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卷八十三 案书篇 内容： 【原文】 儒家之宗，孔子也。 墨家之祖，墨翟也。 且案儒道传而墨法废者，儒之道义可为，而墨之法议难从也。 何以验之？ 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违其实，宜以难从也。 乖违如何？ 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 今墨家谓鬼审〔死〕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尸，此於其神厚而於其体薄也。 薄厚不相胜，华实不相副，则怒而降祸，虽有其鬼，终以死恨。 人情欲厚恶薄，神心犹然。 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祸常来也。 以一况百，而墨家为法，皆若此类也。 废而不传，盖有以也。 《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 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 公羊高、谷梁、胡母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 何以验之？ 《礼记》造於孔子之堂，太史公。 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公羊高、谷梁寘、胡母氏不相合。 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 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 光武皇帝之时，陈元、范淑上书连属，条事是非，《左氏》遂立。 范叔寻因罪罢。 元、叔天下极才，讲论是非，有余力矣。 陈元言讷，范叔章诎，左氏得实，明矣。 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 《吕氏春秋》亦如此焉。 《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 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 公孙龙著坚白之论，析言剖辞，务折曲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於治。 齐有三邹衍之书，瀇洋无涯，其文少验，多惊耳之言。 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纵，无实是之验；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 商鞅相秦，作耕战之术；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 富民丰国，强主弱敌，公赏罚，与邹衍之书并言。 而太史公两纪，世人疑惑，不知所从。 案张仪与苏秦同时，苏秦之死，仪固知之。 仪知〔秦〕审，宜从仪言以定其实，而说不明，两传其文。 东海张商亦作列传，岂苏秦商之所为邪？ 何文相违甚也？ 《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自黄帝转相生，不更禀气於天。 作《殷本纪》，言契母简狄浴於川，遇玄鸟坠卵，吞之，遂生契焉。 及《周本纪》言後稷之母姜嫄野出，见大人迹，履之，则妊身，生後稷焉。 夫观《世表》，则契与後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 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 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於川水。 今言浴於川，吞玄鸟之卵；出於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误是非之言也。 《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 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 陆贾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 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岂晋候之过邪？ 以政失道，阴阳不和也。 晋废夏郊之祀，晋侯寝疾，用郑子产之言，祀夏郊而疾愈。 如审雩不修，龙不治，与晋同祸，为之再也。 以政致旱，宜复以政。 政亏而复修雩治龙，其何益哉！ 《春秋》公羊氏之说，亢阳之节，足以复政。 阴阳相浑，旱湛相报，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设龙乎？ 雩祀神喜哉？ 或雨至，亢阳不改，旱祸不除，变复之义，安所施哉！ 且夫寒温与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 独为亢旱求福，不为寒温求佑，未晓其故。 如当复报寒温，宜为雩、龙之事。 鸿材巨识，第两疑焉！ 董仲舒著书，不称子者，意殆自谓过诸子也。 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扬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 然而子长少臆中之说，子云无世俗之论。 仲舒说道术奇矣，北方三家尚矣。 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 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烦乱孔子之书也，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 共一“乱”字，理之与乱，相去甚远。 然而读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实，故说误也。 夫言“烦乱孔子之书，才高之语也。 其言理孔子之书，亦知奇之言也。 出入圣人之门，乱理孔子之书，子长、子云无此言焉。 世俗用心不实，省事失情，二语不定，转侧不安。 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不〔反〕孔子，其言“烦乱孔子之书者”，非也。 孔子之书不乱，其言理孔子之书者，亦非也。 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 ”乱者，〔终〕孔子言也。 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 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盖其义也。 赋颂篇下其有“乱曰”章，盖其类也。 孔子终论，定於仲舒之言，其修雩始龙，必将有义，未可怪也。 颜渊曰：“舜何人也？ 予何人也？ ”五帝、三王，颜渊独慕舜者，知己步驺有同也。 知德所慕，默识所追，同一实也。 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 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 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 骥与众马绝迹，或蹈骥哉？ 有马於此，足行千里，终不名骥者，与骥毛色异也。 有人於此，文偶仲舒，论次君山，终不同於二子者，姓名殊也。 故马效千里，不必骥；人期贤知，不必孔、墨。 何以验之？ 君山之论难追也。 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 是故韩非之《四难》，桓宽之《盐铁》，君山《新论》类也。 世人或疑，言非是伪，论者实之，故难为也。 卿决疑讼，狱定嫌罪，是非不决，曲直不立，世人必谓卿狱之吏才不任职。 至於论，不务全疑，两传并纪，不宜明处，孰与剖破浑沌，解决乱丝，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哉？ 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 可褒，则义以明其行善；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 《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 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 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 案东番邹伯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 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文术之《咸铭》，君高之《越纽录》，长生之《洞历》，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 〔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 广陵陈子回、颜方，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 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後，则子政、子云之党也。 韩非著书，李斯采以言事；扬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 非斯同门，云、铺共朝，睹奇见益，不为古今变心易意；实事贪善，不远为术并肩以迹相轻，好奇无已，故奇名无穷。 扬子云反《离骚》之经，非能尽反，一篇文往往见非，反而夺之。 《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虽不尽见，指趣可知，略借不合义者，案而论之。 【译文】 儒家的创始人是孔子。 墨家的开山祖是墨翟。 考察一下儒家之道流传下来而墨家之法废弃不用的原因，是因为儒家的道理可行，而墨家的主张难从。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墨家主张薄葬而又信奉鬼神，道理互相矛盾违背了实际情况，当然难以顺从。 矛盾到何种程度呢？ 假如鬼不是死人的精神变的，即使尊崇它，它也不会知道。 现在墨家认为鬼确实是死人的精神变的，优厚死人的精神而薄待死人的尸体，这是对死人的精神优厚而对死人的尸体薄待啊。 薄厚不相称，表里不一致，那么鬼就会生气而降下灾祸，即使尊崇精神变的鬼，鬼最终也会因为薄待了尸体而怀恨。 人之常情是想往优厚而憎恶薄待，鬼神的心也同样如此。 采用墨子的主张，侍奉鬼而祈求福，恐怕福极少来而祸反而常来了。 以一种情况来推论其它各种情况，墨家的主张，大都属于此类自相矛盾的情况。 所以墨家的主张废弃而不流传，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春秋左氏传》，大约是出现于孔子住宅的墙壁中。 汉武帝时，鲁共王拆除孔子的教授堂用来修建宫室，得到失传的《春秋》三十篇，这就是《左氏传》。 公羊高、谷梁置、胡毋氏都讲解《春秋》，各立门户，自成一家，只有《左氏传》比较接近《春秋》的本意。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礼记》出于孔子后学者之手，太史公是汉代通晓古今的人，左氏的说法与《礼记》和《史记》是相合的，而公羊高、谷梁置、胡毋氏的说法则与这两部书不符合。 再说其他各家距孔子的时代较远，时代相距远的不如近的，传闻的不如亲眼所见到的。 刘子政欣赏《左氏》，他的童仆妻子都能诵读《左传》。 汉光武帝的时候，陈元、范升接连不断地上书，陈述立《左传》博士一事的是非，于是《左传》博士就设立了。 不久范升由于犯罪而罢了官。 陈元、范升是天下最上等的人才，辩论是非，力量绰绰有余。 陈元的建议被采纳，范升的奏章被否定，《左氏传》符合《春秋》的本意，这就很清楚了。 《左传》记了许多怪事，稍为与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相违背。 《吕氏春秋》也是这种情况。 《国语》是《左氏传》的外传。 《左氏传》解释《春秋》经，辞语还比较简略，所以又选取《国语》的辞语去充实。 这样说来，《左传》和《国语》是世间儒生的两本宝贵的书籍。 公孙龙写《坚白》之论，剖析言辞，致力于语句的曲折，没有在道理上进行探讨，对于治国毫无益处。 齐国有三邹子的著作，内容似汪洋而无边际，书中言辞少有证据，却多有惊人耳目的言论。 考察具有大才的人，大都夸张狂妄，没有真实正确的验证；浮华虚妄夸大荒诞，没有详细明察的内容。 商鞅辅佐秦国，写了《耕战篇》；管仲辅佐齐国，写了《轻重篇》。 他们的著作有益于使老百姓富足使国家强盛，使君王自强敌人削弱，公孙龙与邹衍的书不能与它们并称，而太史公把它们一起记载下来，让世人感到疑惑，不知道依从什么。 考察张仪和苏秦处在同一时代，关于苏秦的死，张仪本来是知道的。 张仪了解苏秦的情况很清楚，应该依照张仪的说法，来确定他死亡的真实情况，而《史记》的说法却不明确，记载了有关苏秦之死的两种说法。 东海郡的冯商也曾续写《史记》，《苏秦列传》大概是冯商写的吧？ 否则，为什么两种说法矛盾得那么厉害呢？ 《三代世表》称五帝、三王都是黄帝的子孙，从黄帝开始辗转相生，并非是另外从天承受了某种精气而出生的。 写《殷本纪》，说契的母亲在河中洗澡，遇上燕子的产卵，契母吞下燕卵，于是生下了契。 写到《周本纪》说后稷的母亲姜嫄到野外去，看到巨人的脚印，踩了巨人的脚印就怀孕，生下了后稷。 看《三代世表》，那么与后稷，确是黄帝的子孙；读殷、周《本纪》，那么契与后稷却是燕子和巨人的精气所生的。 二者不能有两种说法，而太史公却一并记载不加以区别。 考察帝王的妃子，不应该到野外去，在河水中洗澡，而今说在河中洗澡，吞下了燕子的卵；到野外去，踩了巨人的脚印，这是违反了尊贵者应遵守的礼节，混淆了是非的说法。 《新语》这部书是陆贾写的，是使董仲舒深受影响的著作，说的都是君臣政治得失的道理，书中的言论可以采用施行，叙事流畅足以供人观赏。 鸿材大智之人的言论，可以与经传并列，即使是古代圣人的言论，也不能对它有什么超过和增加。 陆贾的著作，不见遗散残缺，而董仲舒说通过举行雩祭可以感动上天，堆制土龙可以招致降雨，让人很难理解。 旱灾到来就举行雩祭，而郊祭时不以鲧配祭，难道这是晋侯的过失吗？ 这是由于政治偏离了正道，导致阴阳之气不调和。 晋国废除了郊祭时对鲧的祭祀，晋侯因此病重卧床不起，采用了郑子产的主张，祭祀了鲧，晋侯的病就好了。 如果确实没有举行雩祭，没有堆制土龙，让晋侯遭祸，这样说是可以的。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招致了旱灾，就应该用改善政治的办法来使旱灾消除。 政治上失误，又去举行雩祭，堆制土龙，有什么益处呢？ 《春秋》公羊氏的说法是：“君王行为骄横，就足以招致旱灾。 ”阴阳之气相混杂，旱涝灾祸交替发生，天道本来就是如此的，为什么要去举行雩祭、设制土龙呢？ 是因为举行雩祭神高兴吗？ 有时候虽然下了雨，然而酷热的天气并没有改变，旱灾没有消除，举行雩祭能消除旱灾回复原状的道理，又如何运用呢？ 况且天气的寒温与旱涝灾害相同，都是由于政治所引起的，其罪过在于人。 唯独为大旱祈求福佑，而不为寒温求神保祐，不明白是什么缘故。 如果应当报答寒温的恩德而又去举行祭祀，那么也应该用举行雩祭、设制土龙的办法来改变天气的寒温了。 高才博学的人，对雩祭可以感天，土龙可以致雨这两种观点请姑且存疑吧。 董仲舒著书不称子，意思大概是他自认为超过了诸子。 汉代写书的人很多，司马迁、扬雄如黄河汉水一样博大渊深，其余的人不过像泾河渭河一样。 然而司马迁很少有主观臆断的解释，扬雄没有庸俗的评论。 董仲舒说道论述很杰出，比起司马迁、扬雄二人来他更为高明。 谶书上说“董仲舒整理发挥我的著述”，这大概是孔子说的。 读谶书的人有认为“乱我书”的意思，是弄乱孔子的著述；有认为“乱”的意思，是整理，整理孔子的著述。 同是一个“乱”字，整理与异乱两种含意，相差得太远了。 然而读谶书的人用心各不相同，不明了根本的事实，所以就解释错了。 说董仲舒“烦乱孔子之书”，这句话是为了表明他的才能高超；说董仲舒“理孔子之书”，这句话也是表明他的才智出奇。 出入在孔圣人门下，弄乱或整理孔子的书，司马迁和扬雄没有这种说法。 世俗的人用心不诚实，了解事物违反了实情，两种说法游移不定，翻来覆去不安稳。 考察董仲舒所写的书，没有违背儒家的规范，没有违反孔子的原意。 那些说“烦乱孔子之书”的人，是错的；孔子的书没有弄乱，那些说“理孔子之书”的人、也是错的。 孔子说：“在师挚开始演奏的时候，在结尾演奏《关雎》的时候，耳里充满了丰富优美的音乐。 ”所谓“乱”，其实是指总结孔子的言论。 孔子生在周代，开创了儒家学说；董仲舒生在汉代，总结了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说，把道理都说尽了。 班彪续写《太史公书》，大约就是这个含意；赋颂的篇末有“乱曰”这一章，大约就是这类情况。 孔子学说的全貌，是经过董仲舒的阐述而最后确定下来的，因此，董仲舒所说的搞雩祭设土龙，一定有它的道理，没有什么可奇怪的。 颜渊说：“舜是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 ”五帝、三王之中，颜渊唯独仰慕舜，是因为自己的步调和舜有一致的地方。 有智有德的人所追慕的，同默记心中的人所追求的，是一回事。 董仲舒谈论道德政治，值得赞美。 考订世间之事，论说社会上的疑难，没有比桓君山更高明的了。 所以董仲舒文章的程度是可以达到的，而桓君山的论述就很难赶得上。 骥与一般的马足迹绝不相同，然而有些马还是能赶上千里马的。 这里有一种马，足能行千里，终究不能称为千里马，是因它与骥的毛色不同。 这里有一种人，文章配得上董仲舒，论述可与桓君山并列，始终与二人不相称，是因为姓名与他们不同。 所以一般的马也能行千里，不一定叫做骥或騄，人们期望贤智的人，不一定非孔子、墨子不可。 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 桓君山的论述很难赶得上。 两把刀相砍，就能知道它们的利与钝；两种论点交锋，就能看出它们的是与非。 所以韩非的《四难》，桓宽的《盐铁论》，是桓君山《新论》一类的书。 社会上有人产生疑惑，说了错话而肯定了虚假的东西，论述者给予核实订正，所以是很难办的。 卿判决案件，狱吏断定疑案，是非无法决断，曲直无法分清，世人必然会认为卿和狱吏不称职。 至于论述，不致力于订正疑惑，两种说法一并记载，不肯作出明确的结论，与能够剖析糊涂不明的事理，解决杂乱无章的事情，使言论没有不可知的，文章没有不可理解的人相比准更好呢？ 考察孔子作《春秋》，“表彰极小的善事，贬斥细微的恶行”。 可褒奖的人，就宣扬他的美德称赞他的善行；可贬斥的人，就揭露他的罪恶讥刺他的丑行。 《新论》的道理，与《春秋》完全是一致的。 社会习惯喜好珍贵古代而不重视现代，认为现代的书不如古代的书。 实际上古代现代是一样的，著书人的才能有高有低，言论有对有错，不分好坏而只是珍贵古代的书，这就是说古人比今人贤明。 考察东番的邹伯奇、临淮的袁太伯和袁文术、会稽的吴君高和周长生这些人，地位虽然达不到公卿那么高，但确是才智博大精深，是一批文雅的英雄人物。 看邹伯奇的《元思》、袁太伯的《易章句》、袁文术的《咸铭》、吴君高的《越纽录》、周长生的《洞历》等书，连刘子政、扬雄也不能超过他们。 人的才智有浅有深，这是不分古今的；文章有假有真，这是不分新旧的。 广陵的陈子迥和颜方，当今的尚书郎班固，兰台令史杨终、傅毅这些人，虽然没有大部头著作，但他们写的赋颂记奏，言辞极有文采，赋就同屈原、贾谊的一样，奏就同唐林、谷永的一样，把它们放在一起来比较长处，其优美程度是一样的。 当今他们没有出名，假如在百代以后，他们就是刘子政和扬子云一类的人物了。 韩非写的书，李斯引用来议论事理；扬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着就宣扬它。 韩非与李斯同在一个老师门下，扬子云和侯铺子共在一个朝代，亲眼目睹奇异之书，不根据作品的年代而改变评价标准，实事求是，凡是好的都仰慕不已，不因为是同时代的人就认为经历平凡而瞧不起，喜爱奇特的书没有止境，所以奇特的书名声久传不绝。 扬子云反其意而用《离骚》中的话，并不能完全相反，一篇文章往往由于被非难，反而使它更加突出。 《六略》著录有一万三千卷，即使不能全都见到，其宗旨还是大体可以知道的，所以借其中某些不合理的地方，进行考订并加以评论。 发布时间：2025-03-31 14:43:35 来源：古籍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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