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卷五十三 治期篇 内容： 【原文】 世谓古人君贤，则道德施行，施行则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则道德顿废，顿废则功败治乱。 古今论者，莫谓不然。 何则？ 见尧、舜贤圣致太平，桀、纣无道致乱得诛。 如实论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 吏百石以〔下〕，若〔斗〕食以〔上〕，居位治民，为政布教，教行与止，民治与乱，皆有命焉。 或才高行洁，居位职废；或智浅操洿，治民而立。 上古之黜陟幽明，考功，据有功而加赏，案无功而施罚。 是考命而长禄，非实才而厚能也。 论者因考功之法，据效而定贤，则谓民治国安者，贤君之所致；民乱国危者，无道之所为也。 故危乱之变至，论者以责人君，归罪於为政不得其道。 人君受以自责，愁神苦思，撼动形体，而危乱之变，终不减除。 空愤人君人心，使明知之主，虚受之责，世论传称，使之然也。 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 良医能行其针药，使方术验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 如命穷病困，则虽扁鹊末如之何。 夫命穷病困之不可治，犹夫乱民之不可安也；药气之愈病，犹教导之安民也，皆有命时，不可令勉力也。 公伯寮诉子路於季孙，子服景伯以告孔子。 孔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由此言之，教之行废，国之安危，皆在命时，非人力也。 夫世乱民逆，国之危殆，灾害系於上天，贤君之德，不能消却。 《诗》道周宣王遭大旱矣。 《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 ”言无有可遗一人不被害者。 宣王贤者，嫌於德微。 仁惠盛者，莫过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 水旱，灾害之甚者也，而二圣逢之，岂二圣政之所致哉？ 天地历数当然也。 以尧、汤之水旱，准百王之灾害，非德所致，非德所致，则其福佑非德所为也。 贤君之治国也，犹慈父之治家。 慈父耐平教明令，耐使子孙皆为孝善。 子孙孝善，是家兴也；百姓平安，是国昌也。 昌必有衰，兴必有废。 兴昌非德所能成，然则衰废非德所能败也。 昌衰兴废，皆天时也。 此善恶之实，未言苦乐之效也。 家安人乐，富饶财用足也。 案富饶者命厚所致，非贤惠所获也。 人皆知富饶居安乐者命禄厚，而不知国安治化行者历数吉也。 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 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 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 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 世称五帝之时，天下太平，家有十年之蓄，人有君子之行。 或时不然，世增其美，亦或时政致。 何以审之？ 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义，负畔其上乎？ 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 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 传曰：“仓禀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知荣辱。 ”让生於有余，争起於不足。 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 故饥岁之春，不食亲戚，穰岁之秋，召及四邻。 不食亲戚，恶行也；召及四邻，善义也。 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於岁之饥穰。 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 案谷成败，自有年岁。 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 必谓水旱政治所致，不能为政者莫过桀、纣，桀、纣之时，宜常水旱。 案桀、纣之时，无饥耗之灾。 灾至自有数，或时返在圣君之世。 实事者说尧之洪水，汤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恶之所致。 说百王之害，独谓为恶之应，此见尧、汤德优，百王劣也。 审一足以见百，明恶足以照善。 尧、汤证百王，至百王遭变，非政所致，以变见而明祸福。 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 人之温病而死也，先有凶色见於面部。 其病，遇邪气也，其病不愈。 至於身死，命寿讫也。 国之乱亡，与此同验。 有变见於天地，犹人温病而死，色见於面部也。 有水旱之灾，犹人遇气而病也。 灾祸不除，至於国亡，犹病不愈，至於身死也。 论者谓变征政治，贤人温病色凶，可谓操行所生乎？ 谓水旱者无道所致，贤者遭病，可谓无状所得乎？ 谓亡者为恶极，贤者身死，可谓罪重乎？ 夫贤人有被病而早死，恶人有完强而老寿，人之病死，不在操行为恶也。 然则国之乱亡，不在政之是非。 恶人完强而老寿，非政平安而常存。 由此言之，祸变不足以明恶，福瑞不足以表善，明矣。 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月亦一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 岁害鸟帑，周、楚有祸；綝然之气见，宋、卫、陈、郑皆灾。 当此之时，六国政教未必失误也。 历阳之都，一夕沈而为湖，当时历阳长吏未必诳妄也。 成败系於天，吉凶制於时。 人事未为，天气已见，非时而何？ 五谷生地，一丰一耗；谷粜在市，一贵一贱。 丰者未必贱，耗者未必贵。 丰耗有岁，贵贱有时。 时当贵，丰谷价增；时当贱，耗谷直减。 夫谷之贵贱不在丰耗，犹国之治乱不在善恶。 贤君之立，偶在当治之世，德自明於上，民自善於下，世平民安，瑞佑并至，世则谓之贤君所致。 无道之君，偶生於当乱之时，世扰俗乱，灾害不绝，遂以破国亡身灭嗣，世皆谓之为恶所致。 若此，明於善恶之外形，不见祸福之内实也。 祸福不在善恶，善恶之证不在祸福。 长吏到官，未有所行，政教因前，无所改更。 然而盗贼或多或寡，灾害或无或有，夫何故哉？ 长吏秩贵，当阶平安以升迁，或命贱不任，当由危乱以贬诎也。 以今之长吏，况古之国君，安危存亡，可得论也。 【译文】 世俗的人认为古代君王贤明所以道德教化得以施行，施行道德教化就政事成功社会稳定；君王不贤明道德教化被舍弃而衰败，道德教化衰败就政事失败社会动乱。 从古至今论述此事的人，没有认为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这表现在尧、舜圣贤招致天下太平，桀、纣政治昏庸招致社会动乱而被杀。 按照实际情况来评论，命运的期数本来如此，并不是君王的道德教化在起作用。 凡“百石”以下和“斗食”以上的各级官吏，处在一定的官位治理老百姓，办理政事施行教化，教化行得通行不通，老百姓安定与动乱，都是由“命”决定的。 有的人才智高超行为廉洁，当官却没有取得成效；有的人才智浅薄品行不正，却治民有方而取得成功。 远古时代罢免昏庸的官吏，提拔贤明的官吏，要考核官吏的政绩，根据政绩而加以奖赏，也根据没有政绩而加以惩罚。 其实这是在考察他们的“命”而推崇他们的“禄”，并不是核实他们的才干，重视他们的能力。 那些论事者由于考察官吏政绩的方法，是根据功效来评定官吏贤与不贤，就说百姓安定国家太平，是贤君的政治带来的；百姓动乱国家危险，是君王无道造成的。 所以预兆国家危乱的灾变出现时，论事者就据此责备君王，把罪过归结到君王施政不符合天道上来。 君王接受了责备并自我进行追究，精神思想愁苦不已，身心操劳，而预兆国家危乱的灾变最终也没有减少消除。 白白地使君王的心情沉痛烦闷，让明智的君王平白无故地受到那种责备，这是社会舆论和流言造成的结果。 贤君能够治理命当安定的百姓，而不能够改变命当危乱的世道。 良医能够施行他的针药，使药方医术产生疗效，是因为他遇到了暂时还不会死的人，得的是不危及生命的病。 如果寿命到了尽头，病已无法医治，那么即使是扁鹊也毫无办法。 寿命到了尽头病已无法医治，如同动乱的百姓不能安定一样。 药力能治好病，如同教化疏导能安定老百姓一样。 这都有它的命数和时运，不能全靠人力去改变。 公伯寮在季孙那里说子路的坏话，子服景伯把这件事告诉了孔子，孔子说：“我的政治主张能够实行，这是天命决定的！ 我的政治主张没法实行，这也是天命决定的啊！ ”据此说来，教化行不行得通，国家的安定危乱，都是由命数时运决定的，并不决定于人的力量。 世道混乱百姓叛逆，国家的危险灾害，决定于上天，贤君的德行不能使它们消退。 《诗经》上说周宣王时遭受大旱灾。 《诗经》上说：“周朝留下的众民，没有一人不受罪。 ”讲的是没有一个人可能遗漏而不受灾害。 如果周宣王只是个贤君，在道德上还嫌不足的话，那么仁慈完美的君王，谁也超不过尧和汤，然而尧却遭受洪水之灾，汤却遭受大旱之灾。 洪水干旱是灾害中最厉害的了，然而两位圣王却遇上了。 难道是由于两位圣王的政治所造成的吗？ 是天地间的期数决定了出现这样的灾害。 用尧和汤遭受的水旱灾害，权衡历代帝王所遭受的自然灾害，说明这不是由于君王的道德好坏所造成的。 不由君王的道德造成灾害，那么国家承受上天的福祐也并不是君王的品德所带来的。 贤君治理国家，好比慈父管理家庭。 慈父能进行正确的教育和明白的告诫，也不能使子孙都成为孝善的人。 子孙是孝善的人，是家庭兴旺的表现；百姓平安，是国家昌盛的表现。 昌盛到一定的时候就必定会衰微，兴旺到一定的时候必定会废败。 兴旺昌盛不是君王的道德所能造成的，同样衰微废败也不是君王的道德所能引起的。 昌衰兴废，都是由天时决定的。 以上说的只是关于善恶方面的实际情况，还没有谈到痛苦和欢乐方面的效验。 家庭平安老少欢乐，是因为家庭富饶财物费用丰足的缘故。 考察富饶的人，是因为他的“命厚”而带来的，并不是因为他贤惠而获得的。 人们都知道家境富饶处在安乐之中的人是因为他“命禄”厚重，却不知道国家安定，教化施行，是由于“历数”吉利所决定的。 所以天下太平不是贤圣的功劳，天下衰微动乱也不是君王无道造成的。 国家该当衰乱，即使是贤圣也不能使它昌盛；时势该当太平，即使是恶人也不能使它动乱。 天下的太平与动乱，决定于时运而不决定于政治；国家的安危，决定于气数而不决定于教化。 君王贤与不贤，政治清不清明，对此都不能加以改变。 世人称颂五帝的时候，天下太平，每户人家都有十年的积蓄，人人都具有君子的品行。 也许事实不是这样，而是人们夸大了那时的美好情况；也或许是这样，但都不是由于政治造成的。 用什么来说明这一点呢？ 社会之所以造成混乱的原因，不是由于盗贼众多，到处发生战争，老百姓抛弃了礼义，背叛了他们的君王而造成的吗？ 像这类事情，是由于粮食缺乏，人们不能忍受饥饿寒冷所造成的。 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而能不做坏事的人是很少的，那么在衣食充足的情况下不能做好事的人也是很少的。 传上说：“谷仓米库充足，老百姓就会知道礼节；衣服食物富足，老百姓就会知道荣辱。 ”谦让产生于富余，争斗起因于不足。 谷物充足食物丰富，礼义之心就会产生；礼仪盛多讲究礼义，国家安定的基础就奠定了。 因此，荒年的春天，不拿东西给亲戚吃；丰年的秋天，邀请四邻共同享受。 不拿东西给亲戚吃，是恶劣的行为；邀请四邻共同享受，是善良的义举。 产生善恶行为的原因，不在于人的本质特性，而在于年岁的丰歉。 因此说来，礼义的推行，在于谷物的充足。 考察谷物收成的好坏，本来是由年岁决定的。 发生水灾或旱灾的年头，庄稼没有收成，这并不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而是“时数”本该如此。 如果一定认为水旱灾害是因为政治所造成的，不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莫过于桀和纣了，那么桀、纣当政之时，应该经常发生水灾和旱灾。 考察桀、纣当政之时，却没有发生饥荒灾害。 灾害出现自有一定的“时数”，也许反而在圣君当政之世出现。 据实论事的人解释尧时的洪水、汤时的大旱，都认为碰巧遇到这样的“时数”，并不是因为政治不好而造成的。 解释历代帝王遇到的灾害，却偏偏说是政治不好的征兆，这种解释只是为了表明尧、汤道德高尚，历代帝王都不好而已。 知道了一件事就足以了解一百件，明白了什么叫恶就足以比照什么是善。 根据尧、汤的情况来论证历代帝王，历代帝王遇到的灾害，都不是由于政治所造成的。 根据灾变的出现而辨明是祸还是福，五帝时代出现的太平社会，不是由于道德所造成的，就很清楚了。 人患了温病将要死的时候，事先会有带病态的气色在面部出现。 生这种病，是遇到邪气了。 这种病治不好，会引起死亡，寿命就会终结。 国家的混乱危亡，与人生病是同样的征兆。 天地间有灾变出现，如同人患温病将死的时候，病态气色出现在面部一样。 出现水旱灾害，如同人遇到邪气而生病一样。 灾祸不消除，就会引起国家灭亡；如同病治不好，会引起人死亡一样。 论者认为灾变是政治好坏的征兆，贤人患了温病气色呈现病态，可以认为是由于他的操行所产生出来的吗？ 认为水旱灾害是由于君王无道所造成的，贤人生了病，可以认为是他的行为恶劣而得的病吗？ 认为国家灭亡是政治坏到了极点，贤人死了，可以认为是他的罪行深重吗？ 贤人有得病而早死的，恶人有身强力壮而长寿的。 病死的人，不在于他的品行恶劣。 那么国家的动乱危亡，也不在于政治的正确与错误。 恶人身强力壮而长寿，政治不好国家也能平安而长期地存在下去。 由此说来，祸变产生不足以说明政治不好，福瑞出现也不足以说明政治好，就很清楚了。 在天上出现的变化，是日月遮光而发生日食、月食现象，四十二个月发生一次日食，每五六个月发生一次月食。 日食、月食的发生，有一个固定的期数，不在于政治的好坏。 千百次灾变，都是同一种情况，不一定是由于君王施政设教不当所造成的。 岁星冲犯朱雀的尾部，周、楚两国将有灾祸；慧星出现，宋、卫、陈、郑四国都遭受了灾害。 正当这个时候，这六个国家的施政设教，不一定有什么失误。 历阳县城，在一个晚上就沉陷下去成为湖泊，当时的历阳地方官吏，不一定有欺诈妄为的过失。 成败决定于上天，吉凶决定于时数。 人还没有具体行动，天上的征兆已经出现，不是时数又是什么呢？ 五谷生长在田地里，有时丰收有时歉收；在市场上出售的谷物，价格有时高有时低。 丰收年景谷物不一定便宜，歉收年头谷物不一定价钱高。 丰收歉收有一定的年头，价高价低有一定的时数。 时数注定谷价应当高，丰收的谷物价值大增；时数注定谷价应当低，歉收的谷物价值大减。 谷物的价格高低，不在于丰收歉收，如同国家的治乱不在于政治的好坏一样。 贤君登位，刚巧遇到社会注定该当安定的时代，在上的君王的道德自然很好，在下的老百姓自然良善，天下太平百姓安乐，祥瑞福祐，一齐到来，世人就认为这是贤君所带来的。 无道的君王，刚巧生逢社会注定该当变乱的时代，世道混乱社会不安定，灾害接连不断，竟至于国破身亡子孙后代断绝，世人都认为这是政治不良所造成的。 诸如此类的说法，只看到善恶的表面现象，没有看到祸福的内在实情。 遭祸受福不在于为善或为恶，善恶的验证也不在于遭祸还是受福。 地方官上任，没有什么作为，施政教化完全因袭前任的做法，没有什么更改变动，然而盗贼或许多或许少，灾害有时有有时无，这是什么缘故呢？ 如果地方官命中注定要做大官，就该当借助安定局面而得到升迁提拔，或者他的命贱享受不了当官的福份，就该当因为社会危乱而受到降职罢免。 用现在的地方官的情况，去比照古代的国君，国家的安危存亡，产生的原因，就可以得出结论了。 发布时间：2025-03-31 14:40:51 来源：古籍文学网 链接：https://www.gujitop.com/book/357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