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下
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诏于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陈太乐令蔡子 元、于普明等,复居其职。由是牛弘奏曰:
臣闻周有六代之乐,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 帝改《韶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庙奏 《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礼容》,增演其意。《昭 容》生于《武德》,盖犹古之《韶》也。《礼容》生于《文始》,矫秦之《五行》 也。文帝又作《四时》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 被之管弦,荐于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舞》,更造新歌,荐于武帝 之庙。据此而言,递相因袭,纵有改作,并宗于《韶》。至明帝时,东平献王采 《文德舞》为《大武》之舞,荐于光武之庙。
汉末大乱,乐章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夔,以为军谋祭酒,使创雅乐。时散 骑侍郎邓静善咏雅歌,乐师尹胡能习宗祀之曲,舞师冯肃晓知先代诸舞。总练研精, 复于古乐,自夔始也。文帝黄初,改《昭容》之乐为《昭业乐》,《武德》之舞为 《武颂舞》,《文始》之舞为《大韶舞》,《五行》之舞为《大武舞》。明帝初, 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乐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乐曰《咸熙》之舞。又制乐舞, 名曰《章斌》之舞,有事于天地宗庙及临朝大飨,并用之。
晋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礼及上寿食举歌诗。张华表曰:“按汉、魏所 用,虽诗章辞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并系于旧,一皆因袭,不敢有所改也。” 九年,荀勖典乐,使郭夏、宋识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 《宣武舞》,羽籥舞曰《宜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贺循为太常卿,始有登 歌之乐。大宁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间,鸠集遗逸,鄴没胡后,乐人颇复南度, 东晋因之,以具钟律。太元间,破苻永固,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金石 始备。寻其设悬音调,并与江左是同。
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长子,尽获苻氏旧乐。垂息为魏所败,其钟律令李佛等,将 太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鄴。德迁都广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没姚兴,超以太乐伎一 百二十人诣兴赎母。及宋武帝入关,悉收南渡。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 《大武舞》曰《后舞》。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至十四年,典 书令奚纵,复改定之。又有《凯容》、《宣业》之舞,齐代因而用之。萧子显《齐 书·志》曰:“宋孝建初,朝议以《凯容舞》为《韶舞》,《宣业舞》为《武德舞》。 据《韶》为言,《宣业》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 凯容》歌辞,《后舞凯容》歌辞者矣。至于梁初,犹用《凯容》、《宣业》之舞, 后改为《大壮》、《大观》焉。今人犹唤《大观》为《前舞》,故知乐名虽随代而 改,声韵曲折,理应常同。
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又得陈氏正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且 观其曲体,用声有次,请修缉之,以备雅乐。其后魏洛阳之曲,据《魏史》云“太 武平赫连昌所得”,更无明证。后周所用者,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 皆不可用。请悉停之。
制曰:“制礼作乐,圣人之事也,功成化洽,方可议之。今宇内初平,正化未 洽。遽有变革,我则未暇。”晋王广又表请,帝乃许之。
牛弘遂因郑译之旧,又请依古五声六律,旋相为宫。雅乐每宫但一调,唯迎气 奏五调,谓之五音。缦乐用七调,祭祀施用。各依声律尊卑为次。高祖犹忆妥言, 注弘奏下,不许作旋宫之乐,但作黄钟一宫而已。于是牛弘及秘书丞姚察、通直散 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详议曰:
后周之时,以四声降神,虽采《周礼》,而年代深远,其法久绝,不可依用。 谨案《司乐》:“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舞《云门》 以祭天。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舞《咸池》以祭地。黄钟为 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圜钟为羽,舞《韵》以祀宗庙。”马融曰:“圜钟,应 钟也。”贾逵、郑玄曰:“圜钟,夹钟也。”郑玄又云:“此乐无商声,祭尚柔刚, 故不用也。”干宝云:“不言商,商为臣。王者自谓,故置其实而去其名,若曰有 天地人物,无德以主之,谦以自牧也。”先儒解释,既莫知适从。然此四声,非直 无商,又律管乖次,以其为乐,无克谐之理。今古事异,不可得而行也。
按《东观书·马防传》,太子丞鲍鄴等上作乐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 七月鄴上言,天子食饮,必顺于四时五味,而有食举之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 求福应也。今官雅乐独有黄钟,而食举乐但有太簇,皆不应月律,恐伤气类。可作 十二月均,各应其月气。公卿朝会,得闻月律,乃能感天,和气宜应。诏下太常评 焉。太常上言,作乐器直钱百四十六万,奏寝。今明诏复下,臣防以为可须上天之 明时,因岁首之嘉月,发太簇之律,奏雅颂之音,以迎和气。”其条贯甚具,遂独 施行。起于十月,为迎气之乐矣。又《顺帝纪》云:“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 秋为辟雍,隶太学,随月律。十月作应钟,三月作姑洗。元和以来,音戾不调,修 复黄钟,作乐器,如旧典。”据此而言,汉乐宫悬有黄钟均,食举太簇均,止有二 均,不旋相为宫,亦以明矣。计从元和至阳嘉二年,才五十岁,用而复止。验黄帝 听凤以制律吕,《尚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周礼》有“分乐而祭”。此圣 人制作,以合天地阴阳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调,斯言诬之甚也。
今梁、陈雅曲,并用宫声。按《礼》:“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卢植云: “十二月三管流转用事,当用事者为宫。宫,君也。”郑玄曰:“五声宫、商、角、 徵、羽。其阳管为律,阴管为吕。布十二辰,更相为宫,始自黄钟,终于南吕,凡 六十也。”皇侃疏:“还相为宫者,十一月以黄钟为宫,十二月以大吕为宫,正月 以太簇为宫。馀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备五声,合六十声。五声成一调,故十二调。” 此即释郑义之明文,无用商、角、徵、羽为别调之法矣。《乐稽耀嘉》曰:“东方 春,其声角,乐当宫于夹钟。馀方各以其中律为宫。”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宫 于夹钟也。又云:“五音非宫不调,五味非甘不和。”又《动声仪》:“宫唱而商 和,是谓善本,太平之乐也。”《周礼》:“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郑玄 “以黄钟之钟,大吕之声为均。”均,调也。故崔灵恩云:“六乐十二调,亦不独 论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乐者,皆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故知 每曲皆须五声八音错综而能成也。《御寇子》云:“师文鼓琴,命宫而总四声,则 庆云浮,景风翔。”唯《韩诗》云:“闻其宫声,使人温厚而宽大。闻其商声,使 人方廉而好义。”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则当声为曲。今以五引为五声,迎气 所用者是也。馀曲悉用宫声,不劳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勖论三调为均首 者,得正声之名,明知雅乐悉在宫调。已外徵、羽、角,自为谣俗之音耳。且西凉、 龟兹杂伎等,曲数既多,故得隶于众调,调各别曲,至如雅乐少,须以宫为本,历 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余调,更成杂乱也。
其奏大抵如此。帝并从之。故隋代雅乐,唯奏黄钟一宫,郊庙飨用一调,迎气 用五调。旧工更尽,其馀声律,皆不复通。或有能为蕤宾之宫者,享祀之际肆之, 竟无觉者。
弘又修皇后房内之乐,据毛苌、侯苞、孙毓故事,皆有钟声,而王肃之意,乃 言不可。又陈统云:“妇人无外事,而阴教尚柔,柔以静为体,不宜用于钟。”弘 等采肃、统以取正焉。高祖龙潜时,颇好音乐,常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 《天高》,托言夫妻之义。因即取之为房内曲。命妇人并登歌上寿并用之。职在宫 内,女人教习之。
初,后周故事,悬钟磬法,七正七倍,合为十四。盖准变宫、变徵,凡为七声, 有正有倍,而为十四也。长孙绍远引《国语》冷州鸠云:“武王伐殷,岁在鹑火。” 自鹑及驷,七位故也。既以七同其数,而以律和其声,于是有七律。又引《尚书大 传》“谓之七始”,其注云:“谓黄钟、林钟、太簇、南吕、姑洗、应钟、蕤宾也。” 歌声不应此者,皆去之。然据一均言也。宫、商、角、徵、羽为正,变宫、变徵为 和,加倍而有十四焉。又梁武帝加以浊倍,三七二十一而同为架,虽取繁会,声不 合古。又后魏时,公孙崇设钟磬正倍,参悬之。弘等并以为非,而据《周官·小胥 职》“悬钟磬,半之为堵,全之为肆”。郑玄曰:“钟磬编悬之,二八十六而在一 虡。钟一堵,磬一堵,谓之肆。”又引《乐纬》“宫为君,商为臣,君臣皆尊,各 置一副,故加十四而悬十六”。又据汉成帝时,犍为水滨得石磬十六枚,此皆悬八 之义也。悬钟磬法,每虡准之,悬八用七,不取近周之法悬七也。
又参用《仪礼》及《尚书大传》,为宫悬陈布之法。北方北向,应钟起西,磬 次之,黄钟次之,钟次之,大吕次之,皆东陈。一建鼓在其东,东鼓。东方西向, 太簇起北,磬次之,夹钟次之,钟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陈。一建鼓在其南,东鼓。 南方北向,中吕起东,钟次之,蕤宾次之,磬次之,林钟次之,皆西陈。一建鼓在 其西,西鼓。西方东向,夷则起南,钟次之,南吕次之,磬次之,无射次之,皆北 陈。一建鼓在其北,西鼓。其大射,则撤北面而加钲鼓。祭天用雷鼓、雷鼗,祭地 用灵鼓、灵鼗,宗庙用路鼓、路鼗。各两设在悬内。
又准《仪礼》,宫悬四面设镈钟十二虡,各依辰位。又甲、丙、庚、壬位,各 设钟一虡,乙、丁、辛、癸位,各陈磬一虡。共为二十虡。其宗庙殿庭郊丘社并同。 树建鼓于四隅,以象二十四气。依月为均,四箱同作,盖取毛传《诗》云“四悬皆 同”之义。古者镈钟据《仪礼》击为节检,而无合曲之义。又大射有二镈,皆乱击 焉,乃无成曲之理。依后周以十二镈相生击之,声韵克谐。每镈钟、建鼓各一人。 每钟、磬簨虡各一人,歌二人,执节一人,琴、瑟、筝、筑各一人。每钟虡,竽、 笙、箫、笛、埙、篪各一人。悬内柷、敔各一人,柷在东,吾在西。二舞各八佾。 乐人皆平巾帻、绛褠衣。乐器并采《周官》,参之梁代,择用其尤善者。其簨虡皆 金五博山,饰以崇牙,树羽旒苏。其乐器应漆者,天地之神皆硃漆,宗庙及殿庭则 五色漆画。晋、宋故事,箱别各有柷、敔,既同时戛之,今则不用。
又《周官·大司乐》:“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奏太簇, 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吕,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 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护》,以享先妣。 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己为六代 之乐。至四时祭祀,则分而用之。以六乐配十二调,一代之乐,则用二调矣。隋去 六代之乐,又无四望、先妣之祭,今既与古祭法有别,乃以神祗位次分乐配焉。奏 黄钟,歌大吕,以祀圆丘。黄钟所以宣六气也,耀魄天神,最为尊极,故奏黄钟以 祀之。奏太簇,歌应钟,以祭方泽。太簇所以赞阳出滞,昆仑厚载之重,故奏太簇 以祀之。奏姑洗,歌南吕,以祀五郊、神州。姑洗所以涤洁百物,五郊神州,天地 之次,故奏姑洗以祀之。奏蕤宾,歌函钟,以祭宗庙。蕤宾所以安静神人,祖宗有 国之本,故奏蕤宾以祀之。奏夷则,歌小吕,以祭社稷、先农。夷则所以咏歌九谷, 贵在秋成,故奏夷则以祀之。奏无射,歌夹钟,以祭巡狩方岳。无射所以示人轨物, 观风望秩,故奏无射以祀之。同用文武二舞。其圆丘降神六变,方泽降神八变,宗 庙禘祫降神九变,皆用《昭夏》。其余祭享皆一变。又《周礼》,王出,奏《王夏》, 尸出,奏《肆夏》。叔孙通法,迎神奏《嘉至》。今亦随事立名。皇帝入出,皆奏 《皇夏》。群官入出,皆奏《肆夏》。食举上寿,奏《需夏》。迎、送神,奏《昭 夏》。荐献郊庙,奏《诚夏》。宴飨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为八曲。古有 宫、商、角、徵、羽五引,梁以三朝元会奏之。今改为五音,其声悉依宫商,不使 差越。唯迎气于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谓“孟春其音角”是也。通前为十三 曲。并内宫所奏《天高》、《地厚》二曲,于房中奏之,合十五曲。
其登歌法,准《礼·效特牲》“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大戴》云:“清庙 之歌,悬一磬而尚拊搏。”又在汉代,独登歌者,不以丝竹乱人声。近代以来,有 登歌五人,别升于上,丝竹一部,进处阶前。此盖《尚书》“戛击鸣球,搏拊琴瑟 以咏,祖考来格”之义也。梁武《乐论》以为登歌者颂祖宗功业,检《礼记》乃非 元日所奏。若三朝大庆,百辟俱陈,升工籍殿,以咏祖考,君臣相对,便须涕洟。 以此说非通,还以嘉庆用之。后周登歌,备钟、磬、琴、瑟,阶上设笙、管。今遂 因之。合于《仪礼》荷瑟升歌,及笙入,立于阶下,间歌合乐,是燕饮之事矣。登 歌法,十有四人,钟东磬西,工各一人,琴、瑟、筝、筑各一人,并歌者三人,执 节七人,并坐阶上。笙、竽、箫、笛、埙、篪各一人,并立阶下。悉进贤冠,绛公 服。斟酌古今,参而用之。祀神宴会通行之。若有大祀临轩,陈于阶坛之上。若册 拜王公,设宫悬,不用登歌。释奠则唯用登歌,而不设悬。
古者人君食,皆用当月之调,以取时律之声。使不失五常之性,调暢四体,令 得时气之和。故鲍鄴上言,天子食饮,必顺四时,有食举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 可作十二月均,感天和气。此则殿庭月调之义也。祭祀既已分乐,临轩朝会,并用 当月之律。正月悬太簇之均,乃至十二月悬大吕之均,欲感君人情性,允协阴阳之 序也。
又文舞六十四人,并黑介帻,冠进贤冠,绛纱连裳,内单,皁褾、领、衤巽、 裾、革带,乌皮履。十六人执鸑。十六人执O。十六人执旄。十六人执羽,左手皆 执籥。二人执纛,引前,在舞人数外,衣冠同舞人。武舞六十四人,并服武弁,硃 褠衣,革带,乌皮履。左执硃干,右执大戚,依硃干玉戚之文。二人执旌,居前, 二人执鼗,二人执铎。金錞二,四人舆,二人作。二人执铙次之。二人执相,在左, 二人执雅,在右,各工一人作。自旌以下来引,并在舞人数外,衣冠同舞人。《周 官》所谓“以金錞和鼓,金镯节鼓,金铙止鼓,金铎通鼓”也。又依《乐记》象德 拟功,初来就位,总干而山立,思君道之难也。发扬蹈厉,威而不残也。舞乱皆坐, 四海咸安也。武,始而受命,再成而定山东,三成而平蜀道,四成而北狄是通,五 成而江南是拓,六成复缀,以阐太平。高祖曰:“不须象功德,直象事可也。”然 竟用之。近代舞出入皆作乐,谓之阶步,咸用《肆夏》。今亦依定,即《周官》所 谓乐出入奏钟鼓也。又魏、晋故事,有《矛俞》、《弩俞》及硃儒导引。今据《尚 书》直云干羽,《礼》文称羽籥干戚。今文舞执羽籥,武舞执干戚,其《矛俞》、 《弩俞》等,盖汉高祖自汉中归,巴、俞之兵,执仗而舞也。既非正典,悉罢不用。
十四年三月,乐定。秘书监、奇章县公牛弘,秘书丞、北绛郡公姚察,通直散 骑常侍、虞部侍郎许善心,兼内史舍人虞世基,仪同三司、东宫学士饶阳伯刘臻等 奏曰:“臣闻蒉桴土鼓,由来斯尚,雷出地奋,著自《易经》。邃古帝王,经邦驭 物,揖让而临天下者,祀乐之谓也。秦焚经典,乐书亡缺,爰至汉兴,始加鸠采, 祖述增广,缉成朝宪。魏、晋相承,更加论讨,沿革之宜,备于故实。永嘉之后, 九服崩离,燕、石、苻、姚,遁据华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衽,无 复微管之功。前言往式,于斯而尽。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则皇规,粲然更备, 与内原隔绝,三百年于兹矣。伏惟明圣膺期,会昌在运。今南征所获梁、陈乐人, 及晋、宋旗章,宛然俱至。曩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 化洽功成,于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诏,详定雅乐,博访知音,旁求儒彦,研校是非, 定其去就,取为一代正乐,具在本司。”于是并撰歌辞三十首,诏并令施用,见行 者皆停之。其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者,并加禁约,务存其本。
先是高祖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史省卢思道等,列清庙歌辞十二曲。令齐乐 人曹妙达于太乐教习,以代周歌。其初迎神七言,象《元基曲》,献奠登歌六言, 象《倾杯曲》,送神礼毕五言,象《行天曲》。至是弘等但改其声,合于钟律,而 辞经敕定,不敢易之。至仁寿元年,炀帝初为皇太子,从飨于太庙,闻而非之。乃 上言曰:“清庙歌辞,文多浮丽,不足以述宣功德,请更议定。”于是制诏吏部尚 书、奇章公弘,开府仪同三司、领太子洗马柳顾言,秘书丞、摄太常少卿许善心, 内史舍人虞世基,礼部侍郎蔡徵等,更详故实,创制雅乐歌辞。其祠圆丘,皇帝入, 至版位定,奏《昭夏》之乐,以降天神。升坛,奏《皇夏》之乐。受玉帛,登歌, 奏《昭夏》之乐。皇帝降南陛,诣罍洗,洗爵讫,升坛,并奏《皇夏》。初升坛, 俎入,奏《昭夏》之乐。皇帝初献,奏《諴夏》之乐。皇帝既献,作文舞之舞。皇 帝饮福酒,作《需夏》之乐。皇帝反爵于坫,还本位,奏《皇夏》之乐。武舞出, 作《肆夏》之乐。送神作《昭夏》之乐。就燎位,还大次,并奏《皇夏》。
圜丘:
降神,奏《昭夏》辞:
肃祭典,协良辰。具嘉荐,俟皇臻。礼方成,乐已变。感灵心,回天眷。辟华 阙,下乾宫。乘精气,御祥风。望爟火,通田烛。膺介圭,受瑄玉。神之临,庆阴 阳。烟衢洞,宸路深。善既福,德斯辅。流鸿祚,遍区宇。
皇帝升坛,奏《皇夏》辞:
于穆我君,昭明有融。道济区域,功格玄穹。百神警卫,万国承风,仁深德厚, 信洽义丰。明发思政,勤忧在躬。鸿基惟永,福祚长隆。
登歌辞:
德深礼大,道高飨穆。就阳斯恭,陟配惟肃。血纮升气,冕裘标服。诚感清玄, 信陈史祝。祗承灵贶,载膺多福。
皇帝初献,奏《諴夏》辞:
肇禋崇祀,大报尊灵。因高尽敬,扫地推诚。六宗随兆,五纬陪营。云和发韵, 孤竹扬清。我粢既洁,我酌惟明。元神是鉴,百禄来成。
皇帝既献,奏文舞辞:
皇矣上帝,受命自天。睿图作极,文教遐宣。四方监观,万品陶甄。有苗斯格, 无得称焉。天地之经,和乐具举。体徵咸萃,要荒式序。正位履端,秋霜春雨。
皇帝饮福酒,奏《需夏》辞:
礼以恭事,荐以飨时。载清玄酒,备洁芗萁。回旒分爵,思媚轩墀。惠均撤俎, 祥降受釐。十伦以具,百福斯滋。克昌厥德,永祚鸿基。
武舞辞:
御历膺期,乘乾表则。成功戡乱,顺时经国。兵暢五材,武弘七德。憬彼遐裔, 化行充塞。三道备举,二仪交泰。情发自中,义均莫大。祀敬恭肃,钟鼓繁会。万 国斯欢,兆人斯赖。享兹介福,康哉元首。惠我无疆,天长地久。
送神奏《昭夏》辞:
享序洽,祀礼施。神之驾,严将驰。奔精驱,长离耀。牲烟达,洁诚照。腾日 驭,鼓电鞭。辞下土,升上玄。瞻寥廓,杳无际。澹群心,留余惠。
皇帝就燎,还大次,并奏《皇夏》,辞同上。
五郊歌辞五首:迎送神、登歌,与圜丘同。
青帝歌辞,奏角音:
震宫初动,木德惟仁。龙精戒旦,鸟历司春。阳光煦物,温风先导。严处载惊, 膏田已冒。牺牲丰洁,金石和声。怀柔备礼,明德惟馨。
赤帝歌辞,奏徵音:
长赢开序,炎上为德。执礼司萌,持衡御国。重离得位,芒种在时。含樱荐实, 木权垂蕤。庆赏既行,高明可处。顺时立祭,事昭福举。
黄帝歌辞,奏宫音:
爰稼作土,顺位称坤。孕金成德,履艮为尊。黄本内色,宫实声始。万物资生, 四时咸纪。灵坛汛扫,盛乐高张。威仪孔备,福履无疆。
白帝歌辞,奏商音:
西成肇节,盛德在秋。三农稍已,九谷行收。金气肃杀,商威P戾。严风鼓茎, 繁霜殒带。厉兵诘暴,敕法慎刑。神明降嘏,国步惟宁。
黑帝歌辞,奏羽音:
玄英启候,冥陵初起。虹藏于天,雉化于水。严关重闭,星回日穷。黄钟动律, 广莫生风。玄樽示本,天产惟质。恩覃外区,福流景室。
感帝奏《諴夏》辞:迎送神、登歌,与圜丘同。
禘祖垂典,郊天有章。以春之孟,于国之阳。茧栗惟诚,陶匏斯尚。人神接礼, 明幽交暢。火灵降祚,火历载隆。蒸哉帝道,赫矣皇风。
雩祭奏《諴夏》辞:迎送神、登歌,与圜丘同。
硃明启候时载阳,肃若旧典延五方。嘉荐以陈盛乐奏,气序和平资灵祐。公田 既雨私亦濡,人殷俗富政化敷。
蜡祭奏《諴夏》辞:迎送神、登歌,与圜丘同。
四方有祀,八蜡酬功。收藏既毕,榛葛送终。使之必报,祭之斯索。三时告劳, 一日为泽。神祗必来,鳞羽咸致。惟义之尽,惟仁之至。年成物阜,罢役息人。皇 恩已洽,灵庆无垠。
朝日、夕月歌诗二首:迎送神、登歌,与圜丘同。
朝日奏《諴夏》辞:
扶木上朝暾,嵫山沉暮景。寒来游晷促,暑至驰辉永。时和合璧耀,俗泰重轮 明。执圭尽昭事,服冕罄虔诚。
夕月奏《諴夏》辞:
澄辉烛地域,流耀镜天仪。历草随弦长,珠胎逐望亏。成形表蟾兔,窃药资王 母。西郊礼既成,幽坛福惟厚。
方丘歌辞四首:唯此四者异,馀并同圜丘。
迎神奏《昭夏》辞:
柔功暢,阴德昭。陈瘗典,盛玄郊。篚幕清,膋鬯馥。皇情虔,具僚肃。笙颂 合,鼓鼗会。出桂旗,屯孔盖。敬如在,肃有承。神胥乐,庆福膺。
奠玉帛登歌:
道惟生育,器乃包藏。报功称范,殷荐有常,六瑚已馈,五齐流香。贵诚尚质, 敬洽义彰。神祚惟永,帝业增昌。
皇地祇歌辞,奏《諴夏》辞:
厚载垂德,昆丘主神。阴坛吉礼,北至良辰。鉴水呈洁,牲栗表纯。樽壶夕视, 币玉朝陈。群望咸秩,精灵毕臻。祚流于国,祉被于人。
送神歌辞,奏《昭夏》辞:
奠既彻,献已周。竦灵驾,逝远游。洞四极,匝九县。庆方流,祉恆遍。埋玉 气,掩牲芬。晰神理,显国文。
神州奏《諴夏》辞:迎送神、登歌,与方丘同。
四海之内,一和之壤。地曰神州,物赖生长。咸池既降,泰折斯飨。牲牷尚黑, 珪玉实两。九宇载宁,神功克广。
社稷歌辞四首:迎送神、登歌,与方丘同。
春祈社,奏《諴夏》辞:
厚地开灵,方坛崇祀。达以风露,树之松梓。勾萌既申,芟柞伊始。恭祈粢盛, 载膺休祉。
春祈稷,奏《諴夏》辞:
粒食兴教,播厥有先。尊神致洁,报本惟虔。瞻榆束耒,望杏开田。方凭戬福, 伫咏丰年。
秋报社,奏《諴夏》辞:
北墉申礼,单出表诚。丰牺入荐,华乐在庭。原显既平,泉流又清。如云已 望,高廪斯盈。
秋报稷,奏《諴夏》辞:
人天务急,农亦勤止。或飐或藨,惟璟惟芑。凉风戒时,岁云秋矣。物成则报, 功施必祀。
先农,奏《諴夏》辞:迎送神,与方丘同。
农祥晨晰,土膏初起。春原俶载,青坛致祀。敛跸长阡,回旌外壝。房俎饰荐, 山罍沈滓。亲事硃弦,躬持黛耜。恭神务穑,受釐降祉。
先圣先师,奏《諴夏》辞:
经国立训,学重教先。《三坟》肇册,《五典》留篇。开凿理著,陶铸功宣。 东胶西序,春诵夏弦。芳尘载仰,祀典无骞。
太庙歌辞:
迎神歌辞:
务本兴教,尊神体国。霜露感心,享祀陈则。官联式序,奔走在庭。几筵结慕, 裸献惟诚。嘉乐载合,神其降止。永言保之,锡以繁祉。
登歌辞:
孝熙严祖,师象敬宗。惟皇肃事,有来邕邕。雕梁霞复,绣云重。观德自 感,奉璋伊恭。彝斝尽饰,羽缀有容。升歌发藻,景福来从。
俎入歌辞:郊丘、社、庙同。
祭本用初,祀由功举。骏奔咸会,供神有序。明酌盈樽,丰牺实俎。幽金既荐, 缋错维旅。享由明德,香非稷黍。载流嘉庆,克固鸿绪。
皇高祖太原府君神室歌辞:
缔基发祥,肇源兴庆。乃仁乃哲,克明克令。庸宣国图,善流人咏。开我皇业, 七百同盛。
皇曾祖康王神室歌辞:
皇条俊茂,帝系灵长。丰功叠轨,厚利重光。福由善积,代以德彰。严恭尽礼, 永锡无疆。
皇祖献王神室歌辞:
盛才必达,丕基增旧。涉渭同符,迁邠等构。弘风迈德,义高道富。神鉴孔昭, 王猷克懋。
皇考太祖武元皇帝神室歌辞:
深仁冥著,至道潜敷。皇矣太祖,耀名天衢。翦商隆祚,奄宅隋区。有命既集, 诞开灵符。
饮福酒歌辞:郊丘、社、庙同。
神道正直,祀事有融。肃邕备礼,庄敬在躬。羞燔已具,奠酹将终。降祥惟永, 受福无穷。
送神歌辞:
飨礼具,利事成。伫旒冕,肃簪缨。金奏终,玉俎撤。尽孝敬,穷严洁。人祗 分,哀乐半。降景福,凭幽赞。
元会:
皇帝出入殿庭,奏《皇夏》辞:郊丘、社、庙同。
深哉皇度,粹矣天仪。司陛整跸,式道先驰。八屯雾拥,七萃云披。退扬进揖, 步矩行规。勾陈乍转,华盖徐移。羽旗照耀,珪组陆离。居高念下,处安思危。照 临有度,纪律无亏。
皇太子出入,奏《肆夏》辞:
惟熙帝载,式固王猷。体乾建本,是曰孟侯。驰道美汉,寝门称周。德心既广, 道业惟优。傅保斯导,贤才与游。瑜玉发响,画轮停辀。皇基方峻,七鬯恆休。
食举歌辞八首:
燔黍设教礼之始,五味相资火为纪。平心和德在甘旨,牢羞既陈钟石俟,以斯 而御扬盛轨。
养身必敬礼食昭,时和岁阜庶物饶。盐梅既济鼎铉调,特以肤腊加臐膮,威仪 济济懋皇朝。
饔人进羞乐侑作,川潜之脍云飞勣。甘酸有宜芬勺药,金敦玉豆盛交错,御鼓 既声安以乐。
玉食惟后膳必珍,芳菰既洁重秬新。是能安体又调神,荆包毕至海贡陈,用之 有节德无垠。
嘉羞入馈犹化谧,沃土名滋帝台实。阳华之荣雕陵栗,鼎俎芬芳豆笾溢,通幽 致远车书一。
道高物备食多方,山肤既善水豢良。桓蒲在位簨业张,加笾折俎烂成行,恩风 下济道化光。
礼以安国仁为政,具物必陈饔牢盛。罝罘斤斧顺时令,怀生熙熙皆得性,于兹 宴喜流嘉庆。
皇道四达礼乐成,临朝日举表时平。甘芳既饫醑以清,扬休玉卮正性情,隆我 帝载永明明。
上寿歌辞:
俗已乂,时又良。朝玉帛,会衣裳。基同北辰久,寿共南山长。黎元鼓腹乐未 央。
宴群臣登歌辞:
皇明驭历,仁深海县。载择良辰,式陈高宴。隅隅卿士,昂昂侯甸。车旗煜 龠,衣缨葱蒨。乐正展悬,司宫饰殿。三揖称礼,九宾为传。圆鼎临碑,方壶在面。 《鹿鸣》成曲,嘉鱼入荐。筐篚相辉,献酬交遍。饮和饱德,恩风长扇。
文舞歌辞:
天眷有属,后德惟明。君临万宇,昭事百灵。濯以江汉,树之风声。罄地必归, 穷天皆至。六戎仰朔,八蛮请吏。烟云献彩,龟龙表异。缉和礼乐,变理阴阳。功 由舞见,德以歌彰。两仪同大,日月齐光。
武舞歌辞:
惟皇御宇,惟帝乘乾。五材并用,七德兼宣。平暴夷险,拯溺救燔。九域载安, 兆庶斯赖。绩地之厚,补天之大。声隆有截,化覃无外。鼓钟既奋,干戚攸陈。功 高德重,政谧化淳。鸿休永播,久而弥新。
大射登歌辞:
道谧金科照,时乂玉条明。优贤飨礼洽,选德射仪成。銮旗郁云动,宝轪俨天 行。巾车整三乏,司裘饰五正。鸣球响高殿,华钟震广庭。乌号传昔美,淇卫著前 名。揖让皆时杰,升降尽朝英。附枝观体定,杯水睹心平。丰觚既来去,燔炙复从 横。欣看礼乐盛,喜遇黄河清。
《凯乐》歌辞三首:
述帝德:
于穆我后,睿哲钦明。膺天之命,载育群生。开元创历,迈德垂声。朝宗万宇, 祗事百灵。焕乎皇道,昭哉帝则。惠政滂流,仁风四塞。淮海未宾,江湖背德。运 筹必胜,濯征斯克。八荒务卷,四表云褰。雄图盛略,迈后光前。寰区已泰,福祚 方延。长歌凯乐,天子万年。
述诸军用命:
帝德远覃,天维宏布。功高云天,声隆《韶《护》。惟彼海隅,未从王度。皇 赫斯怒,元戎启路。桓桓猛将,赳赳英谟。攻如燎发,战似摧枯。救兹涂炭,克彼 妖逋。尘清两越,气静三吴。鲸鲵已夷,封疆载辟。班马萧萧,归旌弈弈。云台表 效,司勋纪绩。业并山河,道固金石。
述天下太平:
阪泉轩德,丹浦尧勋。始实以武,终乃以文。嘉乐圣主,大哉为君。出师命将, 廓定重氛。书轨既并,干戈是戢。弘风设教,政成人立。礼乐聿兴,衣裳载缉。风 云自美,嘉祥爰集。皇皇圣政,穆穆神猷。牢笼虞夏,度越姬刘。日月比曜,天地 同休。永清四海,长帝九州。
皇后房内歌辞:
至顺垂典,正内弘风。母仪万国,训范六宫。求贤启化,进善宣功。家邦载序, 道业斯融。
大业元年,炀帝又诏修高庙乐,曰:“古先哲王,经国成务,莫不因人心而制 礼,则天明而作乐。昔汉氏诸庙别所,乐亦不同,至于光武之后,始立共堂之制。 魏文承运,初营庙寝,太祖一室,独为别宫。自兹之后,兵车交争,制作规模,日 不暇给。伏惟高祖文皇帝,功侔造物,道济生灵,享荐宜殊,乐舞须别。今若月祭 时飨,既与诸祖共庭,至于舞功,独于一室,交违礼意,未合人情。其详议以闻。” 有司未及陈奏,帝又以礼乐之事,总付秘书监柳顾言、少府副监何稠、著作郎诸葛 颍、秘书郎袁庆隆等,增多开皇乐器,大益乐员,郊庙乐悬,并令新制。顾言等后 亲,帝复难于改作,其议竟寝。诸郊庙歌辞,亦并依旧制,唯新造《高祖庙歌》九 首。今亡。又遣秘书省学士定殿前乐工歌十四首,终大业世,每举用焉。帝又诏博 访知钟律歌管者,皆追之。时有曹士立、裴文通、唐罗汉、常宝金等,虽知操弄, 雅郑莫分,然总付太常,详令删定。议修一百四曲,其五曲在宫调,黄钟也;一曲 应调,大吕也;二十五曲商调,太簇也;一十四曲角调,姑洗也;一十三曲变徵调, 蕤宾也;八曲徵调,林钟也;二十五曲羽调,南吕也;一十三曲变宫调,应钟也。 其曲大抵以诗为本,参以古调,渐欲播之弦歌,被之金石。仍属戎车,不遑刊正, 礼乐之事,竟无成功焉。
自汉至梁、陈乐工,其大数不相逾越。及周并齐,隋并陈,各得其乐工,多为 编户。至六年,帝乃大括魏、齐、周、陈乐人子弟,悉配太常,并于关中为坊置之, 其数益多前代。顾言等又奏,仙都宫内,四时祭享,还用太庙之乐,歌功论德,别 制其辞。七庙同院,乐依旧式。又造飨宴殿庭宫悬乐器,布陈簨虡,大抵同前,而 于四隅各加二建鼓、三案。又设十二镈,镈别钟磬二架,各依辰位为调,合三十六 架。至于音律节奏,皆依雅曲,意在演令繁会,自梁武帝之始也,开皇时,废不用, 至是又复焉。高祖时,宫悬乐器,唯有一部,殿庭飨宴用之。平陈所获,又有二部, 宗庙郊丘分用之。至是并于乐府藏而不用。更造三部:五郊二十架,工一百四十三 人。庙庭二十架,工一百五十人。飨宴二十架,工一百七人。舞郎各二等,并一百 三十二人。
顾言又增房内乐,益其钟磬,奏议曰:“房内乐者,主为王后弦歌讽诵而事君 子,故以房室为名。燕礼飨饮酒礼,亦取而用也。故云:‘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 焉。’文王之风,由近及远,乡乐以感人,须存雅正。既不设钟鼓,义无四悬,何 以取正于妇道也。《磬师职》云:‘燕乐之钟磬。”郑玄曰:‘燕乐,房内乐也, 所谓阴声,金石备矣。’以此而论,房内之乐,非独弦歌,必有钟磬也。《内宰职》 云:‘正后服位,诏其礼乐之仪。’郑玄云:‘荐撤之礼,当与乐相应。’荐撤之 言,虽施祭祀,其入出宾客,理亦宜同。请以歌钟歌磬,各设二虡,土革丝竹并副 之,并升歌下管,总名房内之乐。女奴肄习,朝燕用之。”制曰:“可。”于是内 宫悬二十虡。其镈钟十二,皆以大磬充。去建鼓,馀饰并与殿庭同。
皇太子轩悬,去南面,设三镈钟于辰丑申,三建鼓亦如之。编钟三虡,编磬三 虡,共三镈钟为九虡。其登歌减者二人。簨虡金三博山。乐器应漆者硃漆之。其二 舞用六佾。
其雅乐鼓吹,多依开皇之故。雅乐合二十器,今列之如左:
金之属二:一曰镈钟,每钟悬一簨虡,各应律吕之音,即黄帝所命伶伦铸十二 钟,和五音者也。二曰编钟,小钟也,各应律吕,大小以次,编而悬之。上下皆八, 合十六钟,悬于一簨虡。
石之属一:曰磬,用玉若石为之,悬如编钟之法。
丝之属四:一曰琴,神农制为五弦,周文王加二弦为七者也。二曰瑟,二十七 弦,伏牺所作者也。三曰筑,十二弦。四曰筝,十三弦,所谓秦声,蒙恬所作者也。
竹之属三:一曰箫,十六管,长二尺,舜所造者也。二曰篪,长尺四寸,八孔, 苏公所作者也。三曰笛,凡十二孔,汉武帝时丘仲所作者也。京房备五音,有七孔, 以应七声。黄钟之笛,长二尺八寸四分四厘有奇,其余亦上下相次,以为长短。
匏之属二:一曰笙,二曰竽,并女娲之所作也。笙列管十九,于匏内施簧而吹 之。竽大,三十六管。
土之属一:曰埙,六孔,暴辛公之所作者也。
革之属五:一曰建鼓,夏后氏加四足,谓之足鼓。殷人柱贯之,谓之楹鼓。周 人悬之,谓之悬鼓。近代相承,植而贯之,谓之建鼓。盖殷所作也。又栖翔鹭于其 上,不知何代所加。或曰,鹄也,取其声扬而远闻。或曰,鹭,鼓精也。越王勾践 击大鼓于雷门以压吴。晋时移于建康,有双鹭哾鼓而飞入云。或曰,皆非也。《诗》 云:“振振鹭,鹭于飞。鼓咽咽,醉言归。”古之君子,悲周道之衰,颂声之辍, 饰鼓以鹭,存其风流。未知孰是。灵鼓、灵鼗,并入面。雷鼓、雷鼗,六面。路鼓、 路鼗,四面。鼓以桴击,鼗贯其中而手摇之。又有节鼓,不知谁所造也。
木之属二:一曰柷,如桶,方二尺八寸,中有椎柄,连底动之,令左右击,以 节乐。二曰敔,如伏兽,背有二十七鉏铻,以竹长尺,横栎之,以止乐焉。
簨虡,所以悬钟磬,横曰簨,饰以鳞属,植曰虡,饰以臝及羽属。簨加木板于 上,谓之业。殷人刻其上为崇牙,以挂悬。周人画缯为纻,戴之以璧,垂五采羽于 其下,树于簨虡之角。近代又加金博山于簨上,垂流苏,以合采羽。五代相因,同 用之。
始开皇初定令,置《七部乐》:一曰《国伎》,二曰《清商伎》,三曰《高丽 伎》,四曰《天竺伎》,五曰《安国伎》,六曰《龟兹伎》,七曰《文康伎》。又 杂有疏勒、扶南、康国、百济、突厥、新罗、倭国等伎。其后牛弘请存《鞞》、 《铎》、《巾》、《拂》等四舞,与新伎并陈。因称:“四舞,按汉、魏以来,并 施于宴飨。《鞞舞》,汉巴、渝舞也。至章帝造《鞞舞辞》云‘关东有贤女’,魏 明代汉曲云‘明明魏皇帝’。《铎舞》,傅玄代魏辞云‘振铎鸣金’,成公绥赋云 ‘《鞞铎》舞庭,八音并陈’是也。《拂舞》者,沈约《宋志》云:‘吴舞,吴人 思晋化。’其辞本云‘白符鸠’是也。《巾舞》者,《公莫舞》也。伏滔云:‘项 庄因舞,欲剑高祖,项伯纡长袖以扞其锋,魏、晋传为舞焉。’检此虽非正乐,亦 前代旧声。故梁武报沈约云:‘《鞞》、《铎》、《巾》、《拂》,古之遗风。’ 杨泓云:‘此舞本二八人,桓玄即真,为八佾。后因而不改。’齐人王僧虔已论其 事。平陈所得者,犹充八佾,于悬内继二舞后作之,为失斯大。检四舞由来,其实 已久。请并在宴会,与杂伎同设,于西凉前奏之。”帝曰:“其声音节奏及舞,悉 宜依旧。惟舞人不须捉鞞拂等。”及大业中,炀帝乃定《清乐》、《西凉》、《龟 兹》、《天竺》、《康国》、《疏勒》、《安国》、《高丽》、《礼毕》,以为 《九部》。乐器工衣创造既成,大备于兹矣。
《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来旧曲。乐器形制,并歌章古辞,与 魏三祖所作者,皆被于史籍。属晋朝迁播,夷羯窃据,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张氏, 始于凉州得之。宋武平关中,因而入南,不复存于内地。及平陈后获之。高祖听之, 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昔因永嘉,流于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复会同。 虽赏逐时迁,而古致犹在。可以此为本,微更损益,去其哀怨,考而补之。以新定 律吕,更造乐器。”其歌曲有《阳伴》,舞曲有《明君》、《并契》。其乐器有钟、 磬、琴、瑟、击琴、琵琶、箜篌、筑、筝、节鼓、笙、笛、箫、篪、埙等十五种, 为一部。工二十五人。
《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 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至魏、周之际,遂谓之《国伎》。 今曲项琵琶、竖头箜篌之徒,并出自西域,非华夏旧器。《杨泽新声》、《神白马》 之类,生于胡戎。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乐器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歌曲有 《永世乐》,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其乐器有钟、磬、弹筝、 搊筝、卧箜篌、竖箜篌、琵琶、五弦、笙、箫、大筚篥、长笛、小筚篥、横笛、腰 鼓、齐鼓、担鼓、铜拔、贝等十九种,为一部。工二十七人。
《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 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 三部。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干。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 等,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衒公王之间,举时争相慕尚。 高祖病之,谓群臣曰:“闻公等皆好新变,所奏无复正声,此不祥之大也。自家形 国,化成人风,勿谓天下方然,公家家自有风俗矣。存亡善恶,莫不系之。乐感人 深,事资和雅,公等对亲宾宴饮,宜奏正声;声不正,何可使兒女闻也!”帝虽有 此敕,而竟不能救焉。炀帝不解音律,略不关怀。后大制艳篇,辞极淫绮。令乐正 白明达造新声,创《万岁乐》、《藏钩乐》、《七夕相逢乐》、《投壶乐》、《舞 席同心髻》、《玉女行觞》、《神仙留客》、《掷砖续命》、《斗鸡子》、《斗百 草》、《泛龙舟》、《还旧宫》、《长乐花》及《十二时》等曲,掩抑摧藏,哀音 断绝。帝悦之无已,谓幸臣曰:“多弹曲者,如人多读书。读书多则能撰书,弹曲 多即能造曲。此理之然也。”因语明达云:“齐氏偏隅,曹妙达犹自封王。我今天 下大同,欲贵汝,宜自修谨。”六年,高昌献《圣明乐》曲,帝令知音者于馆所听 之,归而肄习。及客方献,先于前奏之,胡夷皆惊焉。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 曲有《婆伽兒》,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其乐器有竖箜篌、琵琶、五 弦、笙、笛、箫、筚篥、毛员鼓、都昙鼓、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铜拔、 贝等十五种,为一部。工二十人。
《天竺》者,起自张重华据有凉州,重四译来贡男伎,《天竺》即其乐焉。歌 曲有《沙石疆》,舞曲有《天曲》。乐器有凤首箜篌、琵琶、五弦、笛、铜鼓、毛 员鼓、都昙鼓、铜拔、贝等九种,为一部。工十二人。
《康国》,起自周武帝娉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歌曲有《戢殿 农和正》,舞曲有《贺兰钵鼻始》、《末奚波地》、《农惠钵鼻始》、《前拔地惠 地》等四曲。乐器有笛、正鼓、加鼓、铜拔等四种,为一部。工七人。
《疏勒》、《安国》、《高丽》,并起自后魏平冯氏及通西域,因得其伎。后 渐繁会其声,以别于太乐。
《疏勒》,歌曲有《亢利死让乐》,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盐曲》。乐器 有竖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答腊鼓、腰鼓、羯鼓、鸡娄鼓等十种,为 一部,工十二人。
《安国》,歌曲有《附萨单时》,舞曲有《末奚》,解曲有《居和祗》。乐器 有箜篌、琵琶、五弦、笛、箫、筚篥、双筚篥、正鼓、和鼓、铜拔等十种,为一部。 工十二人。
《高丽》,歌曲有《芝栖》,舞曲有《歌芝栖》。乐器有弹筝、卧箜篌、竖箜 篌、琵琶、五弦、笛、笙、箫、小筚篥、桃皮筚篥、腰鼓、齐鼓、担鼓、贝等十四 种,为一部。工十八人。
《礼毕》者,本出自晋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为其面,执翳以 舞,象其容,取其谥以号之,谓之为《文康乐》。每奏九部乐终则陈之,故以礼毕 为名。其行曲有《单交路》,舞曲有《散花》。乐器有笛、笙、箫、篪、铃槃、鞞、 腰鼓等七种,三悬为一部。工二十二人。
始齐武平中,有鱼龙烂漫、俳优、硃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 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周时,郑译有宠于宣帝,奏征齐散乐人, 并会京师为之。盖秦角抵之流者也。开皇初,并放遣之。及大业二年,突厥染干来 朝,炀帝欲夸之,总追四方散乐,大集东都。初于芳华苑积翠池侧,帝帷宫女观之。 有舍利先来,戏于场内,须臾跳跃,激水满衢,鼋鼍龟鰲,水人虫鱼,遍覆于地。 又有大鲸鱼,喷雾翳日,倏忽化成黄龙,长七八丈,耸踊而出,名曰《黄龙变》。 又以绳系两柱,相去十丈,遣二倡女对舞绳上,相逢切肩而过,歌舞不辍。又为夏 育扛鼎,取车轮石臼大甕器等,各于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有舞,忽然 腾透而换易之。又有神鰲负山,幻人吐火,千变万化,旷古莫俦。染干大骇之。自 是皆于太常教习。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 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纵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 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毦者,殆三万人。初课京兆、河南 制此衣服,而两京缯锦,为之中虚。三年,驾幸榆林,突厥启民朝于行宫,帝又设 以示之。六年,诸夷大献方物。突厥启民以下,皆国主亲来朝贺。乃于天津街盛陈 百戏,自海内凡有奇伎,无不总萃。崇侈器玩,盛饰衣服,皆用珠翠金银,锦罽絺 绣。其营费钜亿万。关西以安德王雄总之,东都以齐王暕总之,金石匏革之声,闻 数十里外。弹弦扌厌管以上,一万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烛天地,百戏之盛,振古 无比。自是每年以为常焉。
故事,天子有事于太庙,备法驾,陈羽葆,以入于次。礼毕升车,而鼓吹并作。 开皇十七年诏曰:“昔五帝异乐,三王殊礼,皆随事而有损益,因情而立节文。仰 惟祭享宗庙,瞻敬如在,罔极之感,情深兹日。而礼毕升路,鼓吹发音,还入宫门, 金石振响。斯则哀乐同日,心事相违,情所不安,理实未允。宜改兹往式,用弘礼 教。自今以后,享庙日不须设鼓吹,殿庭勿设乐悬。在庙内及诸祭,并依旧。其王 公已下,祭私庙日,不得作音乐。”
至大业中,炀帝制宴飨设鼓吹,依梁为十二案。案别有錞于、钲、铎、军乐鼓 吹等一部。案下皆熊罢貙豹,腾倚承之,以象百兽之舞。其大驾鼓吹,并硃漆画。 大驾鼓吹、小鼓加金镯、羽葆鼓、铙鼓、节鼓,皆五采重盖,其羽葆鼓,仍饰以羽 葆。长鸣、中鸣、大小横吹,五采衣幡,绯掌,画交龙,五采脚。大角幡亦如之。 大鼓、长鸣、大横吹、节鼓及横吹后笛、箫、筚篥、笳、桃皮筚篥等工人服,皆绯 地苣文为袍袴及帽。金钲、鼓,其钲鼓皆加八角紫伞。小鼓、中鸣、小横吹及横 吹后笛、箫、筚篥、笳、桃皮筚篥等工人服,并青地苣文袍袴及帽。羽葆鼓、铙及 歌、箫、笳工人服,并武弁,硃褠衣,革带。大角工人,平巾帻,绯衫,白布大口 袴。其鼓吹督帅服,与大角同。以下准督帅服,亦如之。
鼓一曲,十二变,与金钲同。夜警用一曲俱尽。次奏大鼓。大鼓,一十五曲 供大驾,一十二曲供皇太子,一十曲供王公等。小鼓,九曲供大驾,三曲供皇太子 及王公等。
长鸣色角,一百二十具供大驾,三十六具供皇太子,十八具供王公等。
次鸣色角,一百二十具供大驾,十二具供皇太子,一十具供王公等。
大角,第一曲起捉马,第二曲被马,第三曲骑马,第四曲行,第五曲入阵,第 六曲收军,第七曲下营。皆以三通为一曲。其辞并本之鲜卑。
铙鼓,十二曲供大驾,六曲供皇太子,三曲供王公等。其乐器有鼓,并歌箫、 笳。
大横吹,二十九曲供大驾,九曲供皇太子,七曲供王公。其乐器有角、节鼓、 笛、箫、筚篥、笳、桃皮筚篥。
小横吹,十二曲供大驾,夜警则十二曲俱用。其乐器有角、笛、箫、筚篥、笳、 桃皮筚篥。
作品简介:《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2年的史事。《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于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作品简介:《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汉朝东汉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汉朝东汉时期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
作品简介:《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晋朝西晋时期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为了避免曹魏的《魏书》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魏书》相互混淆,北宋王朝在咸平六年(1003年)将三书合为一书,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设有史官,仅有陈寿在蜀为官收集,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这虽使《三国志》拥有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关键人物记载史料不足的缺点。《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也倍加赞赏,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今。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写“董昭等劝太祖都许”,提到了这样的细节,迁都许昌曹操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这就是微词了。《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如今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
作品简介:《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该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东汉末年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晋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
作品简介:《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南朝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宋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宋书》列传名录有姓名者,凡二百三十余人。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作品简介:《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南朝皇族梁萧子显所撰的历史书,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书中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作品简介:《梁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唐初姚察、姚思廉撰纪传体史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两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弊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南史》相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作品简介:《陈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唐代姚思廉所著,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
作品简介:《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题材,是北朝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中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魏书》共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1卷。《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作品简介:《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唐朝史学家李百药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该作品共50卷,纪8卷,列传42卷。作品记载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后五十余年史实,而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李百药撰。它虽以记载北朝北齐的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和列传四十二卷。《北齐书》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经历了三个朝代(北齐、隋、唐)、共六十多年时间。《北齐书》成书前李百药先后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和三年(公元629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父撰《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
作品简介:《周书》,中国历代正史之一,记载了周书四卷为天像地之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由唐朝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成书于贞观十年。共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周书》,唐代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周书》共五十卷,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贞观十年与《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同时进呈皇家。本书记载了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作品简介:《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唐代魏征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隋书》志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制度,分段叙述。《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关于《隋书》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乱,《旧唐书》记载“魏徽等撰”。而刘知几《史通》则说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共同撰成。还有题为长孙无忌撰述的。这是因为参加《隋书》撰述的人很多,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开始以魏徵为其主编,后来魏徵死了,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完成未完成的部分。《隋书》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志。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中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中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中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作品简介:《南史》,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繁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记载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大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
作品简介:《北史》二十四史之一。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丙戌年))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了解了上面这些基本情况,对于怎样读《南史》《北史》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在二十五史中,《史记》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齐、梁、陈四个皇朝的历史,《北史》是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它们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故可视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李延寿说,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当然不只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讲到《南史》《北史》时,把它们都归于“《史记》之流”。这说明前人就很重视《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点。《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作品简介:《旧唐书》属于史类文学作品,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作品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署名后晋刘昫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浙江余姚人闻人诠在苏州征借到当地人士所藏《旧唐书》,请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在苏州府学里对书稿作校对并开版印刷(工作到一半时,闻人诠离开苏州,但此事在多方支持下继续进行),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尽管《旧唐书》存在着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作品简介:《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
作品简介:《旧五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成书于北宋,原名是《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书中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旧五代史》五代各自为书。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作品简介:《新五代史》是宋欧阳修撰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近人褒贬不一。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其文学成就为世所公认。欧阳修杰出的文学才能在《新五代史》中有很好的体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文笔可谓出类拔萃,全书显出平易通畅、简洁有力的风格和笔削润饰功力的深厚,可与《史记》相媲美,其中的《伶官传序》、《宦者传论》亦为后代所传诵,做到了文史的有机结合。……
作品简介:《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宋史》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宋史》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作品简介:《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年~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1124年~1218年)。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缺陷虽多,但毕竟还是现存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由于耶律俨《辽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作品简介:《金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金朝的始末。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1344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元朝脱脱等主持编修的《金史》,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
作品简介:《元史》,中国“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元朝中国历史事件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1370年。宋濂(1310-1381)、王袆(1321-1373)遵照皇帝朱元璋的诏令,主持编修。《元史》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元史》中的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有十四卷之多,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有十卷之多。《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元史》的列传有类传十四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类传中以《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所记的人物最多,说明宋以来封建的思想统治在逐步加强。《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元史》的史料来源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
作品简介:《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纂修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纂修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作品简介:《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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