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卷六十 须颂篇 内容： 【原文】 古之帝王建鸿德者，须鸿笔之臣褒颂纪载，鸿德乃彰，万世乃闻。 问说《书》者：“‘钦明文思’以下，谁所言也？ ”曰：“篇家也。 ”“篇家谁也？ ”“孔子也。 ”然则孔子鸿笔之人也。 “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也。 ”鸿笔之奋，盖斯时也。 或说《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 ”“下者谁也？ ”曰：“臣子也。 ”然则臣子书上所为矣。 问儒者：“礼言制，乐言作，何也？ ”曰：“礼者上所制，故曰制；乐者下所作，故曰作。 天下太平，颂声作。 ”方今天下太平矣，颂诗乐声可以作未？ 传者不知也，故曰拘儒。 卫孔悝之鼎铭，周臣劝行。 孝宣皇帝称颍川太守黄霸有治状，赐金百斤，汉臣勉政。 夫以人主颂称臣子，臣子当褒君父，於义较矣。 虞氏天下太平，夔歌舜德；宣王惠周，《诗》颂其行；召伯述职，周歌棠树。 是故《周颂》三十一，《殷颂》五，《鲁颂》四，凡《颂》四十篇，诗人所以嘉上也。 由此言之，臣子当颂，明矣。 儒者谓汉无圣帝，治化未太平。 《宣汉》之篇，论汉已有圣帝，治已太平；《恢国》之篇，极论汉德非常实然，乃在百代之上。 表德颂功，宣褒主上，《诗》之颂言，右臣之典也。 舍其家而观他人之室，忽其父而称异人之翁，未为德也。 汉，今天下之家也；先帝、今上民臣之翁也。 夫晓主德而颂其美，识国奇而恢其功，孰与疑暗不能也？ 孔子称“大哉！ 尧之为君也！ 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或年五十击壤於涂，或曰：“大哉！ 尧之德也。 ”击壤者曰： “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尧何等力？ ”孔子乃言“大哉！ 尧之德”者，乃知尧者也。 涉圣世不知圣主，是则盲者不能别青黄也；知圣主不能颂，是则暗者不能言是非也。 然则方今盲喑之儒，与唐击壤之民，同一才矣。 夫孔子及唐人言大哉者，知尧德，盖尧盛也；击壤之民云“尧何等力”，是不知尧德也。 夜举灯烛，光曜所及，可得度也；日照天下，远近广狭，难得量也。 浮於淮、济，皆知曲折；入东海者，不晓南北。 故夫广大从横难数，极深，揭历难测。 汉德酆广，日光海外也。 知者知之，不知者不知汉盛也。 汉家著书，多上及殷、周，诸子并作，皆论他事，无褒颂之言，《论衡》有之。 又《诗》颂国名《周颂》，杜抚、〔班〕固所上《汉颂》，相依类也。 宣帝之时，画图汉列士，或不在於画上者，子孙耻之。 何则？ 父祖不贤，故不画图也。 夫颂言，非徒画文也。 如千世之後，读经书不见汉美，後世怪之。 故夫古之通经之臣，纪主令功，记於竹帛；颂上令德，刻於鼎铭。 文人涉世，以此自勉。 汉德不及六代，论者不德之故也。 地有丘洿，故有高平，或以锸平而夷之，为平地矣。 世见五帝、三王为经书，汉事不载，则谓五、三优於汉矣。 或以论为锸，损五、〔三〕，少丰满汉家之下，并为平哉！ 汉将为丘，五、三转为洿矣。 湖池非一，广狭同也，树竿测之，深浅可度。 汉与百代俱为主也，实而论之，优劣可见。 故不树长竿，不知深浅之度；无《论衡》之论，不知优劣之实。 汉在百代之末，上与百代料德，湖池相与比也，无鸿笔之论，不免庸庸之名。 论好称古而毁今，恐汉将在百代之下，岂徒同哉！ 谥者，行之迹也。 谥之美者，成、宣也；恶者，灵、历也。 成汤遭旱，周宣亦然。 然而成汤加“成”，宣王言“宣”，无妄之灾，不能亏政，臣子累谥，不失实也。 由斯以论尧，尧亦美谥也，时亦有洪水，百姓不安，犹言尧者，得实考也。 夫一字之谥，尚犹明主，况千言之论，万文之颂哉？ 船车载人，孰与其徒多也？ 素车朴船，孰与加漆采画也？ 然则鸿笔之人，国之船车、采画也。 农无〔强〕夫，谷粟不登；国无强文，德暗不彰。 汉德不休，乱在百代之间，强笔之儒不著载也。 高祖以来，著书非不讲论汉。 司马长卿为《封禅书》，文约不具。 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扬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 陈平仲纪光武。 班孟坚颂孝明。 汉家功德，颇可观见。 今上即命，未有褒载，《论衡》之人，为此毕精，故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 龙无云雨不能参天。 鸿笔之人，国之云雨也。 载国德於传书之上，宣昭名於万世之後，厥高非徒参天也。 城墙之土，平地之壤也，人加筑蹈之力，树立临池。 国之功德，崇於城墙，文人之笔，劲於筑蹈。 圣主德盛功立，〔若〕不褒颂纪载，奚得传驰流去无疆乎？ 人有高行，或誉得其实，或欲称之不能言，或谓不善，不肯陈一。 断此三者，孰者为贤？ 五、三之际，於斯为盛。 孝明之时，众瑞并至，百官臣子，不为少矣，唯班固之徒，称颂国德，可谓誉得其实矣。 颂文谲以奇，彰汉德於百代，使帝名如日月，孰与不能言，言之不美善哉？ 秦始皇东南游，升会稽山，李斯刻石，纪颂帝德。 至琅琊亦然。 秦无道之国，刻石文世，观读之者见尧、舜之美。 由此言之，须颂明矣。 当今非无李斯之才也，无从升会稽历琅琊之阶也。 弦歌为妙异之曲，坐者不曰善，弦歌之人，必怠不精。 何则？ 妙异难为，观者不知善也。 圣国扬妙异之政，众臣不颂，将顺其美，安得所施哉？ 今方〔技〕之书在竹帛，无主名所从生出，见者忽然，不卸服也。 如题曰“〔某〕甲某子之方，”若言“已验尝试，”人争刻写，以为珍秘。 上书於国，奏〔记〕於郡，誉荐士吏，称术行能，章下记出，士吏贤妙。 何则？ 章表其行，记明其才也。 国德溢炽，莫有宣褒，使圣国大汉有庸庸之名，咎在俗儒不实论也。 古今圣王不绝，则其符瑞亦宜累属。 符瑞之出，不同於前，或时已有，世无以知，故有《讲瑞》。 俗儒好长古而短今，言瑞则渥前而薄後。 《是应》实而定之，汉不为少。 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 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 斯盖三增九虚所以成也，《能圣》《实圣》，所以兴也。 儒者称圣过实，稽合於汉，汉不能及。 非不能及，儒者之说使难及也。 〔如〕实论之，汉更难及。 谷熟岁平，圣王因缘以立功化，故《治期》之篇，为汉激发。 治有期，乱有时。 能以乱为治者优，优者有之。 建初孟年，无妄气至，圣世之期也。 皇帝执德，救备其灾，故《顺鼓》、《明雩》，为汉应变。 是故灾变之至，或在圣世。 时旱祸湛，为汉论灾。 是故《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 从门应庭，听堂室之言，什而失九，如升堂窥室，百不失一。 《论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其远非徒门庭也。 日刻径重千里，人不谓之广者，远也。 望夜甚雨，月光不暗，人不睹曜者，隐也。 圣者垂日月之明，处在中州。 隐於百里，遥闻传授，不实。 形耀不实，难论。 得诏书到，计吏至，乃闻圣政。 是以褒功失丘山之积，颂德遗膏腴之美。 使至台阁之下，蹈班、贾之迹，论功德之实，不失毫厘之微。 武王封比干之墓，孔子显三累之行。 大汉之德，非直比干三累也。 道立〔邮〕表，路出其下，望〔邮〕表者昭然知路。 汉德明著，莫立邦表之言，故浩广之德未光於世也。 【译文】 古代建立了鸿大功德的帝王，必须要有擅长写作的臣子赞美记载，他的鸿大功德才会显著，万代以后才能知道。 问解释《尚书》的人：“‘尧敬慎节俭，明察四方，善治天下，思虑通达’以下的话，是谁人说的？ ”答：“著作家说的。 ”“著作家是谁呢？ ”“是孔子。 ”这样说来孔子是擅长写作的人了。 “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才把《诗》的乐曲进行了整理使它纯正，《雅》乐和《颂》乐各得其适当的位置。 ”孔子挥动大笔整理乐曲，大约就在这个时候。 有人解释《尚书》的含义说：“‘尚’就是‘上’（君王）的意思；君王的所作所为，下面的人把它记录下来，因此叫《尚书》。 ”“下面的人是谁呢？ ”“是臣子”。 这样说来臣子是应当记录君王的所作所为的了。 问儒者：“为什么把礼说成是‘制定’的，把乐说成是‘创作’的呢？ ”答：“礼是君王制定的，所以说是制定；乐是下面的人创作的，所以说是创作。 天下太平，歌功颂德的乐曲就创作出来了。 ”当今天下太平了，歌颂功德的诗歌乐曲，可不可以创作，释经的人不知道，所以称他为“拘儒”。 卫国孔悝受到鼎铸铭文的表彰，周代的臣子互相激励操行。 汉宣帝称赞颍川太守黄霸有优良的政绩，赏赐一百斤金子，汉朝的大臣都尽职政事。 因为君王称颂了臣子，所以臣子应当颂扬君父的功德，这在道理上是很清楚不过的。 虞舜统治的时代天下太平，夔歌颂舜的功德。 周宣王使周朝中兴，《诗》里就颂扬他的品行。 召伯勤于政事，周人歌颂他在棠梨树下判案的美德。 所以《周颂》有三十一篇，《殷颂》有五篇，《鲁颂》有四篇，总共颂有四十篇，都是诗人写来颂扬君王的。 照此说来，臣下应当颂扬君王，是很明白的了。 儒者认为汉代没有圣明的帝王，统治教化尚未达到天下太平。 《宣汉篇》中，论述了汉代已经有了圣明的帝王，国家的治理已经太平。 《恢国篇》充分论述了汉代功德非同一般，确实超过了过去所有的朝代。 表彰颂扬功德，宣扬称颂皇帝，《诗》中写有颂诗，这是古代臣子的职责。 抛开自己的家而赞赏别人的家，轻视自己的父亲而颂扬别人的父亲，不能称为美德。 汉朝，就是当今天下人的家；已死的汉明帝和当今皇上，就是老百姓和臣子的父亲。 知道君王的功德而称颂他的完美，看到汉朝的杰出而表彰它的功德，这和那些愚昧而不能这样做的人相比，谁高明呢？ 孔子称颂说：“真是太伟大了，尧这样的君王！ 只有天最伟大，只有尧能够效法它。 尧的功德浩大无际，老百姓不知道如何称颂他才好。 ”有位年纪在五十岁的人在路上作击壤游戏。 有人说：“真伟大呀，尧的功德！ ”击壤的人说：“我太阳出来就干活，太阳落山就休息，挖井而饮用井水，耕田而食用粮食，这里边尧有什么力量呢？ ”孔子及称颂“真伟大呀，尧的功德”的人，都是了解尧的功德的人。 经历了圣明之世而不了解圣明的君王，这就像瞎子分不出青色黄色一样，知道有圣明的君王而不能称颂，这就像哑巴不能说明是非一样。 这样说来，当今的又瞎又哑的儒者，和唐尧时代击壤的老百姓，才智是同样的低劣了。 孔子和唐尧时代称颂“真伟大啊”的人，是因为了解尧的功德，因为尧的功德确实很伟大啊；击壤的老百姓说“这里边尧有什么力量”，这是因为他不了解尧的功德啊。 夜间点燃灯烛，光亮所达到的地方，是可以测量到的，太阳照耀天下，普及远近广狭之处，难于测量。 在淮河、济河中乘船，都知道它们的曲折；乘船进入东海的人，就分不清南北了。 所以，如果过于广阔，长宽就很难计算；非常深，深浅就很难测量。 汉朝功德盛广，如同太阳的光辉、大海的海面一样。 明智的人知道汉朝功德的盛广，愚昧的人就不知道汉朝功德的盛广了。 汉朝人写书，大多上溯到殷、周时代，汉代的作者都在写文章，论述的都是其他的事情，没有褒颂帝王的话，而《论衡》里面就有。 又有《诗》里称颂周代的叫《周颂》，与杜抚、班固所呈献的歌颂汉朝的辞赋，是相类似的。 汉宣帝的时候，画像表彰汉朝的功臣，有的人不在画像表彰之列，子孙为此感到可耻。 为什么呢？ 父祖辈不贤良，所以没有受到画像表彰。 那些称颂的话，不仅仅是画张像而已，而是文字记录。 如果千代以后，读经书看不到汉朝的美德，后代的人就会感到奇怪。 所以古代通晓经书的大臣，记载君王的盛功，记录在竹帛之上；称颂君王的美德，铸刻铭文于鼎上。 文人经历世事，以此来自我勉励。 汉朝功德被认为不如唐、虞、夏、商、周、秦六代，是由于论述的人不注意颂扬汉朝君王美德的缘故。 地面上有山丘有池塘，所以有高有低，有人用锸填满池塘挖平山丘，地面就成为平地了。 一般人看到五帝、三王的事迹写成经书了，而汉朝的事迹不见记载，就认为五帝、三王时代比汉代好。 如果有人把议论当作锸，减掉一点对五帝、三王的颂扬，略微增添到汉代名下，岂止会把二者拉平啊！ 汉代将会成为山丘，五帝、三王时代反而成为池塘了。 湖和池不一样，尽管面积相同，立起竿子去测量它们，深浅是可以测量得到的。 汉代君王与以往各个朝代的君王，同样都是君王，依据事实评论他们，他们的优劣就可以看出来了。 所以，不树立长竿，就不知道湖池深浅的程度；没有《论衡》的评论，就不知道历代君王优劣的真实情况。 汉代在百代的最后，往上与百代比较功德，如同湖和池互相对比一样。 没有大手笔的评论，仍旧不能免掉平庸的名声。 议论的人喜欢颂古非今，这样恐怕汉代就会在过去所有的朝代之下了，岂止是与它们相同呢！ 谥号，是生前行为的评价。 谥号好的，如“成”、“宣”之类；谥号不好的，如“灵”、“厉”之类。 成汤时遇到旱灾，周宜王时也同样遇到旱灾，但是商汤死后给他加上“成”的谥号，宣王死后的谥号称为“宣”。 偶然发生的灾害，不能因此而贬低他们的政绩，臣子依据他们的生平事迹所上的谥号，并没有违反真实情况。 据此以评论尧。 “尧”也是好的谥号。 当时也发生了洪水之灾，老百姓生活不安定，仍然给他“尧”这个谥号，是因为如实考核了他的政绩。 一个字的谥号，尚且能起到表彰君王的作用，何况千言的评论，万字的颂扬呢？ 用船车运载人和让人步行比较，哪种办法好呢？ 没有装饰的车船和漆上彩画的车船比较，哪种更美呢？ 如此说来擅长写文章的人，好比是国家的船车和彩画了。 农业没有强劳力，庄稼就没有收成；国家没有擅长写文章的人，帝王的功绩就幽隐而不显著。 汉朝的功德显得不怎么美好，混杂在百代之中，是因为那些擅长著述的儒生不撰写不记载的缘故，自从汉高祖以来，撰文著书并非完全不评论汉代。 司马长卿写过《封禅书》，文章写得简略，论述不够完备。 司马子长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的史实。 杨子云记录了汉宣帝以至哀帝、平帝的事迹。 陈平仲记录了光武帝的生平。 班孟坚颂扬了汉明帝的功业。 汉代的功德，稍微可以观看到一些。 当今皇帝即位，没有颂扬的记载，《论衡》的作者，为此费尽了精力，所以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等篇的出现。 龙不借助云雨，就不能高入云霄，擅长写作的人，就好比是国家的云雨。 记载国家的功德在传书之上，传播显赫的名声于万世之后，这样的高度就不仅仅是高入云霄了。 城墙上的土，原来是平地上的土，是人加以了夯踩结实的力量，城墙才屹立在护城河边。 国家的功德。 比城墙更崇高；文人的笔，比夯踩更有劲。 圣主的德行丰盛功业创立，如果不加以赞美称颂记载下来，怎么能迅速传播流传下去而没有穷尽呢？ 一个人有了高尚的品行，有的人对他颂扬得完全符合实际，有的人想称赞他却说不出来，有的人却认为他不好而不愿说一句称颂的话。 判断这三种人，哪一种贤良呢？ 从五帝、三王时代开始，到汉代才算得功德最盛大。 汉明帝的时候，各种祥瑞同时出现，各级官吏大臣，不算少了，只有班固等人称颂国家的功德，可以算是称颂得完全符合实情了。 歌颂功德的文章写得既奇异又出色，用以表彰汉朝的功德在百代之上，使帝王的名声如日月在天，这和想称颂而又说不出来以及说它不好的相比较，哪一个好呢？ 秦始皇到东南方巡视，登上会稽山，李斯刻石立碑，记载和颂扬秦始皇的功德。 到了瑯琊山也仍然这样做。 秦国，是个无道的国家，刻石立碑粉饰当世，观看阅读碑文的人，仿佛看到了像尧、舜那样的美德。 由此说来，必须颂扬帝王的功德是很明白的了。 当今并不是没有李斯那样的人才，而是没有机会和条件像李斯那样跟随皇帝登上会稽山、瑯琊山。 弹唱的是美妙奇异的歌曲，听众不说好，弹唱的人必然会懈怠而不愿精心弹唱。 为什么呢？ 因为美妙奇异的歌曲是很难弹唱的，听众却不懂得它的妙处。 圣明的国家推行如妙异之曲一般的政治，朝中大臣不赞颂，不顺势发扬它的好处，又怎么能施行这种政治呢？ 当今医书写在竹简丝帛之上，如果没有著作者的姓名和来源，见到的人就看不起它，不肯按它上面的方剂服用。 如果题写有某某人的验方，并说尝试过很有疗效，人人都争着刻写传抄，把它视为珍贵的秘方。 向朝廷上奏章，向郡守陈述书面意见，称赞推荐士子和官吏，称颂陈述他们的操行和才能，奏章和书面意见得到批准，这些士子和官吏就获得了操行好、才能高的美名。 为什么呢？ 因为奏章上表彰了他们的操行，奏记中宣扬了他们的才能。 朝廷的功德伟大崇高，却没有人加以宣扬和歌颂，使得圣明的大汉国只有很一般的名声，过错就在于俗儒们没有如实加以论述。 从古至今圣王不断出现，那么他们遇到的符瑞也应当接连不断地出现。 当今符瑞的出现，不同于古代，或许已经有了，世人无法认识它，所以我就写了《讲瑞篇》。 俗儒喜好颂古非今，讲到祥瑞就厚古薄今，我的《是应篇》对古今的祥瑞加以核实、判断，证明汉代的祥瑞并不比古代的少。 汉代有具体的事例，俗儒不称颂；古代有不真实的美名，俗儒却真心诚意地相信它。 俗儒相信远古时代不真实的美名，却不重视近代当代的事实，这就是我写作“三增”、“九虚”的原因，《能圣》、《实圣》也因此而写出来了。 俗儒称颂古代圣王言过其实，用这样的标准来考核汉代，汉代就赶不上古代。 并不是汉代赶不上古代，而是俗儒的解释使它难以赶上古代。 如果根据实际情况来评论，汉代更是古代难以赶上的。 粮食丰收，年岁太平，圣王借此建立了功德教化，所以我的《治期篇》，是为汉朝发扬光大功德的。 社会安定有一定的期数，社会混乱有一定的时数，能把乱变为治的人是第一流的。 这种杰出的人物在汉代是存在的。 建初初年，无妄灾变出现，正是东汉注定要遇到的期数。 皇帝坚持一贯的道德和政治，做一些救灾备荒的事情，所以我在《顺鼓篇》、《明雩篇》中，为汉朝提出应付灾变的办法。 所以灾变的出现，或许在圣明之世，有时旱灾，有时水灾，我为汉朝论述灾变的出现。 所以《春秋》为汉朝制定了治国的大法，《论衡》为汉朝公平地论定是非曲直。 在门庭间服役，听堂室里的话，十句有九句听得不准确；如果登上堂屋窥探内室，一百句话不会有一句听不准确。 《论衡》的作者，居住在自古荒僻边远的地方，那里距京城不只是门庭离堂屋那么远了。 太阳直径千里，人们不认为它大，因为它离人太远了，十五的夜晚下了大雨，月光并不阴暗，人们看不见月光，因为月光被遮隐住了。 皇帝的功德像日月一样放射光芒，因为住在中州，隐居在深宫，远远地听到别人传授的消息很不真实。 日月的形状光辉看不真实就难以充分论述功德。 诏书下达，上计吏归来，才了解了圣王的政治。 因此，歌颂皇帝的功业就连丘山那么大的功绩也给漏掉了，赞颂皇帝的道德像膏腴般的美德也给遗漏了。 假如让我到台阁去当官，继承班固、贾逵的事业，我论述皇帝功德的真实情况，不会有丝毫的失误。 周武王为比干的坟墓堆土，孔子表彰三位受连累的人的品行。 大汉朝的功德，不仅仅是比干和三位受连累的人那样的品行。 大道上设立路标，道路标明在路标下，看到路标的人就能清楚地识别路途。 汉朝的功德明显卓著，可是没有人写出像路标那样醒目的文章，所以汉朝浩大宽广的功德没有在世间发扬光大。 发布时间：2025-03-31 14:41:26 来源：古籍文学网 链接：https://www.gujitop.com/book/35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