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卷二十八

◎食货二

○田制

量田以营造尺，五尺为步，阔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为顷。民田业各从其便，卖质于人无禁，但令随地输租而已。凡桑枣，民户以多植为勤，少者必植其地十之三，猛安谋克户少者必课种其地十之一，除枯补新，使之不阙。凡官地，猛安谋克及贫民请射者，宽乡一丁百亩，狭乡十亩，中男半之。请射荒地者，以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八年始征之。作己业者以第七等减半为税，七年始征之。自首冒佃比邻地者，输官租三分之二。佃黄河退滩者，次年纳租。

太宗天会九年五月，始分遣诸路劝农之使者。熙宗天眷十四年，罢来流、混同间护逻地，以予民耕牧，海陵正隆元年二月，遣刑部尚书纥石烈娄室等十一人，分行大兴府、山东，真定府，拘括系官或荒闲牧地，及官民占射逃绝户地，戍兵占佃宫籍监、外路官本业外增置土田，及大兴府，平州路僧尼道士女冠等地，盖以授所迁之猛安谋克户，且令民请射，而官得其租也。

世宗大定五年十二月，上以京畿两猛安民户不自耕垦，及伐桑枣为薪鬻之，命大兴少尹完颜让巡察。十年四月，禁侵耕围场地。十一年，谓侍臣曰：“往岁，清暑山西，傍路皆禾稼，殆无牧地。尝下令，使民五里外乃得耕垦。今闻其民以此去之他所，甚可矜悯。其令依旧耕种，毋致失业。凡害民之事患在不知，知之朕必不为。自今事有类此，卿等即告毋隐。”十三年，敕有司：“每岁遣官劝猛安谋克农事，恐有烦扰。自今止令各管职官劝督，弛慢者举劾以闻。”十七年六月，刑州男子赵迪简言：“随路不附籍官田及河滩地，皆为豪强所占，而贫民土瘠税重，乞遣官拘籍冒佃者，定立租课，复量减人户税数，庶得轻重均平。”诏付有司，将行而止。复以近都猛安谋克所给官地率皆薄瘠，豪民租佃官田岁久，往往冒为己业，令拘籍之。又谓省臣曰：“官地非民谁种，然女直人户自乡土三四千里移来，尽得薄地，若不拘刷良田给之，久必贪乏，其遣官察之。”又谓参知政事张汝弼曰：“先尝遣问女直土地，皆云良田。及朕出猎，因问之，则谓自起移至此，不能种莳，斫芦为席，或斩刍以自给。卿等其议之。”省臣奏：“官地所以人多蔽匿盗耕者，由其罪轻故也。”乃更条约，立限令人自陈，过限则人能告者有赏。遣同知中都路转运使张九思往拘籍之。十九年二月，上如春水，见民桑多为牧畜啮毁，诏亲王公主及势要家，牧畜有犯民桑者，许所属县官立加惩断。

十二月谓宰臣曰：“亡辽时所拨地，与本朝元帅府，已曾拘籍矣。民或指射为无主地，租佃及新开荒为己业者可以拘括。其间播种岁久，若遽夺之，恐民失业。”因诏括地官张九思戒之。复谓宰臣曰：“朕闻括地事所行极不当，如皇后庄、太子务之类，止以名称便为官地，百姓所执凭验，一切不问，其相邻冒占官地，复有幸免者。能使军户稍给，民不失业，乃朕之心也。”二十年四月，以行幸道隘，扈从人不便，诏户部沿路顿舍侧近官地，勿租与民耕种。又诏故太保阿里先於山东路拨地百四十顷，大定初又于中都路赐田百顷，命拘山东之地入官。五月，谕有司曰：“白石门至野狐岭，其间淀泺多为民耕植者，而官民杂畜往来无牧放之所，可差官括元荒地及冒佃之数。”

二十一年正月，上谓宰臣曰：“山东、大名等路猛安谋克户之民，往往骄纵，不亲稼穑，不令家人农作，尽令汉人佃莳，取租而已。富家尽服纨绮，酒食游宴，贫者争慕效之，欲望家给人足，难矣！近已禁卖奴婢，约其凶吉之礼，更当委官阅实户数，计口授地，必令自耕，力不赡者，方许佃于人。仍禁其农时饮酒。”又曰：“奚人六猛安，已徙居咸平、临潢、泰州，其地肥沃，且精勤农务，各安其居。女直人徙居奚地者，菽粟得收获否？”左丞守道对曰：“闻皆自耕，岁用亦足。”上曰：“彼地肥美，异于他处，惟附都民以水害稼者赈之。”三月，陈言者言，豪强之家多占夺田者。上曰：“前参政纳合椿年占地八百顷，又闻山西田亦多为权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十顷者，以致小民无田可耕，徙居阴山之恶地，何以自存？其令占官地十顷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将均赐贫民。”省臣又奏：“椿年子猛安参谋合、故太师耨碗温敦思忠孙长寿等，亲属计七十余家，所占地三千余顷。”上曰：“至秋，除牛头地外，仍各给十顷，余皆拘入官。山后招讨司所括者，亦当同此也。”又谓宰臣曰：“山东路所括民田，已分给女直屯田人户，复有籍官闲地，依元数还民，仍免租税。”六月，上谓省臣曰：“近者大兴府平、滦、蓟、通、顺等州，经水灾之地，免今年税租。不罹水灾者姑停夏税，俟稔岁征之。”时中都大水，而滨，棣等州及山后大熟，命修治怀来以南道路，以来粜者。又命都城减价以粜。又曰：“近遣使阅视秋稼，闻猛安谋克人惟酒是务，往往以田租人，而预借三二年租课者。或种而不耘，听其荒芜者。自今皆令阅实各户人力，可耨几顷亩，必使自耕耘之，其力果不及者方许租赁。如惰农饮酒，劝农谋克及本管猛安谋克并都管，各以等第科罪。收获数多者，则亦以等第迁赏。”七月，上谓宰臣曰：“前徙宗室户于河间，拨地处之，而不回纳旧地，岂有两地皆占之理？自今当以一处赐之。山东刷民田已分给女直屯田户，复有余地，当以还民而免是岁之租。”八月，尚书省奏山东所刷地数，上谓梁肃曰：“朕尝以此问卿，卿不以言。此虽称民地，然皆无明据，括为官地有何不可？”又曰：“黄河已移故道，梁山泺水退，地甚广，已尝遣使安置屯田。民昔尝恣意种之，今官已籍其地，而民惧征其租，逃者甚众。若征其租，而以冒佃不即出首罪论之，固宜。然若遽取之，恐致失所。可免其征，赦其罪，别以官地给之。”御史台奏：“大名、济州因刷梁山泺官地，或有以民地被刷者。”上复召宰臣曰：“虽曾经通检纳税，而无明验者，复当刷问。有公据者，虽付本人，仍须体问。”十月，复与张仲愈论冒占田事。

二十二年，以附都猛安户不自种，悉租与民，有一家百口垅无一苗者。上曰：“劝农官，何劝谕为也，其令治罪。”宰臣奏曰：“不自种而辄与人者，合科违例。”上曰：“太重，愚民安知。”遂从大兴少尹王修所奏，以不种者杖六十，谋克四十，受租百姓无罪。又命招复梁山泺流民，官给以田。时人户有执契据指坟垅为验者，亦拘在官，先委恩州刺史奚晦招之，复遣安肃州刺史张国基验实给之，如已拨系猛安，则偿以官田。上曰：“工部尚书张九思执强不通，向遣刷官田，凡犯秦、汉以来名称，如长城、燕子城之类者，皆以为官田。此田百姓为己业不知几百年矣，所见如此，何不通之甚也。”八月，以赵王永中等四王府冒占官田，罪其各府长史府掾，及安次，新城，宛平、昌平、永清、怀柔六县官，皆罚赎有差。

九月，遣刑部尚书移剌慥于山东路猛安内摘八谋克民，徙于河北东路酬斡、青狗儿两猛安旧居之地，无牛者官给之。河间宗室未徙者令尽徙于平州，无力者官津发之，土薄者易以良田。先尝令俟丰年则括籍官地，至是岁，省臣复以为奏，上曰：“本为新徙四猛安贫穷，须刷官田与之，若张仲愈等所拟条约太刻，但以民初无得地之由，自抚定后未尝输税，妄通为己业者，刷之。如此，恐民苦之，可为酬直。且先令猛安谋克人户，随宜分处，计其丁壮牛具，合得土田实数，给之。不足，则以前所刷地二万余顷补之。复不足，则续当议。”时有落兀者与婆萨等争懿州地六万顷，以皆无据验，遂没入官。

二十七年，随处官豪之家多请占官地，转与它人种佃，规取课利。命有司拘刷见数，以与贫难无地者，每丁授五十亩，庶不至失所，余佃不尽者方许豪家验丁租佃。章宗大定二十九年五月，拟再立限，令贫民请佃官地，缘今已过期，计已数足，其占而有余者，若容告讦，恐滋奸弊。况续告漏通地，敕旨已革，今限外告者宜却之，止付元佃。兼平阳一路地狭人稠，官地当尽数拘籍，验丁以给贫民。上曰：“限外指告多佃官地者，却之，当矣。如无主不顾承佃，方许诸人告请。其平阳路宜计丁限田，如一家三丁己业止三十亩，则更许存所佃官地一顷二十亩，余者拘籍给付贫民可也。”七月，论旨尚书省曰：“唐、邓、颍、蔡、宿、泗等处，水陆膏腴之地，若验等级，量立岁租，宽其征纳之限，募民佃之，公私有益。今河南沿边地多为豪民冒占，若民或流移至彼，就募令耕，不惟贫民有赡，亦增羡官租。其给丁壮者田及耕具，而免其租税。”八月，尚书省奏：“河东地狭，稍凶荒则流亡相继。窃谓河南地广人稀，若令招集他路流民，量给闲田，则河东饥民减少，河南且无旷地矣。”上从所请。九月戊寅，又奏：“在制，诸人请佃官闲地者免五年租课，今乞免八年，则或多垦。”并从之。十一月，尚书省奏：“民验丁佃河南荒闲官地者，如愿作官地则免租八年，愿为己业则免税三年，并不许贸易典卖。若豪强及公吏辈有冒佃者，限两月陈首，免罪而全给之，其税则视其邻地定之，以三分为率减一分，限外许诸人告诣给之。”制可。

明昌元年二月，谕旨有司曰：“濒水民地，已种莳而为水浸者，可令以所近官田对给。”三月，敕：“当军人所受田，止令自种，力不足者方许人承佃，亦止随地所产纳租，其自欲折钱输纳者从民所欲，不愿承佃者毋强。”六月，尚书省奏：“近制以猛安谋克户不务栽植桑果，已令每十亩须栽一亩，今乞再下各路提刑及所属州县，劝谕民户，如有不栽及栽之不及十之三者，并以事怠慢轻重罪科之。”诏可。八月，敕：“随处系官闲地，百姓已请佃者仍旧，未佃者以付屯田猛安谋克。”三年六月，尚书省奏：“南京、陕西路提刑司言，旧牧马地久不分拨，以致军民起讼，比差官往各路定之。凡民户有凭验己业，及宅井坟园，已改正给付，而其中复有官地者，亦验数对易之矣。两路牧地，南京路六万三千五百二十余顷，陕西路三万五千六百八十余顷。”五年，谕旨尚书省：“辽东等路女直、汉儿百姓，可并令量力为蚕桑。”二月，陈言人乞以长吏劝农立殿最，遂定制：“能劝农田者，每年谋克赏银绢十两匹，猛安倍之，县官于本等升五人。三年不怠者猛安谋克迁一官，县官升一等。田荒及十之一者笞三十，分数加至徒一年。三年皆荒者，猛安谋克追一官，县官以升等法降之。”为永格。六年二月，诏罢括陕西之地。又陕西提刑司言：“本路户民安水磨、油栿，所占步数在私地有税，官田则有租，若更输水利钱银，是重并也，乞除之。”省臣奏：“水利钱银以辅本路之用，未可除也，宜视实占地数，除税租。”命他路视此为法。

承安二年，遣户部郎中上官瑜往西京并沿边，劝举军民耕种。又差户部郎中李敬义往临潢等路规画农事。旧令，军人所授之地不得租赁与人，违者苗付地主。泰和四年九月定制，所拨地土十里内自种之数，每丁四十亩，续进丁同此，余者许令便宜租赁及两和分种，违者钱业还主。上闻六路括地时，其间屯田军户多冒名增口，以请官地，及包取民田，而民有空输税赋、虚抱物力者，应诏陈言人多论之。五年二月，尚书省奏：“若复遣官分往，追照案凭，讼言纷纷，何时已乎？”遂令虚抱税石已输送入官者，命于税内每岁续克之。泰和七年，募民种佃清河等处地，以其租分为诸春水处饵鹅鸭之食。八年八月，户部尚书高汝砺言：“旧制，人户请佃荒地者，以各路最下第五等减半定租，仍免八年输纳。若作己业，并依第七等税钱减半，亦免三年输纳。自首冒佃比邻田，定租三分纳二。其请佃黄河退滩地者，次年纳租。向者小民不为久计，比至纳租之时多巧避匿，或复告退，盖由元限太远，请佃之初无人保识故尔。今请佃者可免三年，作己业者免一年，自首冒佃并请退滩地，并令当年输租，以邻首保识，为长制。”

宣宗贞祐三年七月，以既徙河北军户于河南，议所以处之者。宰臣曰：“当指官田及牧地分畀之，已为民佃者则俟秋获后，仍日给米一升，折以分钞。”太常丞石抹世绩曰：“荒田牧地耕辟费力。夺民素垦则民失所。况军户率无牛，宜令军户分人归守本业，至春复还，为固守计。”上卒从宰臣议，将括之，侍御史刘元规上书曰：“伏见朝廷有括地之议，闻者无不骇愕。向者河北、山东已为此举，民之茔墓井灶悉为有军有，怨嗟争讼至今未绝，若复行之，则将大失众心，荒田不可耕，徒有得地之名，而无享利之实。纵得熟土，不能亲耕，而复令民佃之，所得无几，而使纷纷交病哉！”上大悟，罢之。

八月，先以括地事未有定论，北方侵及河南，由是尽起诸路军户南来。共图保守，而不能知所以得军粮之术。众议谓可分遣官聚耆老问之，其将益赋，或与军田，二者孰便。参政汝砺言：“河南官民地相半，又多全佃官地之家，一旦夺之，何以自活？小民易动难安，一时避赋遂有舍田之言，及与人能勿悔乎，悔则忿心生矣！如山东拨地时，腴地尽入富家，瘠者乃付贫户，无益于军，而民有损。惟当倍益官租，以给军食。复以系官荒田牧地量数与之，令其自耕，则民不失业，官不厉民矣！”从之。三年十月，高汝砺言：“河北军户徙居河南者几百万口，人日给米一升，岁费三百六十万石，半以给直，犹支粟三百万石。河南租地计二十四万顷，岁租才一百五十六万，乞于经费之外倍征以给之。”遂命右司谏冯开等五人分诣诸郡，就授以荒官田及牧地可耕者，人三十亩。

十一月，又议以括荒田及牧马地给军。命尚书右丞高汝砺总之。汝砺还奏：“今顷亩之数较之旧籍甚少，复瘠恶不可耕，均以可耕者与之，人得无几。又僻远之处必徙居以就之，彼皆不能自耕，必以与人，又当取租于数百里之外。况今农田且不能尽辟，岂有余力以耕丛薄交固、草根纠结之荒地哉！军不可仰此得食也，审矣。今询诸军户，皆曰：‘得半粮犹足自养，得田不能耕，复罢其廪，将何所赖？’臣知初籍地之时，未尝按阅其实，所以不如其数，不得其处也。若复考计州县，必各妄承风旨，追呼究结以应命。不足其数，则妄指民田以充之，则所在骚然矣！今民之赋役三倍平时，飞挽转输，日不暇给，而复为此举，何以堪之。且军户暂迁，行有还期，何为以此病民哉！病民而军获利，犹不可为，况无所利乎！惟陛下加察。”遂诏罢给田，但半给粮、半给实直焉。四年，复遣官括河南牧马地，既籍其数，上命省院议所以给军者，宰臣曰：“今军户当给粮者四十四万八千余口，计当口占六亩有奇，继来者不与焉。但相去数百里者，岂能以六亩之故而远来哉！兼月支口粮不可遽罢，臣等窃谓军户愿佃者即当计口给之。自余僻远不愿者，宜准近制，系官荒地许军民耕辟例，令军民得占莳之。”院官曰：“牧马地少，且久荒难耕，军户复乏农器，然不给之，则彼自支粮外，更无从得食，非蓄锐待敌之计。给之则亦未能遽减其粮，若得迟以岁月，俟颇成伦次，渐可以省官廪耳。今夺於有力者，即以授其无力者，恐无以耕。乞令司县官劝率民户，借牛破荒，至来春然后给之。司县官能率民户以助耕而无骚动者，量加官赏，庶几有所激劝。”宰臣复曰：“若如所言，则司县官贪慕官赏，必将抑配，以至扰民。今民家之牛，量地而畜之。况比年以来，农功甫毕则并力转输犹恐不及，岂有暇耕它人之田也。惟如臣等前奏为便。”诏再议之。乃拟民有能开牧马地及官荒地作熟田者，以半给之为永业，半给军户。奏可。四年，省奏：“自古用兵，且耕且战，是以兵食交足。今诸帅分兵不啻百万，一充军伍咸仰于官，至于妇子居家安坐待哺，盖不知屯田为经久之计也。愿下明诏，令诸帅府各以其军耕耨，亦以逸待劳之策也。”诏从之。

兴定三年正月，尚书右丞领三司事侯挚言：“按河南军民田总一百九十七万顷有奇，见耕种者九十六万余顷，上田可收一石二斗，中田一石，下田八斗，十一取之，岁得九百六十万石，自可优给岁支，且使贫富均，大小各得其所。臣在东平尝试行二三年，民不疲而军用足。”诏有司议行之。四年十月，移剌不言：“军户自徙于河南，数岁尚未给田，兼以移徙不常，莫得安居，故贫者甚众。请括诸屯处官田，人给三十亩，仍不移屯它所，如此则军户可以得所，官粮可以渐省。”宰臣奏：“前此亦有言授地者，枢密院以谓俟事缓而行之。今河南罹水灾，流亡者众，所种麦不及五万顷，殆减往年太半，岁所入殆不能足。若拨授之为永业，俟有获即罢其家粮，亦省费之一端也。”上从之。又河南水灾，逋户太半，田野荒芜，恐赋入少而国用乏，遂命唐、邓、裕、察、息、寿、颍、亳及归德府被水田，已燥者布种，未渗者种稻，复业之户免本租及一切差发，能代耕者如之，有司擅科者以违制论，阙牛及食者率富者就贷。五年正月，京南行三司石抹斡鲁言：“京南、东、西三路，屯军老幼四十万口，岁费粮百四十余万石，皆坐食民租，甚非善计。宜括逋户旧耕田，南京一路旧垦田三十九万八千五百余顷，内官田民耕者九万九千顷有奇。今饥民流离者太半，东、西、南路计亦如之，朝廷虽招使复业，民恐既复之后生计未定而赋敛随之，往往匿而不出。若分给军户人三十亩，使之自耕，或召人佃种，可数岁之后畜积渐饶，官粮可罢。”令省臣议之，更不能行。

租赋

金制，官地输租，私田输税。租之制不传，大率分田之等为九而差次之。夏税亩取三合，秋税亩取五升，又纳秸一束，束十有五斤。夏税六月止八月，秋税十月止十二月，为初、中、末三限，州三百里外，纾其期一月。屯田户佃官地者，有司移猛安谋克督之。泰和五年，章宗谕宰臣曰：“十月民获未毕，遽令纳税可乎？”改秋税限十一月为初。中都、西京、北京、上京、辽东、临潢、陕西地寒，稼穑迟熟，夏税限以七月为初。凡输送粟麦，三百里外石减五升，以上每三百里递减五升。粟折秸百称者，百里内减三称，二百里减五称，不及三百里减八称，三百里及输本色槁草，各减十称。计民田园、邸舍、车乘、牧畜、种植之资，藏镪之数，征钱有差，谓之物力钱。遇差科，必按版籍，先及富者，势均则以丁多寡定甲乙。有横科，则视物力，循大至小均科。其或不可分摘者，率以次户济之。凡民之物力，所居之宅不预。猛安谋克户、监户、官户所居外，自置民田宅，则预其数。墓田、学田，租税、物力皆免。

民诉水旱应免者，河南、山东、河东、大名、京兆、凤翔、彰德部内支郡，夏田四月，秋田七月，余路夏以五月，秋以八月，水田则通以八月为限，遇闰月则展期半月，限外诉者不理。非时之灾则无限。损十之八者全免，七分免所损之数，六分则全征。桑被灾不能蚕，则免丝绵绢税。诸路雨雪及禾稼收获之数，月以捷步申户部。凡叙使品官之家，并免杂役，验物力所当输者、止出雇钱。进纳补官未至荫子孙、及凡有出身者、(谓司吏、译人等。)出职带官叙当身者、杂班叙使五品以下、及正品承应已带散官未出职者，子孙与其同居兄弟，下逮终场举人，系籍学生、医学生，皆免一身之役。三代同居，已旌门则免差发，三年后免杂役。

太宗天会元年，敕有司轻徭赋，劝稼穑。十年，以辽人士庶之族赋役等差不一，诏有司命悉均之。熙宗天眷五年十二月，诏免民户残欠租税。皇统三年，蠲民税之未足者。世宗大定二年五月，谓宰臣曰：“凡有徭役，均科强户，不得抑配贫民。”有言以用度不足，奏预借河北东西路、中都租税，上以国用虽乏，民力尤艰，遂不允。三年，以岁歉，诏免二年租税。又诏曰：“朕比以元帅府从宜行事，今闻河南、陕西、山东、北京以东、及北边州郡，调发甚多，而省部又与他州一例征取赋役，是重扰也。可凭元帅府已取者例，蠲除之。”五年，命有司：“凡罹蝗旱水溢之地，蠲其赋税。”六年，以河北、山东水，免其租。八年十月，彰德军节度使高昌福上书言税租甚重，上谕翰林学士张景仁曰：“今租税法比近代甚轻，而以为重，何也？”景仁曰：“今之税敛殊轻，非税敛则国用何从而出？”二年二月，尚书省奏：“天下仓廪贮粟二千七十九万余石。”上曰：“朕闻国无九年之蓄则国非其国，朕是以括天下之田以均其赋，岁取九百万石，自经费七百万石外，二百万石又为水旱之所蠲免及赈贷之用，余才百万石而已。朕广蓄积，备饥谨也。小民以为税重，小臣沽民誉，亦多议之。盖不虑国家缓急之备也。”

十二年正月，以水旱免中都、西京、南京、河北、河东、山东、陕西去年租税。十三年，谓宰臣曰：“民间科差，计所免已过半矣。虑小民不能详知，吏缘为奸，仍旧征取，其令所在揭榜谕之。”十月，敕州县官不尽力催督税租，以致逋悬者，可止其俸，使之征足，然后给之。十六年正月，诏免去年被水旱路分租税。十七年，上问宰臣曰：“辽东赋税旧六万余石，通检后几二十万。六万时何以仰给，二十万后所积几何？”户部契勘，谓：“先以官吏数少故能给，今官吏兵卒及孤老数多，以此费大。”上曰：“当察其实，毋令妄费也。”十七年三月，诏免河北、山东、陕西、河东、西京、辽东等十路去年被旱蝗租税。十八年正月。免中都、河北、河东、山东、河南、陕西等路前年被灾租税。十九年秋，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以水旱伤民田十三万七千七百余顷，诏蠲其租。二十年三月，以中都、西京、河北、山东、河东、陕西路前岁被灾，诏免其租税。以户部尚书曹望之之言，诏减鄜延及河东南路税五十二万余石，增河北西路税八万八千石。又诏诸税粟非关边要之地者，除当储数外，听民从便折纳。二十一年九月，以中都水灾，免租。前时近官路百姓以牛夫充递运者，复于它处未尝就役之家征钱偿之。二十三年，宗州民王仲规告乞征还所役牛夫钱，省臣以奏，上曰：“此既就役，复征钱于彼，前虽如此行之，复恐所给钱未必能到本户，是两不便也。不若止计所役，免租税及铺马钱为便。其预计实数以闻。若和雇价直亦须裁定也。”有司上其数，岁约给六万四千余贯，计折粟八万六千余石。上复命，自今役牛夫之家，以去道三十里内居者充役。二十六年，军民地罹水旱之灾者，二十一万顷免税凡四十九万余石。二十七年六月，免中都、河北等路尝被河决水灾军民租税。十一月，诏河水泛溢，农田被灾者，与免差税一年。怀、卫、孟、郑四州塞河劳役，并免今年差税。章宗大定二十九年，赦民租十之一。河东南北路则量减之。尚书省奏，两路田多峻阪，硗瘠者往往再岁一易，若不以地等级蠲除，则有不均。遂敕以赦书特免一分外，中田复减一分，下田减二分。旧制，夏、秋税纳麦、粟、草三色，以各处所须之物不一，户部复令以诸所用物折纳。上封事者言其不可，户部谓如此则诸路所须之物要当和市，转扰民矣。遂命太府监，应折纳之物为祗承宫禁者，治黄河薪刍增直二钱折纳，如黄河岸所用木石固非土产，乃令所属计置，而罢它应折纳者。

明昌元年四月，上封事者乞薄民之租税，恐廪粟积久腐败。省臣奏曰：“臣等议，大定十八年户部尚书曹望之奏，河东及鄜延两路税颇重，遂减五十二万余石。去年赦十之一，而河东瘠地又减之。今以岁入度支所余无几，万一有水旱之灾，既蠲免其所入，复出粟以赈之，非有备不可。若复欲减，将何以待之。如虑腐败，令诸路以时曝晾，毋令致坏，违者论如律。”制可。

十一月，尚书省奏：“河南荒闲官地，许人计丁请佃，愿仍为官者免租八年，愿为己业者免税三年。”诏从之。明昌二年二月，敕自今民有诉水旱灾伤者，即委官按视其实，申所属州府，移报提刑司，同所属检毕，始令翻耕。三年六月，有司言河州灾伤，阙食之民犹有未输租者，诏蠲之。九月，以山东、河北三路被灾，其权阁之租及借贷之粟，令俟岁丰日续征。上如秋山，免围场经过人户今岁夏秋租税之半。四年冬十月，上行幸，谕旨尚书省曰：“海壖石城等县，地瘠民困，所种惟黍稗而已。及赋於官，必以易粟输之。或令止课所产，或依河东路减税，至还京当定议以闻。”五年，敕免河决被灾之民秋租。泰和四年四月，以久旱下诏责躬，免所旱州县今年夏税。九月，陈言者谓：“河间、沧州逃户，物力钱至数千贯，而其差发，有司止取办于见户，民不能堪矣！”诏令按察司，除地土物力命随其业，而权止其浮财物力。五年正月，诏有司：“自泰和三年尝所行幸至三次者，被科之民特免半年租税。”八年五月，以宋谋和，诏天下，免河南、山东、陕西六路今年夏税，河东、河北、大名等五路半之。八月，诏诸路农民请佃荒田者，与免租赋三年，作己业者一年，自首冒佃、及请佃黄河退滩地者，不在免例。

宣宗贞祐三年十月，御史田迥秀言：“方今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有司不惜民力，征调太急，促其期限，痛其棰楚。民既罄其所有而不足，遂使奔走傍求于它境，力竭财殚，相踵散亡，禁之不能止也，乞自今凡科征必先期告之，不急者皆罢，庶民力宽而逋者可复。”诏行之。十二月，诏免逃户租税。四年三月，免陕西逃户租。五月，山东行省仆散安贞言：“泗州被灾，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木皮而已。而邳州戍兵数万，急征重役，悉出三县，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应一切之命。民皆逋窜，又别遣进纳闲官以相迫督。皆怙势营私，实到官者才十之一，而徒使国家有厚敛之名。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诏从之。兴定元年二月，免中京、嵩、汝等逋租十六万石。四年，御史中丞完颜伯嘉奏：“亳州大水，计当免租三十万石，而三司官不以实报，止免十万而已。”诏命治三司官虚妄之罪。七月，以河南大水，下诏免租劝种，且命参知政事李复亨为宣慰使，中丞完颜伯嘉副之。十月，以久雨，令宽民输税之限。十一月，上曰：“闻百姓多逃，而逋赋皆抑配见户，人何以堪？军储既足，宜悉除免。今又添军须钱太多，亡者讵肯复业乎？”遂命行部官阅实免之，已代纳者给以恩例，或除它役，仍减桑皮故纸钱四之一。三年，令逃户复业者但输本租，余差役一切皆免。能代耕者，免如复户。有司失信擅科者，以违制论。

四年十二月，镇南军节度使温迪罕思敬上书言：“今民输税，其法大抵有三，上户输远仓，中户次之，下户最近。然近者不下百里，远者数百里，道路之费倍于所输，而雨雪有稽违之责。遇贼有死伤之患。不若止输本郡，令有司检算仓之所积，称屯兵之数，使就食之。若有不足，则增敛于民，民计所敛不及道里之费，将忻然从之矣！”五年十月，上谕宰臣曰：“比欲民多种麦，故令所在官贷易麦种。今闻实不贷与，而虚立案簿，反收其数以补不足之租。其遣使究治。”

元光元年，上闻向者有司以征税租之急，民不待熟而刈之，以应限。今麦将熟矣，其谕州县，有犯者以慢军储治罪。九月，权立职官有田不纳租罪。京南司农卿李蹊言：“按《齐民要术》，麦晚种则粒小而不实，故必八月种之。今南路当输秋税百四十余万石，草四百五十余万束，皆以八月为终限。若输远仓及泥淖，往返不下二十日，使民不暇趋时，是妨来岁之食也。乞宽征敛之限。使先尽力于二麦。”朝廷不从。元光二年，宰臣奏：“去岁正月京师见粮才六十余万石，今三倍矣，计国用颇足，而民间租税征之不绝，恐贫民无所输而逋亡也。”遂以中旨遍谕止之。

牛头税

即牛具税，猛安谋克部女直户所输之税也。其制每耒牛三头为一具，限民口二十五受田四顷四亩有奇，岁输粟大约不过一石，官民占田无过四十具。天会三年，太宗以岁稔，官无储积无以备饥谨，诏令一耒赋粟一石，每谋克别为一廪贮之。四年，诏内地诸路，每牛一具赋粟五斗，为定制。

世宗大定元年，诏诸猛安不经迁移者，征牛具税粟，就命谋克监其仓，亏损则坐之。十二年，尚书省奏：“唐古部民旧同猛安谋克定税，其后改同州县，履亩立税，颇以为重。”遂命从旧制。二十年，定功授世袭谋克，许以亲族从行，当给以地者，除牛九具以下全给，十具以上四十具以下者，则于官豪之家量拨地六具与之。二十一年，世宗谓宰臣曰：“前时一岁所收可支三年，比闻今岁山西丰稔，所获可支三年。此间地一岁所获不能支半岁，而又牛头税粟，每牛一头止令各输三斗，又多逋悬，此皆递互隐匿所致，当令尽实输之。”二十三年，有司奏其事，世宗谓左丞完颜襄曰：“卿家旧止七具，今定为四十具，朕始令卿等议此，而卿皆不欲，盖各顾其私尔。是后限民口二十五，算牛一具。”七月，尚书省复奏其事，上虑版籍岁久贫富不同，猛安谋克又皆年少，不练时事，一旦军兴，按籍征之必有不均之患。乃令验实推排。阅其户口、畜产之数，其以上京二十二路来上。八月，尚书省奏，推排定猛安谋克户口、田亩、牛具之数。猛安二百二，谋克千八百七十八，户六十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口六百一十五万八千六百三十六，内正口四百八十一万二千六百六十九，奴婢口一百三十四万五千九百六十七，田一百六十九万三百八十顷有奇，牛具三十八万四千七百七十一。在都宗室将军司，户一百七十，口二万八千七百九十，内正口九百八十二，奴婢口二万七千八百八，田三千六百八十三顷七十五亩有奇，牛具三百四。迭剌、唐古二部五飐，户五千五百八十五，口一十三万七千五百四十四，内正口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三，奴婢口一万八千八十一，田四万六千二十四顷一十七亩，牛具五千六十六。后二十六年，尚书省奏并征牛头税粟，上曰：“积压五年，一见并征，民何以堪？其令民随年输纳。被灾者蠲之，贷者俟丰年征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