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
魏徵,字玄成,钜鹿曲城人也。父长贤,北齐屯留令。徵少孤贫,落拓有大志, 不事生业,出家为道士。好读书,多所通涉,见天下渐乱,尤属意纵横之说。大业 末,武阳郡丞元宝藏举兵以应李密,召徵使典***。密每见宝藏之疏,未尝不称善, 既闻徵所为,遽使召之。徵进十策以干密,虽奇之而不能用。及王世充攻密于洛口, 徵说密长史郑颋曰:“魏公虽骤胜,而骁将锐卒死伤多矣;又军无府库,有功不赏。 战士心惰,此二者难以应敌。未若深沟高垒,旷日持久,不过旬月,敌人粮尽,可 不战而退,追而击之,取胜之道。且东都食尽,世充计穷,意欲死战,可谓穷寇难 与争锋,请慎无与战。”颋曰:“此老生之常谈耳!”徵曰:“此乃奇谋深策,何 谓常谈?”因拂衣而去。及密败,徵随密来降,至京师,久不见知。自请安辑山东, 乃授秘书丞,驱传至黎阳。时徐世勣尚为李密拥众,徵与世勣书曰:
自隋末乱离,群雄竞逐,跨州连郡,不可胜数。魏公起自叛徒,奋臂大呼,四 方响应,万里风驰,云合雾聚,众数十万。威之所被,将半天下,破世充于洛口, 摧化及于黎山。方欲西蹈咸阳,北凌玄阙,扬旌瀚海,饮马渭川,翻以百胜之威, 败于奔亡之虏。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归,不可以力争。是以魏公思皇天之乃睠, 入函谷而不疑。公生于扰攘之时,感知己之遇。根本已拔,确乎不动,鸠合遗散, 据守一隅。世充以乘胜余勇,息其东略;建德因侮亡之势,不敢南谋。公之英声, 足以振于今古。然谁无善始,终之虑难。去就之机,安危大节。若策名得地,则九 族廕其余辉;委质非人,则一身不能自保。殷鉴不远,公所闻见。孟贲犹豫,童子 先之,知几其神,不俟终日。今公处必争之地,乘宜速之机,更事迟疑,坐观成败, 恐凶狡之辈,先人生心,则公之事去矣。
世勣得书,遂定计遣使归国,开仓运粮,以馈淮安王神通之军。俄而建德悉众 南下,攻陷黎阳,获徵,署为起居舍人。及建德就擒,与裴矩西入关。隐太子闻其 名,引直洗马,甚礼之。徵见太宗勋业日隆,每劝建成早为之所。及败,太宗使召 之,谓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 太宗素器之,引为詹事主簿。及践祚,擢拜谏议大夫,封钜鹿县男,使安辑河北, 许以便宜从事。徵至磁州,遇前宫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锢送诣京师。徵谓 副使李桐客曰:“吾等受命之日,前宫、齐府左右,皆令赦原不问。今复送思行, 此外谁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 无不为,宁可虑身,不可废国家大计。今若释遣思行,不问其罪,则信义所感,无 远不臻。古者,大夫出疆,苟利社稷,专之可也。况今日之行,许以便宜从事,主 上既以国士见待,安可不以国士报之乎?”即释遣思行等,仍以启闻,太宗甚悦。
太宗新即位,励精政道,数引徵入卧内,访以得失。徵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 直,无所屈挠。太宗与之言,未尝不欣然纳受。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 无不言。太宗尝劳之曰:“卿所陈谏,前后二百余事,非卿至诚奉国,何能若是?” 其年,迁尚书左丞。或有言徵阿党亲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彦博案验无状,彦博奏 曰:“徵为人臣,须存形迹,不能远避嫌疑,遂招此谤。虽情在无私,亦有可责。” 帝令彦博让徵,且曰:“自今后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闻君臣协 契,义同一体。不存公道,唯事形迹,若君臣上下,同遵此路,则邦之兴丧,或未 可知。”帝瞿然改容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 为忠臣。”帝曰:“忠、良有异乎?”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 龙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 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帝深纳其言,赐绢 五百匹。贞观三年,迁秘书监,参预朝政。徵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学者校 定四部书。数年之间,秘府图籍,粲然毕备。时高昌王麹文泰将入朝,西域诸国咸 欲因文泰遣使贡献,太宗令文泰使人厌怛纥干往迎接之。徵谏曰:“中国始平,疮 痍未复,若微有劳役,则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经州县,犹不能供,况加于此 辈。若任其商贾来往,边人则获其利;若为宾客,中国即受其弊矣。汉建武二十二 年,天下已宁。西域请置都护、送侍子,光武不许,盖不以蛮夷劳弊中国也。今若 许十国入贡,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缘边诸州何以取济?人心万端,后虽悔之,恐无 所及。”上善其议。时厌怛纥干已发,遽追止之。后太宗幸九成宫,因有宫人还京, 憩于湋川县之官舍。俄又右仆射李靖、侍中王珪继至,官属移宫人于别所而舍靖等。 太宗闻之,怒曰:“威福之柄,岂由靖等?何为礼靖而轻我宫人!”即令案验湋川 官属及靖等。徵谏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宫人,皇后扫除之隶。论其委付, 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访朝廷法式,归来,陛下问人间疾苦。靖等自当与官 吏相见,官吏亦不可不谒也。至于宫人,供食之外,不合参承。若以此罪责县吏, 恐不益德音,徒骇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释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寝 而不问。寻宴于丹霄楼,酒酣。太宗谓长孙无忌曰:“魏徵、王珪,昔在东宫,尽 心所事,当时诚亦可恶。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为无愧古人。然徵每谏我不 从,发言辄即不应,何也?”对曰:“臣以事有不可,所以陈论,若不从辄应,便 恐此事即行。”帝曰:“但当时且应,更别陈论,岂不得耶?”徵曰:“昔舜诫群 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若臣面从陛下方始谏,此即‘退有后言’,岂是稷、 契事尧、舜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觉妩媚,适为此耳。” 徵拜谢曰:“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是 月,长乐公主将出降,帝以皇后所生,敕有司资送倍于永嘉长公主。徵曰:“不可。 昔汉明欲封其子,云‘我子岂与先帝子等?可半楚、淮阳。’前史以为美谈。天子 姊妹为长公主,子为公主,既加‘长’字,即是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浅深,无容礼 相逾越。”上然其言,入告长孙皇后,后遣使赍钱四十万、绢四百匹,诣徵宅以赐 之。寻进爵郡公。七年,代王珪为侍中,尚书省滞讼有不决者,诏徵评理之。徵性 非习法,但存大体,以情处断,无不悦服。初,有诏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 孔颖达、许敬宗撰《隋史》,姚思廉撰《梁》、《陈史》,李百药撰《齐史》。徵 受诏总加撰定,多所损益,荐在简正。《隋史》序论,皆徵所作、《梁》、《陈》、 《齐》各为总论,时称良史。史成,加左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赐物二千段。
徵自以无功于国,徒以辩说,遂参帷幄,深惧满盈,后以目疾频表逊位。太宗 曰:“朕拔卿于雠虏之中,任公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 在矿也,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匠。卿 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其年,徵又面请逊位,太宗难违之,乃拜徵特进, 仍知门下事。其后又频上四疏,以陈得失。其一曰:
臣观自古受图膺运,继体守文,控御英杰,南面临下,皆欲配厚德于天地,齐 高明于日月,本枝百代,传祚无穷。然而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 之失其道也。殷鉴不远,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统一寰宇,甲兵强盛,四十余年, 风行万里,威动殊俗;一旦举而弃之,尽为他人之有。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 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驱天下以从欲,罄 万物以自奉,采域中之子女,求远方之奇异。宫宇是饰,台榭是崇,徭役无时,干 戈不戢。外示威重,内多险忌。谗邪者必受其福,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 臣道隔,人不堪命,率土分崩。遂以四海之尊,殒于匹夫之手,子孙殄灭,为天下 笑,深可痛哉!圣哲乘机,拯其危溺,八柱倾而复正,四维绝而更张。远肃迩安, 不逾于期月;胜残去杀,无待于百年。今宫观台榭,尽居之矣;奇珍异物,尽收之 矣;姬姜淑媛,尽侍于侧矣;四海九州,尽为臣妾矣。若能鉴彼之所以亡,念我之 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 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理,德之上也。若成功不毁,即仍其旧,除其不 急,损之又损。杂茅茨于桂栋,参玉砌以土阶,悦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 逸,作之者劳,亿兆悦以子来,群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圣罔念,不慎厥终, 忘缔构之艰难,谓天命之可恃。忽彩椽之恭俭,追雕墙之侈靡,因其基以广之,增 其旧而饰之。触类而长,不思止足,人不见德,而劳役是闻,斯为下矣。譬之负薪 救火,扬汤止沸,以乱易乱,与乱同道,莫可则也,后嗣何观,则人怨神怒;人怨 神怒,则灾害必下,而祸乱必作。祸乱既作,而能以身名令终者,鲜矣!顺天*** 之后,隆七百之祚,贻厥孙谋,传之万世,难得易失,可不念哉!
其二曰: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 其德义。源不深而岂望流之远,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治,虽在下 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人君当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将崇极天之峻,永 保无疆之休。不念于居安思危,戒贪以俭;德不处其厚,情不胜其欲,斯亦伐根以 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长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莫不殷忧而道著,功成而德衰。 有善始者实繁,能克终者盖寡,岂其取之易而守之难乎?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 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竭诚则胡越为一体, 傲物则骨肉为行路。虽董之以严刑,振之以威怒,终苟免而不怀仁,貌恭而不心服。 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奔车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诚能 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所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 溢则思江海而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恐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 思虚心以纳下,想谗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 因怒而滥刑。总此十思,弘兹九德,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 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可以尽豫游之乐,可 以养松乔之寿,鸣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 亏无为之大道哉!
其三曰:
臣闻《书》曰:“明德慎罚,惟刑恤哉!”《礼》云:“为上易事,为下易知, 则刑不烦矣。上多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长不 劳,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无二心;上播忠厚之诚,下竭股肱之力,然后太平 之基不坠,“康哉”之咏斯起。当今道被华夷,功高宇宙,无思不服,无远不臻。 然言尚于简大,志在于明察,刑赏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 一,不以亲疏贵贱而轻重者也。今之刑赏,未必尽然。或申屈在乎好恶,轻重由乎 喜怒。遇喜则矜其刑于法中,逢怒则求其罪于事外;所好则钻皮出其毛羽,所恶则 洗垢求其瘢痕。瘢痕可求,则刑斯滥矣;毛羽可出,则赏典谬矣。刑滥则小人道长, 赏谬则君子道消。小人之恶不惩,君子之善不劝,而望治安刑措,非所闻也。且夫 豫暇清谈,皆敦尚于孔、老;威怒所至,则取法于申、韩。直道而行,非无三黜, 危人自安,盖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风已扇。夫上风既扇,则下生百端, 人竞趋时,则宪章不一,稽之王度,实亏君道。昔州黎上下其手,楚国之法遂差; 张汤轻重其心,汉朝之刑以弊。人臣之颇僻,犹莫能申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将 何以措其手足乎!以睿圣之聪明,无幽微而不烛,岂神有所不达,智有所不通哉? 安其所安,不以恤刑为念;乐其所乐,遂忘先笑之变。祸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 所召,安可不思?顷者责罚稍多,威怒微厉,或以供给不赡,或以人不从欲,皆非 致治之所急,实乃骄奢之攸渐。是知贵不与骄期而骄自来,富不与奢期而奢自至, 非徒语也。且我之所代,实在有隋,隋氏乱亡之源,圣明之所临照。以隋氏之甲兵, 况当今之士马;以隋氏之府储藏,譬今日之资储;以隋氏之户口,校今时之百姓。 度长计大,曾何等级?然隋氏以富强而丧败,动之也;我以贫寡而安宁,静之也。 静之则安,动之则乱,人皆知之,非隐而难见也,微而难察也。鲜蹈平易之途,多 遵覆车之辙,何哉?在于安不思危,治不念乱,存不虑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乱, 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于身将戮辱, 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夫鉴形之美恶,必就于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于亡国。《诗》曰:“殷鉴不 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思隋氏以 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乱,则治矣; 思其所以亡,则存矣。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畋游之娱,息靡丽之作,罢 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听苦口之忠言。去易进 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家之产,顺百姓之心。 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 里斯应,超上德于前载,树风声于后昆。此圣哲之宏规,帝王之盛业,能事斯毕, 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既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 保之不固,则骄奢淫泆动之也。慎终如始,可不勉欤!《易》云:“君子安不忘危, 存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惟 陛下欲善之志,不减于昔时,闻过必改,少亏于曩日。若能以当今之无事,行畴昔 之恭俭,则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
其四曰:
臣闻为国之基,必资于德礼;君子所保,惟在于诚信。诚信立则下无二心,德 礼形则远人斯格。然则德礼诚信,国之大纲,在于父子君臣,不可斯须而废也。故 孔子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文 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诚在令外。”然则言而不行,言不信也; 令而不从,令无诚也。不信之言,无诚之令,为上则败国,为下则危身,虽在颠沛 之中,君子所不为也。自王道休明,十有余载,威加海外,万国来庭,仓禀日积, 土地日广。然而道德未益厚,仁义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尽于诚信,虽 有善始之勤,未睹克终之美故也。其所由来者渐,非一朝一夕之故。昔贞观之始, 闻善若惊,暨五六年间,犹悦以从谏。自兹厥后,渐恶直言,虽或勉强,时有所容, 非复曩时之豁如也。謇谔之士,稍避龙鳞;便佞之徒,肆其巧辩。谓同心者为朋党, 谓告讦者为至公,谓强直者为擅权,谓忠谠者为诽谤。谓之朋党,虽忠信而可疑; 谓之至公,虽矫伪而无咎。强直者畏擅权之议,忠谠者虑诽谤之尤。至于窃斧生疑, 投杼致惑,正人不得尽其言,大臣莫能与之诤。荧惑视听,郁于大道,妨化损德, 其在兹乎?故孔子恶利口之覆邦家,盖为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异。君子掩人 之恶,扬人之善,临难无苟免,杀身以成仁。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唯利之所 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则何所不至。今将求致治,必委之于君子;事有得 失,或访之于小人。其待君子也,则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轻而狎。狎则言无不尽, 疏则情或不通。是誉毁在于小人,刑罚加于君子,实兴丧所在,亦安危所系,可不 慎哉!夫中智之人,岂无小慧,然才非经国,虑不及远,虽竭力尽诚,犹未免于倾 败;况内怀奸利,承颜顺旨,其为患祸,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 焉,未见小人而仁者。”然则君子不能无小恶,恶不积,无妨于正道;小人或时有 小善,善不积,不足以立忠。今谓之善人矣,复虑其有不信,何异夫立直木而疑其 影之不直乎?虽竭精神,劳思虑,其不可亦已明矣。
夫君能尽礼,臣得竭忠,必在于内外无私,上下相信。上不信则无以使下,下 不信则无以事上。信之为义,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无不利。昔齐桓公问于管仲 曰:“吾欲酒腐于爵,肉腐于俎,得无害于霸乎?”管仲曰:“此极非其善者,然 亦无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 害霸也;用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参之,害霸也。”晋中行穆伯攻鼓, 经年而不能下,馈间伦曰:“鼓之啬夫,间伦知之,请无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 伯不应。左右曰:“不折一戟,不伤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为不取?”穆伯曰: “间伦之为人也,佞而不仁。若间伦下之,吾不可以不赏。赏之,是赏佞人也。佞 人得志,是使晋国之士舍仁而为佞,虽得鼓,将何用之?”夫穆伯列国大夫,管仲 霸者之佐,犹慎于信任,远避佞人也如此,况乎为四海之大君,应千龄之上圣,而 可使巍巍之盛德,复将有所间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杂,必怀之以德,待之 以信,厉之以义,节之以礼,然后善善而恶恶,审罚而明赏,则小人绝其佞邪,君 子自强不息。无为之化,何远之有?善善而不能进,恶恶而不能去,罚不及于有罪, 赏不加于有功,则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锡祚胤,将何望哉?
太宗手诏嘉美,优纳之。尝谓长孙无忌曰:“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 必须威权独运,不得委任群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革 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语,天下大宁。绝域君长,皆来 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此皆魏徵之力也。”
太宗尝嫌上封者众,不近事实,欲加黜责。徵奏曰:“古者立诽谤之木,欲闻 己过。今之封事,谤木之流也。陛下思闻得失,祗可恣其陈道。若所言衷,则有益 于陛下;若不衷,无损于国家。”太宗曰:“此言是也。”并劳而遣之。后太宗在 洛阳宫,幸积翠池,宴群臣,酒酣各赋一事。太宗赋《尚书》曰:“日昃玩百篇, 临灯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湎。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鲜。灭身资累 恶,成名由积善。”徵赋西汉曰:“受降临轵道,争长趣鸿门。驱传渭桥上,观兵 细柳屯。夜宴经柏谷,朝游出杜原。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 每言,必约我以礼也。”寻以修定《五礼》,当封一子为县男,请让孤兄子叔慈。 太宗怆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励俗。”遂许之。十二年,礼部尚书王珪奏言: “三品以上遇亲王于途,皆降乘,违法申敬,有乖仪准。”太宗曰:“卿辈皆自崇 贵,卑我兒子乎?”徵进曰:“自古迄兹,亲王班次三公之下。今三品皆曰天子列 卿及八座之长,为王降乘,非王所宜当也。求诸故事,则无可凭;行之于今,又乖 国宪。”太宗曰:“国家所以立太子者,拟以为君也。然则人之修短,不在老少, 设无太子,则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得轻我子耶?”徵曰:“殷家尚质,有兄终 弟及之义;自周以降,立嫡必长,所以绝庶孽之窥觎,塞祸乱之源本,有国者之所 深慎。”于是遂可珪奏。会皇孙诞育,召公卿赐宴,太宗谓侍臣曰:“贞观以前, 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 安国利民,犯颜正谏,匡朕之违者,唯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 解佩刀以赐二人。
徵以戴圣《礼记》编次不伦,遂为《类礼》二十卷,以类相从,削其重复,采 先儒训注,择善从之,研精覃思,数年而毕。太宗览而善之,赐物一千段,录数本 以赐太子及诸王,仍藏之秘府。
先是,遣使诣西域立叶护可汗,未还,又遣使多赍金银帛历诸国市马。徵谏曰: “今以立可汗为名,可汗未定,即诣诸国市马,彼必以为意在市马,不为专意立可 汗。可汗得立,则不甚怀恩。诸蕃闻之,以为中国薄义重利,未必得马,而失义矣。 昔汉文有献千里马者,曰:吾凶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里,銮舆在前,属车在后, 吾独乘千里马将安之?乃赏其道里所费而返之。汉光武有献千里马及宝剑者,马以 驾鼓车,剑以赐骑士。陛下凡所施为,皆邈逾三王之上,奈何至于此事,欲为孝文、 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苏则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则不求自至, 求而得之,不足为贵也。’陛下纵不能慕汉文之高行,可不畏苏则之言乎?”太宗 纳其言而止。时公卿大臣并请封禅,唯徵以为不可。太宗曰:“朕欲卿极言之。岂 功不高耶?德不厚耶?诸夏未治安耶?远夷不慕义耶?嘉瑞不至耶?年谷不登耶? 何为而不可?”对曰:“陛下功则高矣,而民未怀惠;德虽厚矣,而泽未滂流;诸 夏虽安,未足以供事;远夷慕义,无以供其求;符瑞虽臻,罗犹密;积岁丰稔, 仓廪尚虚,此臣所以窃谓未可。臣未能远譬,且借喻于人。今有人十年长患,疗治 且愈,此人应皮骨仅存,便欲使负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乱,非止 十年,陛下为之良医,疾苦虽已乂安,未甚充实,告成天地,臣窃有疑。且陛下东 封,万国咸萃,要荒之外,莫不奔走。今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 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岂可引彼夷狄,示以虚弱? 竭财以赏,未厌远人之望;重加给复,不偿百姓之劳。或遇水旱之灾,风雨之变, 庸夫横议,悔不可追。岂独臣之恳诚,亦有舆人之诵。”太宗不能夺。是后,右仆 射缺,欲拜之,徵固让乃止。及皇太子承乾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日隆,内外庶僚, 并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逾魏徵,我遣傅皇太子, 用绝天下之望。”十六年,拜太子太师,知门下省事如故。徵自陈有疾,诏答曰: “汉之太子,四皓为助,我之赖公,即其义也。知公疾病,可卧护之。”其年,称 绵惙,中使相望。徵宅先无正寝,太宗欲为小殿,辍其材为徵营构,五日而成,遣 中使赍素褥布被而赐之,遂其所尚也。及病笃,舆驾再幸其第,抚之流涕,问所欲 言,徵曰:“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亡。”后数日,太宗夜梦徵若平生,及旦而奏徵 薨,时年六十四。太宗亲临恸哭,废朝五日,赠司空、相州都督,谥曰文贞。给羽 葆鼓吹、班剑四十人,赙绢布千段、米粟千石,陪葬昭陵。及将祖载,徵妻裴氏曰: “徵平生俭素,今以一品礼葬,羽仪甚盛,非亡者之志。”悉辞不受,竟以布车载 柩,无文彩之饰。太宗登苑西楼,望丧而哭,诏百官送出郊外。帝亲制碑文,并为 书石。其后追思不已,赐其实封九百户。尝临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 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徵亡后,朕遣人至宅,就其书函得表一纸,始立表草, 字皆难识,唯前有数行,稍可分辩,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恶,任善人则国安, 用恶人则国乱。公卿之内,情有爱憎,憎者唯见其恶,爱者唯见其善。爱憎之间, 所宜详慎,若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贤勿贰,可以兴矣。’其遗 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书之于笏,知而必谏也。”徵状 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胆智,每犯颜进谏,虽逢王赫斯怒,神色不移。尝密荐中书侍 郎杜正伦及吏部尚书侯君集有宰相之材。徵卒后,正伦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诛,太 宗始疑徵阿党。徵又自录前后谏诤言辞往复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之,愈 不悦。先许以衡山公主降其长子叔玉,于是手诏停婚,顾其家渐衰矣。徵四子,叔 琬、叔璘、叔瑜。叔玉袭爵国公,官至光禄少卿;叔瑜至潞州刺史,叔璘礼部侍郎, 则天时为酷吏所杀。神龙初,继封叔玉子膺为郑国公。
叔瑜子华,开元初太子右庶子。
史臣曰:臣尝读汉史《刘更生传》,见其上书论王氏擅权,恐移运祚,汉成不 悟,更生徘徊伊郁,极言而不顾祸患,何匡益忠尽也如此!当更生时,谏者甚多。 如谷永、杨兴之上言,图为奸利,与贼臣为乡导,梅福、王吉之言,虽近古道,未 切事情。则纳谏任贤,讵宜容易!臣尝阅《魏公故事》,与文皇讨论政术,往复应 对,凡数十万言。其匡过弼违,能近取譬,博约连类,皆前代诤臣之不至者。其实 根于道义,发为律度,身正而心劲,上不负时主,下不阿权幸,中不侈亲族,外不 为朋党,不以逢时改节,不以图位卖忠。所载章疏四篇,可为万代王者法。虽汉之 刘向、魏之徐邈、晋之山涛、宋之谢朏,才则才矣,比文贞之雅道,不有遗行乎? 前代诤臣,一人而已。
赞曰:智者不谏,谏或不智。智者尽言,国家之利。郑公达节,才周经济。太 宗用之,子孙长世。
作品简介:《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2年的史事。《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于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作品简介:《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汉朝东汉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汉朝东汉时期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
作品简介:《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晋朝西晋时期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为了避免曹魏的《魏书》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魏书》相互混淆,北宋王朝在咸平六年(1003年)将三书合为一书,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设有史官,仅有陈寿在蜀为官收集,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这虽使《三国志》拥有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关键人物记载史料不足的缺点。《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也倍加赞赏,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今。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写“董昭等劝太祖都许”,提到了这样的细节,迁都许昌曹操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这就是微词了。《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如今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
作品简介:《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该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东汉末年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晋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
作品简介:《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南朝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宋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宋书》列传名录有姓名者,凡二百三十余人。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作品简介:《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南朝皇族梁萧子显所撰的历史书,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书中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作品简介:《梁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唐初姚察、姚思廉撰纪传体史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两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弊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南史》相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作品简介:《陈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唐代姚思廉所著,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
作品简介:《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题材,是北朝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中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魏书》共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1卷。《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作品简介:《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唐朝史学家李百药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该作品共50卷,纪8卷,列传42卷。作品记载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后五十余年史实,而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李百药撰。它虽以记载北朝北齐的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和列传四十二卷。《北齐书》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经历了三个朝代(北齐、隋、唐)、共六十多年时间。《北齐书》成书前李百药先后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和三年(公元629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父撰《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
作品简介:《周书》,中国历代正史之一,记载了周书四卷为天像地之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由唐朝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成书于贞观十年。共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周书》,唐代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周书》共五十卷,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贞观十年与《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同时进呈皇家。本书记载了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作品简介:《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唐代魏征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隋书》志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制度,分段叙述。《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关于《隋书》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乱,《旧唐书》记载“魏徽等撰”。而刘知几《史通》则说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共同撰成。还有题为长孙无忌撰述的。这是因为参加《隋书》撰述的人很多,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开始以魏徵为其主编,后来魏徵死了,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完成未完成的部分。《隋书》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志。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中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中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中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作品简介:《南史》,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繁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记载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大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
作品简介:《北史》二十四史之一。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丙戌年))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了解了上面这些基本情况,对于怎样读《南史》《北史》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在二十五史中,《史记》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齐、梁、陈四个皇朝的历史,《北史》是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它们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故可视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李延寿说,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当然不只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讲到《南史》《北史》时,把它们都归于“《史记》之流”。这说明前人就很重视《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点。《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作品简介:《旧唐书》属于史类文学作品,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作品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署名后晋刘昫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浙江余姚人闻人诠在苏州征借到当地人士所藏《旧唐书》,请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在苏州府学里对书稿作校对并开版印刷(工作到一半时,闻人诠离开苏州,但此事在多方支持下继续进行),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尽管《旧唐书》存在着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作品简介:《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
作品简介:《旧五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成书于北宋,原名是《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书中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旧五代史》五代各自为书。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作品简介:《新五代史》是宋欧阳修撰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近人褒贬不一。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其文学成就为世所公认。欧阳修杰出的文学才能在《新五代史》中有很好的体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文笔可谓出类拔萃,全书显出平易通畅、简洁有力的风格和笔削润饰功力的深厚,可与《史记》相媲美,其中的《伶官传序》、《宦者传论》亦为后代所传诵,做到了文史的有机结合。……
作品简介:《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宋史》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宋史》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作品简介:《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年~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1124年~1218年)。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缺陷虽多,但毕竟还是现存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由于耶律俨《辽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作品简介:《金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金朝的始末。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1344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元朝脱脱等主持编修的《金史》,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
作品简介:《元史》,中国“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元朝中国历史事件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1370年。宋濂(1310-1381)、王袆(1321-1373)遵照皇帝朱元璋的诏令,主持编修。《元史》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元史》中的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有十四卷之多,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有十卷之多。《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元史》的列传有类传十四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类传中以《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所记的人物最多,说明宋以来封建的思想统治在逐步加强。《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元史》的史料来源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
作品简介:《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纂修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纂修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作品简介:《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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