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三
封禅之礼,自汉光武之后,旷世不修。隋开皇十四年,晋王广率百官抗表,固 请封禅。文帝令牛弘、辛彦之、许善心等创定仪注。至十五年,行幸兗州,遂于太 山之下,为坛设祭,如南郊之礼,竟不升山而还。
贞观六年,平突厥,年谷屡登,群臣上言请封泰山。太宗曰:“议者以封禅为 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德尧、舜;若 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于桀、纣?昔秦始皇自谓德洽天心, 自称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汉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俭约,刑措不用。今皆 称始皇为暴虐之主,汉文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无假封禅。礼云,‘至敬不坛’, 扫地而祭,足表至诚,何必远登高山,封数尺之土也!”侍中王珪对曰:“陛下发 德音,明封禅本末,非愚臣之所及。”秘书监魏征曰:“随末大乱,黎民遇陛下, 始有生望。养之则至仁,劳之则未可。升中之礼,须备千乘万骑,供帐之费,动役 数州。户口萧条,何以能给?”太宗深嘉征言,而中外章表不已。上问礼官两汉封 山仪注,因遣中书侍郎杜正伦行太山上七十二帝坛迹。是年两河水潦,其事乃寝。 至十一年,群臣复劝封山,始议其礼。于是国子博士刘伯庄、睦州刺史徐令言等, 各上封祀之事,互设疑议,所见不同。多言新礼中封禅仪注,简略未周。太宗敕秘 书少监颜思古、谏议大夫硃子奢等,与四方名儒博物之士参议得失。议者数十家, 递相驳难,纷纭久不决。于是左仆射房玄龄、特进魏征、中书令杨师道,博采众议 堪行用而与旧礼不同者奏之。
其议昊天上帝坛曰:“将封先祭,义在告神,且备谒敬之仪,方展庆成之礼。 固当于坛下止,预申齐洁。赞飨已毕,然后登封。既表重慎之深,兼示行事有渐。 今请祭于泰山下,设坛以祀上帝,以景皇帝配享。坛长一十二丈,高一丈二尺。” 又议制玉牒曰:“金玉重宝,质性贞坚,宗祀郊禋,皆充器币,岂嫌华美,实贵精 确。况乎三神壮观,万代鸿名,礼极殷崇,事资藻缛。玉牒玉检,式韫灵奇。,传 之无穷,永存不朽。今请玉牒长一尺三寸,广厚各五寸。玉检厚二寸,长短阔狭一 如玉牒。其印齿请随玺大小,仍缠以金绳五周。”又议玉策曰:“封禅之祭,严配 作主,皆奠玉策,肃奉虔诚。今玉策四枚,各长一尺三寸,广一寸五分,厚五分。 每策五简,俱以金编。其一奠上帝,一奠太祖座,一奠皇地祇,一奠高祖座。”又 议金匮曰:“登配之策,盛以金匮,归格艺祖之庙室。今请长短令容玉策,高广各 六寸。形制如今之表函。缠以金绳,封以金泥,印以受命玺。”又议方石再累曰: “旧藏玉牒,止用石函,亦犹盛书箧笥,所以或呼石箧。今请方石三枚,以为再累。 其十枚石检,刻方石四边而立之。缠以金绳,封以石泥,印以受命玺。”又议泰山 上圆坛曰:“四出开道,坛场通义,南面入升,于事为允。今请介丘上圆坛广五丈, 高九尺,用五色土加之。四面各设一阶。御位在坛南,升自南阶,而就上封玉牒。” 又议圆坛上土封曰:“凡言封者,皆是积土之名。利建分封,亦以班社立号。谓之 封禅,厥义可知。今请于圆坛之上,安置方石,玺缄既毕,加土筑以为封。高一丈 二尺,而广二丈,以五色土益封,玉牒藏于其内。祀禅之土,其封制亦同此。”又 议玉玺曰:“谨详前载方石缄封,玉检金泥,必资印玺,以为秘固。今请依令用受 命玺以封石检。其玉检既与石检大小不同,请更造玺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 玺,以封玉牒。石检形制,依汉建武故事。”又议立碑曰:“勒石纪号,显扬功业, 登封降禅,肆觐之坛,立碑纪之。”又议设告至坛曰:“既至山下,礼行告至,柴 于东方上帝,望秩遍礼群神。今请其坛方八十一尺,高三尺,陛仍四出。其禅方坛 及余仪式,请从今礼。仍请柴祭、望秩,同时行事。”又议废石阙及大小距石曰: “距石之设,意取牢固,本资实用,岂云雕饰。今既积土厚封,足与天长地久。其 小距环坛,石阙回建,事非经诰,无益礼义,烦而非要,请从减省。”
太宗从其议,仍令附之于礼。
十五年,下诏,将有事于泰山,复令公卿诸儒详定仪注。太常卿韦挺、礼部侍 郎令狐德棻为封禅使,参考其议。时论者又执异见,颜师古上书申明前议。太宗览 其奏,多依师古所陈为定。车驾至洛阳宫,会有彗星之变,乃下诏罢其事。
高宗即位,公卿数请封禅,则天既立为皇后,又密赞之。麟德二年二月,车驾 发京,东巡狩,诏礼官、博士撰定封禅仪注:
有司于乾封元年正月戊辰朔。先是,有司斋戒。于前祀七日平旦,太尉誓百官 于行从中台,云:“来月一日封祀,二日登封泰山,三日禅社首,各扬其职,不供 其事,国有常刑。”上斋于行宫四日,致斋三日。近侍之官应从升者,及从事群官、 诸方客使,各本司公馆清斋一宿。前祀一日,诸卫令共属:未后一刻,设黄麾半仗 于外壝之外,与乐工人俱清斋一宿。
有司于太岳南四里为圆坛,三成、十二阶,如圆丘之制。坛上饰以青,四面各 依方色,并造燎坛及壝三重。又造玉策三枚,皆以金绳连编玉简为之。每简长一尺 二寸,广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填金为字。又为玉匮一,以藏正座玉策,长一尺 三寸。并玉检方五寸,当绳处刻为五道,当封玺处刻深二分,方一寸二分。又为金 匮二,以藏配座玉策,制度如玉匮。又为黄金绳以缠金玉匮,各五周。为金泥、玉 匮、金匮。为玉玺一枚,方一寸二分,文同受命玺,封玉匮、金匮。又为石感, 以藏玉匮。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刻方石中令容玉匮。感旁施检处, 皆刻深三寸三分,阔一尺。当绳处皆刻深三分,阔一寸五分。为石检十枚,以检石 感,皆长三尺,阔一尺,厚七寸。皆刻为印齿三道,深四寸。当封玺处方五寸, 当通绳处阔一寸五分。皆有小石盖,制与检刻处相应,以检擫封泥。其检立于感 旁,南方、北方各三,东方、西方各二,去感隅皆七寸。又为金绳以缠石感, 各五周,径三分。为石泥以泥石感,其泥,末石和方色土为之。为距石十二枚, 分距感隅,皆再累,各阔二尺,长一丈,斜刻其首,令与感隅相应。
泰山之上,设登封之坛,上径五丈,高九尺,四出陛。坛上饰以青,四面依方 色。一壝,随地之宜。其玉牒、玉匮、石感、石检、距石,皆如封祀之制。又为 降禅坛于社首山上,方坛八隅,一成八陛,如方丘之制。坛上饰以黄,四面依方色。 三壝,随地之宜。其玉策、玉匮、石感、石检、距石等,亦同封祀之制。
至其年十二月,车驾至山下。及有司进奏仪注,封祀以高祖、太宗同配,禅社 首以太穆皇后、文德皇后同配,皆以公卿充亚献、终献之礼。于是皇后抗表曰:
伏寻登封之礼,远迈古先,而降禅之仪,窃为未允。其祭地祇之日,以太后昭 配,至于行事,皆以公卿。以妾愚诚,恐未周备。何者?乾坤定位,刚柔之义已殊; 经义载陈,中外之仪斯别。瑶坛作配,既合于方祇;玉豆荐芳,实归于内职。况推 尊先后,亲飨琼筵,岂有外命宰臣,内参禋祭?详于至理,有紊徽章。但礼节之源, 虽兴于昔典;而升降之制,尚缺于遥图。且往代封岳,虽云显号,或因时俗,意在 寻仙;或以情觊名,事深为己。岂如化被乎四表,推美于神宗;道冠乎二仪,归功 于先德。宁可仍遵旧轨,靡创彝章?
妾谬处椒闱,叨居兰掖。但以职惟中馈,道属于蒸、尝;义切奉先,理光于蘋、 藻。罔极之思,载结于因心;祗肃之怀,实深于明祀。但妾早乖定省,已阙侍于晨 昏;今属崇禋,岂敢安于帷帟。是故驰情夕寝,睠嬴里而翘魂;叠虑宵兴,仰深郊 而耸念。伏望展礼之日,总率六宫内外命妇,以亲奉奠。冀申如在之敬,式展虔拜 之仪。积此微诚,已淹气序。既属銮舆将警,奠璧非赊,辄效丹心,庶裨大礼。冀 圣朝垂则,永播于芳规;萤烛末光,增辉于日月。
于是祭地祇、梁甫,皆以皇后为亚献,诸王大妃为终献。
丙辰,前罗文府果毅李敬贞论封禅须明水实樽:“《淮南子》云:‘方诸见月, 则津而为水。’高诱注云:‘方诸,阴燧,大蛤也。熟摩拭令热,以向月,则水生。 以铜盘受之,下数石。’王充《论衡》云:‘阳燧取火于日,方诸取水于月,相去 甚远,而火至水来者,气感之验也。’《汉旧仪》云:‘八月饮酎,车驾夕牲,以 鉴诸取水于月,以阳燧取火于日。’《周礼·考工记》云:‘金有六齐。金锡半, 谓之鉴燧之齐。’郑玄注云:‘鉴燧,取水火于日月之器也。’准郑此注,则水火 之器,皆以金锡为之。今司宰有阳燧,形如圆镜,以取明火;阴鉴形如方镜,以取 明水。但比年祠祭,皆用阳燧取火,应时得;以阴鉴取水,未有得者,常用井水替 明水之处。”奉敕令礼司研究。敬贞因说先儒是非,言及明水,乃云:“周礼金锡 相半,自是造阳燧法,郑玄错解以为阴鉴之制。仍古取明水法,合用方诸,引《淮 南子》等书,用大蛤也。”又称:“敬贞曾八九月中,取蛤一尺二寸者依法试之。 自人定至夜半,得水四五斗。”奉常奏曰:“封禅祭祀,即须明水实樽。敬贞所陈, 检有故实。”又称:先经试验确执,望请差敬贞自取蚌蛤,便赴太山与所司对试。”
是日,制曰:“古今典制,文质不同,至于制度,随世代沿革,唯祀天地,独 不改张,斯乃自处于厚,奉天以薄。又今封禅,即用玉牒金绳,器物之间,复有瓦 樽秸席,一时行礼,文质顿乖,驳而不伦,深为未惬。其封祀、降禅所设上帝、后 土位,先设飐秸、瓦甒、瓢杯等物,并宜改用裀褥罍爵,每事从文。其诸郊祀,亦 宜准此。”于是昊天上帝之座褥以苍,皇地祇褥以黄,配帝及后褥以紫,五方上帝 及大明、夜明席皆以方色,内官已下席皆以莞。
三年正月,帝亲享昊天上帝于山下,封礼之坛,如圆丘之仪。祭讫,亲封玉策, 置石感,聚五色土封之。圆径一丈二尺,高九尺。其日,帝率侍臣已下升泰山。 翌日,就山上登封之坛封玉策讫,复还山下之斋宫。其明日,亲祀皇地祇于社首山 上,降禅之坛,如方丘之仪。皇后为亚献,越国太妃燕氏为终献。翌日,上御朝觐 坛以朝群臣,如元日之仪。礼毕,宴文武百僚,大赦改元。初,上亲享于降禅之坛, 行初献之礼毕,执事者皆趋而下。宦者执帷,皇后率六宫以升,行礼。帷帟皆以锦 绣为之。百僚在位瞻望,或窃议焉。于是诏立登封、降禅、朝觐之碑,各于坛所。 又诏名封祀坛为舞鹤台,介丘坛为万岁台,降禅坛为景云台,以纪当时所见之瑞焉。
高宗既封泰山之后,又欲遍封五岳。至永淳元年,于洛州嵩山之南,置崇阳县。 其年七月,敕其所造奉天宫。二年正月,驾幸奉天宫。至七月,下诏将以其年十一 月封禅于嵩岳。诏国子司业李行伟、考工员外郎贾大隐、太常博士韦叔夏裴守贞辅 抱素等详定仪注。于是议:
立封祀坛,如圆丘之制。上饰以玄,四面依方色。为圆坛,三成,高二丈四尺, 每等高六尺。坛上径一十六步,三等各阔四步。设十二陛,陛皆上阔八尺,下阔一 丈四尺。为三重壝,距外壝三十步,内壝距五十步。燎坛在坛东南外壝之内,高三 尺,方一丈五尺,南出陛。登封坛,圆径五丈,高九尺。四出陛,为一壝,饰以五 色,准封祀。禅祭坛,上饰以金,四面依方色,为八角方坛,再成,高一丈二尺, 每等高四尺。坛上方十六步,每等广四步,设八陛。其上坛陛皆广八尺,中等陛皆 广一丈,下等陛皆广一丈二尺。为三重壝之大小,准封祀。为埋坎,在坛之未地外 壝之内,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朝觐坛,于行宫之前为坛。宫方三分。壝二,在 南。坛方二十四丈,高九尺,南面两陛,余三百各一陛。封祀、登封,五色土封石 感为圆封,上径一丈二尺,下径三丈,高九尺。禅祭,五色土封为八角方封,大 小准封祀制度。所用尺寸,准历东封,并用古尺。诸坛并筑土为之,礼无用石之文。 并度影以定方位。登封、降禅,四出陛各当四方之中,陛各上广七尺,下广一丈二 尺。封祀玉帛料,有苍璧,四圭有邸,圭璧。禅祭有黄琮,两圭有邸,无圭璧。
又定登封、降禅、朝觐等日。准礼,冬至祭天于圆丘,其封祀请用十二日。准 东封祀故事,十二日登封,十三日禅祭,十四日朝觐。若有故,须改登封已下期日, 在礼无妨。
又辇舆料云:封祀、登封,皇帝出乘玉辂,还乘金辂。皇太子往还金辂。禅祭, 皇帝、太子如封祀。又衣服料云:“东封祠祭日,天皇服衮冕,近奉制,依《贞观 礼》服大裘。又云:衮冕服一具,斋服之;通天冠服一具,回服之;翼善冠服一具, 马上服之。皇太子衮冕服。又斋则服远游冠,受朝则公服远游冠服,马上则进德冠 服。
当时又令详求射牛之礼。行伟、守贞等议曰:“据《周礼》及《国语》,郊祀 天地,天子自射其牲。汉武唯封太山,令侍中儒者射牛行事。至于余祀,亦无射牲 之文。但亲舂射牲,虽是古礼,久从废省。据封禅礼,祀日,未明十五刻,宰人以 銮刀割牲,质明而行事。比銮驾至时,牢牲总毕,天皇唯奠玉酌献而已。今若祀前 一日射牲,事即伤早。祀日方始射牲,事又伤晚。若依汉武故事,即非亲射之仪, 事不可行。”诏从之。寻属高宗不豫,遂罢封禅之礼。
则天证圣元年,将有事于嵩山,先遣使致祭以祈福助,下制,号嵩山为神岳, 尊嵩山神为天中王,夫人为灵妃。嵩山旧有夏启及启母、少室阿姨神庙,咸令预祈 祭。至天册万岁二年腊月甲申,亲行登封之礼。礼毕,便大赦,改元万岁登封,改 嵩阳县为登封县,阳成县为告成县。粤三日丁亥,禅于少室山。又二日己丑,御朝 觐坛朝群臣,咸如乾封之仪。则天以封禅日为嵩岳神祇所祐,遂尊神岳天中王为神 岳天中皇帝,灵妃为天中皇后,夏后启为齐圣皇帝;封启母神为玉京太后,少室阿 姨神为金阙夫人;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别为立庙。登封坛南有槲树,大赦日于其杪 置金鸡树。则天自制《升中述志碑》,树于坛之丙地。
玄宗开元十二年,文武百僚、朝集使、皇亲及四方文学之士,皆以理化升平, 时谷屡稔,上书请修封禅之礼并献赋颂者,前后千有余篇。玄宗谦冲不许。中书令 张说又累日固请,乃下制曰:
自古受命而王者,曷尝不封泰山,禅梁父,答厚德,告成功。三代之前,罔不 由此。越自魏、晋,以迄周、隋,帝典阙而大道隐,王纲弛而旧章缺,千载寂寥, 封崇莫嗣。物极而复,天祚我唐,武、文二后,应图受箓。洎于高宗,重光累盛, 承至理,登介丘,怀百神,震六合,绍殷、周之统,接虞、夏之风。中宗弘懿铄之 休,睿宗沐粹精之道,巍巍荡荡,无得而称者也。
朕昔戡多难,禀略先朝,虔奉慈旨,嗣膺丕业。是用创九庙以申孝敬,礼二郊 以展严禋,宝菽粟于水火,捐珠玉于山谷。兢兢业业,非敢追美前王;日慎一日, 实以奉遵遗训。至于巡狩大典,封禅鸿名,顾惟寡薄,未遑时迈,十四载于兹矣。 今百谷有年,五材无眚,刑罚不用,礼义兴行,和气氤氲,淳风澹泊。蛮夷戎狄, 殊方异类,重译而至者,日月于阙廷;奇兽神禽,甘露嘉醴,穷祥极瑞,朝夕于林 御。王公卿士,罄乃诚于中;鸿生硕儒,献其书于外。莫不以神祇合契,亿兆同心。 斯皆烈祖圣孝,垂裕余庆。故朕赖宗庙之介福,敢以眇身,颛其克让。是以敬奉群 议,弘此大猷,以光我高祖之丕图,以绍我高祖之鸿烈。永言陟配,追感载深。可 以开元十三年十一月十日,式遵故实,有事太山。所司与公卿诸儒详择典礼,预为 备具,勿广劳人,务存节约,以称朕意。
于是诏中书令张说、右散骑常侍徐坚、太常少卿韦绦、秘书少监康子元、国子 博士侯行果等,与礼官于集贤书院刊撰仪注。
玄宗初以灵山好静,不欲喧繁,与宰臣及侍讲学士对议,用山下封祀之仪。于 是张说谓徐坚、韦绦等曰:“乾封旧仪,禅社首,享皇地祇,以先后配飨。王者父 天而母地,当今皇母位,亦当往帝之母也,子配母飨,亦有何嫌?而以皇后配地祇, 非古之制也。天监孔明,福善如响。乾封之礼,文德皇后配皇地祇,天后为亚献, 越国太妃为终献。宫闱接神,有乖旧典。上玄不祐,遂有天授易姓之事,宗社中圮, 公族诛灭,皆由此也。景龙之季,有事圆丘,韦氏为亚献,皆以妇人升坛执笾豆, 渫黩穹苍,享祀不洁。未及逾年,国有内难,终献皆受其咎,掌座斋郎及女人执祭 者,多亦夭卒。今主上尊天敬神,事资革正。斯礼以睿宗大圣贞皇帝配皇地祇,侑 神作主。”乃定议奏闻。上从之。
旧礼:郊祀既毕,收取玉帛牲体,置于柴上,然后燔于燎坛之上,其坛于神坛 之左。显庆中,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因修改旧礼,乃奏曰:
谨按祭祀之礼,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祭地则瘗血,宗庙则焫萧灌鬯,皆贵 气臭,同以降神。礼经明白,义释甚详。委柴在祭神之初,理无所惑。是以《三礼 义宗》等并云:“祭天以燔柴为始,然后行正祭。祭地以瘗血为先,然后行正祭。” 又《礼论》说太常贺循上言:“积柴旧在坛南,燎祭天之牲,用犊左胖,汉仪用头, 今郊用胁之九个。太宰令奉牲胁,太祝令奉圭璧,俱奠燎薪之上。”此即晋氏故事, 亦无祭末之文。既云汉仪用牲头,头非神俎之物,且祭末俎皆升右胖之胁。唯有 《三礼》、贺循既云用祭天之牲左胖,复云今仪用胁九个,足明燔柴所用,与升俎 不同。是知自在祭初,别燔牲体,非于祭末,烧神余馔。此则晋氏以前,仍遵古礼。 唯周、魏以降,妄为损益。缘告庙之币,事毕瘗埋,因改燔柴,将为祭末。事无典 实,礼阙降神。
又燔柴、正祭,牲、玉皆别。苍璧苍犊之流,柴之所用;四圭骍犊之属,祀之 所须。故郊天之有四圭,犹祀庙之有圭瓚。是以《周官典瑞》,文势相因,并事毕 收藏,不在燔例。而今新礼引用苍璧,不顾圭瓚,遂亦俱燔,义既有乖,理难因袭。 又燔柴作乐,俱以降神,则处置之宜,须相依准。柴燔在左,作乐在南,求之礼情, 实为不类。且《礼论》说积柴之处在神坛之南,新体以为坛左,文无典故。请改燔 为祭始,位乐悬之南,外壝之内。其阴祀瘗埋,亦请准此。
制可之。自是郊丘诸祀,并先焚而后祭。
及玄宗将作封禅之礼,张说等参定仪注,徐坚、康子元等建议曰:
臣等谨按显庆年修礼官长孙无忌等奏改燔柴在祭前状称“祭祀之礼,必先降神。 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者。臣等按礼,迎神之义,乐六变则天神降,八变则地祇 出,九变则鬼神可得而礼矣。则降神以乐,《周礼》正文,非谓燔柴以降神也。案 尚臭之义,不为燔之先后。假如周人尚臭,祭天则燔柴,容或燔臭先以迎神。然则 殷人尚声,祭天亦燔柴,何声可燔先迎神乎?又按显庆中无忌等奏称“晋氏之前, 犹遵古礼。周、魏以降,妄为损益”者。今按郭璞《晋南郊赋》及注《尔雅》: “祭后方燔。”又按《宋志》所论,亦祭后方燔。又检南齐、北齐及梁郊祀,亦饮 福酒后方燔。又检后周及隋郊祀,亦先祭后燔。据此,即周遵后燔,晋不先燎。无 忌之事,义乃相乖。
又按《周礼大宗伯》职:“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注》云:“礼为 始告神时荐于神也。”下文云:“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皆有牲币,各如其器 之色。”又《礼器》云:以少为贵者,祭天特牲。”是知苍璧之与苍牲,俱各奠之 神座,理节不惑。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即明祀昊天上帝之时, 以旅五方天帝明矣。其青圭、赤璋、白琥、玄璜,自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之 日,各于其方迎气所用,自分别矣。今按显庆所改新礼,以苍璧与苍牲、苍币,俱 用先燔。苍璧既已燔矣,所以遂加四圭有邸,奠之神座。苍牲既已燔矣,所以更加 骍牲,充其实俎。混昊天于五帝,同用四圭;失特牲之明文,加为二犊。深乖礼意, 事乃无凭。
考功员外郎赵冬曦、太学博士侯行果曰:“先焚者本以降神,行之已久。若从 祭义,后焚为定。”中书令张说执奏曰:“徐坚等所议燔柴前后,议有不同。据祭 义及贞观。显庆已后,既先燔,若欲正失礼,求祭义,请从《贞观礼》。如且因循 不改,更请从《显庆礼》。凡祭者,本以心为主,心至则通于天地,达于神祇。既 有先燔、后燎,自可断于圣意,圣意所至,则通于神明。燔之先后,臣等不敢裁定。” 玄宗令依后燔及先奠之仪。是后太常卿宁王宪奏请郊坛时祭,并依此先奠璧而后燔 柴、瘗埋,制从之。
时又有四门助教施敬本驳奏旧封禅礼八条,其略曰:
旧礼,侍中跪取匜沃盥,非礼也。夫盥手洗爵,人君将致洁而尊神,故能使小 臣为之。今侍中,大臣也,而沃盥于人君;太祝,小臣也,乃诏祝于天神。是接天 神以小臣,奉人君以大臣,故非礼。按《周礼·大宗伯》曰:“郁人,下士二人, 赞裸事。”则沃盥此职也。汉承秦制,无郁人之职,故使近臣为之。魏、晋至今, 因而不改。然则汉礼,侍中行之则可矣,今以侍中为之,则非也。汉侍中,其始也 微。高帝时籍孺为之,惠帝时闳孺为之,留侯子辟强年十五为之。至后汉,楼坚以 议郎拜侍中,邵阖自侍中迁步兵校尉,秩千石,少府卿之属也。少府卿秩中二千石, 丞秩千石,侍中与少府丞班同。魏代苏则为之。旧侍中亲省起居,故谓之“执兽子。” 吉茂见谓之曰,“仕进不止执兽子”,是言其为亵臣也。今侍中,名则古官,人非 昔任,掌同燮理,寄实盐梅,非复汉、魏“执兽子”之班,异乎《周礼》郁人之职。 行舟不息,坠剑方遥,验刻而求,可谓谬矣。
夫祝以传命,通主人之意以荐于神明,非贱职也。故两君相见,则卿为上傧。 况天人之际,其肃恭之礼,以两君为喻,不亦大乎!今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 而尊神之义也。然则周、汉太祝,是礼矣。何者?按《周礼·大宗伯》曰:“太祝, 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辞。”大宗伯为上卿,今礼部尚书、太常卿比也; 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 今员外郎、太常博士之比也。故可以处天人之际,致尊极之辞矣。又汉太祝令,秩 六百石,与太常博士同班。梁太祝令,与南台御史同班。今太祝下士之卑,而居下 大夫之职,斯又刻舟之论,不异于前矣。
又曰:
旧礼,谒者引太尉升坛亚献,非礼也。谒者已贱,升坛已重,是微者用之于古, 而大体实变之于今也。按《汉官仪》:“尚书御史台官属有谒者仆射一人,秩六百 石,铜印青绶;谒者三十五人,以郎中岁称给事,未满岁称灌谒者。又按《汉书百 官公卿表》:光禄勋官属有郎中、员外,秩比二千石;有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 十人,秩比六百石。古之谒者,秩异等,今谒者班微,以之从事,可谓疏矣。
又曰:
旧礼,尚书令奉玉牒,今无其官,请以中书令从事。按汉武帝时,张安世为尚 书令,游宴后宫,以宦者一人出入帝命,改为中书谒者令。至成帝,罢宦者,用士 人。魏黄初改秘书,置中书监令。旧尚书并掌制诰,既置中书官,而制诰枢密皆掌 焉。则自魏以来,中书是汉朝尚书之职。今尚书令奉玉牒,是用汉礼,其官既阙, 故可以中书令主之。
议奏,玄宗令张说、徐坚召敬本与之对议详定,说等奏曰:“敬本所议,其中 四条,先已改定。有不同者,望临时量事改摄。”制从之。
十三年十一月丙戌,至泰山,去山趾五里,西去社首山三里。丁亥,玄宗服衮 冕于行宫,致斋于供帐前殿。己丑,日南至,大备法驾,至山下。玄宗御马而登, 侍臣从。先是玄宗以灵山清洁,不欲多人上,欲初献于山上坛行事,亚献、终献于 山下坛行事。因召礼官学士贺知章等入讲仪注,因问之,知章等奏曰:“昊天上帝, 君位;五方时帝,臣位;帝号虽同,而君臣异位。陛下享君位于山上,群臣祀臣位 于山下,诚足以垂范来叶,为变礼之大者也。礼成于三,初献、亚、终,合于一处。” 玄宗曰:“朕正欲如是,故问卿耳。”于是敕三献于山上行事,其五方帝及诸神座 于山下坛行事。玄宗因问:“玉牒之文,前代帝王,何故秘之?”知章对曰:“玉 牒本是通于神明之意。前代帝王,所求各异,或祷年算,或思神仙,其事微密,是 故莫知之。”玄宗曰:“朕今此行,皆为苍生祈福,更无秘请。宜将玉牒出示百僚; 使知朕意。”其辞曰:“有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启李氏,运兴土 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极。高宗升中,六合殷盛。中宗绍复,继体不足。上帝眷 祐,锡臣忠武。底绥内难,推戴圣父。恭承大宝,十有三年。敬若天意,四海晏然。 封祀岱岳,谢成于天。子孙百禄,苍生受福。”
庚寅,祀昊天上帝于山上封台之前坛,高祖神尧皇帝配享焉。邠王守礼亚献, 宁王宪终献。皇帝饮福酒。癸巳,中书令张说进称:“天赐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复 始,永绥兆人。”帝拜稽首。山上作圆台四阶,谓之封坛。台上有方石再累,谓之 石感玉牒、玉策,刻玉填金为字,各盛以玉匮,束以金绳,封以金泥,皇帝以受 命宝印之。纳二玉匮于感中,金泥碱际,以“天下同文”之印封之。坛东南为燎 坛,积柴其上。皇帝就望燎位,火发,群臣称万岁,传呼下山下,声动天地。山下 坛祀,群臣行事已毕,皇帝未离位,命中书门下曰:“朕以薄德,恭膺大宝。今封 祀初建,云物休祐,皆是卿等辅弼之力。君臣相保,勉副天心,长如今日,不敢矜 怠。”中书令张说跪言:“圣心诚恳,宿斋山上。昨夜则息风收雨,今朝则天清日 暖,复有祥风助乐,卿云引燎,灵迹盛事,千古未闻。陛下又思慎终如初。长福万 姓,天下幸甚。”
先是车驾至岳西来苏顿,有大风从东北来,自午至夕,裂幕折柱,众恐。张说 倡言曰:“此必是海神来迎也。”及至岳下,天地清晏。玄宗登山,日气和煦。至 斋次日入后,劲风偃人,寒气切骨。玄宗因不食,次前露立,至夜半,仰天称: “某身有过,请即降罚。若万人无福,亦请某为当罪。兵马辛苦,乞停风寒。”应 时风止,山气温暖。时从山上布兵至于山坛,传呼辰刻及诏命来往,斯须而达。夜 中燃火相属,山下望之,有如连星自地属天。其日平明,山上清迥,下望山下,休 气四塞,登歌奏乐,有祥风自南而至,丝竹之声,飘若天外。及行事,日扬火光, 庆云纷郁,遍满天际。群臣并集于社首山帷宫之次,以候銮驾,遥望紫烟憧憧上达, 内外欢噪。玄宗自山上便赴社首斋次,辰巳间至,日色明朗,庆云不散。百辟及蕃 夷争前迎贺。辛卯,享地祇于社首之泰折坛,睿宗大圣贞皇帝配祀。五色云见,日 重轮。藏玉策于石感,如封坛之仪。壬辰,玄宗御朝觐之帐殿,大备陈布。文武 百僚,二王后,孔子后,诸方朝集使,岳牧举贤良及儒生、文士上赋颂者,戎狄夷 蛮羌胡朝献之国,突厥颉利发,契丹、奚等王,大食、谢褷、五天十姓,昆仑、日 本、新罗、靺鞨之侍子及使,内臣之番,高丽朝鲜王,百济带方王,十姓摩阿史那 兴昔可汗,三十姓左右贤王,日南、西竺、凿齿、雕题、牂柯、乌浒之酋长,咸在 位。制曰:
朕闻天监唯后,后克奉天,既合德以受命,亦推功而复始。厥初作者七十二君, 道洽迹著,时至符出,皆用事于介丘,升中于上帝。人神之望,盖有以塞之,皇王 之序,可得而言。朕接统千岁,承光五叶,惟祖宗之德在人,惟天地之灵作主。往 者内难,幽赞而集大勋;间无外虞,守成而缵旧服。未尝不乾乾终日,思与公卿大 夫上下协心,聿求至理,以弘我烈圣,其庶乎馨香。今九有大宁,群氓乐业,时必 敬授而不夺,物亦顺成而无夭。懋建皇极,幸致太和。洎乃幽遐,率由感被。戎狄 不至,唯文告而来庭;麟凤已臻,将觉情而在薮。以故凡百执事,亟言大封。顾惟 不德,切欲勿议。伏以先圣储祉,与天同功,荷传符以在今,敢侑神而无报。大篇 斯在,朕何让焉。遂奉遵高宗之旧章,宪乾封之令典,时迈东土,柴告岱岳,百神 群望,莫不怀柔,四方诸侯,莫不来庆,斯是天下之介福,邦家之耿光也。无穷之 休祉,岂独在予;非常之惠泽,亦宜逮下。可大赦天下。封泰山神为天齐王,礼秩 加三公一等,仍令所管崇饰祠庙,环山十里,禁其樵采。给近山二十户复,以奉祠 神。
玄宗制《纪太山铭》,御书勒于山顶石壁之上。其辞曰:
朕宅帝位,十有四载,顾惟不德,懵于至道,任夫难任,安夫难安,兹朕未知 获戾于上下,心之浩荡,若涉大川。赖上帝垂休,先后储庆,宰相庶尹,交修皇极, 四海会同,五典敷暢,岁云嘉熟,人用大和。百辟佥谋,唱余封禅,谓孝莫大于严 父,礼莫盛于告天,天符既至,人望既积,固请不已,固辞不获。肆余与夫二三臣, 稽虞《典》,绎汉制,张皇六师,震詟九宇。旌旗有列,士马无哗,肃肃邕邕,翼 翼溶溶,以至岱宗,顺也。
《尔雅》曰:“泰山为东岳。”《周官》曰:“兗州之镇山。”实万物之始, 故称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称宗焉。自昔王者受命易姓,于是乎启天地,荐成 功,序图录,纪氏号。朕统承先王,兹率厥典,实欲报玄天之眷命,为苍生而祈福, 岂敢高祝千古,自比九皇哉!故设坛场于山下,受群方之助祭;躬封燎于山上,冀 一献之通神。斯亦因高崇天,就广增地之义也。
乃仲冬庚寅,有事东岳,类于上帝,配我高祖。在天之神,罔不毕降。粤翌日, 禅于社首,佑我圣考,祀于皇祇。在地之神,罔不咸举。暨壬辰,觐群后,上公进 曰:“天子膺天符,纳介福。群臣拜稽首,呼万岁。庆合欢同,乃陈诫以德。大浑 协度,彝伦攸叙,三事百揆,时乃之功。万物由庚,兆人允植,列牧众宰,时乃之 功。一二兄弟,笃行孝友,锡类万国,时唯休哉!我儒制礼,我史作乐,天地扰顺, 时唯休哉!蛮夷戎狄,重译来贡,累圣之化,朕何慕焉。五灵百宝,日来月集,会 昌之运,朕何惑焉。凡今而后,儆乃在位,一王度,齐象法,权旧章,补缺政,存 易简,去烦苛。思立人极,乃见天则。
於戏!天生蒸人,惟后时乂,能以美利利天下,事天明矣。地德载物,惟后时 相,能以厚生生万人,事地察矣。天地明察,鬼神著矣。惟我艺祖文考,精爽在天, 其曰“懿尔幼孙,克享上帝。惟帝时若,馨香其下”,丕乃曰“有唐氏文武之曾孙 隆基,诞锡新命,缵我旧业,永保天禄,子孙其承之”。余小子敢对扬上帝之休命, 则亦与百执事尚绥兆人,将多于前功,而毖彼后患。一夫不获,万方其罪予。一心 有终,上天其知我。朕惟宝行三德,曰慈、俭、谦。慈者,覆无疆之言;俭者,崇 将来之训;自满者人损,自谦者天益。苟如是,则轨迹易循,基构易守。磨石璧, 刻金石,冀后人之听辞而见心,观末而知本。铭曰:
维天生人,立君以理,维君受命,奉天为子。代去不留,人来无已,德凉者灭, 道高斯起。赫赫高祖,明明太宗,爰革隋政,奄有万邦。罄天张宇,尽地开封,武 称有截,文表时邕。高宗稽古,德施周溥,茫茫九夷,削平一鼓。礼备封禅,功齐 舜禹,岩巍岱宗,卫我神主。中宗绍运,旧邦惟新,睿宗继明,天下归仁。恭己南 面,氤氲化淳,告成之礼,留诸后人。缅余小子,重基五圣,匪功伐高,匪德矜盛。 钦若祀典,丕承永命,至诚动天,福我万姓。古封太山,七十二君,或禅亭亭,或 禅云云。其迹不见,其名可闻,祗遹文祖,光昭旧勋。方士虚诞,儒书不足,佚后 求仙,诬神检玉。秦灾风雨,汉污编录,德未合天,或承之辱。道在观政,名非从 欲,铭心绝岩,播告群岳。
于是中书令张说撰《封祀坛颂》、侍中源乾曜撰《社首坛颂》、礼部尚书苏颋 撰《朝觐坛颂》以纪德。
玄宗乙酉岁生,以华岳当本命。先天二年七月正位,八月癸丑,封华岳神为金 天王。开元十年,因幸东都,又于华岳祠前立碑,高五十余尺。又于岳上置道士观, 修功德。至天宝九载,又将封禅于华岳,命御史大夫王鉷开凿险路以设坛场,会祠 堂灾而止。
作品简介:《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2年的史事。《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于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作品简介:《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汉朝东汉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汉朝东汉时期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
作品简介:《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晋朝西晋时期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为了避免曹魏的《魏书》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魏书》相互混淆,北宋王朝在咸平六年(1003年)将三书合为一书,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设有史官,仅有陈寿在蜀为官收集,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这虽使《三国志》拥有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关键人物记载史料不足的缺点。《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也倍加赞赏,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今。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写“董昭等劝太祖都许”,提到了这样的细节,迁都许昌曹操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这就是微词了。《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如今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
作品简介:《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该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东汉末年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晋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
作品简介:《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南朝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宋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宋书》列传名录有姓名者,凡二百三十余人。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作品简介:《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南朝皇族梁萧子显所撰的历史书,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书中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作品简介:《梁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唐初姚察、姚思廉撰纪传体史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两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弊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南史》相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作品简介:《陈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唐代姚思廉所著,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
作品简介:《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题材,是北朝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中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魏书》共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1卷。《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作品简介:《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唐朝史学家李百药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该作品共50卷,纪8卷,列传42卷。作品记载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后五十余年史实,而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李百药撰。它虽以记载北朝北齐的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和列传四十二卷。《北齐书》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经历了三个朝代(北齐、隋、唐)、共六十多年时间。《北齐书》成书前李百药先后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和三年(公元629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父撰《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
作品简介:《周书》,中国历代正史之一,记载了周书四卷为天像地之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由唐朝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成书于贞观十年。共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周书》,唐代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周书》共五十卷,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贞观十年与《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同时进呈皇家。本书记载了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作品简介:《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唐代魏征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隋书》志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制度,分段叙述。《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关于《隋书》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乱,《旧唐书》记载“魏徽等撰”。而刘知几《史通》则说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共同撰成。还有题为长孙无忌撰述的。这是因为参加《隋书》撰述的人很多,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开始以魏徵为其主编,后来魏徵死了,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完成未完成的部分。《隋书》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志。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中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中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中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作品简介:《南史》,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繁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记载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大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
作品简介:《北史》二十四史之一。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丙戌年))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了解了上面这些基本情况,对于怎样读《南史》《北史》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在二十五史中,《史记》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齐、梁、陈四个皇朝的历史,《北史》是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它们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故可视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李延寿说,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当然不只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讲到《南史》《北史》时,把它们都归于“《史记》之流”。这说明前人就很重视《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点。《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作品简介:《旧唐书》属于史类文学作品,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作品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署名后晋刘昫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浙江余姚人闻人诠在苏州征借到当地人士所藏《旧唐书》,请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在苏州府学里对书稿作校对并开版印刷(工作到一半时,闻人诠离开苏州,但此事在多方支持下继续进行),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尽管《旧唐书》存在着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作品简介:《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
作品简介:《旧五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成书于北宋,原名是《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书中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旧五代史》五代各自为书。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作品简介:《新五代史》是宋欧阳修撰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近人褒贬不一。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其文学成就为世所公认。欧阳修杰出的文学才能在《新五代史》中有很好的体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文笔可谓出类拔萃,全书显出平易通畅、简洁有力的风格和笔削润饰功力的深厚,可与《史记》相媲美,其中的《伶官传序》、《宦者传论》亦为后代所传诵,做到了文史的有机结合。……
作品简介:《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宋史》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宋史》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作品简介:《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年~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1124年~1218年)。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缺陷虽多,但毕竟还是现存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由于耶律俨《辽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作品简介:《金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金朝的始末。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1344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元朝脱脱等主持编修的《金史》,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
作品简介:《元史》,中国“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元朝中国历史事件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1370年。宋濂(1310-1381)、王袆(1321-1373)遵照皇帝朱元璋的诏令,主持编修。《元史》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元史》中的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有十四卷之多,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有十卷之多。《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元史》的列传有类传十四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类传中以《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所记的人物最多,说明宋以来封建的思想统治在逐步加强。《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元史》的史料来源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
作品简介:《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纂修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纂修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作品简介:《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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