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卷二十一 纵囚论

内容：
【原文】 　　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

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

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

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余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

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

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后者。

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

此岂近于人情哉?

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

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

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

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

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

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

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

不然，太宗施德于天下，于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

此又不通之论也!

然则何为而可?

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

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

然此必无之事也。

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

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

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

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

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译文】 ①唐太宗之六年：632年（唐太宗贞观六年）。

唐太宗是我国历史上有一定作为的皇帝，他在位年间，国势强大，社会较安定，史称“贞观之治”。

②大辟：死刑。

辟，法。

刑法。

大辟意为最重的刑罚。

③意：估计。

④贼：用作动词，窃，私下行动，引申为窥测。

⑤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

他们都是儒家崇拜的古代的明君。

【赏析】 这是一篇史评，评论唐太宗李世民的假释死刑囚犯，犯人被释归家后又全部按时返回，从而赦免他们的史实。

文章开门见山，警拔有力。

从“信义行于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说起，定下了全文的基调，标出全文的主旨。

接着从唐太宗纵放死囚的史实，以君子与小人相比较，反复论析，指出唐太宗的做法有悖人情，违反法度，只不过是借此邀取名誉的一种手段。

议论纵横，深刻入髓。

“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而不是什么“施恩德”“知信义”，揭露得可谓明快酣畅。

因此，唐太宗的做法不值得效法，不可以作为“天下之常法”，而应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于人情。

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文章据史立论，层层辨析，论证充分，结论高远，警醒人心也。

据史书记载，唐太宗曾于632年（贞观六年）下令把等待执行的死囚三百余人放回家中，令与家人团聚，并约定返回狱中的日期。

其后三百余入均如期返回，朝廷遂赦免其罪。

在欧阳修以前，一般的都把这件事传为“美谈”，认为唐太宗能“施恩德”，囚犯“知信义”。

作者独能力排众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这种敢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可贵的。

《纵囚论》最大的特点是逻辑性强，结构严密。

全文基本上可以分为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三个部分。

在提出问题时，作者肯定地指出，纵囚一事本身就不近人情，这就为下文的展开定下了基调。

在分析问题时，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唐太宗之所以这样做，纯粹是为了沽名钓誉。

文章从唐太宗、囚犯的不同的心理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不过是上演了一场“上下交相贼”的闹剧。

同时，他还从唐太宗登基六年来并没有消弭小人犯极恶大罪的事实，证明了偶尔的纵囚也解决不了问题。

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确实犀利无比。

在解决问题时，作者旗帜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不管从事何种工作，“必本子人情”。

全文浑然一体，无懈可击。

《纵囚论》的反问句较多，有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

第二段中采取问答的形式来论证，又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

所有这些，都值得认真揣摩。

发布时间：2025-03-31 17:21:42
来源：古籍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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