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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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五代史》辑逸书籍历史

《旧五代史》辑逸书籍历史:

北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年),出自文史大家欧阳修之手的《新五代史》撰成。此后,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就开始不那么流行了。到了金代,金章宗又断然下令学官服读“欧史”,“薛史”更被冷落,后来就逐渐散失。明朝初年只有内府才有传本,到清朝时这本书就完全散失了。今本系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馆臣邵晋涵等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用《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契丹志》等书补充,并参考新、旧《唐书》、《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五代春秋》、《九国志》、《十国春秋》及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作为考异附注,大体按原书篇目编排而成,实为《旧五代史》辑本。虽非原书,但仍保留大量史料,与欧史可互相补充。辑本中凡触犯清朝避忌,及遇胡、虏、夷、狄等字时,多有窜改。近人陈垣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叙述甚详。原印行的辑本共有三种:①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刊本;②1921年丰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即《四库全书》初写本;③1925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甬东卢氏抄藏四库原辑本,百衲本即用该本影印。1976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乃以熊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和有关书籍整理而成。

北宋时期,新旧两史并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规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一]到了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时,未能找到原本。馆臣邵晋涵等就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再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等书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时还从其他史籍、类书、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中辑录了有关的资料,作为考异附注,与今辑本旧五代史正文相五补充印证,在不少方面丰富了原本的内容。他除参与史馆的日常工作,撰写史部各书的提要外,用了两年时间,辑出这部多达150卷的大书,工作效率非常高。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鉴别辑逸书学术质量的四条标准,即逸文注明出处,所录务求全备,逸文甄别真伪,还原原书编次,并在分析清代各家辑逸书后,认为以邵辑《旧五代史》为最优。这一评价,邵晋涵当之无愧。与收入《四库全书》的多数辑逸书比较,邵辑《旧五代史》一是取资范围较宽,二是交待来源,最初奏进本(后由民国初年江西人熊罗宿影印)是逐条注明文献来源的,只是在正式编入《四库全书》并由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后,将出处都删去了;三是对《旧五代史》所涉纷繁复杂的史事,援据唐末、五代、宋代的大量史乘、文集、笔记、碑碣,作细致的考订;四是援据宋人关于此书编次的点滴记录,分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玉海》卷四六引《中兴书目》),充分利用《永乐大典》保存的原书分卷编次痕迹,尽可能地恢复原书面貌。

《四库全书》中的大多数辑逸书,仅据《永乐大典》所存,采用新的体例,如诗文按体分编,姓书按韵目编录之类,考订也较粗疏。就此而言,邵辑本的水平确比其同僚所辑高出很多。今辑本旧五代史作为四库全书之一,于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编成缮写进呈,标明原文辑录出处,补充和考证史实的注文附在有关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订则另附黄色粘签。1921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简称“影库本”)。后来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缮写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和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补充史实的注文仍附于正文之下,文字、史实考订则作为“考证”附于卷末,文字颇有改动,内容也有不少增删,并删去了辑文的出处。

更新于:17天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