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珪 戴胄 兄子至德
岑文本 兄子长倩 倩子羲 格辅元附
杜 正伦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在魏为乌丸氏,曾祖神念,自魏奔梁,复姓王氏。 祖僧辩,梁太尉、尚书令。父顗,北齐乐陵太守。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欲,志量 沉深,能安于贫贱,体道履正,交不苟合。季叔颇,当时通儒,有人伦之鉴,尝谓 所亲曰:“门户所寄,唯在此兒耳。”开皇末,为奉礼郎。及颇坐汉王谅反事被诛, 珪当从坐,遂亡命于南山,积十余岁。高祖入关,丞相府司录李纲荐珪贞谅有器识, 引为世子府谘议参军。及东宫建,除太子中舍人;寻转中允,甚为太子所礼。后以 连其阴谋事,流于巂州。建成诛后,太宗素知其才,召拜谏议大夫。贞观元年,太 宗尝谓侍臣曰:“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 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也。昔汉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剑定天下,既而规模弘远, 庆流子孙者,此盖任得贤臣所致也。朕虽不明,幸诸公数相匡救,冀凭嘉谋,致天 下于太平耳。”珪对曰:“臣闻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故古者圣主,必有诤臣 七人,言而不用,则相继以死。陛下开圣虑,纳刍荛,臣处不讳之朝,实愿罄其狂 瞽。”太宗称善,敕自今后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入阁,必遣谏官随之。珪每推诚纳 忠,多所献替,太宗顾待益厚,赐爵永宁县男,迁黄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二年, 代高士廉为侍中。太宗尝闲居,与珪宴语,时有美人侍侧,本庐江王瑗之姬,瑗败 籍没入宫,太宗指示之曰:“庐江不道,贼杀其夫而纳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 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庐江取此妇人为是耶,为非耶?”太宗曰:“杀人而 取其妻,卿乃问朕是非,何也?”对曰:“臣闻于管子曰:‘齐桓公之郭,问其父 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 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 亡也。’今此妇人尚在左右,窃以圣心为是之,陛下若以为非,此谓知恶而不去也。” 太宗虽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时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教宫人声乐不称旨,为太宗 所让。珪及温彦博谏曰:“孝孙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顾问不得其人,以 惑陛下视听。且孝孙雅士,陛下忽为教女乐而怪之,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怒曰: “卿皆我之腹心,当进忠献直,何乃附下罔上,反为孝孙言也!”彦博拜谢,珪独 不拜。曰:“臣本事前宫,罪已当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枢近,责以 忠直。今臣所言,岂是为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诮臣,是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 帝默然而罢。翌日,帝谓房玄龄曰:“自古帝王,能纳谏者固难矣。昔周武王尚不 用伯夷、叔齐,宣王贤主,杜伯犹以无罪见杀,吾夙夜庶几前圣,恨不能仰及古人。 昨责彦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进直言也。”
时房玄龄、李靖、温彦博、戴胄、魏徵与珪同知国政。后尝侍宴,太宗谓珪曰: “卿识鉴清通,尤善谈论,自房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对 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 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以谏诤为 心,耻君不及于尧、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 一日之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后进爵为郡公。 七年,坐漏泄禁中语,左迁同州刺史。明年,召拜礼部尚书。十一年,与诸儒正定 《五礼》,书成,赐帛三百段,封一子为县男。是岁,兼魏王师。既而上问黄门侍 郎韦挺曰:“王珪为魏王泰师,与其相见,若为礼节?”挺对曰:“见师之礼,拜 答如礼。”王问珪以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尽忠;陛下,王之 父也,事父思尽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当年可以享天祐,余芳可以 垂后叶。”王曰:“忠孝之道,已闻教矣,愿闻所习。”珪答曰:“汉东平王苍云: ‘为善最乐。’”上谓侍臣曰:“古来帝子,生于宫闼,及其成人,无不骄逸,是 以倾覆相踵,少能自济。我今严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驱使,是所谙悉, 以其意存忠孝,选为子师。尔宜语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无过。’”泰 每为之先拜,珪亦以师道自居,物议善之。时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礼有妇见舅姑 之仪,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礼皆废。珪曰:“今主上钦明,动循法制。吾受公主谒 见,岂为身荣,所以成国家之美耳。”遂与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亲执笄行盥馈之 道,礼成而退。是后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备妇礼,自珪始也。珪少时贫寒,人或 遗之,初不辞谢;及贵,皆厚报之,虽其人已亡,必赈赡其妻子。事寡嫂尽礼,抚 孤侄恩义极隆,宗姻困匮者,亦多所周恤。珪通贵渐久,而不营私庙,四时蒸尝, 犹祭于寝。坐为法司所劾,太宗优容,弗之谴也,因为立庙,以愧其心。珪既俭不 中礼,时论以是少之。十三年,遇疾,敕公主就第省视,又遣民部尚书唐俭增损药 膳。寻卒,年六十九。太宗素服举哀于别次,悼惜久之。诏魏王泰率百官亲往临哭, 赠吏部尚书,谥曰懿。
长子崇基,袭爵,官至主爵郎中。少子敬直,以尚主拜附马都尉,坐与太子承 乾交结,徙于岭外。崇基孙旭,开元初,为左司郎中,兼侍御史。时光禄少卿卢崇 道犯罪配流岭南,逃归匿于东都,为雠家所发。玄宗令旭究其狱,旭欲擅其威权, 因捕系崇道亲党数十人,皆极其楚毒,然后结成其罪,崇道及其三子并坐死,亲友 皆决杖流贬。时得罪多是知名之士,四海冤之。旭又与御史大夫李杰不协,递相纠 讦,杰竟坐左迁衢州刺史。旭既得志,擅行威福,由是朝廷畏而鄙之。俄以赃罪黜 为龙川尉,愤恚而死,甚为时之所快。
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阳人也。性贞正,有干局。明习律令,尤晓文簿。隋大 业末,为门下录事,纳言苏威、黄门侍郎裴矩甚礼之。越王侗以为给事郎。王世充 将篡侗位,胄言于世充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须同其休戚,勖以终始。明 公以文武之才,当社稷之寄,与存与亡,在于今日。所愿推诚王室,拟迹伊、周, 使国有泰山之安,家传代禄之盛,则率土之滨,莫不幸甚。”世充诡辞称善,劳而 遣之。世充后逼越王加其九锡,胄又抗言切谏。世充不纳,由是出为郑州长史,令 与兄子行本镇武牢。太宗克武牢而得之,引为秦府士曹参军。及即位,除兵部郎中, 封武昌县男。
贞观元年,迁大理少卿。时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尚 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入,罚铜二十斤。上从之。 胄驳曰:“校尉不觉与无忌带入,同为误耳。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云: ‘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知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 据法,罚铜未为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 无忌国之亲戚,便欲阿之?”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曰: “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 上嘉之,竟免校尉之死。于时朝廷盛开选举,或有诈伪资廕者,帝令其自首,不首 者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帝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 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 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国 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 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帝曰: “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胄前后犯颜执法多此类。所论刑狱,皆事无 冤滥,随方指扌适,言如泉涌。其年,转尚书右丞,寻迁左丞。先是,每岁水旱, 皆以正仓出给,无仓之处,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饥乏。二年,胄上言:“水旱凶灾, 前圣之所不免。国无九年储蓄,礼经之所明诫。今丧乱已后,户口凋残,每岁纳租, 未实仓禀。随即出给,才供当年,若有凶灾,将何赈恤?故隋开皇立制,天下之人, 节级输粟,名为社仓,终文皇代,得无饥馑。及大业中年,国用不足,并取社仓之 物以充官费,故至末途,无以支给。自王公已下,爰及众庶,计所垦田稼穑顷亩, 每至秋熟,准其苗以理劝课,尽令出粟。稻麦之乡,亦同此税,各纳所在,立为义 仓。”太宗从其议。以其家贫,赍钱十万。
时尚书左仆射萧瑀免官,仆射封德彝又卒,太宗谓胄曰:“尚书省天下纲维, 百司所禀,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以令、仆系之于卿,当称朕所望也。” 胄性明敏,达于从政,处断明速。议者以为左右丞称职,武德已来,一人而已。又 领谏议大夫,令与魏徵更日供奉。三年,进拜民部尚书,兼检校太子左庶子。先是, 右仆射杜如晦专掌选举,临终请以选事委胄,由是诏令兼摄吏部尚书,其民部、庶 子、谏议并如故。胄虽有干局,而无学术。居吏部,抑文雅而奖法吏,甚为时论所 讥。四年,罢吏部尚书,以本官参预朝政,寻进爵为郡公。五年,太宗将修复洛阳 宫,胄上表谏曰:
陛下当百王之弊,属暴隋之后,拯余烬于涂炭,救遗黎于倒悬。远至迩安,率 土清谧,大功大德,岂臣之所称赞。臣诚小人,才识非远,唯知耳目之近,不达长 久之策,敢竭区区之诚,论臣职司之事。比见关中、河外,尽置军团,富室强丁, 并从戎旅。重以九成作役,余丁向尽,去京二千里内,先配司农将作。假有遗余, 势何足纪?乱离甫尔,户口单弱,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入军者督其戎仗,从役者 责其糇粮,尽室经营,多不能济。以臣愚虑,恐致怨嗟。七月已来,霖潦过度,河 南、河北,厥田洿下,时丰岁稔,犹未可量。加以军国所须,皆资府库,布绢所出, 岁过百万。丁既役尽,赋调不减,费用不止,帑藏其虚。且洛阳宫殿,足蔽风雨, 数年功毕,亦谓非晚。若顿修营,恐伤劳扰。
太宗甚嘉之,因谓侍臣曰:“戴胄于我无骨肉之亲,但以忠直励行,情深体国, 事有机要,无不以闻。所进官爵,以酬厥诚耳。”七年卒,太宗为之举哀,废朝三 日。赠尚书右仆射,追封道国公,谥曰忠,诏虞世南撰为碑文。又以胄宅宇弊陋, 祭享无所,令有司特为造庙。房玄龄、魏徵并美胄才用,俱与之亲善,及胄卒后, 尝见其游处之地,数为之流涕。胄无子,以兄子至德为后。
至德,乾封中累迁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寻转户部尚书,依旧知政事。父 子十数年间相继为尚书,预知国政,时以为荣。咸亨中,高宗为飞白书以赐侍臣, 赐至德曰“泛洪源,俟舟楫”;赐郝处俊曰“飞九霄,假六翮”;赐李敬玄曰“资 启沃,罄丹诚”;又赐中书侍郎崔知悌曰“竭忠节,赞皇猷”,其辞皆有兴比。俄 迁尚书右仆射。时刘仁轨为左仆射,每遇申诉冤滞者,辄美言许之;而至德先据理 难诘,未尝与夺,若有理者,密为奏之,终不显己之断决,由是时誉归于仁轨。或 以问至德,答曰:“夫庆赏刑罪,人主之权柄,凡为人臣,岂得与人主争权柄哉!” 其慎密如此。后高宗知而深叹美之。仪凤四年薨,辍朝三日,使百官以次赴宅哭之, 赠开府仪同三司、并州大都督,谥曰恭。
岑文本,字景仁,南阳棘阳人。祖善方,仕萧察吏部尚书。父之象,隋末为邯 郸令,尝被人所讼,理不得申。文本性沈敏,有姿仪,博考经史,多所贯综,美谈 论,善属文。时年十四,诣司隶称冤,辞情慨切,召对明辩,众颇异之。试令作 《莲花赋》,下笔便成,属意甚佳,合台莫不叹赏。其父冤雪,由是知名。其后, 郡举秀才,以时乱不应。萧铣僭号于荆州,召署中书侍郎,专典文翰。及河间王孝 恭定荆州,军中将士咸欲大掠,文本进说孝恭曰:“自隋室无道,群雄鼎沸,四海 延颈以望真主。今萧氏君臣、江陵父老,决计归降者,实望去危就安耳。王必欲纵 兵虏掠,诚非鄙州来苏之意,亦恐江、岭以南,向化之心沮矣。”孝恭称善,遂止 之。署文本荆州别驾。孝恭进击辅公祏,召典军书,复署行台考功郎中。贞观元年, 除秘书郎,兼直中书省。遇太宗行藉田之礼,文本上《藉田颂》。及元日临轩宴百 僚,文本复上《三元颂》,其辞甚美。文本才名既著,李靖复称荐之,擢拜中书舍 人,渐蒙亲顾。初,武德中诏诰及军国大事,文皆出于颜师古。至是,文本所草诏 诰。或众务繁凑,即命书僮六七人随口并写,须臾悉成,亦殆尽其妙。时中书侍郎 颜师古以谴免职,顷之,温彦博奏曰:“师古谙练时事,长于文法,时无及者,冀 蒙复用。”太宗曰:“我自举一人,公勿忧也。”于是以文本为中书侍郎,专典机 密。又先与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论多出于文本。至十年史成,封江陵县子。 十一年,从至洛阳宫,会谷、洛泛溢,文本上封事曰:
臣闻创拨乱之业,其功既难;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 业也;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今虽亿兆乂安,方隅宁谧,既承丧乱之后,又接 凋弊之余,户口减损尚多,田畴垦辟犹少。覆焘之恩著矣,而疮痍未复;德教之风 被矣,而资产屡空。是以古人譬之种树,年祀绵远,则枝叶扶疏;若种之日浅,根 本未固,虽壅之以黑坟,暖之以春日,一人摇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颇类于此。 常加含养,则日就滋息;暂有征役,则随而凋耗。凋耗既甚,则人不卿生;人不卿 生,则怨气充塞;怨气充塞,则离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爱非君,可畏非人。” 孔安国曰:“人以君为命,故可爱;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犹 舟也,人犹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虽休勿休,日慎一 日者,良为此也。伏惟陛下览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机,上以社稷为重,下以亿兆为 念。明选举,慎赏罚,进贤才,退不肖。闻过即改,从谏如流。为善在于不疑,出 令期于必信。颐神养性,省畋游之娱;去奢从俭,减工役之费。务静方内而不求辟 土;载橐弓矢而无忘武备。凡此数者,虽为国之常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 唯愿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则至道之美,与三、五比隆;亿载之祚,随天 地长久。虽使桑谷为妖,龙蛇作孽,雉雊于鼎耳,石言于晋地,犹当转祸为福,变 咎为祥。况水雨之患,阴阳常理,岂可谓之天谴而系圣心哉?臣闻古人有言:“农 夫劳而君子养焉,愚者言而智者择焉。”辄陈狂瞽,伏待斧钺。
是时魏王泰宠冠诸王,盛修第宅,文本以为侈不可长,上疏盛陈节俭之义,言 泰宜有抑损,太宗并嘉之,赐帛三百段。十七年,加银青光禄大夫。
文本自以出自书生,每怀捴损。平生故人,虽微贱必与之抗礼。居处卑陋,室 无茵褥帷帐之饰。事母以孝闻,抚弟侄恩义甚笃。太宗每言其“弘厚忠谨,吾亲之 信之。”是时,新立晋王为皇太子,名士多兼领宫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摄。文本再 拜曰:“臣以庸才,久逾涯分,守此一职,犹惧满盈,岂宜更忝春坊,以速时谤。 臣请一心以事陛下,不愿更希东宫恩泽。”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参东宫,皇太子 执宾友之礼,与之答拜。其见待如此。俄拜中书令,归家有忧色,其母怪而问之, 文本曰:“非勋非旧,滥荷宠荣,责重位高,所以忧惧。”亲宾有来庆贺,辄曰: “今受吊,不受贺也。”又有劝其营产业者,文本叹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关, 畴昔之望,不过秘书郎、一县令耳。而无汗马之劳,徒以文墨致位中书令,斯亦极 矣。荷俸禄之重,为惧已多,何得更言产业乎?”言者叹息而退。
文本既久在枢揆,当涂任事,赏锡稠叠,凡有财物出入,皆委季弟文昭,一无 所问。文昭时任校书郎,多与时人游款,太宗闻而不悦,尝从容谓文本曰:“卿弟 过多交结,恐累卿,朕将出之为外官,如何?”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 钟念,不欲信宿离于左右。若今外出,母必忧悴,傥无此弟,亦无老母也。”歔欷 呜咽,太宗愍其意而止。唯召见文昭,严加诫约,亦卒无愆过。及将伐辽,凡所筹 度,一皆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顿竭,言辞举措,颇异平常。太宗见而忧之, 谓左右曰:“文本今与我同行,恐不与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太宗亲自临 视,抚之流涕。寻卒,年五十一。其夕,太宗闻严鼓之声,曰:“文本殒逝,情深 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闻。”命停之。赠侍中、广州都督,谥曰宪,赐东园秘器, 陪葬昭陵。有集六十卷行于代。
文本兄文叔。文叔子长倩,少为文本所鞠,同于己子。永淳中,累转兵部侍郎、 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官尚书迁内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邓 国公。则天初***,尤好符瑞,长倩惧罪,颇有陈奏,又上疏请改皇嗣姓为武氏, 以为周室储贰,则天许之,实封五百户。天授二年,加特进、辅国大将军。其年, 凤阁舍人张嘉福与洛州人王庆之等列名上表,请立武承嗣为皇太子。长倩以皇嗣在 东宫,不可更立承嗣,与地官尚书格辅元竟不署名,仍奏请切责上书者。由是大忤 诸武意,乃斥令西征吐蕃,充武威道行军大总管。中路召还,下制狱,被诛,仍发 掘其父祖坟墓。来俊臣又胁迫长倩子灵源,令诬纳言欧阳通及格辅元等数十人,皆 陷以同反之罪,并诛死。
长倩子羲,长安中为广武令,有能名。则天尝令宰相各举堪为员外郎者,凤阁 侍郎韦嗣立荐羲,且奏曰:“恨其从父长倩犯逆为累。”则天曰:“苟有材干,何 恨微累?”遂拜天官员外郎。由是缘坐近亲,相次入省,登封令刘守悌为司门员外 郎,渭南令裴惓为地官员外郎。先是,羲为金坛令,守悌及惓称为清德。羲以文吏 著名,俱为巡察使所荐,皆授畿县令,又同为尚书郎,悉有美誉。守悌后至陕州刺 史,惓至杭州刺史。羲,神龙初为中书舍人。时武三思用事,侍中敬晖欲上表请削 诸武之为王者,募为疏者。众畏三思,皆辞托不敢为之,羲便操笔,辞甚切直。由 是忤三思意,转秘书少监,再迁吏部侍郎。时吏部侍郎崔湜、太常少卿郑愔、大理 少卿李元恭分掌选事,皆以赃货闻,羲最守正,时议美之。寻加银青光禄大夫、右 散骑常侍、同中书门下三品。睿宗即位,出为陕州刺史。复历刑部、户部二尚书, 门下三品,监修国史,删定格令,仍修《氏族录》。初,中宗时,侍御史冉祖雍诬 奏睿宗及太平公主与节愍太子连谋,请加推究,羲与中书侍郎萧至忠密申保护。及 羲监修《中宗实录》,自书其事,睿宗览而大加赏叹,赐物三百段、良马一匹,仍 下制书褒美之。时羲兄献为国子司业,弟翔为陕州刺史,休为商州刺史,从族兄弟 子侄,因羲引用登清要者数十人。羲叹曰:“物极则返,可以惧矣!”然竟不能有 所抑退。寻迁侍中。先天元年,坐预太平公主谋逆伏诛,籍没其家。
格辅元者,汴州浚仪人也。伯父德仁,隋剡县丞,与同郡人齐王文学王孝逸、 文林郎繁师玄、罗川郡户曹靖君亮、司隶从事郑祖咸、宣城县长郑师善、王世充中 书舍人李行简、处士卢协等八人,以辞学擅名,当时号为“陈留八俊”。辅元弱冠 举明经,历迁御史大夫、地官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初,张嘉福等请立武承嗣 也,则天以问辅元,固称不可,遂为承嗣所谮而死,海内冤之。辅元兄希元,高宗 时洛州司法参军,章怀太子召令与洗马刘讷言等注解范晔《后汉书》,行于代。先 辅元卒。
杜正伦,相州洹水人也。隋仁寿中,与兄正玄、正藏俱以秀才擢第。隋代举秀 才止十余人,正伦一家有三秀才,甚为当时称美。正伦善属文,深明释典。仕隋为 羽骑尉。武德中,历迁齐州总管府录事参军。太宗闻其名,令直秦府文学馆。贞观 元年,尚书右丞魏徵表荐正伦,以为古今难匹,遂擢授兵部员外郎。太宗谓曰: “朕今令举行能之人,非朕独私于行能者,以其能益于百姓也。朕于宗亲及以勋旧 无行能者,终不任之。以卿忠直,朕今举卿,卿宜勉称所举。”二年,拜给事中, 兼知起居注。太宗尝谓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言于百姓有利益 否,所以不能多言。”正伦进曰:“君举必书,言存左右史。臣职当修起居注,不 敢不尽愚直。陛下若一言乖于道理,则千载累于圣德,非直当今损于百姓,愿陛下 慎之。”太宗大悦,赐绢二百段。
四年,累迁中书侍郎。六年,正伦与御史大夫韦挺、秘书少监虞世南、著作郎 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称旨,太宗为之设宴,因谓曰:“朕历观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 值明王,便得尽诚规谏,至如龙逢、比干,竟不免孥戮。为君不易,为臣极难。我 又闻龙可扰而驯,然喉下有逆鳞,触之则杀人。人主亦有逆鳞,卿等遂不避犯触, 各进封事。常能如此,朕岂虑有危亡哉!我思卿等此意,岂能暂忘?故聊设宴乐也。” 仍并赐帛有差。寻加散骑常侍,行太子右庶子,兼崇贤馆学士。太宗谓曰:“国之 储副,自古所重,必择善人为之辅佐。今太子年在幼冲,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见之, 可得随事诫约。今既委以监国,不在目前,知卿志怀贞悫,能敦直道,故辄辍卿于 朕,以匡太子,宜知委任轻重也。”十年,复授中书侍郎,赐爵南阳县侯,仍兼太 子左庶子。正伦出入两宫,参典机密,甚以干理称。时太子承乾有足疾,不能朝谒, 好昵近群小。太宗谓正伦曰:“我兒疾病,乃可事也。但全无令誉,不闻爱贤好善, 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示不得,须来告我。”正伦数谏不纳,乃以 太宗语告之,承乾抗表闻奏。太宗谓正伦曰:“何故漏泄我语?”对曰:“开导不 入,故以陛下语吓之,冀其有惧,或当反善。”帝怒,出为谷州刺史,又左授交州 都督。后承乾构逆,事与侯君集相连,称遣君集将金带遗正伦,由是配流驩州。显 庆元年,累授黄门侍郎,兼崇贤馆学士,寻同中书门下三品。二年,兼度支尚书, 仍依旧知政事。俄拜中书令,兼太子宾客、弘文馆学士,进封襄阳县公。三年,坐 与中书令李义府不协,出为横州刺史,仍削其封邑。寻卒。有集十卷行于代。
史臣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谠无比,君臣时命,胥会于兹。《易》曰:“自天 祐之,吉无不利。”叔玠有焉。戴胄两朝仕官,一乃心力,刑无僭滥,事有箴规。 虽学术不能求备,而匡益自可济时,亦所谓巧于任大矣。文本文倾江海,忠贯雪霜, 申慈父之冤,匡明主之业,及委繁剧,俄致暴终。《书》曰:“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所谓忧能伤人,不复永年矣。洎羲而下,登清要者数十人。积善之道,焉可 忽诸?正伦以能文被举,以直道见委,参典机密,出入两宫,斯谓得时。然被承乾 金带之讥,孰与夫薏苡之谤,士大夫慎之。
赞曰:五灵嘉瑞,出系汙隆。人中麟凤,王、戴诸公。动必由礼,言皆匡躬。 献规纳谏,贞观之风。
作品简介:《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2年的史事。《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于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作品简介:《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汉朝东汉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汉朝东汉时期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
作品简介:《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晋朝西晋时期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为了避免曹魏的《魏书》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魏书》相互混淆,北宋王朝在咸平六年(1003年)将三书合为一书,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设有史官,仅有陈寿在蜀为官收集,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这虽使《三国志》拥有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关键人物记载史料不足的缺点。《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也倍加赞赏,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今。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写“董昭等劝太祖都许”,提到了这样的细节,迁都许昌曹操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这就是微词了。《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如今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
作品简介:《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该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东汉末年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晋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
作品简介:《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南朝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宋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宋书》列传名录有姓名者,凡二百三十余人。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作品简介:《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南朝皇族梁萧子显所撰的历史书,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书中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作品简介:《梁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唐初姚察、姚思廉撰纪传体史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两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弊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南史》相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作品简介:《陈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唐代姚思廉所著,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
作品简介:《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题材,是北朝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中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魏书》共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1卷。《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作品简介:《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唐朝史学家李百药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该作品共50卷,纪8卷,列传42卷。作品记载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后五十余年史实,而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李百药撰。它虽以记载北朝北齐的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和列传四十二卷。《北齐书》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经历了三个朝代(北齐、隋、唐)、共六十多年时间。《北齐书》成书前李百药先后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和三年(公元629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父撰《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
作品简介:《周书》,中国历代正史之一,记载了周书四卷为天像地之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由唐朝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成书于贞观十年。共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周书》,唐代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周书》共五十卷,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贞观十年与《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同时进呈皇家。本书记载了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作品简介:《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唐代魏征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隋书》志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制度,分段叙述。《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关于《隋书》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乱,《旧唐书》记载“魏徽等撰”。而刘知几《史通》则说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共同撰成。还有题为长孙无忌撰述的。这是因为参加《隋书》撰述的人很多,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开始以魏徵为其主编,后来魏徵死了,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完成未完成的部分。《隋书》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志。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中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中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中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作品简介:《南史》,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繁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记载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大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
作品简介:《北史》二十四史之一。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丙戌年))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了解了上面这些基本情况,对于怎样读《南史》《北史》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在二十五史中,《史记》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齐、梁、陈四个皇朝的历史,《北史》是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它们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故可视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李延寿说,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当然不只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讲到《南史》《北史》时,把它们都归于“《史记》之流”。这说明前人就很重视《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点。《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作品简介:《旧唐书》属于史类文学作品,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作品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署名后晋刘昫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浙江余姚人闻人诠在苏州征借到当地人士所藏《旧唐书》,请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在苏州府学里对书稿作校对并开版印刷(工作到一半时,闻人诠离开苏州,但此事在多方支持下继续进行),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尽管《旧唐书》存在着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作品简介:《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
作品简介:《旧五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成书于北宋,原名是《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书中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旧五代史》五代各自为书。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作品简介:《新五代史》是宋欧阳修撰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近人褒贬不一。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其文学成就为世所公认。欧阳修杰出的文学才能在《新五代史》中有很好的体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文笔可谓出类拔萃,全书显出平易通畅、简洁有力的风格和笔削润饰功力的深厚,可与《史记》相媲美,其中的《伶官传序》、《宦者传论》亦为后代所传诵,做到了文史的有机结合。……
作品简介:《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宋史》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宋史》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作品简介:《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年~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1124年~1218年)。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缺陷虽多,但毕竟还是现存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由于耶律俨《辽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作品简介:《金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金朝的始末。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1344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元朝脱脱等主持编修的《金史》,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
作品简介:《元史》,中国“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元朝中国历史事件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1370年。宋濂(1310-1381)、王袆(1321-1373)遵照皇帝朱元璋的诏令,主持编修。《元史》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元史》中的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有十四卷之多,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有十卷之多。《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元史》的列传有类传十四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类传中以《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所记的人物最多,说明宋以来封建的思想统治在逐步加强。《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元史》的史料来源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
作品简介:《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纂修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纂修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作品简介:《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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