”,同“劙”,亦作“ 剺”,是划破。《多能鄙事》卷七“栽桃李杏”:“桃,三年实,五盛,七衰,十死。至六年以刀剺其皮,令胶出,可多活五年。”
【九】“零”,零落。
【一0】“虚粪也”,疑应作“虚粪地”,指粪熟疏松之地。
【一一】“蒲萄”,即葡萄,古代也写作“蒲桃”、“蒲陶”。
【一二】关于葡萄的引种,《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在张骞通西域后李广利至大宛前,而《汉书.西域传》记载在李广利至大宛后,因此各***述有异。而各书引《博物志》亦有此异,说明《博物志》在很早已非原书面目。例如唐段公路《北户录》卷三注引《博物志》:“
张骞使西域还,得……蒲桃。”《文选》潘岳《闲居赋》唐李善注引《博物志》则是:“ 张骞使大夏,得石榴。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得蒲陶。”《史记.大宛列传》所记是:“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馆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当时是携种子引入的。
【一三】“蘡”,葡萄科葡萄属的蘡薁,又名野葡萄,参看卷十“薁【二八】”。
【一四】“枝茎”,枝蔓。
【一五】“逐”,挨次地选择。
【一六】“全房”,整穗,全串。
种李第三十五
《尔雅》曰(一):“休,无实李。痤,接虑李。驳,赤李。”
《广志》曰(二):“赤李。麦李,细小有沟道。有黄建李,青皮李,马肝李,赤陵李。有□李,肥黏似□。有柰李,离核,李似柰。有劈李,熟必劈裂。有经李,一名老李,其树数年即枯。有杏李,味小醋(三),似杏。有黄扁李。有夏李;冬李,十一月熟。有春季李,冬花春熟。”
《荆州土地记》曰(四):“房陵、南郡【一】有名李。”
《风土记》曰(五):“南郡细李,四月先熟。 ”
西晋傅玄《赋》曰(六):“河、沂【二】黄建,房陵缥青。”
《西京杂记》曰(七):“有朱李,黄李,紫李,绿李,青李,绮李,青房李,车下李,颜回李,出鲁,合枝李,羌李,燕李。”
今世有木李,实绝大而美。又有中植李,在麦后谷前而熟者。
李欲栽(八)。李性坚,实晚,五岁始子,是以藉栽。栽者三岁便结子也。
李性耐久,树得三十年;老虽枝枯,子亦不细。
嫁李法:正月一日,或十五日,以砖石着李树歧中,令实繁。
又法(九):腊月中,以杖微打歧间,正月晦日复打之,亦足子也。
又法:以煮寒食醴酪【三】火●【四】着树枝间,亦良。树多者,故多束枝,以取火焉。
李树桃树下,并欲锄去草秽,而不用耕垦。耕则肥而无实。树下犁拨亦死之。
桃、李,大率方两步一根。大穊连阴,则子细而味亦不佳。
《管子》曰(十):“五沃(十一)之土,其木宜梅李。”
《韩诗外传》云(十二):“简王曰:‘春树桃李,夏得阴其下,秋得食其实。春种蒺藜,夏不得采其实,秋得刺焉。’”
《家(十三)政法》曰:“二月徙(十四)梅李也。”
作白【五】李法(十五):用夏李。色黄便摘取,于盐中挼【六】之。盐入汁出,然后合盐晒令萎,手捻之令褊【七】。复晒,更捻,极褊乃止。曝使干。饮酒时,以汤洗之,漉着蜜中,可下酒矣。
(一)这是《尔雅.释木》关于李部分的全文,“接”作“椄”。按“椄”,《说文》: “续木也”,即今嫁接之“接”。郭璞注“无实李”是:“一名赵李。”注“椄虑李”是:“今之麦李。”
(二)《艺文类聚》卷八六、《初学记》卷二八引到《广志》的一部分,《太平御览》卷九六八引《广志》较详。《御览》所引分三段:“鼠李,朱李,可以染。”又:“车下李,车上李。(原注: “亦春熟可染也。”)”又:“麦李,细小有沟道。李有黄建李,青皮李,马肝李,赤李,房林李。有●(原注:“余石切”)李,饥黏,茹似●。有□李,离核李,李似□。有壁(按应是“劈”)李,熟必先劈裂。有经李,一名老李,其树数年则枯。有杏李,味小酢,似杏。有黄扁李;有夏李;有冬李,十一月熟:此三李种邺园。有春李,冬华春熟。”《御览》“房林李”,《类聚》引作“房陵李”,《要术》“赤陵李”应是“房陵李”之误。《御览》“饥黏”,《要术》“
肥黏”,均应是“肌黏”之误。“ 肌”指果肉。“●”,《集韵》解释为“饭坏”,则与《要术》作“□”不同。“□李,离核李,李似□”,重文的二“李”字及《要术》“李似柰”的“李”字,疑均系衍文。“邺园”该是指石虎都邺时所建的园苑,如《御览》所引无误,则《广志》作者郭义恭应是在石虎稍后的人。
(三)各本作“酸”,金抄作“醋 ”,《太平御览》卷九六八引《
广志》作“酢”,同“醋”,故从金抄。
(四)《艺文类聚》卷八六引作《荆州记》,是:“房陵有好李。”《初学记》卷二八引《荆州记》同《要术》,但“南郡”作“南居”,“居 ”是“郡”的残文错成。
(五)《艺文类聚》卷八六引《风土记》作:“南郡有细李,有青皮李。”《初学记》卷二八、《太平御览》卷九六八引周处《风土记》同《要术》,但“南郡”均讹作“南居”。
(六)据《初学记》卷二八及《太平御览》卷九六八所引,所谓“
傅玄《赋》”是傅玄《李赋》。引文同。
(七)此条与《种枣》、《种桃柰》篇所引《西京杂记》在同一段,作:“……李十五:紫李,绿李,朱李,黄李,青绮李,青房李,同心李,车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颜渊李(原注:“出鲁”),羌李,燕李,蛮李,侯李。”较《要术》所引多三种,名称也有不同。各种类书所引,亦有互异。
(八)“李欲栽”是本篇正文的开始,与各篇均从或种或栽的记述开始一致,但原作双行小字,与上文“麦后谷前而熟者”相连,因此混入篇首的解题,是传抄中误写的。兹改为大字。
(九)本条及下条除“又法”二字外,原均作双行小字,兹一律改为大字。
(十)见《管子.地员》篇,原文作:“五沃之土,……宜彼群木,……其梅其杏,其桃其李。”《要术》是掇引其意,不是原文。
《管子》此条与下文引《韩诗外传.家政法》二条,原均系双行小字,顺次接写在上面注文“大穊……味亦不佳”下面,变成了“桃李大率方两步一根”的注文,是传抄中搞乱了的。兹一律改为大字提行。
(十一)“五沃”,除金抄外,他本均误作“三沃”。
(十二)见《韩诗外传》卷七,“简王”作“简主”。《要术》是节引。
(十三)“家”,明抄、湖湘本误作 “寡”,据金抄、黄校改正。
(十四)金抄作“徙”,指移植,他本均误作“从”。清代各种校勘本,仅张步瀛校本改作 “徙”。
(十五)本条除“作白李法”标题外,余均作双行小字,兹改为大字。
【一】房陵,今湖北省房县。南郡,郡名,约有今湖北省东部及南部地区。
【二】沂,指沂水,即今山东省沂河。
【三】“寒食醴酪”,寒食节吃的饴糖杏仁粥,见卷九《醴酪》篇。
【四】“●”,同“栝”,音忝,即进火杖,拨火棒,现在有些地方还保存着“火●”的名称。《说文》:“栝,炊灶木。”段玉裁注:“今俗云‘灶●’是也。”
【五】“白”,单纯地就原果实晒干,不加熏制,也不加杂料附增色泽。
【六】“挼”,揉搓,目的在搓伤李皮,使盐分容易渗入。现在闽北地区晒干李,每百斤果实加盐十二至十五斤,其搓皮程序是将果实放在筐内,加入细沙不断摇荡。
【七】“褊”是狭隘,这里借作“ 扁”字用。
种梅杏第三十六杏李□附出(一)
《尔雅》曰(二):“梅,楠也。”“时,英梅也。”郭璞注曰:“梅,似杏,实醋。”“英梅,未闻。 ”
《广志》曰(三):“蜀名梅为‘□’,大如雁子。梅杏皆可以为油、脯【一】。黄梅【二】以熟□作之。”
《诗义疏》云(四):“梅,杏类也;树及叶皆如杏而黑耳。实赤于杏而醋,亦可生啖也。煮而曝干为 ●(五),置羹臛、兖中。又可含以香口。亦蜜藏而食。”
《西京杂记》曰(六):“侯梅,朱梅,同心梅,紫蒂梅,燕脂梅,丽枝梅。”
按梅花早而白,杏花晚而红;梅实小而酸,核有细文,杏实大而甜,核无文采。白梅任调食及兖(七),杏则不任此用。世人或不能辨,言梅、杏为一物,失之远矣。
《广志》曰(八):“荣阳有白杏,邺中有赤杏,有黄杏,有柰杏。”
《西京杂记》曰:“文杏,材有文彩。蓬莱杏,东海都尉【三】于台(九)献,一株花杂五色,云是仙人所食杏也。”
栽种与桃李同。
作白梅法(十):梅子酸、核初成时摘取,夜以盐汁渍之,昼则日曝。凡作十宿、十浸、十曝,便成矣(十一)。调鼎和兖【四】,所在多入也。
作乌梅法:亦以梅子核初成时摘取,笼盛,于突【五】上熏之,令干,即成矣。乌梅入药【六】,不任调食也。
《食经》曰:“蜀中藏梅法:取梅极大者,剥皮阴干,勿令得风。经二宿,去盐汁【七】,内蜜中。月许更易蜜。经年如新也。”
作杏李□法:杏李熟时,多收烂者,盆中研之,生布绞取浓汁,涂盘中,日曝干,以手摩(十二)刮取之。可和水为(十三)浆,及和米□(十四),所在入意也。
作乌梅欲令不蠹法:浓烧穣(十五),以汤沃之,取汁,以梅投中(十六),使泽。乃出蒸之。
《释名》曰(十七):“杏可为油。”
《神仙传》曰:“董奉居庐山(十八),不交人。为人治病,不取钱。重病得愈者,使种杏五株;轻病愈(十九),为栽一株。数年之中,杏有十数万株,郁郁然成林。其杏子熟,于林中所在作仓。宣语买杏者: ‘不须来报,但自取之,具一器谷,便得一器杏。’有人少谷往,而取杏多,即有五虎逐之。此人怖遽(二十),檐倾覆,所余在器中,如向所持谷多少。虎乃还去。自是以后,买杏者皆于林中自平量,恐有多出。奉悉以前所得谷,赈救贫乏。”
《寻阳记》曰:“杏在北岭上,数百株,今犹称董先生杏。”
《嵩高山记》曰:“东北有牛山,其山多杏。至五月,烂然黄茂。自中国丧乱,百姓饥饿,皆资此为命,人人充饱。”
史游《急就篇》曰(二一):“园菜果蓏助米粮。”
按杏一种,尚可赈贫穷,救饥馑,而况五果、蓏、菜之饶,岂直助粮而已矣?谚曰(二二):“木奴千,无凶年。”盖言果实可以市易五谷也。
杏子人,可以为粥【八】。多收卖者,可以供纸墨之直也。
(一)原无此附注,据卷首总目加。
(二)见《尔雅.释木》,均无“ 也”字。郭璞注“英梅”是“雀梅”,和《要术》引作 “未闻”不同,可注意。
(三)《初学记》卷二八、《太平御览》卷九七十“梅”引《广志》“梅杏”作“梅□” ,余同(《初学记》脱“脯”字)。
(四)《初学记》卷二八及《太平御览》卷九七十引《诗义疏》无“实赤于杏而醋,亦可生啖也”及“亦蜜藏而食”句。《初学记》卷二六“羹 ”引陆玑《毛诗草木疏》则是:“梅,杏类也。其子赤而酢,不可生啖;煮而曝干为苏,可着羹臛中。”“苏 ”当系“□”字之误。
(五)金抄、明抄作“●”,湖湘本等作“●”,均无此字,误。《太平御览》卷九七十引《诗义疏》及《初学记》卷二六引陆玑《毛诗草木疏》均作“苏”,亦非。吾点校记怀疑是“□”字之误,左边的“木”和右边的“□”抄倒了,又错成“苏”。按“□”,音老,《说文》:“干梅之属。”《周礼天官》“笾人”有“干□”。这里正是指干梅,应是“□ ”字搞错。《初学记》卷二八引《诗义疏》则作“腊” ,可以作干果脯讲,亦通。
(六)与《种枣》篇等所引《西京杂记》仍在同一段内,文作:“
……梅七:朱梅,紫叶梅,紫华梅,同心梅,丽枝梅,燕梅,猴梅。”《要术》所引仅六种,名称亦颇有不同。
(七)金抄等作“兖”,明抄等作 “齑”,字同;湖湘本作“齎”,误。此字在他处各本多有异写或讹写,本书统一作“兖”。
(八)《太平御览》卷九六八“杏 ”引《广志》无“黄杏”,余同。“荣阳”疑“荥阳” 之误。《广志》,明抄误作“广忠”,他本不误。
(九)“东海都尉于台”,《西京杂记》作“东郭都尉干吉”,则东郭干吉是人名,与《要术》所引不同。
(十)自“作白梅法”以下至“作乌梅欲令不蠹法”五条,原除标题作大字外,余均作双行小字,兹一律改为大字。
(十一)金抄有“矣”字,《辑要》引亦有,渐西本从《辑要》加,他本无。
(十二)金抄、黄校、张校、明抄作 “磨”,湖湘本、《津逮》本作“摩”。“磨”古通“ 摩”,兹从湖湘本作今写。
(十三)金抄有“为”字,应有,《辑要》引亦有,《学津》本、《
渐西》本从《辑要》加,他本无。
(十四)“米□”,黄校、张校、明抄作“禾□”,误,据金抄、湖湘本改正。
(十五)“浓烧穣”,不好讲,“浓 ”字疑应在“取”字上面或下面,作“浓取汁”或“取浓汁”,传抄中有窜误。
(十六)金抄作“中”,他本作“之 ”,“中”字更好,兹从金抄。
(十七)《释名.释饮食》无此句,但有如下的记载:“柰油,捣柰实,和以涂缯上,燥而发之,形似油也。柰油亦如之。”“柰油”的作法,和《种枣》篇引郑玄的“枣油法”,除多“发之”二字外,完全相同。而“柰油亦如之”,与开头的“柰油”重复,据《要术》所引,证明应是“杏油”之误,《要术》引作“杏可为油”,即系根据“杏油亦如之”引述的。因此,怀疑《种枣》篇的郑玄是释名之误,而为《食经》所误记。“枣”字残烂后容易错成“柰”字,今本《释名》又误“枣油”为“柰油”。
(十八)自“董奉居庐山”起直至按语“可以市易五谷也”,原均作双行小字,兹一律改为大字。
(十九)金抄、明抄有“愈”字,他本脱。
(二十)金抄作“遽”,他本作“虎 ”。
(二一)见《急就篇》卷二,文同。
(二二)“谚曰”,各本均作“注曰 ”,惟张校作“谚曰”。“注”应是“谚”字之误,唐韩鄂《四时纂要》“五月”篇正作“俗曰”,兹改正。
【一】“油”,指所谓“杏油”,参看《种枣》篇“枣油法”及本篇校记(十七)。“脯 ”指果脯。
【二】唐段公路《北户录》“红梅 ”:“岭南之梅,小于江左。居人采之,杂以豆蔻花、 ……枸橼子、朱槿之类,和盐曝之。梅为槿花所染,其色可爱,今岭北呼为红梅是也。”《广志》的“黄梅” ,大概和“红梅”同类相似,也是经过加工调制的。
【三】“都尉”,郡的高级武官。东海,指汉时东海郡。
【四】“鼎”,古时烹饪器,这里泛指鱼肉肴馔。卷八有《八和兖》篇,白梅是八项作料之一。
【五】“突”,烟突,烟囱。
【六】乌梅除入药外,亦用作媒染剂。《杭州府志》录《干隆志》引旧志:“富阳善制乌梅,颇入药。”“按乌梅为富阳专产,远市西北,云疗马疾。其就近货售者,染肆之用最钜,至以入药,盖甚微也。”
【七】“去盐汁”,应有先经盐渍的过程,通常“经二宿”上应有“盐渍”二字,但《食经》文常是这样。
【八】果仁的“仁”,古作“人” 。卷九《醴酪》篇有“杏酪粥”。
插(一)梨第三十七
《广志》曰(二):“洛阳北邙【一】张公夏梨,海内唯有一树。常山真定【二】,山阳钜野【三】,梁国睢阳【四】,齐国临灾,【五】钜鹿【六】,并出梨。上党【七】楟(三)梨,小而加甘。广都【八】梨--又云钜鹿豪梨--重六斤【九】,数人分食之。新丰【一0】箭谷梨。弘农、京兆、右(四)扶风【一一】郡界诸谷中梨,多供御。阳城【一二】秋梨、夏梨。”
《三秦记》曰(五):“汉武果园,一名‘御宿 ’,有大梨如五升(六),落地即破。取者以布囊盛之,名曰‘含消梨’。”
《荆州土地记》曰:“江陵有名梨。”
《永嘉记》曰(七):“青田【一三】村民家有一梨树,名曰‘
官梨’,子大一围五寸【一四】,常以供献,名曰‘ 御梨’。梨(八)实落地即融释。”
《西京杂记》曰(九):“紫梨;芳梨,实小;青梨,实大;大谷(十)梨;细叶梨;紫条梨;瀚海梨,出瀚海地,耐寒不枯;东王梨,出海中。”
别有朐山【一五】梨,张公大谷梨【一六】,或作“糜雀(十一)梨”也。(十二)
种者,梨熟时,全埋之。经年,至春地释,分栽之,多着熟粪及水。至冬叶落,附地刈杀之,以炭火烧头。二年即结子。若稆(十三)生及种而不栽者,则着子迟。每梨(十四)有十许子,唯二子生梨,余皆生杜【一七】。
插【一八】者弥疾。插法:用棠、杜【一九】。 棠,梨大而细理【二0】;杜次之;桑梨大恶;枣、石榴上插得者,为上梨,虽治十,收得一二也【二一】。杜如臂以上,皆任插。当先种杜,经年后插之。主客(十五)俱下亦得;然俱下者,杜死则不生也。杜树大者,插五枝;小者,或三或二。
梨叶微动为上时,将欲开莩【二二】为下时。
先作麻纫【二三】汝珍反(十六),缠十许匝;以锯截杜,令去地五六寸。不缠,恐插时皮披【二四】。留杜高者,梨枝繁(十七)茂,遇大风则披。其高留杜者,梨树早成,然宜高(十八)作蒿箪【
二五】盛杜,以土筑之令没,风时,以笼盛梨,则免披耳。斜攕【二六】竹为签,刺皮木之际【二七】,令深一寸许。折取其美梨枝阳中者,阴中枝则实少。长五六寸,亦斜攕之,令过心,大小长短与签等;以刀微●【二八】梨枝斜攕之际,剥去黑皮。勿令伤青皮,青皮伤即死。拔去竹签,即插梨,令至●处,木边向木,皮还近皮。插讫,以绵幕(十九)杜头,封熟泥于上,以土培覆,令(二十)梨枝仅得出头,以土壅四畔。当梨上沃水,水尽以土覆之,勿令坚涸。百不失一。梨枝甚脆,培土时宜慎之,勿使掌【二九】拨,掌拨则折。
其十字破杜【三0】者,十不收一。所以然者,木裂皮开,虚燥故也。
梨既生,杜旁有叶出,辄去之。不去势分,梨长必迟。
凡插梨,园中者,用旁枝;庭前者,中心。旁枝(二一),树下易收;中心,上耸不妨。用根蒂小枝【三一】,树形可□【三二】,五年方结子;鸠脚老枝【三三】,三年即结子,而树丑。
《吴氏本草》曰(二二):“金创【三四】,乳妇,不可食梨。梨多食则损人,非补益之物。产妇蓐中,及疾病未愈,食梨多者,无不致病。欬逆气上者,尤宜慎之。”
凡远道取梨枝者,下根【三五】即烧三四寸,亦可行数百里犹生。
藏梨法:初霜后即收。霜多即不得经夏也。于屋下掘作深荫坑,底无令润湿。收梨置中,不须覆盖,便得经夏。摘(二三)时必令好接,勿令损伤。
凡醋梨,易水熟煮,则甜美而不损人也。
(一)金抄、明抄原作“插”,明以后刻本改作“种”,非。
(二)《文选》卷十六潘岳《闲居赋》李善注引《广志》“北邙”作“北芒山”,“张公夏梨”下有“甚甘”二字。《太平御览》卷九六九“梨 ”引《广志》“……唯有一树”以下作:“常山真定梨,山阳钜野梨,梁国睢阳梨,齐郡临淄梨,钜野膏梨,上党楟梨,小而甘,新丰箭谷梨,关以西宏农、京兆、右扶风界谷中梨,多供御,广都梨,重六斤,可数人分食之。”《初学记》卷二八引与《御览》略同,“钜野膏梨”,《初学记》作“钜鹿槁梨”,而《要术》作“ 钜鹿豪梨”,据“重六斤”云云,“豪”有“大”义,似应以《要术》所引为正。
(三)“楟”,音亭,金抄作“● ”,无此字,误。
(四)“右”,金抄作“左”,他本作“又”,均误。《太平御览》卷九六九引正作“右 ”,汉只有右扶风、左冯翊,兹改正。
(五)《艺文类聚》卷八六“梨” 引《三秦记》作:“汉武帝园,一名樊川,一名御宿,有大梨,如五升瓶,落地即破。其主取者,以布囊盛之,名‘含消梨’。”《初学记》卷二八、《太平御览》卷九六九引作“辛氏《三秦记》”。
(六)“五升”,张校、明抄等作 “五斗”,误,据金抄及《艺文类聚》、《初学记》、《御览》引改正。
(七)各本无“曰”字,据张校加(湖湘本等并脱“记”字)。《
太平御览》卷九六九引永嘉记“一围五寸”以下作:“树老今不复作子。此中梨子佳,甘美少比。实大出一围,恒以供献,名为御梨。吏司守视,土人有未知味者。梨实落至地,即融释。”《艺文类聚》卷八六、《初学记》卷二八也有引到,但较简略。
(八)“梨实”,各本均无“梨” 字,金抄原亦无,后补入,《御览》引亦有,兹据补。
(九)《西京杂记》文作:“…… 梨十:紫梨,青梨(原注:“实大”),芳梨(原注: “实小”),大谷梨,细叶梨,缥叶梨,金叶梨(原注:“出琅玡王野家,太守王唐所献。”),瀚海梨(原注:“出瀚海北,耐寒不枯。”),东王梨(原注:“ 出海中”),紫条梨。”《要术》所引少“缥叶梨,金叶梨”二种,次序亦异,而“瀚海地”,应是“瀚海北 ”之误。
(十)“谷”,明抄、湖湘本等作 “容”,误,据金抄、渐西本及《西京杂记》改正。
(十一)“雀”,明抄误作“崔”,据金抄等改正。
(十二)这一条是《要术》掇引他书所载的梨名而不再烦引书名。“
朐山梨”,《太平御览》卷九六九引左思《齐都赋》有“□则朐山之梨”。“张公大谷梨 ”,潘岳闲居赋有“张公大谷之梨”。
(十三)“稆”,各本均作“橹”,误,吾点最早校改作“稆”,卷三《种胡荽》篇有“稆生”,即野生,兹改正。
(十四)“梨”,明抄误作“犁”,他本不误。
(十五)“主客”,“主”指砧木, “客”指接穗。“俱下”,指另用杜梨移栽,在移栽时就嫁接。明抄作“至客”,误;湖湘本等及《
辑要》引作“至冬”,更误。兹据金抄改正(渐西本已据王祯《农书》改作“主客”)。
(十六)“汝珍反”,金抄、明抄、《津逮》本作“支珍反”,误;《广韵》作“女邻切” ,《学津》本、渐西本从《辑要》引作“汝珍反”,兹从之。
(十七)金抄作“繁”,《辑要》引同,黄校、明抄作“叶”。湖湘本、《津逮》本此段注文全脱。
(十八)黄校、张校、明抄有“高” 字,金抄及《辑要》引无。
(十九)湖湘本等作“幕”,作封裹解释,金抄、明抄作“莫”,通“幕”。卷八《作酢法》篇多有“绵幕瓮口”,本书统一作“幕”。
(二十)“令”,明抄误作“今”,据金抄、黄校改正。
(二一)“旁枝”,明抄误作“劳枝 ”,湖湘本等又误作“劳拔”,据金抄、黄校改正(《学津》本、渐西本已从《辑要》引改正)。
(二二)《吴氏本草》此条不见类书及本草书引录。《名医别录》作:“金疮、乳妇,尤不可食。”又此条原接在“而树丑”下面,作双行小注,但与正文无关,故为改列,并改作大字。
(二三)“摘”,黄校、张校、明抄误作“接”,据金抄、湖湘本改正。
【一】北邙,山名,也写作“北芒 ”,又名芒山、北山,在洛阳县北。
【二】常山,郡名,汉置,晋因之,治真定县,故城在今河北省正定县南。
【三】山阳,郡名,汉置,晋分置高平国,属县有钜野,故城在今山东省巨野县南。
【四】《晋书.地理志》有梁国,属县有睢阳,故城在今河南省商丘县南。
【五】“灾”、“淄”古通。《文选》卷六左思《魏都赋》:“临灾牢落”。李善注引《汉书》:“齐郡有临灾县”,《后汉书》(《
百衲》本)《郡国志四》“齐国” 下有“临灾”县,均作“灾”。《
晋书.地理志》有齐国,属县有临淄,即山东省原临淄县,今属益都县。
【六】钜鹿,秦汉有钜鹿郡,治钜鹿县,即今河北省平乡县。《晋书.地理志》有钜鹿国,辖钜鹿县。
【七】上党,郡名,有今山西省东南角地区。
【八】广都,县名,汉置,晋因之,属于蜀郡,故城在四川省原华阳县今中心镇东南。
【九】“重六斤”,合到现在的斤不到三斤。现在四川苍溪的苍溪梨,平均果重二斤,大的达三斤,山西万荣的金梨还要大,大的可达四斤。
【一0】新丰,县名,故城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
【一一】弘农,郡名,治弘农县,在今河南省灵宝县南。京兆,郡名,三国魏置,故治在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汉右扶风地,三国魏改扶风郡,晋因之,故治在今陕西省泾阳县西北。
【一二】阳城,同名的地名颇多,这里可能指古阳城县,在今河南省登封县。
【一三】青田,山名,在今浙江省青田县西北。青田县始置于唐。
【一四】“子大一围五寸”,由于果实大,所以记载下来。“一围”犹言“一尺”。如果在 “子大”作逗,则“一围”作为果实的周围讲,一个梨的周围才三寸五六分(汉一尺合今七寸弱,魏晋一尺合今七寸余),那是很小的梨。元黄公绍《古今韵会》以 “五寸”为一围,亦非此所指。宋王得臣《麈史》卷中 “辨误”:“凡言木之巨细者,始曰拱把,大曰围,引而增之曰合抱。盖拱把之间,才数寸耳;围则尺也;合抱则五尺也。《庄子》曰:‘……挈之百围’,疏云: ‘以绳束之,围粗百尺’是也。今人以两手指合而环之,适周一尺。”则以一尺当一围,是两手拇指、食指所围合的约数。这里“一围五寸”,当从此说,是说其大周围一尺又五寸。一尺五寸约合今一尺多点,这样大的梨算是大梨,但也并不稀奇,浙东的“散花梨”,这样大的不少,而青田正属浙东。《要术》本篇引录的各种梨品种,多属北方白梨系统,这个青田梨却是南方沙梨系统的品种。
【一五】朐山,山名,有二:一在山东省临朐县东南,一在江苏省东海县南。据左思“朐山之梨”写入《齐都赋》,应是指山东朐山。
【一六】《文选》潘岳《闲居赋》: “张公大谷之梨。”刘良注:“
洛阳有张公,居大谷,有夏梨,海内唯此一树。”但《太平御览》卷九六九引王廙《洛阳赋》则称:“梨则大谷冬紫,张公秋黄。”
【一七】“唯二子生梨,余皆生杜” ,多数栽培果树的种子变异性大,而栽培梨的种子不易保纯,一千四百年前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已观察到栽培梨的种子只有20%长成梨,其余仍然变成杜梨,所以多采用嫁接繁殖法。本篇重在嫁接繁殖,故标篇名为“插梨”,与他篇异。
【一八】“插”,这里指嫁接。本卷《园篱》篇和卷五《种槐柳楸梓梧柞》篇则指扦插。
【一九】“棠、杜”,古人多以为棠就是杜,《要术》指出二者不同,并见卷五《种棠》篇。梨属的杜梨和豆梨,都有棠梨的异名,而褐梨又别名棠杜梨,因此现在植物学分类上二者定名尚未统一。
【二0】“理”是“肌理”,指果肉组织,“细理”就是果肉细密,脆嫩多汁,而石细胞少。
【二一】用枣和石榴嫁接梨树,亲缘很远,但仍有百分之十到二十的成活率,而且品质很好,说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嫁接技术之高。
【二二】“莩”,指叶芽或花芽外被覆的鳞片;“开莩”,叶芽舒展开来。
【二三】“麻纫”,麻缕,麻绳。
【二四】“披”,开裂。下文“遇大风则披”,指砧穗接合处被折裂。《史记.范睢列传》:“木实繁者披其枝”,则指主侧枝的基部皮层接合处被折裂,易发生于枝叉角度较小接合处成为“死皮层” 的情况下。
【二五】“箪”,原是一种容器,这里是指作成圆筒状,围在杜梨砧木的外围,围内用土填满筑实,好像用箪“盛”着的样子。下文“以笼盛梨” ,“梨”指接穗,用笼围裹接穗,以避免被风摇撼披裂。这是对嫁接苗的管理,在这时非常重要。
【二六】“攕”,音纤,指用利刀斜削。
【二七】“皮木之际”,皮层和木质部之间。下文“木边向木,皮还近皮”,是使木质部对准木质部,韧皮部对准韧皮部,使形成层密接,才能成活。
【二八】环切一圈叫做“●”,见卷一《耕田》篇注释【五】。这里是指在梨枝开始斜削的那个地位上(“斜攕之际”),环绕着梨枝轻轻地刻切一圈,不要伤及绿色的皮层,然后将圈以下的表层黑皮剔去。
【二九】“掌”是“□”字的别体,亦即“牚”字,也写作“□”、“撑”乃至“枨”、“ 樘”、“●”……各形。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十五《僧祇经》卷三五“●触”:“又作敞、枨、樘、橙四形,同。丈(按原误作“文”,据卷十七《出曜论》“ 敞治”作“丈诤反”改正)衡反。敞(按应作“●”)亦触也。”《周礼.考工记》“
弓人”:“维角□之。”孙诒让《周礼正义》:“段玉裁云:‘□,古本音堂,其字变牚、变樘、变□。’……以角□距之,以辅其力也。”是 “□”即支□,引申为碰动、抵触。这里“掌”即作碰动讲,不是指“手掌”。卷五《种榆白杨》篇院刻、金抄作“棠”,也是“
□”的别体,并非错字,而湖湘本作“长”,则是“枨”字脱“木”旁。
【三0】“十字破杜”,将砧木劈成十字形来接,即现在所称的割接。
【三一】“根蒂小枝”,主干基部长出的小枝条。采此作接穗,生长较速而结果较迟。
【三二】“□”,古文“喜”字。
【三三】“鸠脚”,结果枝分叉像鸠脚形,实际指结果枝群。“老枝”,由于是结果枝的二年生枝,所以结果早,可以提早二年。但结果枝长一回一个疙□,又短,所以树形丑。
【三四】“金创”,指刀箭所伤的“ 疮”。
【三五】“下根”,指剪下梨枝的下端,即剪口一端。烧过可以防止伤口腐变。
种栗第三十八
《广志》曰(一):“栗,关中大栗,如鸡子大。 ”
蔡伯喈曰(二):“有胡栗。”
《魏志》云(三):“有东夷韩国出(四)大栗,状如梨。”
《三秦记》曰(五):“汉武帝果园(六)有大栗,十五颗一升。”
王逸曰(七):“朔滨【一】之栗。”
《西京杂记》曰(八):“榛栗,瑰栗,峄阳栗,峄阳都尉(九)曹龙所献,其大如拳。”
栗,种而不栽。栽者虽生,寻死矣。
栗初熟出壳【二】,即于屋里埋着湿土中。埋必须深,勿令冻彻(十)。若路远者,以韦囊盛之。停二日以上,及见风日者,则不复生矣。至春二月,悉芽生,出而种之。
既生,数年不用掌近【三】。凡新栽之树,皆不用掌近,栗性尤甚也。三年内,每到十月,常须草裹,至二月乃解。不裹则冻(十一)死。
《大戴礼.夏小正》曰(十二):“八月,栗零而后取之,故不言剥【四】之。”
《食经》藏干栗法(十三):“取穣灰,淋取汁渍栗。出【五】,日中晒,令栗肉焦燥,可不畏虫,得至后年春夏。”
藏生栗法【六】:着器中;晒细沙可燥(十四),以盆覆之。至后年二月(十五),皆生芽而不虫者也。
榛【七】:
《周官》注曰(十六):“榛,似栗而小。”
《说文》曰(十七):“榛,似梓,实如小栗。 ”
《卫诗》曰(十八):“山有蓁。”《诗义疏》云(十九):“
蓁,栗属。或从木。有两种:其一种,大小枝叶皆如栗,其子形似杼子【八】,味亦如栗,所谓‘树之榛栗(二十)’者。其一种,枝茎如木蓼,叶如牛李色,生高丈余;其核中悉如李,生作胡桃味,膏烛【九】又美,亦可食啖。渔阳、辽、代【一0】、上党皆饶。其枝茎生樵,爇烛【一一】,明而无烟。”
栽种与栗同。
(一)《艺文类聚》卷八七引《广志》作:“栗有关中侯栗,大如鸡子。”《太平御览》卷九六四引则作:“栗有侯栗,关中大栗,大如鸡子。 ”与《要术》所引互异。《要术》第一“栗”字下,疑有脱文。
(二)蔡伯喈,名邕。此条不见今传十卷本《蔡邕集》中。《艺文类聚》卷八七引有“后汉蔡邕《伤故栗赋》”,为有栗树被人伤折而作,《太平御览》卷九六四引亦作《伤故栗赋》,但《初学记》卷二八引则作“伤胡栗赋”,“胡”疑“故”字之误。至于《要术》所引,当别有所本,非出《伤故栗赋》。
(三)《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记载马韩“出大栗,大如梨”。《
后汉书》亦载“马韩……出大栗如梨。”
(四)“出”,金抄作“生”,他本作“山”,均误。《魏志.后汉书》原文及《艺文类聚》卷八七、《太平御览》卷九六四引魏志均作“出” ,兹改正。
(五)《艺文类聚》卷八七、《初学记》卷二八、《太平御览》卷九六四均引到《三秦记》此条,文字基本相同,惟“一升”类聚作“
一斗”,《初学记》凡二引亦作“ 一斗”,《御览》同《要术》作“
一升”。按汉一升约合今二合,只有二百毫升,十五颗栗只装满二百毫升,这栗是小栗,而《广志》等所载有如鸡蛋或如梨、如拳的大栗,此既云“大”,似应作“一斗”。
(六)“果园”,各本均作“栗园 ”,仅金抄作“果园”,《初学记》、《太平御览》引《三秦记》亦作“果园”(《艺文类聚》引作“□园” ),字应作“果”,兹从金抄。
(七)《艺文类聚》卷八七、《初学记》卷二八、《太平御览》卷九六四均引到此条,出自“王逸《荔枝赋》”,文作:“北燕荐朔滨之巨栗。 ”(《初学记》“栗”误作“果”)。
(八)《西京杂记》文作:“…… 栗四:侯栗,榛栗,瑰栗,峄阳栗(原注:“峄阳都尉曹龙所献,大如拳。”)。”较《要术》所引多“侯栗 ”一种。
(九)“峄阳都尉”,《太平御览》卷九六四引作“峄阳太守”。按峄阳,山名,又名葛峄山(见《汉书.地理志》“东海郡下邳县”),在今江苏省邳县。史载并无峄阳郡,此作“峄阳都尉”或“ 太守”,当有误。
(十)“彻”,黄校、张校、明抄误作“撤”,据金抄、湖湘本改正。
(十一)金抄及《辑要》引作“冻” ,湖湘本作“还”。奇怪的是明抄讹作“遝”,而湖湘本改作“还”,可以反映湖湘本的承传系统。
(十二)《大戴礼记.夏小正》篇“ 八月”:“‘栗零’。零也者,降也;零而后取之,故不言剥也。”“栗零”是《夏小正》原文;“
零也者”以下是戴德的解释,即所谓《大戴传》。“零”指栗老熟后自总苞脱落,由于《夏小正》的上一条是“剥枣”(即击枣),所以这里说 “不言剥”。《要术》是以意掇引。又此条原作双行小注接写在“不裹则冻死”的下面,但与正文无关,故为列出,并改为大字正文。
(十三)此条与下条“藏生栗法”,除标题作大字外,原均作双行小字,兹一律改为大字。
(十四)“晒细沙可燥”,仅金抄如文;黄校、张校、明抄、渐西本作“旷细沙可爆”,首末二字显系因形近而讹;湖湘本、《津逮》本作“细沙可煨”,脱讹更甚。按“可”有“好”、“合适”的意思,“可人”、“可口”……,习用甚多,这里“可燥 ”,犹言“好燥”,意即燥到合适的程度。注意这条仍是《食经》文,韩鄂《四时纂要》“九月”篇引《食经》正有沙藏栗法。《食经》文有不少它自己的习用语,卷七《笨曲并酒》篇“作□酒法”条“日中可燥”再见,用法正同。贾思勰则常用“好”字,如“好溜”、“ 好熟”、“好净”等等。从用语习惯,可以作为辨别是《要术》本文还是引文的参证之一。“可”,应存其旧。王祯《农书》改作“令”,以意率改,不足为据。又细沙晒燥后,和入藏栗的容器中,省掉“和之”一类字,也是《食经》文的特色。
(十五)明抄等作“二月”,金抄、黄校作“五月”。
(十六)“《周官》注曰”,原无“ 注”字。按此为郑玄注《周礼》文,非《周礼》本文,《辑要》引有“注”字,必须有,兹据加。《
周礼.天官》“笾人”:“馈食之笾,其实枣、□(古“栗”字)、桃、干□(即干梅)、榛实。”郑玄注:“榛,似栗而小。”
(十七)“榛”,古亦作“●”,《说文》:“●,果实,如小栗。从木辛声。”又:“榛,木也。从木秦声。一曰菆也。”没有“似梓”的说法。但“●”字横写就变成了“梓”,“从木辛”也可以讹合为“似梓”。
(十八)见《诗经.邶风.简兮》, “蓁”作“榛”。邶、鄘、卫皆殷近畿地,邶风、鄘风得泛称为“卫诗”。
(十九)《诗经.简兮》“山有榛” 孔颖达疏引陆玑疏:“栗属,其子小,似橡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字或作蓁,盖一木也。”《
太平御览》卷九七三“榛”引陆玑《毛诗疏义》则作:“枝叶似栗树,子似橡子,味似栗。枝茎可以为烛。”又另引《诗义疏》和《要术》所引相似而较简:“榛,栗属,有两种:其一种,大小皮叶皆如栗,其子小,形似杼子,味亦如栗,所谓‘树之榛栗’者也。其一种,枝茎如木蓼,生高丈余,作胡桃味。辽、代、上党皆饶。”据此,《
要术》所称的《诗义疏》,并非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二十)“树之榛栗”,《诗经.鄘风.定之方中》句。
【一】古称北方为“朔”,也称“ 朔方”;“朔滨”,滨临北边之地。
【二】“壳”,指包在栗果外面的由总苞发育而成的壳斗,古称“
球”,亦称“房汇”,俗称“蒲” 。《本草纲目》卷二九“栗”引《
事类合璧》:“其苞自裂而子坠者,乃可久藏;苞未裂者,易腐也。”这里“出壳”,应理解为由总苞开裂散出,不是剥去栗壳。
【三】“掌近”,和上篇的“掌拨 ”同样,都作“碰动”讲。“掌”即“牚”字,唐韩鄂《四时纂要》“九月”篇采《要术》讹作“穿”,反映是“牚”字的残形。
【四】“剥”,击落。由“剥枣” 而来,参看校记(十二)。
【五】“出”,漉出,捞出。这是《食经》文的特色。
【六】《食经》上条是藏干栗,是食用的;本条是藏生栗,是藏栗种的。板栗的种子,最宜沙藏。宋寇宗奭《本草衍义》:“栗欲干,莫如曝;欲生收,莫如润沙中藏,至春末夏初,尚如初收摘。” 量多时分层储藏,就是现在的“层积处理”。
【七】“榛”,桦木科的榛。果实为坚果,像橡子,可食用,亦可榨油。
【八】“杼”,即卷五《种槐柳楸梓梧柞》篇引《尔雅》的“栩,杼”,亦即郭璞所注的 “柞树”,正字应作“柔”,音墅,即壳斗科的栎。《尔雅》邢昺疏引陆玑疏:“今柞栎也。徐州人谓栎为杼,或谓之为栩。其子为皂,或言皂斗,其壳为汁,可以染皂,今京洛及河内言杼斗。谓栎为杼,五方通语也。 ”据此,杼、栩、柞、栎,四名同为一木。《古今注》:“杼实曰橡。”这里“杼子”即橡子。
【九】“膏”,作动词用,指“膏 ”制成烛。将苇、麻茎、松木片之类缠扎成束,灌以植物或动物性油脂,或搀以植物种子(如□耳子、瓠瓣之类)等含油脂的耐燃物质,作成火炬式的“烛”,古称 “膏烛”,也叫“庭燎”。卷三《杂说》篇的“假蜡烛 ”,比这个作法进步,但基本上还没有脱离这一类“膏烛”的形制。上文“核”,古亦指壳为“核”。“悉如李”,疑应作“悉如栗”,承上文“牛李”而讹。
【一0】渔阳,郡名,治渔阳县,故城在今北京市密云县。辽,指辽河地区。代,郡名,汉治桑干县,晋治代县,均在今河北省蔚县境。上党,见上篇注释【七】。
【一一】“樵”,这裹作柴薪讲,“ 生樵”犹言烧火。“爇”是点火,“爇烛”即点着当烛,作照明用。
柰、林檎【一】第三十九
《广雅》曰(一):“橏、●、蓲,柰也。”
《广志》曰(二):“柰有白、青、赤三种。张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西方例多柰,家以为脯,数十百斛以为蓄积,如收藏枣栗。”
魏明帝时,诸王朝,夜赐冬成柰(三)一□【二】。陈思王《谢》曰(四):“柰以夏熟,今则冬生;物以非时为珍,恩以绝口为厚。”诏曰(五):“此柰从凉州来。”
《晋宫阁簿》曰(六):“秋有白柰。”
《西京杂记》曰(七):“紫柰,绿柰。”
别有素柰,朱柰。(八)
《广志》曰(九):“里琴,似赤柰。(十)”
柰、林檎不种,但栽之。种之虽生,而味不佳。
取栽如压桑法【三】。此果根不浮薉(十一),栽故难求,是以须压也。
又法(十二):于树旁数尺(十三)许掘坑,泄【四】其根头,则生栽矣。凡树栽者,皆然矣【五】。
栽如桃李法。
林檎树以正月、二月中,翻(十四)斧斑駮(十五)椎之,则饶子。
作柰□法:拾烂柰,内瓮中,盆合口,勿令蝇入。六七日许,当大烂,以酒淹,痛抨(十六)之,令如粥状。下水,更抨,以罗漉去皮(十七)子。良久,清澄,泻去汁,更下水,复抨如初,嗅看无臭气(十八)乃止。泻去汁,置布于上,以灰饮【六】汁,如作米粉法【七】。汁尽,刀●(十九),大如梳掌【八】,于日中曝干,研作末,便成。甜酸得所,芳香非常也。
作林檎□法:林檎赤熟时,擘破,去子、心、蒂,日晒令干。或磨或捣,下细绢筛;粗者更磨捣,以细尽为限。以方寸匕投于□水(
二十)中,即成美浆。不去蒂则大苦,合子则(二一)不度夏,留心则大酸。若干啖者,以林檎□一升,和米□(二二)二升,味正调适。
作柰脯法:柰熟时,中破,曝(二三)干,即成矣。
(一)《广雅》,原作《广志》,误。按《广雅》是训诂书,《广志》是方物志。这条罗列着不同的若干字归结到同一事物的解释,正是《广雅》的体裁。事实上也正见于《广雅.释木》,文作:“ ●、●、櫙,□也”,故为改正。“橏”,音占;“● ”,音掩;“蓲”,音欧。据王念孙《广雅疏证》,这条和柰无关,由于“柰”字俗亦写作“□”,故误认“ □也”为果树的“柰”。王氏说,“□”是“
死木”;“●”与“橏”同,也是 “死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櫙之言邱也,……皆死之义也。”总之,都是解释“死木”。按《玉篇》有“●,柰也”的解释,如果《玉篇》作者顾野王是采自《广雅》,则《广雅》原作“柰也”,因此将此条当作苹果的“柰”解释,在南北朝时已不止《要术》。
(二)“《广志》曰”,原作“又曰”,由于上一条已误《广雅》为《广志》,因此此条题作“又曰”,其实此条才是《广志》文,兹为改正。
《艺文类聚》卷八六引《广志》止于“酒泉有赤柰”。《初学记》卷二八、《太平御览》卷九七十引同《要术》,但《初学记》有脱文,《御览》则有增益。
(三)仅金抄作“冬成柰”,他本均作“东城柰”。据下文“冬生”及曹植称“冬柰”,字应作“冬成”。又《艺文类聚》卷八六引梁刘孝仪《谢始兴王赐柰启》称:“子建畅其寒熟。”“寒熟”亦 “冬成”意。
(四)《曹子建集》(《四部丛刊》本)卷八载有《谢赐柰表》,是:“即夕殿中虎贲宣诏,赐臣等冬柰一奁。柰以夏熟,今则冬生,物以非时为珍,恩以绝(原倒作“绝以”)口为厚,非臣等所宜荷之。”《艺文类聚》卷八六、《初学记》卷二八、《太平御览》卷九七十亦有引到,互有异文。
(五)“诏曰”云云,《太平御览》卷九七十、《初学记》卷二八引作:“此□乃从梁州(《初学记》作“京州”,均“凉州”之误)来,道里既远,来转暖,故□变色(《初学记》作“故柰中变色不佳耳”)。《艺文类聚》未引。
(六)《太平御览》卷九七十引有《晋宫阙名》一条,是:“华林园有白□四百株。”华林园在洛阳。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一“景林寺”条记载华林园有“柰林”。
(七)《西京杂记》文作:“…… 柰三:白柰,紫柰(原注:“花紫色”),绿柰(原注:“花绿色”)。”《要术》少“白柰”一种,或因他项资料已有引到而略去?
(八)此条是《要术》约举其他资料所见的柰的不同名目。“素柰”,有左思《蜀都赋》:“朱樱春就,素柰夏成”(见《文选》卷四)等记载。“朱柰”,《初学记》卷二八引孙楚《井赋》有:“ 沉黄李,浮朱柰。”《艺文类聚》卷八六引梁刘孝仪《谢始兴王赐柰启》据孙《赋》引称:“孙《井》浮朱。 ”
(九)《艺文类聚》卷八七引《广志》作:“《广志》曰:‘林檎似赤柰子,亦名黑檎。 ’又曰:‘一名来禽,言味甘熟则来禽也。’”“黑擒 ”是“里檎”之误。
(十)“里琴似赤柰”,仅金抄如文(但“琴”下有衍文,后加校改,看不清);黄校、张校误作“里琴以赤柰”,明抄、湖湘本、津逮本等再误作“理琴以赤柰”,但明抄的“理”原作“里”,王旁是后人依据明代刻本硬添上去的。由于“理”、“以 ”之误,同时又漏校金抄,这句可以变成用赤柰来理琴瑟,实被错本所误,而出在《广志》文中,尤为不经。《要术》引文,自有层次,先引柰,后引林檎;先后之序,各篇都作如此安排。此处自亦不例外,故引《广志》文先后二见,毫不足异。“里琴”、“来禽”都是“ 林檎”的异名,“
以”,必须是“似”,金抄同《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是唯一正确的字。
(十一)“薉”,通“秽”,原指杂草;这里“浮薉”指接近地面的根系所生的根蘖。用它繁殖时是栽,用不到时碍同杂草,就得除去,所以也称为“薉”。黄校、明抄误作“藏”,湖湘本、《津逮》本此注全脱,兹据金抄改正。
(十二)“又法”及下文“作柰□法 ”、“作林檎□法”、“作柰脯法”四条,除标题作大字外,原均作双行小字,兹一律改为大字。
(十三)“尺”,明抄误作“亦”。
(十四)金抄作“翻”,即翻转,亦即《种枣》篇的“反斧”,除《
学津》本从《辑要》引作“反”外,其余各本作“□”,通“翻”。此即《种枣》篇的“ 嫁枣”法,亦用于林檎。
(十五)“駮”即“驳”字,《津逮》本讹作“●”,明抄、湖湘本讹作“●”,据金抄改正(《学津》本、渐西本从《辑要》引同)。(十六) “痛抨”,黄校、明抄、湖湘本等误作“病秤”,渐西本误作“痛拌”,仅金抄作“痛抨”(按金抄的“□” 旁概写作“才”,实际是“抨”字,不是“枰”字),下文“抨”字二见,故从金抄。“痛”是尽量地,“抨 ”是捣搅,参看卷五《种红蓝花栀子》篇“作米粉法” 及卷六《养羊》篇“抨酥法”。
(十七)“皮”,明抄、湖湘本误作 “受”,吾点及景校改作“皮”(当系据王祯《农书》),金抄同,兹改正。
(十八)“嗅看无臭气”黄校陆录作 “臭看无臭气”,黄校刘录、张校、明抄作“臭看无气 ”,湖湘本、《津逮》本等作“看无臭气”;金抄则作 “嗅○看无气”,“○”号在金抄是表示脱文,但无从知悉所脱何字。兹参照金抄及黄校陆录作如上文,意义也很明暸。
(十九)“刀●”,“●”是割划,金抄误作“刀郦”,明抄误作“
力●”,湖湘本等误作“刀剔”,王祯《农书》引作“刀●”,渐西本同,兹改正。
(二十)“水”,仅金抄有,他本脱,必须有,兹据补。
(二一)“则”,黄校、张校、明抄误作“得”,他本不误。
(二二)“米□”,各本均作“米面 ”,“米面”不能生吃,误,据《种枣》篇“酸枣□” 及《种梅杏》篇“杏李□”改正。
(二三)“曝”,明抄误作“爆”,他本不误。
【一】“柰”,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以为就是苹果。“林檎”,即沙果,亦名花红。
【二】“□”,音廉,同“奁”; “一□”犹言一盒。
【三】“压桑法”,指压条繁殖法,见卷五《种桑柘》篇。
【四】“泄”,露出,根头露于坑中。我国原产的梨,一般容易发生根蘖。这个采用使根部受伤来刺激根蘖发生的方法,现在于枣树的根蘖繁殖,颇多采用。
【五】“凡树栽者,皆然矣”,同样的方法,《要术》亦用于楸和白桐,见卷五《种槐柳楸梓梧柞》篇。
【六】“饮”,指吸去水分。
【七】“如作米粉法”,见卷五《种红蓝花栀子》篇,是在水研米粉澄清后放上吸湿物质使吸干水分的方法。
【八】“梳掌”,指划成像梳把的片子。
种柿第四十
《说文》曰(一):“柿,赤实果【一】也。”
《广志》曰(二):“小者如小杏。”又曰(三):“●枣【二】,味如柿。晋阳【三】●,肌(四)细而厚,以供御。”
王逸曰(五):“苑中牛柿。”
李尤曰(六):“鸿柿若(七)瓜。”
张衡曰(八):“山柿。”
左思曰(九):“胡畔之柿。”
潘岳曰(十):“梁侯乌椑【四】之柿。”
柿,有小者,栽之;无者,取枝于●枣【二】根上插之,如插梨法。
柿有树干者,亦有火焙令干【五】者(十一)。(十二)
《食经》藏柿法(十三):“柿熟时取之,以灰汁澡(十四)再三度,干令汁绝【六】,着器中,经十日可食。”
(一)《说文》:“●,赤实果,从木●声。”现在写作“柿”。但现在的这个“柿”字,原音肺,原是俗称刨花为“木柿”的“柿”字,后来代替了“●”字,即今柿字。
(二)《太平御览》卷九七一“柿 ”引《广志》作:“柿有小者如杏。”
(三)《太平御览》卷九七三“● 枣”引《广志》“晋阳●”作“
晋阳楛●”,余同。
(四)“肌”,金抄误作“□”,明抄、湖湘本等作“肥”,亦非。吾点校改作“肌”,渐西本从之,《太平御览》引《广志》亦作“
肌”,兹改正。
(五)《太平御览》卷九七一引作王逸《荔枝赋》,是:“宛中朱柿。”“宛”是地名,即今河南省南阳县。“宛”、“苑”古通,《
淮南子.俶真训》:“形苑而神壮。”高诱注:“苑,读南阳苑。”则《要术》写作“苑 ”,仍指南阳,没有问题。宋寇宗奭《本草衍义》:“ 华州有一等朱柿,比诸品中最小,深红色。”又称:“ 牛心柿,如牛之心。”但《要术》“牛柿”,不等于“ 牛心柿”,疑仍应是“朱柿”之讹。
(六)《太平御览》卷九七一引作李尤《七□》,文同。按《隋书.经籍志》载:“梁有乐安相李尤集五卷,亡。”《后汉书.李尤传》称其着有“七叹”等,“七□”不成篇名,应是“七叹”之讹。
(七)“若”,各本均作“苦”,误,据《太平御览》引李尤《七□》(?)改。“鸿” 是大,是说这种柿有瓜那么大。
(八)“山柿”,出张衡《南都赋》,《文选》卷四载该赋:“乃有樱、梅、山柿,侯桃、梨、栗,……”据李善注,“侯桃”即山桃。
(九)文选卷六左思《魏都赋》有 “真定之梨,故安之栗,……淇、洹之笋,信都之枣,雍丘之粱,清流之稻。”这里“胡畔之柿”,也像赋文,但未详所出。
(十)见潘岳《闲居赋》,参看《种枣》篇校记(十四)。
(十一)“亦有火焙令干者”,仅金抄如文,他本均有脱误,甚或全脱此条,黄校、明抄作:“亦□东□冷干者”,张校作:“亦□□冷干者”,兹据金抄补正。
(十二)此条原作双行小注列在“如插梨法”下面,但和正文不相干,故为改列,并改为大字。
(十三)此条除标题“《食经》藏柿法”作大字外,余原作双行小字,兹改为大字。
(十四)“澡”,犹言“泡”、“浸 ”,明抄、湖湘本等作“燥”,误,据金抄改正(王祯《农书》引同)。
【一】“赤实果”,段玉裁注:“ 言果又言实者,实,谓其中也;赤中,与外同色,惟● 。”
【二】“●枣”,即君迁子,见《种枣》篇注释。君迁子是我国北方柿的主要砧木,本篇即用以嫁接柿。
【三】晋阳,即今太原。
【四】“椑”,音卑,也叫“椑柿 ”。宋苏颂《图经本草》:“出宣、歙、荆、襄、闽、广诸州,但可生啖,不堪干。”《重修政和证类本草》卷二三:“生江淮南,似柿而青黑。”故称“乌椑”。《本草纲目》卷三十:“椑乃柿之小而卑者,故谓之椑。他柿至熟则黄赤,惟此虽熟亦青黑色。捣碎浸汁,谓之柿漆,可以染罾扇诸物,故有‘漆柿’之名。”即今柿树科的油柿,也可以作为柿的砧木,其果实圆形或卵圆形。
【五】“干”是“老熟”,指脱涩,不是干制柿饼。扬雄《方言》卷十:“干,……老也。”说明古时方言有以“老”为“干”。涩柿未经脱涩不能吃,古人因认为至可吃时即至脱涩后始为“老熟” 是很自然的。
柿有甜柿、涩柿二大类。甜柿在树上自然脱涩,成熟时摘下来就可以吃,这就是《要术》所说的“柿有树干(老)者”的一类。涩柿必须经过人工脱涩才能吃,这就是《要术》所说的“亦有火焙令干(老)者”的一类。《要术》首先揭明“柿有 ”、“亦有”,正是说明柿有自然脱涩和人工脱涩的二大类,是合理的。
《要术》写作体例,先写自己的东西,后引他书对自己写的这一点作附说;继续写另一点时,继续先写自己的,后引别人的。这个原则,在全书中几无例外。这里在写过柿的栽培以后,接着转入脱涩,而后面引到《食经》文,正是关于脱涩的。从这个体例上,也反证“树干”、“焙干”是指的脱涩。
【六】“干令汁绝”,到灰汁全干时。《食经》文原是这样形式的。将柿果浸入灰汁中,目的在破坏果皮的细胞组织,使不能行正常呼吸作用,迫使进行“分子间呼吸”。经过这样处理后,再拿出来,等灰汁全干了,再放入盛器中,经过十日,使果肉完成由可溶性单宁物质转化为不可溶性的过程,就达到脱涩的目的,可以吃了。
安石榴【一】第四十一
陆机曰(一):“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涂林,安石榴也。”
《广志》曰(二):“安石榴有甜、酸二种(三)。”
《邺中记》云(四):“石虎苑中有安石榴,子【二】大如盂□,其味不酸。”
《抱朴子》曰(五):“积石山有苦榴(六)。 ”
周景式《庐山记》曰(七):“香炉峰头有大磐石,可坐数百人,垂生山石榴【三】。三月(八)中作花,色如石榴而小淡,红敷【
四】紫萼,烨烨【五】可爱。”
《京口记》曰(九):“龙刚县有石榴。”
《西京杂记》曰(十):“有甘石榴”也。
栽石榴法:三月初,取枝大如手大指者,斩令长一尺半,八九枝共为一窠,烧下头二寸。不烧则漏汁矣【六】。掘圆坑深一尺七寸,口径尺。竖枝于坑畔,环圆布枝(十一),令匀调也。置枯骨、礓石【七】于枝间,骨、石,此是树性所宜。下土筑之。一重土,一重骨、石,平坎止。其土令没枝头一寸许也。水浇常令润泽。既生,又以骨、石布其根下,则科圆滋茂可爱。若孤根独立者,虽生亦不佳焉。
十月中,以蒲□裹而缠之。不裹则冻死也。二月初乃解放。
若不能得多枝者,取一长条,烧头,圆屈如牛拘【八】而横埋之亦得。然不及上法根强早成。其拘中亦安骨、石。
其斸根栽【九】者,亦圆布之,安骨、石于其中也。
(一)《艺文类聚》卷八六、《太平御览》卷九七十及《图经本草》均引作“陆机《与云弟书》”,文同,惟“涂林”不重文,作“……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安石榴也”(《类聚》“石”作“熟” )。“涂林”重文,则“涂林”是安石榴的异名。但《类聚》同卷引梁元帝《赋得咏石榴》诗有“涂林未应发,春暮转相催”句,《本草纲目》卷三十引《博物志》:“汉张骞使西域得涂林安石榴国榴种以归,故名安石榴。”则“涂林”是地名。他书所引,“涂林”也不重文,未知《要术》是否衍误。关于张骞引进安石榴,《文选》潘岳《闲居赋》李善注引《博物志》亦有此说。
(二)《太平御览》卷九七十引《广志》同《要术》。
(三)“二种”,从金抄及《太平御览》卷九七十引,他本作“二等”。
(四)《初学记》卷二八、《太平御览》卷九七十均引到此条,“
盂□”作“□盏”,《邺中记》则作“□盏”,余并同《要术》。
(五)此条不见今传《抱朴子》。
(六)“苦榴”,各本同。《本草纲目》卷三十“安石榴”:“实有甜、酸、苦三种。《抱朴子》言苦者出积石山,或云即山石榴也。”按今本抱朴子不载此条,李时珍当亦根据《要术》。惟石榴亦名“
若榴”,“若”、“苦”二字相差极微,《要术》中每有彼此互误,“苦”字是否“若” 字之误,已无可查证。
(七)《初学记》卷二八、《太平御览》卷九七十均引到此条,“
烨烨”《初学记》作“炜晔”,《御览》作“辉华”。
(八)“三月”,各本作“二月” ,仅金抄作“三月”,《初学记》及《太平御览》引同。兹从金抄。
(九)“京口”即江苏省镇江市。据史***载,龙刚县始置于晋,属于桂林郡(见《晋书.地理志下》),和京口不相干,此条似有问题。《太平御览》卷九七十引有:“《襄国记》曰:‘龙岗县有好石榴。’”极可注意。襄国即今河北省邢台县,为后赵石勒所都,石虎迁都于邺(今河北省临漳县),改为襄国郡,后魏复为县,隋改龙冈县。《襄国记》是《邺中记》一类的书。据《晋书.地理志》反映,当时入侵中原各国所建郡县名称,“并不可知”,可能后赵时曾在襄国地区建立过龙岗(或刚)县,故《御览》所引《襄国记》,有如上说。龙刚既与京口大不相侔,而“襄国”二字残烂之后,很容易错成“京口”,因此我们怀疑这里《京口记》可能是《襄国记》之误。
(十)《西京杂记》只有“安石榴 ”三字。
(十一)“环圆布枝”,金抄、黄校、张校、渐西本如文,意谓环坑周竖布石榴插条,明抄 “环”字空白,“枝”误作“枚”,湖湘本“
圆”误作“口”。
【一】“安石榴”即石榴。《图经本草》:“有甘酢二种,甘者可食,酢者入药。”《要术》中在加工制造方面多有用到,如卷七《笨曲并酒》篇引《博物志》用安石榴汁浸胡椒酒,卷八《羹臛法》篇引《食经》用以作“胡羹”,卷五《种红蓝花栀子》篇用醋石榴汁作臙脂等。
【二】“子”,指石榴果实,不是籽粒。
【三】《图经本草》:“又一种山石榴,形颇相类而绝小,不作房。生青齐间甚多。不入药,但蜜渍以当果,或寄京下,甚美。”
【四】“敷”是“柎”的假借字,指萼的底部,即所谓“鄂足”。《诗经.小雅.常棣》:“鄂、不韡韡”。郑玄笺:“承华者曰鄂。不,当作柎;柎,鄂足也。”“鄂”是“萼”的假借字。
【五】“烨”,音业,“烨烨”,红艳夺目,光耀可爱。
【六】《要术》对插条或接穗采用烧下头二三寸的方法有不少处,如上面插梨篇的对远道携梨穗,本篇此处和下文的“烧头”,以及卷五《种槐柳楸梓梧柞》篇的烧柳条等。这里注明烧的作用在防“ 漏汁”。插条中贮藏营养物质的多少和动态,对插条的再生作用有密切关系,但烧下头能否达到防止养分的走失,不无可疑。
【七】“礓石”,《玉篇》:“礓,砾石也。”
【八】“牛拘”,即“牛鼻环”,指将插条圆曲如牛鼻环的形状。《说文》:“●,牛鼻中环也。”字省作“●”,音卷。唐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一二《别译阿含经》引《埤苍》:“●,牛拘也。 ”又卷四《大灌顶经》:“今江南以北皆呼牛拘。”《要术》这样的繁殖方法,现在叫做“盘状扦插”,西北等地在繁殖石榴时偶有采用。
【九】“斸根栽”,掘根剪成短条,进行扦插,即今“根插法”。
种(一)木瓜第四十二
《尔雅》曰(二):“楙,木瓜。”郭璞注曰:“ 实如小瓜,酢可食。”
《广志》曰(三):“木瓜子可藏【一】。枝可为数号,一尺百二十节【二】。”
《卫诗》曰(四):“投我以木瓜。”毛公曰: “楙也。”《诗义疏》曰(五):“楙,叶似柰叶,实如小●瓜(六),上黄,似着粉,香。欲啖者,截着热灰中,令萎蔫【三】,净洗,以苦酒、豉汁、蜜度【四】之,可案酒食。蜜封藏百日,乃食之,甚益人。”
木瓜,种子及栽皆得,压枝亦生。栽种与桃(七)李同。
《食经》藏木瓜法(八):“先切去皮,煮令熟,着水中,车轮切【五】,百瓜用三升盐,蜜一斗(九)渍之。昼(十)曝,夜内汁中。取令干,以余汁密藏(十一)之。亦用浓杬【六】汁也。”
(一)金抄、明抄无“种”字,但卷首总目有,他本则篇题及总目均有,兹据加。
(二)见《尔雅.释木》,正文及郭注并同《要术》。
(三)《艺文类聚》卷八七引广志作:“木瓜子可藏,枝为杖号,一尺百二十节。”《太平御览》卷九七三引同《类聚》,惟“号”讹作“长” 。
(四)《诗经.卫风.木瓜》句。毛《传》作:“木瓜,楙木也。”
(五)《诗义疏》,金抄作“诗疏义”,明抄、湖湘本、《津逮》本作“诗议疏”,黄校、《学津》本、渐西本如文,与他处同。
《诗经.卫风.木瓜》孔颖达疏常引陆玑《疏》云云,但此条无引,说明《诗义疏》非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太平御览》卷九七三引《诗义疏》作:“楙,叶似榛,实如小□瓜,上黄者中令蚡香。欲啖者,蜜封藏百日食之也。”较简而多误。
(六)金抄作“小●瓜”(《太平御览》卷九七三引作“小□瓜”),他本作“小瓜”。
(七)“桃”,金抄、湖湘本有,《辑要》引亦有,他本脱。
(八)自“先切去皮”以下原作双行小字,兹改为大字。
(九)各本作“一斗”,金抄作“ 一升”,应以作“一斗”为是。
(十)“昼”,明抄误作“画”,他本不误。
(十一)“密藏”,各本作“蜜藏” ,误;金抄原亦作“蜜”,后校改作“密”,兹据改。
【一】“子”指果实,如上篇引《邺中记》称石榴果实为“子”。“藏”指诸种渍藏法或干藏。
【二】“节”,借作“策”字,即小木片,“百二十节”,犹言“
百二十根”。《淮南子.主术训》:“执节于掌握之间。”高诱注:“节,策也。”上文 “数号”指算筹子,一根筹子为一策,段玉裁注《说文》“策”字:“曰筭,曰筹,曰策,一也。”《广志》 “一尺”指一百二十筹叠起来的高度,说明其片薄积小坚实耐用的情况。《
艺文类聚》卷八七引《广志》作“ 杖号”,“杖”也是“策”。《太平御览》卷九七三引作“杖,长”,以“杖”为拐杖,以“节”为枝节,殊误。宋本《御览》“杖长”空白,比较老实。
【三】“蔫”,音焉,《广韵》: “物不鲜也。”现在群众还称花萎谢和食物变味为“蔫 ”。这里指萎缩。
【四】“度”,通“渡”,就是在醋(“苦酒”)、蜜等调和的液汁中作短时间的浸渍。
【五】“车轮切”,横切成圆片。 “着水中”,应在切片之后,《
食经》文往往这样颠三倒四,晦涩不明。
【六】“杬”,音元,不能确定是何种植物,参看卷六《养鹅鸭》篇注释【一0】。
种椒【一】第四十三
《尔雅》曰(一):“檓,大椒。”
《广志》曰(二):“胡椒出西域。”
《范子计然》曰(三):“蜀椒出武都【二】,秦椒出天水。”
按今青州有蜀椒种,本商人居【三】椒为业,见椒中黑实,乃遂生意种之。凡(四)种数千枚,止有一根生。数岁之后,便(五)结子,实芬芳,香、形、色与蜀椒不殊,气势微弱耳。遂分布栽移,略遍(六)州境也。
熟时收取黑子。俗名“椒目”。不用人手数近捉之,则不生也。四月初,畦种之。 治畦下水,如种葵法。方三寸一子,筛土覆之,令厚寸许;复筛熟粪,以盖土上。旱辄浇之,常令润泽。
生高数寸,夏连雨时,可移之。移法:先作小坑,圆深三寸;以刀子圆●椒栽,合土移之于坑中,万不失一。若拔而移者,率多死。
若移大栽者,二月、三月中移之。先作熟蘘泥【四】,掘出即封根合泥埋之。行百余里,犹得生之。
此物性不耐寒,阳中之树,冬须草裹。不裹即死。其生小阴中者,少禀寒气,则不用裹【五】。所谓“习以性成”。一木之性,寒暑异容;若朱、蓝之染,能不易质?故观邻识士,见友知人也。
候实口开,便速收之,天晴时摘下,薄布【六】曝之,令一日即干,色赤椒好。若阴时收者,色黑失味。
其叶及【七】青摘取,可以为菹;干而末之,亦足充事。
《养生要论》(七)曰:“腊夜令持椒卧房床旁,无与人言,内井中,除温病(八)。”
(一)见《尔雅.释木》。“檓” 音毁。
(二)《广志》此条《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未引。
(三)《艺文类聚》卷八九“椒” 引《范子计然》作:“蜀椒出武都,赤色者善;秦椒出天水、陇西,细者善。”《太平御览》卷九五八引同《类聚》。
(四)“凡”,黄校、张校、明抄误作“此”,据金抄、湖湘本改正。
(五)“便”,各本作“更”,据金抄改正。
(六)“遍”,各本误作“通”,据金抄改正。
(七)“《养生要论》”是书名,明抄割裂“养生”、“要论”为二处,即“养生”接写在上文“充事”下面,连成“亦足充事养生”为句,而将“要论”另行提行,单列为书名,误。金抄“养生要论”提行,但上文“充事”刚刚满行,没有空格。湖湘本、《津逮》本迳接上文连写,易致混淆。最清楚合理的是黄校、张校、渐西本,另行提行,明确表明“《养生要论》”是书名。《艺文类聚》卷五、唐韩鄂《四时纂要》“十二月”篇、《太平御览》卷三三“腊”均引到此条,《类聚》引作“《养生要》”,《四时纂要》引作“《养生术》”,《御览》引作“《养生要术》” ,虽书名不同,均足说明“养生”不能割裂。今本有割裂者,实被明抄所误。《要术》“卧房床旁”,《类聚》各书所引均作“卧井旁”,《要术》有误。
(八)金抄、明抄作“温病”,他本作“瘟病”,当然,这是迷信的厌胜说法。
【一】“椒”,指芸香科的花椒。
【二】武都,山名,在今四川省绵竹县。
【三】“居”,居积贩卖。
【四】《要术》中“穣”字,概指黍穣,其泛称稿秆,则借用“蘘”字,如卷一收种篇“ 还以所治蘘草蔽窖”。这里“熟蘘泥”,即指用稿秆之类和熟的泥。
【五】从小长在较阴寒地方的椒树,得到锻炼,增强了抗寒力,冬天就不必用草裹护。同一种植物,由于外界环境的变化,和与外界斗争方式的变化,形态习性会变得同原来的完全不同,即所谓“习以性成”。这与“获得性遗传”的思想很相似。
【六】“薄布”,薄薄地摊开。
【七】“及”,趁、赶上的意思。
种茱萸第四十四
食茱萸也,山茱萸【一】则不任食。
二月、三月栽之。宜故城、堤、□高燥之处。凡于城上种莳者,先宜随长短掘□【二】,停之经年,然后于□中种莳,保泽沃壤,与平地无差。不尔者,土坚泽流,长物至迟,历年倍多,树木尚小(一)。
候实开,便收之,挂着屋里壁上,令荫干,勿使烟熏。烟熏则苦而不香也。
用时,去中黑子。肉酱、鱼鲝,偏(二)宜所用。
《术》曰:“井上宜种茱萸,茱萸叶落井中,饮此水者,无温病。”
《杂五行书》曰:“舍东种白杨、茱萸三根,增年益寿,除患害也。”
又《术》曰:“悬茱萸子于屋内,鬼畏不入也。 ”
(一)各本作“小”,明抄作“少 ”,二字虽通用,明抄应是误字。
(二)“偏”,各本同,无作“遍 ”者,《辑要》引亦作“偏”,并非错字。按卷八有《作鱼鲝》篇,全用茱萸,《脯腊》篇则用椒,烹饪各篇也用椒,说明茱萸对于鱼鲝、肉酱在当时的调味习惯上有所“偏宜”。又卷九《素食》篇“缹瓜瓠法”有“偏宜猪肉”,也证明此处“偏宜”不误。“偏宜”犹言特宜。
【一】食茱萸,芸香科,果实为裂果,味辛香,供食用。又名“欓子”。山茱萸,山茱萸科,果实甘酸,供药用。又有吴茱萸,芸香科,果实亦供药用。
【二】“□”同“堑”,《说文》:“坑也。”卷五《种榆白杨》篇有“□坑”,意即坑沟。
作品简介:《战国策》为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原作者不明,一般认为非一人之作。资料年代大部分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料的记载。原来的书名不确定,成书据推断也并非一时,可能在秦统一以后。刘向进行整理后,删去其中明显荒诞不经的内容,按照国别,重新编排体例,定名为《战国策》。全书共三十三卷,分“东周”“西周”“秦”“楚”“齐”“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十二国的“策”论。《战国策》作品主要记述了上起公元前490年智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共245年间,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策略,或者说记录了战国时纵横家游说各国的活动和说辞及其权谋智变斗争故事,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全书现存497篇。早在宋代就已有不少缺失,由曾巩奉旨“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得以校补。后又经多次修订。现今所见《战国策》已远非东汉时期版本,其中有不少章节与其说是历史,不如说是虚构的文学故事。《战国策》就是记载战国至秦汉时期,一些谋士为了谋取富贵或者实现自己的治国理念,针对当时的各国形势,为自己效力的主君分析内外形势、制定策略的说辞的合集。全书并非出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在形成之初便有多个版本。据说西汉刘向在校理皇家书库时,对所见的“中战国策书”,包括六种记载战国纵横家说辞的作品,即所谓的中书六种,包括《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语》《修书》,和“国别者八篇”等材料进行了编撰。因书所记载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提出的政治和外交策略,且其内容“大抵皆纵横捭阖,谲狂相轧倾夺之说也”,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名称沿用至今。全书共三十三卷,约十五万字。内容曾历经包括宋、元、明多个朝代或大或小的修补,加之传抄和翻刻时的错讹。与最初版本差别可能很大。今本共三十三卷。东周策一卷,西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齐策六卷,楚策四卷,赵策四卷,魏策四卷,韩策三卷,燕策三卷、宋卫策一卷,中山策一卷,共497篇。《战国策》成书以后,其内容的真实性就一直饱受争议,甚至可说它的性质与定位是《战国策》研究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刘向本人是把它算作《六艺略》部分。四部归类法出现后,多将其归入史部,但对于这一分法,自宋代以来便有不同看法。如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将《战国策》归入子部“纵横家”类:“予谓其纪事不皆实录,难尽信。盖出于学纵横者所著,当附于此。”此后,高似孙《子略》、马端临《文献通考》及《宋史·艺文志》都把《战国策》归入子部。甚至就名称而言,“策”指“书册”还是“策略”一直有争议。还有人认为《战国策》“不是一般概念上的历史书”,可能是“策士”阶层的修习教材,长短不一,故称为《长书》《修书》《短书》,合起来是《短长》,内容是有关策谋和国家大事的,所以叫做《国事》《事语》《国策》。《战国策》的文学成就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的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作品简介:《金匮要略》是我国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的杂病部分,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论述杂病诊治的专书,原名《金匮要略方论》。“金匮”是存放古代帝王圣训和实录的地方,意指本书内容之珍贵。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25篇,载疾病60余种,收方剂262首。所述病证以内科杂病为主,兼及外科、妇科疾病及急救卒死、饮食禁忌等内容。被后世誉为“方书之祖”。《伤寒杂病论》问世以后,由于战乱等原因,成书不久即散乱于世。至北宋时,翰林学士王洙在宫藏书匮中发现蠹简本《金匮玉函要略方》,书分上、中、下3卷,实为《伤寒杂病论》的节略本。北宋校正医书局校勘《金匮》时,依据此本,删去上卷伤寒部分,保留中、下两卷杂病和妇人病两部分,并把下卷方剂分列各证之下,重新编成《金匮要略方论》,分为上、中、下3卷,其文字自此基本定型,并由此演变出各类版本……
作品简介:《齐民要术》大约成书于北魏末年(公元533年-544年),是北朝北魏时期,南朝宋至梁时期,中国杰出农学家贾思勰所著的一部综合性农学著作,也是世界农学史上专著之一,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农书。全书10卷92篇,系统地总结了六世纪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劳动人民农牧业生产经验、食品的加工与贮藏、野生植物的利用,以及治荒的方法,详细介绍了季节、气候、和不同土壤与不同农作物的关系,被誉为“中国古代农业百科全书”。《齐民要术》是一部综合性农书,为中国古代五大农书之首,该书记述了黄河流域下游地区,即今山西东南部、河北中南部、河南东北部和山东中北部的农业生产,概述农、林、牧、渔、副等部门的生产技术知识。《齐民要术》推崇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皆为“益国利民,不朽之术”,并嘲笑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贾思勰建立了较为完整的农业科学体系,对以实用为特点的农学类目作出了合理的归划。对开荒、耕种到生产后的加工、酿造和利用等一系列过程详细记述,同时还论述了种植学、林学以及各种养殖学……
作品简介:《清史稿》是中华民国初年由北洋政府设馆编修,经袁世凯批准,由赵尔巽为总担纲编纂的一部记载清朝历史的纪传体历史著作。全书共有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纪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传三百一十六卷,以纪传为中心。《清史稿》自1914年设立清史馆起,编修工作历时十四年,先后参加编写的有柯劭忞等一百多人。1927年,主编赵尔巽见全稿已初步成形,遂决定以《清史稿》之名将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为未定本。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救之章”,并非视为成书“,但因尚无依中国传统正史体例编写的清朝史书,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丰富,其价值仍不可忽视。全书包括整个大清帝国的重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国称汗,下至1912年清朝灭亡,共二百九十六年的历史。因其未经总阅修订即匆忙付梓刊行,故曰“史稿”。参与该史稿纂修的工作人员,前后有300多人,编纂时间历达15年,最后成书536卷,800余万字。《清史稿》为清史研究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史料。但其在政治观点、体裁体例、史实内容等方面,也存在诸多问题和舛错。认真研究总结《清史稿》纂修始末及其经验教训,对刚启动的新的大型清史纂修工程,不无裨益和借鉴……
作品简介:《论衡》一书相传为东汉思想家王充(公元27年-97年)所作,大约汇编成于章和二年(公元88年)。现存文章有85篇(其中的《招致》仅存篇目,实存84篇)。《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即以“实”为根据,疾虚妄之言。“衡”字本义是天平,《论衡》就是评定当时言论的价值的天平。它的目的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论衡·对作》篇)。因此,它是古代一部不朽的唯物主义的哲学文献。正因为《论衡》一书“诋訾孔子”,“厚辱其先”,反叛于汉代的儒家正统思想,故遭到当时以及后来的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冷遇、攻击和禁锢,将它视为“异书”。《论衡》共八十五篇,是王充用了三十年心血才完成的,被称为“奇书”。公元189年蔡邕来到浙江,看到《论衡》一书如获至宝,密藏而归。蔡邕的友人发现他自浙江回来以后,学问突有大进,猜想他可能得了奇书,便去寻找。果然在他帐间隐蔽处发现了《论衡》一书,便抢了几卷就走。蔡邕急忙叮嘱:“此书只能你我共读,千万不要外传”。友人读后亦称“真乃奇书也”。东汉时代,儒家思想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占支配地位,但与春秋战国时期所不同的是儒家学说打上了神秘主义的色彩,掺进了谶纬学说,使儒学变成了“儒术”。而其集大成者并作为“国宪”和经典的是皇帝钦定的《白虎通义》。王充写作《论衡》一书,就是针对这种儒术和神秘主义的谶纬说进行批判。直到近几十年,才对王充的《论衡》有了较为客观的认识和系统的研究,尽管在对《论衡》的研究中还有不少分岐,有些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但这部著作正日渐显现出其思想异彩则是确定无疑的……
作品简介:《周礼》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是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周礼》、《仪礼》和《礼记》合称“三礼”,是古代华夏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周礼》在汉代最初名为《周官》,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周礼》中记载先秦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礼法诸制,多有史料可采,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无所不包,堪称为中国文化史之宝库。“制礼作乐”这一对中国社会、中国思想文化、中国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伟大工程,是周公在洛阳完成的。《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范,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这些制度规范《周礼》分为六类职官,《天官·大宰》谓之“六典”:“一曰治典,以经邦国,以治官府,以纪万民;二曰教典,以安邦国,以教官府,以扰万民;三曰礼典,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四曰政典,以平邦国,以正百官,以均万民;五曰刑典,以诘邦国,以刑百官,以纠万民;六曰事典,以富邦国,以任百官,以生万民。”《天官·小宰》谓之“六属”:“一曰天官,其属六十,掌邦治”;“二曰地官,其属六十,掌邦教”;“三曰春官,其属六十,掌邦礼”;“四曰夏官,其属六十,掌邦政”;“五曰秋官,其属六十,掌邦刑”;“六曰冬官,其属六十,掌邦事”……
作品简介:《阅微草堂笔记》原名《阅微笔记》,是清朝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纪昀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庆三年(1798年)间以笔记形式所编写成的文言短篇志怪小说。在时间上,《阅微草堂笔记》主要搜辑各种狐鬼神仙、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等当时代前后的流传的乡野怪谭,或亲身所听闻的奇情轶事;在空间地域上,其涵盖的范围则遍及全中国,远至乌鲁木齐、伊宁、滇黔等地。同时《阅微草堂笔记》有意模仿宋代笔记小说质朴简淡的文风,曾在历史上一时享有同《红楼梦》、《聊斋志异》并行海内的盛誉。《阅微草堂笔记》主要记述狐鬼神怪故事,意在劝善惩恶。全书虽然不乏因果报应的说教,但是通过种种描写,折射出封建社会末世的腐朽和黑暗。如第一章中对几类主要的狐形象进行描写,体现狐世界的秩序和规范;第二章写纪昀构建狐世界的叙事手法;第三章写纪昀创作狐故事的原因。在结语中,纪昀肯定了狐故事的艺术价值,并将其与以往及同时代的作品进行比较,指出其情理内涵和叙事语言、故事安排上的特点,总结小说创作受到的内外因素的影响及表现。书中记述若真若假,旨在藉由这些志怪的描写来折射出当时官场腐朽昏暗堕落之百态,进而反对宋儒的空谈性理疏于实践之理气哲学,并且讽刺道学家的虚伪矫作卑鄙,旁敲侧击的揭露社会人心贪婪枉法及保守迷信。不过对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人民悲惨境遇的生活,纪昀在笔调中也表达出深刻的同情与悲悯,在每则故事结尾处作者总是会来那么几句短语,以衡平的语气来评断其故事来龙去脉理事曲直之所在或其有否通情达理之处地,此些评后语却也总是耐人寻味。纪昀无疑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无怪乎,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记史略》中评论此书道:“纪晓岚本长文笔,多见秘籍,文襟怀旷达,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他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人” 。《阅微草堂笔记》的主要成就也如鲁迅所说:“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中国小说史略》)。由于作者的文笔好和地位高,它在当时文坛上影响很大。可见《阅微草堂笔记》实为“无人能夺其席”的中国文学瑰宝……
作品简介:《昭明文选》又称《文选》,是中国现存的最早一部诗文总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长子萧统组织文人共同编选。萧统死后谥“昭明”,所以他主编的这部文选称作《昭明文选》。一般认为,《昭明文选》编成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年) 至中大通三年(531年) 之间。《昭明文选》收录自周代至六朝梁以前七八百年间130多位作者的诗文700余篇 ,是一部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 ,在这部总集里 ,萧统把我国先秦两汉以来文史哲不分的现象作了梳理和区分 ,他认为经史诸子都以立意纪事为本 ,不属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也就是说 ,只有强调“文以载道”,在文章中蕴含自己的思想,并且只有符合“事出于沉思 ,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也就是说 ,善用典故成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精巧华丽的文章 ,才合乎标准 ,《昭明文选》正是以此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第一部选集。由于 《昭明文选》选材严谨 、注重词藻 ,所选的大多是典雅之作。在过去文人的眼中,一向被视为文学的教科 书 ,是士子们必读的一部书,千余年来流传不衰。大诗人杜甫教育他的儿子宗武要 “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 。到了宋代 ,更有“文选烂 、秀才半”的俗谚(陆游《老学庵笔记》)。《昭明文选》的诞生是文学发展的必然。 自从有了《昭明文选》,这才使我国自先秦来文史不分现象有了明确的分界。《昭明文选》继往开来 ,对古今文体做了全面的阐述、辨析和整理 ,它是我国第一部按体区分规模宏大的文学总集 ,这在文学史上是个开创。首先对《昭明文选》作注释的是《昭明文选》问世六、七十年后的《文选音义》,这是隋代萧统的侄子萧该对《文选》语词作的音义解释。稍后,在隋、唐之际有曹宪,“文选学”的名称就见于《 旧唐书· 曹宪传》。这两位学者的著作都题为《文选音义》,也都已亡佚。许淹、李善、公孙罗等都曾是曹宪的学生,他们都曾批注《文选》。现存最早的、影响最大的著作是唐高宗显庆(656-661)年间李善的《文选注》。李善是一位渊博的学者,号称“书麓”。他注释《文选》,用力至勤,引书近1700 种,前后数易其稿……
作品简介:《围炉夜话》儒家通俗读物,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文学品评著作,对于当时以及以前的文坛掌故,人、事、文章等分段作评价议论。王永彬,字宜山,人称宜山先生,王氏后人称其宜山公, 一生经历了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个王朝。这本书是作者王永彬“于清·咸丰甲寅二月,于桥西馆”的 “一经堂”完成的。作者虚拟了一个冬日拥着火炉,至交好友畅谈文艺的情境,使本书语言亲切、自然、易读,并由于其独到见解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围炉夜话》分为221则,以“安身立业”为总话题,分别从道德、修身、读书、安贫乐道、教子、忠孝、勤俭等十个方面,揭示了“立德、立功、立言”皆以 “立业”为本的深刻含义,与《菜根谭》、《小窗幽记》并称处世三大奇书。中国传统文人是快乐、超俗,亦或痛苦、压抑,现已难以说得清楚。哪代文人即使在生活安逸、仕途得意时,心中也常存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的忧患意识,而在陡遭不测、倾家荡产时,又能常常保持一份无怨无悔的淡然心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因其博大,受其滋润的中国文人的心胸也是宽广大度的,其精神世界更是丰富多彩的……
作品简介:《伤寒论》,又作《伤寒杂病论》,为东汉张仲景所著,是中国第一部理法方药皆备、理论联系实际的中医临床著作。此书被认为是汉医学之内科学经典,奠定了中医学的基础。在四库全书中为子部医家类。因为历史因素,本书原貌不复可见。《伤寒论》是一部阐述外感热病治疗规律的专著。全书12卷。现今遗存10卷22篇,东汉张仲景撰于公元3世纪初。张仲景原著《伤寒杂病论》,在流传的过程中,经后人整理编纂将其中外感热病内容结集为《伤寒论》,另一部分主要论述内科杂病,名为《金匮要略方论》。《伤寒论》原书曾经西晋王叔和整理编次,在五代十国时期已经处于一线单传、存亡继绝的危机状态。此书在北宋国家书府秘藏八九十年,嘉佑年间(1056-1063),北宋校正医书局成立,选高继冲进献本为底本,由孙奇、林亿等校定,于1065年由朝廷诏命国子监雕版刊行,名为定本《伤寒论》,结束了从汉末至宋凡八百余年传本歧出、条文错乱的局面。金皇统四年即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刊行,有详注,逐渐取代白文本《伤寒论》,白文本南宋未再翻刻。至元代,白文本《伤寒论》除少数藏书家偶有其书外,社会上已无该书。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江苏常熟藏书家赵开美偶然得到北宋刻本《伤寒论》十卷,请优秀刻工将此书收刻于《仲景全书》中。北宋原刻本旋即丢失,现今仍在留存的只有赵开美本。赵开美本逼真宋版,后世尊称赵开美本为《宋本伤寒论》。赵开美本今存五部。《伤寒论》在国外亦有广泛影响。除此之外,其他还有《唐本伤寒论》(唐·孙思邈)《宋本伤寒论》(宋·高继冲)《金本注解伤寒论》(金·成无已)《宋本伤寒论》(明·赵开美)《康治本伤寒论》(日本)《康平本伤寒论》(日本)《桂林本伤寒论》《敦煌本伤寒论》(残卷)等版本。《伤寒论》突出成就之一是确立了六经辨证体系。运用四诊八纲,对伤寒各阶段的辨脉、审证、论治、立方、用药规律等,以条文的形式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对伤寒六经病各立主证治法,如“太阳伤寒”用麻黄汤;“太阳中风”用桂枝汤;阳明经证用白虎汤;阳明腑证用承气汤;少阳病用小柴胡汤……归纳总结了不同的病程阶段和症候类型的证治经验,论析主次分明,条理清晰,能有机地将理、法、方、药加以融会,示人以证治要领。《伤寒论》另一突出成就是对中医方剂学的重大贡献。本书记载了397法,113方,提出了完整的组方原则,介绍了伤寒用汗、吐、下等治法,并将八法具体运用到方剂之中,介绍了桂枝汤、麻黄汤、大青龙汤、小青龙汤、白虎汤、麻黄杏仁石膏甘草汤、葛根黄芩黄连汤、大承气汤、小承气汤、调胃承气汤、大柴胡汤、小柴胡汤等代表名方。书中记载的的方剂,大多疗效可靠,切合临床实际,一千多年来经历代医家的反复应用,屡试有效。由于张仲景所博采或个人拟制的方剂,精于选药,讲究配伍,主治明确,效验卓著,后世誉之为“众方之祖”,尊之为“经方”。该书总结了前人的医学成就和丰富的实践经验,集汉代以前医学之大成,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系统地阐述了多种外感疾病及杂病的辨证论治,理法方药俱全,在中医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和承前启后的作用,对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伤寒论》一书不仅为诊治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证纲领和治疗方法,也为中医临床各科提供了辨证论治的规范,从而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被后世医家奉为经典……
作品简介:《古文观止》是清代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选定的古代散文选本。该书是清朝康熙年间选编的一部供学塾使用的文学读本,此书是为学生编的教材,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正式镌版印刷。《古文观止》收自东周至明代的文章222篇,全书12卷,以收散文为主,兼取骈文。题名“观止”是指该书所选的都是名篇佳作。该书入选之文皆为语言精炼、短小精悍、便于传诵的佳作。衡文标准基本上兼顾到思想性与艺术性。在文章中间或末尾,选者有一些夹批或尾批,对初学者理解文章有一定帮助;体例方面一改前人按文体分类的习惯,而是以时代为经,以作家为纬。《古文观止》所选的文本,都是古代历史长河中优选下来的佳作,这些作品或雄浑潇洒,或俊逸清新。入选作品的题材虽然广泛,但都内容充实,情真意切。《古文观止》突破了分类选编容易流于琐细的局限,是一部比较系统的通史性选本。取文能够大致反映古代散文不同发展阶段和不同风格的概貌,给读者以中国散文史的整体观,既将历代传颂的名篇尽可能选入,又重点突出,衡文标准力图思想与艺术兼顾,尽量避免重理偏向或重文偏向。作者仍然是以不违背封建正统思想这一点放在首位,“异端邪说”是不可能入选的。在每篇之中、之末有夹批或尾批。《古文观止》则以时代为纲,作者为目,将作者的各类文体的作品集粹于一处,阅读方便,查看快捷,使读者对清代之前的散文史认识清楚,印象深刻。《古文观止》的流行性与通俗性、权威性难以动摇,仍影响巨大,是青年首选的普及性古文选本。《古文观止》最早的版本,有映雪堂本等。五四运动以后,在上海等地出版了多种“言文对照"的《古文观止》,共有四种:上海沈鹤记书局署做肃房编译室著的一部,广益书局印行署名陆文昭译的一种,署名宋晶如译注的一种,署名许啸天译注的一种……
作品简介:《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在秦国相邦吕不韦的主持下,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杂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道家学说为主干,以名家、法家、儒家、墨家、农家、兵家、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闪烁着博大精深的智慧之光。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秦统一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吕氏春秋》集先秦儒家之大成,是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全书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兵农诸家学说而贯通完成的一部著作。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高诱说《吕氏春秋》“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吕不韦重要的巨著,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夕。其书“基本上以儒家为宗,取各家之长而弃其短,所以能成一家之言。”是秦汉杂家的代表作之一。吕不韦是秦国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吕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嬴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秦国丞相。《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儒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吕氏春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规模宏大,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有始览》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十二纪按照月令编写,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时的人世安排,体现了儒家天道自然与社会治理的吻合。《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 全统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 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如《重己》篇讲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从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玉之说起,层层深入,语言朴素恳切。《贵公》篇讲“圣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论点,再以荆人遗弓、桓公问管仲等具体事例说明,叙述生动明快。其他如《贵生》、《用众》、《顺民》、《正名》、《察传》、《似顺》等篇也各有特色。《大乐》篇讲音乐的产生、本质和功用等,语言简洁流畅,有《老子》的文风,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作品简介:《天工开物》由宋应星初刊于1637年(明崇祯十年丁丑),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天工开物》共三卷十八篇,全书收录了农业、手工业,诸如机械、砖瓦、陶瓷、硫磺、烛、纸、兵器、火药、纺织、染色、制盐、采煤、榨油等生产技术。《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是中国古代一部综合性的科学技术著作,有人也称它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作者是明朝科学家宋应星。外国学者称它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作者在书中强调人类要和自然相协调、人力要与自然力相配合。是中国科技史料中保留最为丰富的一部,它更多地着眼于手工业,反映了中国明代末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生产力状况。全书分为上中下三卷18篇。并附有123幅插图,描绘了130多项生产技术和工具的名称、形状、工序。书名取自《尚书·皋陶谟》“天工人其代之”及《易·系辞》“开物成务”,作者说是“盖人巧造成异物也”(《五金》)。全书按“贵五谷而贱金玉之义”(《序》)分为《乃粒》(谷物)、《乃服》(纺织)、《彰施》(染色)、《粹精》(谷物加工)、《作咸》(制盐)、《甘嗜》(食糖)、《膏液》(食油)、《陶埏》(陶瓷)、《冶铸》、《舟车》、《锤煅》、《燔石》(煤石烧制)、《杀青》(造纸)、《五金》、《佳兵》(兵器)、《丹青》(矿物颜料)、《曲蘖》(酒曲)和《珠玉》。《天工开物》全书详细叙述了各种农作物和手工业原料的种类、产地、生产技术和工艺装备,以及一些生产组织经验。上卷记载了谷物豆麻的栽培和加工方法,蚕丝棉苎的纺织和染色技术,以及制盐、制糖工艺。中卷内容包括砖瓦、陶瓷的制作,车船的建造,金属的铸锻,煤炭、石灰、硫黄、白矾的开采和烧制,以及榨油、造纸方法等。下卷记述金属矿物的开采和冶炼,兵器的制造,颜料、酒曲的生产,以及珠玉的采集加工等。《天工开物》中分散体现了中国古代物理知识,如在提水工具(筒车、水滩、风车)、船舵、灌钢、泥型铸釜、失蜡铸造、排除煤矿瓦斯方法、盐井中的吸卤器(唧筒)、熔融、提取法等中都有许多力学、热学等物理知识。在《五金》篇中,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天工开物》的可贵之处:在于记述了工农业生产中许多先进的科技成果。书中用技术数据给以定量的描述,显露出先进的科学思想和理论阐述,注重引入理论概念,而非单纯技术描述。在农业方面,《乃粒》指出水稻育秧后三十天即拔起分栽,一亩秧田可移栽二十五亩,即秧田与本田之比为1∶25。又说旱稻食水三斗,晚稻食水五斗,失水即枯。这些技术数据对农业生产有指导作用,是育秧、插秧和灌溉的理论基础,在以前的农书中未曾提到过。《天工开物》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反映西学,如“凡焊铁之法,西洋诸国别有奇药。中华小焊用白铜末,大焊则竭力挥锤而强合之,历岁之久终不可坚。故大炮西番有锻成者,中国惟恃冶铸也。”《天工开物》中的“物种发展变异理论”比德国卡弗·沃尔弗的“种源说”早一百多年;“动物杂交培育良种”比法国比尔慈比斯雅的理论早两百多年;挖煤中的瓦斯排空、巷道支扶及化学变化等,也都比当时国外的科学先进许多。尤其“骨灰蘸秧根”、“种性随水土而分”等研究成果,更是农业史上的重大突破。《天工开物》详细记述了家蚕新品种的培育:将黄茧蚕同白茧蚕杂交,培育出褐茧蚕,将“早雄”和“晚雌”杂交,培育出“嘉种”,比法国的同类记录早200多年。在《五金》篇中,宋应星是世界上第一个科学地论述锌和铜锌合金(黄铜)的科学家。他明确指出,锌是一种新金属,并且首次记载了它的冶炼方法。这是中国古代金属冶炼史上的重要成就之一,使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大规模炼锌的国家。宋应星记载的用金属锌代替锌化合物(炉甘石)炼制黄铜的方法,是人类历史上用铜和锌两种金属直接熔融而得黄铜的最早记录。 [1] 总结提出的炼铁与炒铁炉的串连使用,直接把生铁炒成熟铁,具有现代冶金技术的重要特色。这种方式在17世纪的欧洲还没有。《天工开物》中记录了农民培育水稻、大麦新品种的事例,研究了土壤、气候、栽培方法对作物品种变化的影响,又注意到不同品种蚕蛾杂交引起变异的情况,说明通过人为的努力,可以改变动植物的品种特性,得出了“土脉历时代而异,种性随水土而分”的科学见解,把中国古代科学家关于生态变异的认识推进了一步,为人工培育新品种提出了理论根据。《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初版发行后,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和刻书界的注意。 明末方以智《物理小识》较早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
作品简介:《梦溪笔谈》,北宋科学家、政治家沈括(1031年—1095年)撰,是一部涉及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工艺技术及社会历史现象的综合性笔记体著作。该书在国际亦受重视,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为“中国科学史上的里程碑”。据现可见的最古本元大德刻本,《梦溪笔谈》一共分30卷,其中《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全书有十七目,凡609条。内容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门类学科,其价值非凡。书中的自然科学部分,总结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科学成就。社会历史方面,对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有所暴露,对西北和北方的军事利害、典制礼仪的演变,旧赋役制度的弊害,都有较为详实的记载。《梦溪笔谈》成书于11世纪末,一般认为是1086年至1093年间。作者自言其创作是“不系人之利害者”,出发点则是“山间木荫,率意谈噱”。书名《梦溪笔谈》,则是沈括晚年归退后,在润州(今镇江)卜居处“梦溪园”的园名。该书包括祖本在内的宋刻本早已散佚。现所能见到的最古版本是1305年(元大德九年)东山书院刻本,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元大德刻本是为善本,其流传清晰,版本有序,历经各朝代,数易藏主,至1965年,在周恩来主持下,于香港购回。《梦溪笔谈》具有世界性影响。日本早在19世纪中期排印这部名著,20世纪,法、德、英、美、意等国家都有学者、汉学家对《梦溪笔谈》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而在这之前,早有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德语等各种语言的翻译本。《梦溪笔谈》详细记载了劳动人民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卓越贡献和他自己的研究成果,反映了中国古代特别是北宋时期自然科学达到的辉煌成就。《宋史·沈括传》作者称沈括“博学善文,于天文、方志、律历、音乐、医药、卜算无所不通,皆有所论著”。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评价《梦溪笔谈》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被世人称为“中国科学史上里程碑”。然而,《梦溪笔谈》也存在着一些局限与瑕疵,被研究者普遍认定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一是由于所处时代的局限,该书的部分条目充斥着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意识与观点;二是由于人类当时认知水平的局限,该书部分条目的论述已经显得不够科学;三是主要由于作者自身的原因,该书的部分条目特别是“神奇”、“异事”类条目中,充斥着浓重的怪诞、宿命唯心色彩,成为该书受批评最多的方面;四是由于种种复杂原因,该书中的部分条目特别是据二手资料写就的条目存有讹误,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吴以宁《梦溪笔谈辨疑》等多有校订。但是瑕不掩瑜,些许缺憾并不影响《笔谈》的总体价值,这也是众多研究者的共识……
作品简介:《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xié)创作的一部理论系统、结构严密、论述细致的文学理论专著,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史通义·诗话篇》)的文学理论专著。 刘勰《文心雕龙》的命名来自于环渊的著作《琴》。其解《序志》云:“夫文心者言为文之用心也,昔涓子(环渊)《琴心》,王孙巧心,心哉美矣,故用之焉。”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认为道是文学的本源,圣人是文人学习的楷模,“经书”是文章的典范。把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归结为“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文心雕龙》还系统论述了文学的形式和内容、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又在探索研究文学创作构思的过程中,强调指出了艺术思维活动的具体形象性这一基本特征,并初步提出了艺术创作中的形象思维问题;对文学的艺术本质及其特征有较自觉的认识,开研究文学形象思维的先河。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文心雕龙》是中国南朝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著作,成书于公元501~502年(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间。全书共10卷,50篇(原分上、下部,各25篇),以孔子美学思想为基础,全面总结了齐梁时代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文心雕龙》共10卷,50篇。分上、下部。每部各25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5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徵圣》《宗经》3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20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在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在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20篇(《时序》不计在内),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4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49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50篇。《文心雕龙》是一部“体大思精”“深得文理”的文章写作理论巨著。全书分五十篇,内容丰富,见解卓越,皆“言为文之用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作上的各种问题。尤为难得的是对应用写作也多有论评。粗略统计,全书论及的文体计有59种,而其中属于应用文范畴的文体竟达44种,占文体总数的四分之三。(《应用写作》杂志1996年第4期,《的应用写作论》)。范文澜说得好 :"系统地全面地深入地讨论文学,《文心雕龙》实是唯一的一部大著作……
作品简介:《徐霞客游记》是明代地理学家徐霞客创作的一部散文游记,明末徐弘祖经34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世传本有10卷、12卷、20卷等数种。在原稿的基础之上,王忠纫手校、季梦良续成稿本,成书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徐霞客游记》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年至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做了详细记录。《徐霞客游记》是系统考察中国地貌地质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描绘了中国大好河山的风景资源,此外优美的文字也使之成为文学佳作,在地理学和文学上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徐霞客的出游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北登恒山,南及闽粤,东涉普陀,西攀太华之岭,偏重搜奇访胜,写下了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嵩山、华山、五台山、恒山等名山游记十七篇;后期的西南地区之行,则在探寻山川源流、风土文物的同时,重点考察和记述喀斯特(石灰岩)地貌的分布及其发育规律。《徐霞客游记》全书六十余万字,其中记述游历广西的《粤西游日记》却占了篇幅的约三分之一,可见广西在这一书中的重要地位。《徐霞客游记》中关于景物的描写不仅贴近现实,而且十分准确。现代科技也印证了徐霞客对于地质地貌和岩石景观记载的准确性,据对比,徐霞客对华东地区和桂林许多岩石、溶洞的描述与科学工具的实际测量惊人地吻合。例如在《游桂林日记》中对伏波试剑石的描写:“一石柱下垂覆崖外,直抵下石,如莲萼倒挂,不属于下者,仅寸有余焉。是名伏波试剑石。”准确说明了石柱的具体位置是“下垂覆崖外,直抵下石”,形态形貌“如莲萼倒挂”,尤其是“仅寸有余”的精确描述,比前人笼统地记载要科学得多。清代学者钱谦益:霞客先生游览诸记,此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不当令泯灭不传,仁兄当急为编次,谋得好事者授梓,不惟霞客精神不磨,天壤问亦不可无此书也。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徐霞客游记》读来并不像是十七世纪的学者所写的东西,倒像是一位二十世纪的野外勘测记录。民国学者刘虎如:其词意之高妙,备极诸长,非身历其境者,何能出此……霞客之游记,非仅写景物、谈风月而已,对于山岭之来脉、江海之源流,而未尝无所发现,其有助于地理,自不可没。美国匹兹堡大学教授、中国旅美地理学家谢觉民:读徐霞客的游记,最好是旅行时随身携带。《徐霞客游记》中描写事物所采用的清新优美文笔,使读者爱不释手。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以前的一百三十五年间,完全靠读者用笔抄写来流传。乾隆四十一年以后,才有刻本流传。对《徐霞客游记》的文学价值,不少名家有过中肯的评论。《徐霞客游记》的史料价值,涵盖层面甚广。徐霞客对于山水地理方面的贡献,除了对山形地貌的观察外,对于水文分布、江源探寻以及山水与气候关系的体验,也有翔实的记录。徐霞客对于当时政治情势的观察也很深入,他游历各地看到整体政治风气的败坏、藩镇的巧取豪夺、土司制度的紊乱、人民生活的困顿以及边关军事防卫的松弛,都显示出晚明政治的腐败现象。他的游记登录许多书院、古迹、碑碣、辞匾以及少数民族的特殊文化等等,对于文化古迹方面的记录保存,发挥很大的作用。另外,徐霞客对于各地的宗教信仰、道观寺庙也多有记载,为儒、释、道各种宗教在各地的传布情形,留下了历史的轨迹。由这些丰富的内容来看,这部游记能在历史上留名,被认为是晚明时期一部跨越文学与科学的著作,确实有其道理……
作品简介:《左传》是古代文学作品,相传为左丘明著。作品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汉以后才多称《左传》。它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记史文学作品,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迄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春秋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很多人都认为写《左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春秋左传》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康有为则认为是刘歆所作。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现在一般认为《左传》为吴起作,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左传》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春秋左传》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左传》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与《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作品……
作品简介:《尚书》,最早书名为《书》,是一部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因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就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现存版本中真伪参半。西汉学者伏生口述的二十八篇《尚书》为今文《尚书》,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的另一部《尚书》,为古文《尚书》。西晋永嘉年间战乱,今、古文《尚书》全都散失了。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给朝廷献上了一部《尚书》,包括《今文尚书》33篇,以及伪《古文尚书》25篇 。《尚书》列为重要核心儒家经典之一,历代儒家研习之基本书籍, “尚”即“上”,《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传统《尚书》(又称《今文尚书》)由伏生传下来。传说是上古文化《三坟五典》遗留著作。2018年11月,清华大学战国竹简研究成果发布,证实其中古文《尚书》系后人伪作。《尚书》的尚常见有三种解释方法:一种说法认为“上”是“上古”的意思,《尚书》就是“上古的书”;另一种说法认为“尚”是“尊崇”的意思,《尚书》就是“人们所尊崇的书”;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尚”是代表“君上(即君王)”的意思,因为这部书的内容大多是臣下对“君上”言论的记载,所以叫做《尚书》。“尚书”一词的本义是指中国上古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尚”意为“(把卷着的、包着的、摞着的东西)摊开、展平”;“书”即文字、文字记录、文档;“尚书”即“解密的皇家文档”、“(向社会)公开的皇室卷宗”。相传《尚书》为孔子编定。孔子晚年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将上古时期的尧舜一直到春秋时期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编选,选出100篇,这就是百篇《尚书》的由来。相传孔子编成《尚书》后,曾把它用作教育学生的教材。在儒家思想中,《尚书》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实际上西汉学者用二十八宿比喻伏生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尚书》百篇之说乃后起。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焚书令》,禁止民间收藏图书,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及诸子百家的著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焚毁。秦代的焚书给《尚书》的流传带来毁灭性打击,原有的《尚书》抄本几乎全部被焚毁。西汉时期,相传鲁恭王在拆除孔子故宅一段墙壁时,发现了另一部《尚书》,是用先秦六国时的字体书写的,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古文《尚书》经过孔子后人孔安国的整理,篇目比今文《尚书》多16篇。然而,在西晋永嘉年间,及一篇孔安国传和一篇《尚书序》,当时《秦誓》一篇已佚,所以这部《尚书》共有59篇。现今流传两千多年的《尚书》,大多是根据梅赜所献的这个本子编修……
作品简介:《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是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十九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三百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资治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资治通鉴》全书共294卷,约300多万字,书中记载的历史由公元前403年,也就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一直到959年,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征淮南为止。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著,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在横跨中国16个朝代,一共1362年的历史中,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40%,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等。《资治通鉴》以时间为“纲”,以事件为“目”,纲举则目张,时索则事叙。《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
作品简介:《百家姓》是一部关于汉字姓氏的作品。按文献记载,成文于北宋初。原收集姓氏411个,后增补到504个,其中单姓444个,复姓60个。《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对姓氏进行了排列,而且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对于中国姓氏文化的传承、中国文字的认识等方面都起了巨大作用,这也是能够流传千百年的一个重要因素。《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赵钱孙李”成为《百家姓》前四姓是因为百家姓形成于宋朝,故而宋朝皇帝的赵氏、吴越国国王钱俶、正妃孙氏以及南唐国主李氏成为百家姓前四位。据考古及基因研究显示,中国人的姓氏起源并非只有一个地区,而是存在多地区多起源的趋势。全基因组基因分型研究表明,远古时期亚洲人沿着从南往北的路线迁徙,才形成了如今的东亚人群。在文字资料的记述以及传说中,亦有中国人是从北往南迁徙而形成的说法。《百家姓》既是一本启蒙教材,也是一本记录中国姓氏的书籍。其内容来源于姓氏的发展。在《百家姓》之前,有关姓氏的文字记载可以上溯至商代甲骨文。战国时有史官编著的《世本》, 记载黄帝至春秋时期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居邑等等,可惜到宋朝已经逐渐毁坏。《百家姓》虽称为”百家姓“,但并非只有一百个姓。《百家姓》文中的姓氏次序也不是按姓氏人口实际排列。根据渊源出处的不同或其特征,《百家姓》中所列姓氏可以分为14种。《百家姓》是一部记录姓氏的文集,全文568个字,通篇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中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关于《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的区别,明代理学家吕坤曾说过:“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先读《三字经》以习见闻,读《百家姓》以便日用,读《千字文》以明义理。“……
作品简介:李时珍念本草一书历代注解者谬误亦多,遂考古证今,辨疑订误,广采博收群书,在宋代唐慎微《经史证类备急本草》基础上编成此书。《本草纲目》版本颇多,除国外各种全译或节译本外,国内现存约七十二种,大致可分为“一祖三系”,即祖本(金陵本、摄元堂本)及江西本、钱本、张本三个系统。江西本系统,主要为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夏良心、张鼎思刻本等;钱本系统,主要为明崇祯十三年(1640)钱蔚起杭州六有堂刻本,并改绘药图,以及清顺治十二年(1655)吴毓昌太和堂本,乾隆间《四库全书》本即据此本抄录;张本系统,主要为清光绪十一年(1885)张绍棠南京味古斋刻本,文字参校江西本、钱本,药图改绘后增加十余幅,并附《本草纲目拾遗》。195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本即据张本影印,晚近通行本为1977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刘衡如校点本,1993年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金陵本影印本。《本草纲目》,本草著作,52卷。明代李时珍(东璧)撰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至万历六年(1578年),稿凡三易。此书采用“目随纲举”编写体例,故以“纲目”名书。以《证类本草》为蓝本加以变革。序例(卷1、2)相当于总论,述本草要籍与药性理论。本书刊行后,促进了本草学的进一步发展,倪朱谟的《本草汇言》、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黄宫绣的《本草求真》等,均是在其学说启示下而著成的本草典籍。达尔文(Chrles Robert Darwin)在其著作中亦多次引用本书的资料,并称之为“古代中国百科全书”。英国李约瑟( Joseph Needham)称赞李时珍为“药物学界中之王子”。本书为本草学集大成之作。刊行后,很快流传到朝鲜、日本等国,后又先后被译成日、朝、拉丁、英、法、德、俄等文字。……
作品简介:佛教经典,全称《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简称《金刚经》。由于篇幅适中,得到广泛传播,三论、天台、贤首、唯识各宗都有注疏,特别受到慧能以后的禅宗重视。最早由后秦鸠摩罗什于弘始四年(402)译出。共一卷。以后相继出现5种译本:1、北魏菩提流支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2、南朝陈真谛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3、隋达摩笈多译《金刚能断般若波罗蜜经》;4、唐玄奘译《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即《大般若经》的第九会);5、唐义净译《佛说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此经的注疏很多,在印度,除弥勒所造八十偈释本之外,尚有无蓍《金刚般若论》、世亲《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论》、功德施《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相不坏假名论》,以及未被汉译的师子月、月官等人所撰的论释。在中国,从东晋到民初,各家撰述不绝,主要有后秦僧肇《金刚经注》、隋吉藏《金刚经义疏》、隋智顗《金刚经疏》、唐慧净《金刚经注疏》、唐智俨《金刚经略疏》、唐窥基《金刚经赞述》、慧能《金刚经解义》《金刚经口诀》、唐宗密《金刚经疏论纂要》等书。近人注释亦有印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讲记》等多种。此经主张世上一切事物空幻不实,“实相者则是非相”,认为应“离一切诸相”而“无所住”,即对于现实世界不应执著或留恋。卷末四句偈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被称为一经之精髓。……
作品简介:《三十六计》或称三十六策,是指中国古代三十六个兵法策略,语源于南北朝,成书于明清。它是根据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总结而成的兵书,是中华民族悠久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原书按计名排列,共分六套,即胜战计、敌战计、攻战计、混战计、并战计、败战计。前三套是处于优势所用之计,后三套是处于劣势所用之计。每套各包含六计,总共三十六计。其中每计名称后的解说,均系依据《易经》中的阴阳变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刚柔、奇正、攻防、彼己、虚实、主客等对立关系相互转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含有朴素的军事辩证法的因素。解说后的按语,多引证宋代以前的战例和孙武、吴起、尉缭子等兵家的精辟语句。全书还有总说和跋。三十六计是中国古代兵家计谋的总结和军事谋略学的宝贵遗产,为便于人们熟记这三十六条妙计,有位学者在三十六计中每取一字,依序组成一首诗:金玉檀公策,借以擒劫贼,鱼蛇海间笑,羊虎桃桑隔,树暗走痴故,釜空苦远客,屋梁有美尸,击魏连伐虢。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石兴邦研究员认为,张联甲先生孜孜不倦地博览古代军事典籍,潜心书理,研究而编撰的14万余言的大型兵书《秘本兵法》,为继承祖国历史文化遗产,弘扬优秀文化作出了贡献。像其中重要部分的“六六行·三十六计”,较之《三十六计》,其内容要丰富得多。至于“张本”与“流行本”的关系,即它们是否出自于张联甲之手,有关专家认为尚需进一步考证。……
作品简介:《黄帝内经》分《灵枢》、《素问》两部分,是中国最早的医学典籍,传统医学四大经典著作之一(其余三者为《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黄帝内经》是一本综合性的医书,在黄老道家理论上建立了中医学上的“阴阳五行学说”、“脉象学说”、“藏象学说”、“经络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病症”、“诊法”、“论治”及“养生学”、“运气学”等学说,从整体观上来论述医学,呈现了自然、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另据现代学者考证,认为今本中的黄老道家痕迹是隋唐时期的道士王冰窜入)。 其基本素材来源于中国古人对生命现象的长期观察、大量的临床实践以及简单的解剖学知识。《黄帝内经》奠定了人体生理、病理、诊断以及治疗的认识基础,是中国影响极大的一部医学著作,被称为医之始祖。《黄帝内经》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之一,2021年已经推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载有“医经”、“经方”、“神仙”和“房中”四种中医典籍 [4] ,《黄帝内经》被收录于“医经”中。《黄帝内经》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重点论述了脏腑、经络、病因、病机、病证、诊法、治疗原则以及针灸等内容。《灵枢》是《素问》不可分割的姊妹篇,内容与之大体相同。除了论述脏腑功能、病因、病机之外,还重点阐述了经络腧穴,针具、刺法及治疗原则等。《黄帝内经》接受了中国古代唯物的气一元论的哲学思想,将人看作整个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宇宙万物皆是由其原初物质“气”形成的。在“人与天地相参”、“与日月相应”的观念指导下,将人与自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作品简介:《国语》相传是春秋时期左丘明所撰的一部国别体著作。他的编纂方法是以国分类,以语为主,故名“国语”。至唐,始有人疑问,或谓之西汉刘向校书所辑,或谓多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陆续编成,近代包括康有为在内的多位学者怀疑是战国或汉后的学者托名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编辑而成的,将存疑考证。该著作记录范围为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公元前990年)西征犬戎(约公元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公元前453年)。《国语》中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国语》是我国第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又名《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相传为春秋末鲁国的左丘明所撰,但现代有的学者从内容判断,认为是战国或汉后的学者托名春秋时期各国史官记录的原始材料整理编辑而成的。《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凡二十一卷(篇),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记事。记事时间,起自西周中期,下迄春秋战国之交,前后约五百年。相较《左传》,《国语》所记事件大都不相连属,且偏重记言,往往通过言论反映事实,以人物之间的对话刻画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最大的特点。《国语》全书二十一卷,《周语》三卷,记载了西周穆王、厉王直至东周襄王、景王、敬王时有关“邦国成败”的部分重大政治事件,反映了从西周到东周的社会政治变化的过程。《鲁语》二卷,则着重记载鲁国上层社会一些历史人物的言行,反映了春秋时期这个礼义之邦的社会面貌。《齐语》一卷,主要记载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采取的内政外交措施及其主导思想。从史学和文学成就看,《国语》不如《左传》。但《国语》也有较为明显的艺术特色,这就是:一、长于记言,二、有虚构故事情节。虽然在语言上较为质朴,但从文学的发展角度来看,应该说比《左传》前进了一步。例如,《晋语》所记骊姬深夜向晋献公哭诉进谗的事,早在秦汉之际就被人怀疑。《孔丛子·答问》记陈涉读《国语》至此处,向博士问道:“人之夫妇,夜处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虽黔首犹然,况国君乎?余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为之词。”虽然博士曲为《国语》回护,硬说宫廷之中有女性的内史旁听记录,这是不能说服人的。……
作品简介: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思想家、法家韩非的著作总集。《韩非子》 是在韩非子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非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非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著作中许多当时的民间传说和寓言故事也成为成语典故的出处。《韩非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著作,共二十卷。韩非(约公元前280~233年),后人称韩非子或韩子,战国时期韩国人,为韩国公子,与李斯同学于荀子,喜好刑名法术之学,为法家学派代表人物。全书由五十五篇独立的论文集辑而成,里面的典故大都出自韩非,除个别文章外,篇名均表示该文主旨。其学说的核心是以君主专制为基础的法、术、势结合思想,秉持进化论的历史观,主张极端的功利主义,认为人与人之间主要是利害关系而仁爱教化辅之,强调以法治国,以利用人,对秦汉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该书在先秦诸子中具有独特的风格,思想犀利,文字峭刻,逻辑严密,善用寓言,其寓言经整理之后又辑为各种寓言集,如《内外储说》、《说林》、《喻老》、《十过》等即是。史载,韩非口吃,不善言谈,长于著书,使秦之时,被同学李斯等谗言所害,入狱,后服毒自杀。司马迁说“韩非囚秦,《说难》、《孤愤》。”韩非虽口不善辩,然下笔汹涌,鞭辟入里;语言简洁,又不乏生动活泼之态。韩非寡言少语之际,遭同窗暗算之时,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对社会进行冷峻犀利的观察,个中滋味,岂足为外人道!观此书,明司马之意,知韩子之文,畅“无情”之法治,有所本矣!《韩非子》注本中,重要的有清王先慎的《韩非子集解》,近人梁启雄的《韩子浅解》,以及今人陈奇猷《韩非子集释》等。今据《四部丛刊》本整理。《韩非子》是韩非逝世后,后人辑集而成的。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韩子》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著录二十卷,张守节《史记正义》引阮孝绪《七录》(或以为刘向《七录》)也说“《韩非子》二十卷。”篇数、卷数皆与今本相符,可见今本并无残缺。《韩非子》的版本自宋以后略分二系。第一系的祖本是南宋乾道元年福建刻本,这一宋刻本今已不存,但尚有几部明清时期据此影抄本的本子传世。从这一系出的略分两支,第一支是明万历间赵用贤《管韩合刻》系统,赵本据以宋本为底本并据他本改正,且本身有初印本与后印挖改本的区别,这一支还有万历间周孔教黄策刊本、吴勉学刊本、凌濛初刊本、沈景麟刊本、赵如源王道焜校刻本、葛鼎刻本,但这些翻刻本都受到下面第二系《韩子迂评》本的“干扰”;另一支则是清代吴鼒仿宋刻本,此本直接据宋乾道本影刻。并有据吴鼒本校勘翻刻的《二十二子》本。……
作品简介:《晏子春秋》,又称《晏子》,是记载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一部历史典籍,用史料和民间传说汇编而成,书中记载了很多晏婴劝告君主勤政,不要贪图享乐,以及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和虚心纳谏的事例,成为后世人学习的榜样。晏婴自身也是非常节俭,备受后世统治者崇敬。过去疑古派认为《晏子春秋》是伪书,《晏子春秋》也被长时期的冷落,自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献证明 《晏子春秋》并非伪书。《晏子春秋》中有很多生动的情节,表现出晏婴的聪明和机敏,如“晏子使楚”等就在民间广泛流传。通过具体事例,书中还论证了“和”和“同”两个概念。晏婴认为对君主的附和是“同”,应该批评。而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议,补充君主不足的才是真正的“和”,才是值得提倡的行为。这种富有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成为一大亮点。《晏子春秋》经过刘向的整理,共有内、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晏子春秋》是记叙春秋时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晏婴言行的一部书。晏子,名婴,齐国夷维(今山东省高密县)人,生年不可考,卒于公元前500年。他出身世家,年轻时就从政。其父晏弱去世后,他继任齐卿,历仕灵、庄、景三朝,长达五十四年。晏子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智者”,他在世的时候正值齐国不断走向衰落的年代,国君昏聩,权臣把持朝政,外有秦、楚之患,内有天怒人怨之忧。晏婴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尽力补天,力挽狂澜,使齐国在诸侯各国中赢得了应有的地位,他本人也成为齐国历史上与大政治家管仲并称的声誉。现在流行的《晏子春秋》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内篇分谏上、谏下、问上、问下、杂上、杂下六篇,外篇分上、下二篇。谏上、谏下主要记叙晏婴劝谏齐君的言行;问上、问下主要记叙君臣之间、卿士之间以及外交活动中的问答;杂上、杂下主要记叙晏婴其他各种各样的事件。外篇两篇内容较为驳杂,与内篇六篇相通而又相别。各篇之间的内容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互有联系,个别的还有互相矛盾之处。……
作品简介:《笠翁对韵》是从前人们学习写作近体诗、词,用来熟悉对仗、用韵、组织词语的启蒙读物。作者李渔,号笠翁,因此叫《笠翁对韵》。全书分为卷一和卷二。按韵分编,包罗天文、地理、花木、鸟兽、人物、器物等的虚实应对。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从中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从单字到多字的层层属对,读起来,如唱歌般。较之其他全用三言、四言句式更见韵味。……
作品简介:《荀子》是战国时期荀子和弟子们整理或记录他人言行的哲学著作。《荀子》全书一共32篇,其观点与荀子的一贯主张是一致的。在前27篇中,也有几篇,如《议兵》、《大略》等可能是他的学生整理而成的。《荀子》一书今存三十二篇,除少数篇章外,大部分是他自己所写。他的文章擅长说理,组织严密,分析透辟,善于取譬,常用排比句增强议论的气势,语言富赡警炼,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荀子》是战国后期儒家学派重要的著作。它的注本除唐杨倞的《荀子注》外,清王先谦的《荀子集解》,汇集清代学者的训诂考订成就,内容翔实;梁启雄的《荀子简释》综合诸家校释成果,尤重“简易、简明、简要”;另有章诗同的《荀子简注》、熊公哲的《荀子今注今释》等。荀子是一位儒学大师,在吸收法家学说的同时发展了儒家思想。他尊王道,也称霸力;崇礼义,又讲法治;在“法先王”的同时,又主张“法后王”。孟子创性善论,强调养性;荀子主性恶论,强调后天的学习。这些都说明他与嫡传的儒学有所不同。他还提出了人定胜天,反对宿命论,万物都循着自然规律运行变化等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作品简介:《冰鉴》作者曾国藩。是一部纵横中外的人才学教科书,一部关于识人、相人的经典文献,是曾国藩总结自身识人、用人心得而成的一部传世奇书,是曾国藩体察入微、洞悉人心的心法要诀。《冰鉴》因具有极强的实用性、启迪性和借鉴性而受到各界人士的重视和喜爱。《冰鉴》为读者打造一条走近曾国藩的智慧之道,感受他独到的识人、用人策略。 一部真正的智慧经典,不仅可以跨越他所属的领域,而且可以跨越时空!《冰鉴》一书对后世影响颇大,蒋介石的相人之法,就得益于《冰鉴》。他在安排重要人事时,也常常观察其相貌颜色,以决定用否。蒋纬国在担任三军大学校长期间,该书曾被指定为学生的重要参考书。该书曾在大陆绝迹几十年,近年被整理出版,深受读者青睐。国藩看相的学问——《冰鉴》这一部书。它所包涵看相的理论,不同其他的相书。他说:“功名看气宇”,就是这个人有没有功名,要看他的风度。“事业看精神”,这个当然,一个人精神不好,做一点事就累了,还会有什么事业前途呢?“穷通看指甲”,一个人有没有前途看指甲,指甲又与人的前途有什么关系呢?绝对有关系。根据生理学,指甲是以钙质为主要成分,钙质不够,就是体力差,体力差就没有精神竞争。有些人指甲不像瓦型的而是扁扁的,就知道这种人体质非常弱,多病。“寿夭看脚踵”,命长不长,看他走路时的脚踵。我曾经有一个学生,走路时脚根不点地,他果然短命。这种人第一是短命,第二是聪明浮燥,所以交待他的事,他做得很快,但不踏实。“如要看条理,只在言语中”,一个人思想如何,就看他说话是否有条理,这种看法是很科学的。……
作品简介:《小窗幽记》是明代陈继儒(一说陆绍珩)创作的小品文集,刊行于天启四年(1624年)。《小窗幽记》全书分为醒、情、峭、灵、素、景、韵、奇、绮、豪、法、倩十二卷,共一千五百余则,内容涉及修身、养性、立言、立德、为学、致仕、立业、治家等各方面,主要表达的是文人雅士淡泊名利、宁静致远、超凡脱俗的内心世界和精神追求。《小窗幽记》文字清雅,格调超拔,论事析理,独中肯綮,为明代清言的代表作之一。全书分醒、情、峭、灵、素、景、韵、奇、绮、豪、法、倩12卷,共一千四百余条格言。或陈说利害,指点迷津,以言醒世;或肯定情爱,颂扬忠贞,赞美人世间一切真情实感;或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倡导读书,劝勉人们要有高尚的道德、丰厚的学养和良好的性情;或提倡淡泊名利,严于操守,多做善事;或描述隐居生活,赞美田园生涯,宣扬朴素为美;或状物写景,以景悟情,回归自然;或强调静心,体味物韵,提升人生的境界;或评述奇人异物,阐言美文奇书,推崇高人奇士;或描绘物、景的和谐绮丽,赞美阳刚和阴柔之美;或称誉豪士,召唤英雄,使人意气风发;或以自身的体验和认知,陈述做人、处世应遵循的准则;或讨论美的形态、美的条件和美的境界。……
作品简介:《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原有71篇,现存53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墨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诸篇中。墨家主张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反对任人唯亲,它说,做官的不能永远都是高贵的,老百姓也不能永远都是下贱的。它主张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官吏,都要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墨子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声援被侵略的国家,并为此而奔走呼嚎,勇敢地主持正义。墨子对统治者过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极为反感,主张对统治者要进行限制。对死人的葬礼,墨子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些客观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墨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兼爱》、《亲士》、《修身》等篇中。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人们不分贵贱,都要互爱互利,这样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以强凌弱、以贵欺贱、以智诈愚的现象。国君要爱护有功的贤臣,慈父要爱护孝顺的儿子。人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要怨恨,处在富有的时候要讲究仁义。对活着的人要仁爱,对死去的人要哀痛,这样社会就会走向大同。墨子的伦理思想虽然抹杀了阶级性,带有空想的色彩,但它却是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平等、反抗压迫、呼唤自由的心声。《墨子》是阐述墨家思想的著作,原有71篇,现存53篇,一般认为是墨子的弟子及后学记录、整理、编纂而成。《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6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墨子》一书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军事思想都比较突出,尤其是它的逻辑思想,是先秦逻辑思想史的奠基作。《墨子》的政治思想,主要反映在《尚贤》、《尚同》、《非攻》、《节用》、《节葬》、《非乐》诸篇中。墨家主张任人唯贤的用人原则,反对任人唯亲,它说,做官的不能永远都是高贵的,老百姓也不能永远都是下贱的。它主张从天子到下面的各级官吏,都要选择天下的贤人来充当。墨子反对统治者发动的侵略战争,声援被侵略的国家,并为此而奔走呼嚎,勇敢地主持正义。墨子对统治者过的骄奢淫逸的糜烂生活极为反感,主张对统治者要进行限制。对死人的葬礼,墨子主张节俭,反对铺张浪费。这些客观上反映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墨子》的伦理思想,主要反映在《兼爱》、《亲士》、《修身》等篇中。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人们不分贵贱,都要互爱互利,这样社会上就不会出现以强凌弱、以贵欺贱、以智诈愚的现象。国君要爱护有功的贤臣,慈父要爱护孝顺的儿子。人们处在贫困的时候不要怨恨,处在富有的时候要讲究仁义。对活着的人要仁爱,对死去的人要哀痛,这样社会就会走向大同。墨子的伦理思想虽然抹杀了阶级性,带有空想的色彩,但它却是广大劳动人民要求平等、反抗压迫、呼唤自由的心声。《墨子》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非命》、《贵义》、《尚同》、《天志》、《明鬼》、《墨经》诸篇中。墨家哲学思想的最大贡献是认识论。墨子主张把知识分为"闻知"、"说知"、"亲知"三类,"闻知"是传授的知识,"说知"是推理的知识,"亲知"是实践经验的知识。这就否定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
作品简介:《传习录》是哲学著作,由王阳明的门人弟子对其语录和信件进行整理编撰而成。王阳明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此书记载了他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传习录》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异。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析心与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含义。然而,如果偏重从本体论研究它,就会忽视它在王阳明修养论中的基础意义。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道学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不但全面阐述了王阳明的思想,也体现了他辩证的授课方法,以及生动活泼、善于用譬、常带机锋的语言艺术。《传习录》包括了王学所有重要观点。上卷阐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意之所在即是物、格物是诚意的功夫等观点,强调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实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中卷有书信八篇。回答了对于知行合一、格物说的问难之外,还谈了王学的根本内容、意义与创立王学的良苦用心;讲解致良知大意的同时,也精彩地解释了王学宗旨;回答了他们关于本体的质疑并且针对各人具体情况指点功夫切要。另有两篇短文,阐发阳明的教育思想。下卷的主要内容是致良知,阳明结合自己纯熟的修养功夫,提出本体功夫合一、满街都是圣人等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四句教,它使王学体系齐备。……
作品简介:《孙膑兵法》是战国时期孙膑创作的中国军事著作。《孙膑兵法》为研究我国古代军事思想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系与《孙子兵法》区别之故。《汉书·艺文志》称“八十九篇,图四卷”,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概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考证,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竹简364枚,分上、下编,各十五篇。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篇当属原著无疑,系在孙膑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篇内容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也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孙膑的军事思想主要集中于《孙膑兵法》。孙膑特别重视道,这一点和《六韬》很相似,在《孙膑兵法》的治国、治军以及治敌各个方面,孙膑都反复强调道的作用。孙膑不迷信赏罚的作用,认为必须“用民得其性”才能做到“则令行如流",如果违背民性,而赏罚就会失去作用。孙膑说“赏未行,罚未用,而民听令者,其令,民之所能行也。赏高罚下,而民不听其令者,其令,民之所不能行也。使民虽不利,进死而不旋踵,孟竟之所难也,而责之民,是使水逆流也。"比起特别迷信赏罚的作用的尉缭,孙膑见识要更深一层。……
作品简介:《笑林广记》是一部流传久远、影响深广的通俗笑话总集,语言风趣幽默,文字简练生动,形式短小精悍,堪称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的旷世奇珍。此书作者署名清代“游戏主人”,但其内容并非一人一世所作,而是广大劳动者集体智慧的结晶!《笑林广记》在编译过程中,对原书的内容做了精心遴选,保留了其中的10部,在力图呈现给广大读者一席原汁原味的“笑话盛宴”的同时,剔除了一些内容不健康和脱离当时社会背景不易理解的篇章。希望《笑林广记》能够让广大读者在紧张忙碌的生活中多一份欢笑,少一份烦恼!另传,《笑林广记》广为流传于改革开放前平度市民间,作者系清朝仕途失意文人李笑远(今属青岛市平度蓼兰镇韩丘村)。李笑远父家富庶,自古书香门第世家,颇具才气,与同时期邻村张志,为平度远近闻名之两大才子;自古文人相轻,民间两人斗气之事亦颇为可乐!李笑远,才气逼人,然仕途不平,多次科考均被排挤替下,一气之下,郁郁家中,大骂天下人,以解不时之气;纵观全书,天下人皆被其骂,仅其母未有所提,笑远曰,母孕十月,以命生余,不可不敬!……
作品简介:《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启蒙的儿童读物,作者为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本书最早名为《幼学须知》,又称《成语考》、《故事寻源》。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清朝的嘉庆年间由邹圣脉、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进行了增补。《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全部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全书内容广博、包罗万象,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会读书”。书中对许多的成语出处作了许多介绍,读者可掌握不少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著名人物、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文武、饮食器用、宫室珍宝、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书中还有许多警句、格言,至今仍然传诵不绝。但是书中也有一些封建观点,对于现代人来说难以认同。伟人毛泽东就能熟背《幼学琼林》,可见此书影响于世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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