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老十
大人有作,司牧生民,结绳以往,书契所绝,故靡得而知焉。自羲轩已还,至 于三代,其神言秘策,蕴图纬之文,范世率民,垂坟典之迹。秦肆其毒,灭于灰烬; 汉采遗籍,复若丘山。司马迁区别异同,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之义。 刘歆著《七略》,班固志《艺文》,释氏之学,所未曾纪。案汉武元狩中,遣霍去 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斩首大获。昆邪王杀休屠王,将其众五万来降。获其 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长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 佛道流通之渐也。
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 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中土闻之,未之信 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项有日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遣 郎中祭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 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 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 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
浮屠正号曰佛陀,佛陀与浮图声相近,皆西方言,其来转为二音。华言译之则 谓净觉,言灭秽成明,道为圣悟。凡其经旨,大抵言生生之类,皆因行业而起。有 过去、当今、未来,历三世,识神常不灭。凡为善恶,必有报应。渐积胜业,陶冶 粗鄙,经无数形,藻练神明,乃致无生而得佛道。其间阶次心行,等级非一,皆缘 浅以至深,藉微而为著。率在于积仁顺,蠲嗜欲,习虚静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 则依佛、法、僧,谓之三归,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 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云奉持之,则生天人胜处,亏犯 则坠鬼畜诸苦。又善恶生处,凡有六道焉。
诸服其道者,则剃落须发,释累辞家,结师资,遵律度,相与和居,治心修净, 行乞以自给。谓之沙门,或曰桑门,亦声相近,总谓之僧,皆胡言也。僧,译为和 命众,桑门为息心,比丘为行乞。俗人之信凭道法者,男曰优婆塞,女曰优婆夷。 其为沙门者,初修十诫,曰沙弥,而终于二百五十,则具足成大僧。妇入道者曰比 丘尼。其诫至于五百,皆以阙
为本,随事增数,在于防心、摄身、正口。心去 贪、忿、痴,身除杀、淫、盗,口断妄、杂、诸非正言,总谓之十善道。能具此, 谓之三业清净。凡人修行粗为极。云可以达恶善报,渐阶圣迹。初阶圣者,有三种 人,共根业太差,谓之三乘,声闻乘、缘觉乘、大乘。取其可乘运以至道为名。此 三人恶迹已尽,但修心荡累,济物进德。初根人为小乘,行四谛法;中根人为中乘, 受十二因缘;上根人为大乘,则修六度。虽阶三乘,而要由修进万行,拯度亿流, 弥长远,乃可登佛境矣。
所谓佛者,本号释迦文者,译言能仁,谓德充道备,堪济万物也。释迦前有六 佛,释迦继六佛而成道,处今贤劫。文言将来有弥勒佛,方继释迦而降世。释迦即 天竺迦维卫国王之子。天竺其总称,迦维别名也。初,释迦于四月八日夜,从母右 胁而生。既生,姿相超异者三十二种。天降嘉瑞以应之,亦三十二。其《本起经》 说之备矣。释加生时,当周庄王九年。《春秋鲁庄公》七年夏四月,恆星不见,夜 明。是也。至魏武定八年,凡一千二百三十七年云。释迦年三十成佛,导化群生, 四十九载,乃于拘尸那城娑罗双树间,以二月十五日而入般槃涅。涅槃译云灭度, 或言常乐我净,明无迁谢及诸苦累也。
诸佛法身有二种义,一者真实,二者权应。真实身,谓至极之体,妙绝拘累, 不得以方处期,不可以形量限,有感斯应,体常湛然。权应身者,谓和光六道,同 尘万类,生灭随时,修短应物,形由感生,体非实有。权形虽谢,真体不迁,但时 无妙感,故莫得常见耳。明佛生非实生,灭非实灭也。佛既谢世,香木焚尸。灵骨 分碎,大小如粒,击之不坏,焚亦不焦,或有光明神验,胡言谓之“舍利”。弟子 收奉,置之宝瓶,竭香花,致敬慕,建宫宇,谓为“塔”。塔亦胡言,犹宗庙也, 故世称塔庙。于后百年,有王阿育,以神力分佛舍利,于诸鬼神,造八万四千塔, 布于世界,皆同日而就。今洛阳、彭城、姑臧、临淄皆有阿育王寺,盖成其遗迹焉。 释迦虽般涅槃,而留影迹爪齿于天竺,于今犹在。中土来往,并称见之。
初,释迦所说教法,既涅槃后,有声闻弟子大迦叶、阿难等五百人,撰集著录。 阿难亲承嘱授,多闻总持,盖能综核深致,无所漏失。乃缀文字,撰载三藏十二部 经,如九流之异统,其大归终以三乘为本。后数百年,有罗汉、菩萨相继著论,赞 明经义,以破外道,《摩诃衍大、小阿毗昙》,《中论》,《十二门论》,《百法 论》,《成实论》等是也。皆傍诸藏部大义,假立外问,而以内法释之。
汉章帝时,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遣郎中令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以赎愆。 诏报曰:“楚王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 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桓帝时,襄楷言佛陀、黄老道以 谏,欲令好生恶杀,少嗜欲,去奢泰,尚无为。魏明帝曾欲坏宫西佛图。外国沙门 乃金盘盛水,置于殿前,以佛舍利投之于水,乃有五色光起,于是帝叹曰:“自非 灵异,安得尔乎?”遂徙于道阙
,为作周阁百间。佛图故处,凿为濛汜池,种 芙蓉于中。后有天竺沙门昙柯迦罗入洛,宣译诫律,中国诫律之始也。自洛中构白 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 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晋世,洛中佛 图有四十二所矣。汉世沙门,皆衣赤布,后乃易以杂色。
晋元康中,有胡沙门支恭明译佛经《维摩》、《法华》、三《本起》等。微言 隐义,未之能究。后有沙门常山卫道安性聪敏,日诵经万余言,研求幽旨。慨无师 匠,独坐静室十二年,覃思构精,神悟妙赜,以前所出经,多有舛驳,乃正其乖谬。 石勒时,有天竺沙门浮图澄,少于乌苌国就罗汉入道,刘曜时到襄国。后为石勒所 宗信,号为大和尚,军国规谟颇访之,所言多验。道安曾至鄴候澄,澄见而异之。 澄卒后,中国纷乱,道安乃率门徒,南游新野。欲令玄宗在所流布,分遣弟子,各 趣诸方。法汰诣扬州,法和入蜀,道安与慧远之襄阳。道安后入苻坚,坚素钦德问, 既见,宗以师礼。时西域有胡沙门鸠摩罗什,思通法门,道安思与讲释,每劝坚致 罗什。什亦承安令问,谓之东方圣人,或时遥拜致敬。道安卒后二十余载而罗什至 长安,恨不及安,以为深慨。道安所正经义,与罗什译出,符会如一,初无乖舛。 于是法旨大著中原。
魏先建国于玄朔,风俗淳一,无为以自守,与西域殊绝,莫能往来。故浮图之 教,未之得闻,或闻而未信也。及神元与魏、晋通聘,文帝又在洛阳,昭成又至襄 国,乃备究南夏佛法之事。太祖平中山,经略燕赵,所迳郡国佛寺,见诸沙门、道 士,皆致精敬,禁军旅无有所犯。帝好黄老,颇览佛经。但天下初定,戎车屡动, 庶事草创,未建图宇,招延僧众也。然时时旁求。先是,有沙门僧朗,与其徒隐于 泰山之琨而谷。帝遣使致书,以缯、素、旃罽、银钵为礼。今犹号曰朗公谷焉。 天兴元年,下诏曰:“夫佛法之兴,其来远矣。济益之功,冥及存没,神踪遗轨, 信可依凭。其敕有司,于京城建饰容范,修整宫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是 岁,始作五级佛图、耆阇崛山及须弥山殿,加以缋饰。别构讲堂、禅堂及沙门座, 莫不严具焉。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 仍令沙门敷导民俗。
初,皇始中,赵郡有沙门法果,诫行精至,开演法籍。太祖闻其名,诏以礼征 赴京师。后以为道人统,绾摄僧徒。每与帝言,多所惬允,供施甚厚。至太宗,弥 加崇敬,永兴中,前后授以辅国、宜城子、忠信侯、安成公之号,皆固辞。帝常亲 幸其居,以门小狭,不容舆辇,更广大之。年八十余,泰常中卒。未殡,帝三临其 丧,追赠老寿将军、越胡灵公。初,法果每言,太祖明叡好道,即是当今如来,沙 门宜应尽礼,遂常致拜。谓人曰:“能鸿道者人主也,我非拜天子,乃是礼佛耳。” 法果四十,始为沙门。有子曰猛,诏令袭果所加爵。帝后幸广宗,有沙门昙证,年 且百岁。邀见于路,奉致果物。帝敬其年老志力不衰,亦加以老寿将军号。
是时,鸠摩罗什为姚兴所敬,于长安草堂寺集义学八百人,重译经本。罗什聪 辩有渊思,达东西方言。时沙门道彤、僧略、道恆、道衤剽、僧肇、昙影等,与罗 什共相提挈,发明幽致。诸深大经论十有余部,更定章句,辞义通明,至今沙门共 所祖习。道彤等皆识学洽通,僧肇尤为其最。罗付之撰译,僧肇常执笔,定诸辞义, 注《维摩经》,又著数论,皆有妙旨,学者宗之。
又沙门法显,慨律藏不具,自长安游天竺。历三十余国,随有经律之处,学其 书语,译而写之。十年,乃于南海师子国,随商人泛舟东下。昼夜昏迷,将二百日。 乃至青州长广郡不其劳山,南下乃出海焉。是岁,神瑞二年也。法显所迳诸国,传 记之,今行于世。其所得律,通译未能尽正。至江南,更与天竺禅师跋陀罗辩定之, 谓之《僧祇律》,大备于前,为今沙门所持受。先是,有沙门法领,从扬州入西域, 得《华严经》本。定律后数年,跋陀罗共沙门法业重加译撰,宣行于时。
世祖初即位,亦遵太祖、太宗之业,每引高德沙门,与其谈论。于四月八日, 舆诸佛像,行于广衢,帝亲御门楼,临观散花,以致礼敬。
先是,沮渠蒙逊在凉州,亦好佛法。有罽宾沙门昙摩谶,习诸经论。于姑臧, 与沙门智嵩等,译《涅槃》诸经十余部。又晓术数、禁咒,历言他国安危,多所中 验。蒙逊每以国事谘之。神中,帝命蒙逊送谶诣京师,惜而不遣。既而,惧魏威 责,遂使人杀谶。谶死之日,谓门徒曰:“今时将有客来,可早食以待之。”食讫 而走使至。时人谓之知命。智嵩亦爽悟,笃志经籍。后乃以新出经论,于凉土教授。 辩论幽旨,著《涅槃义记》。戒行峻整,门人齐肃。知凉州将有兵役,与门徒数人, 欲往胡地。道路饥馑,绝粮积日,弟子求得禽兽肉,请嵩强食。嵩以戒自誓,遂饿 死于酒泉之西山。弟子积薪焚其尸,骸骨灰烬,唯舌独全,色状不变。时人以为诵 说功报。凉州自张轨后,世信佛教。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 多有塔寺。太延中,凉州平,徙其国人于京邑,沙门佛事皆俱东,象教弥增矣。寻 以沙门众多,诏罢年五十已下者。
世祖初平赫连昌,得沙门惠始,姓张。家本清河,闻罗什出新经,遂诣长安见 之,观习经典。坐禅于白渠北,昼则孰城听讲,夕则还处静坐。三辅有识多宗之。 刘裕灭姚泓,留子义真镇长安,义真及僚佐皆敬重焉。义真之去长安也,赫连屈丐 追败之,道俗少长咸见坑戮。惠始身被白刃,而体不伤。众大怪异,言于屈丐。屈 丐大怒,召惠始于前,以所持宝剑击之,又不能害,乃惧而谢罪。统万平,惠始到 京都,多所训导,时人莫测其迹。世祖甚重之,每加礼敬。始自习禅,至于没世, 称五十余年,未尝寝卧。或时跣行,虽履泥尘,初不污足,色愈鲜白,世号之曰白 脚师。太延中,临终于八角寺,齐洁端坐,僧徒满侧,凝泊而绝。停尸十余日,坐 既不改,容色如一,举世神异之。遂瘗寺内。至真君六年,制城内不得留瘗,乃葬 于南郊之外。始死十年矣,开殡俨然,初不倾坏。送葬者六千余人,莫不感恸。中 书监高允为其传,颂其德迹。惠始冢上,立石精舍,图其形像。经毁法时,犹自全 立。
世祖即位,富于春秋。既而锐志武功,每以平定祸乱为先。虽归宗佛法,敬重 沙门,而未存览经教,深求缘报之意。及得寇谦之道,帝以清净无为,有仙化之证, 遂信行其术。时司徒崔浩,博学多闻,帝每访以大事。浩奉谦之道,尤不信佛,与 帝言,数加非毁,常谓虚诞,为世费害。帝以其辩博,颇信之。会盖吴反杏城,关 中骚动,帝乃西伐,至于长安。先是,长安沙门种麦寺内,御驺牧马于麦中,帝入 观马。沙门饮从官酒,从官入其便室,见大有弓矢矛盾,出以奏闻。帝怒曰:“此 非沙门所用,当与盖吴通谋,规害人耳!”命有司案诛一寺,阅其财产,大得酿酒 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盖以万计。又为屈室,与贵室女私行淫乱。帝既忿沙 门非法,浩时从行,因进其说。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敕留台下四方,令一依 长安行事。又诏曰:“彼沙门者,假西戎虚诞,妄生妖孽,非所以一齐政化,布淳 德于天下也。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 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
时恭宗为太子监国,素敬佛道。频上表,陈刑杀沙门之滥,又非图像之罪。今 罢其道,杜诸寺门,世不修奉,土木丹青,自然毁灭。如是再三,不许。乃下诏曰: “昔后汉荒君,信惑邪伪,妄假睡梦,事胡妖鬼,以乱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无此也。 夸诞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暗君乱主,莫不眩焉。由是政教不行,礼义大坏, 鬼道炽盛,视王者之法,蔑如也。自此以来,代经乱祸,天罚亟行,生民死尽,五 服之内,鞠为丘墟,千里萧条,不见人迹,皆由于此。朕承天绪,属当穷运之弊, 欲除伪定真,复羲农之治。其一切荡除胡神,灭其踪迹,庶无谢于风氏矣。自今以 后,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铜人者,门诛。虽言胡神,问今胡人,共云无有。 皆是前世汉人无赖子弟刘元真、吕伯强之徒,乞胡之诞言,用老庄之虚假,附而益 之,皆非真实。至使王法废而不行,盖大奸之魁也。有非常之人,然后能行非常之 事。非朕孰能去此历代之伪物!有司宣告征镇诸军、刺史,诸有佛图形像及胡经, 尽皆击破焚烧,沙门无少长悉坑之。”是岁,真君七年三月也。恭宗言虽不用,然 犹缓宣诏书,远近皆豫闻知,得各为计。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 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
始谦之与浩同从车驾,苦与浩净,浩不肯,谓浩曰:“卿今促年受戮,灭门户 矣。”后四年,浩诛,备五刑,时年七十。浩既诛死,帝颇悔之。业已行,难中修 复。恭宗潜欲兴之,未敢言也。佛沦废终帝世,积七八年。然禁稍宽弛,笃信之家, 得密奉事,沙门专至者,犹窃法服诵习焉。唯不得显行于京都矣。
先是,沙门昙曜有操尚,又为恭宗所知礼。佛法之灭,沙门多以余能自效,还 欲求见。曜誓欲守死,恭宗亲加劝喻,至于再三,不得已,乃止。密持法服器物, 不暂离身,闻者叹重之。
高宗践极,下诏曰:“夫为帝王者,必祗奉明灵,显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 济益群品者,虽在古昔,犹序其风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礼,祭典载功施之族。 况释迦如来功济大千,惠流尘境,等生死者叹其达观,览文义者贵其妙明,助王政 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开演正觉。故前代已来,莫不崇尚,亦我国家 常所尊事也。世祖太武皇帝,开广边荒,德泽遐及。沙门道士善行纯诚,惠始之伦, 无远不至,风义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怪物多有,奸淫之徒,得容假托, 讲寺之中,致有凶党。是以先朝因其瑕衅,戮其有罪。有司失旨,一切禁断。景穆 皇帝每为慨然,值军国多事,未遑修复。朕承洪绪,君临万邦,思述先志,以隆斯 道。今制诸州郡县,于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任其财用,不制会限。其好乐 道法,欲为沙门,不问长幼,出于良家,性行素笃,无诸嫌秽,乡里所明者,听其 出家。率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当局分,皆足以化恶就善, 播扬道教也。”天下承风,朝不及夕,往时所毁图寺,仍还修矣。佛像经论,皆复 得显。
京师沙门师贤,本罽宾国王种人,少入道,东游凉城,凉平赴京。罢佛法时, 师贤假为医术还俗,而守道不改。于修复日,即反沙门,其同辈五人。帝乃亲为下 发。师贤仍为道人统。是年,诏有司为石像,令如帝身。既成,颜上足下,各有黑 石,冥同帝体上下黑子。论者以为纯诚所感。兴光元年秋,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 为太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太安初, 有师子国胡沙门邪奢遗多、浮陀难提等五人,奉佛像三,到京都。皆云,备历西域 诸国,见佛影迹及肉髻,外国诸王相承,咸遣工匠,摹写其容,莫能及难提所造者, 去十余步,视之炳然,转近转微。又沙勒胡沙门,赴京师致佛钵并画像迹。
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 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帝后奉以师礼。昙曜 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 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 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 “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 遍于州镇矣。昙曜又兴天竺沙门常那邪舍等,译出新经十四部。又有沙门道进、僧 超、法存等,并有名于时,演唱诸异。
显祖即位,敦信尤深,览诸经论,好老庄。每引诸沙门及能谈玄之士,与论理 要。初,高宗太安末,刘骏于丹阳中兴寺设斋。有一沙门,容止独秀,举众往目, 皆莫识焉。沙门惠璩起问之,答名惠明。又问所住,答云,从天安寺来。语讫,忽 然不见。骏君臣以为灵感,改中兴为天安寺。是后七年而帝践祚,号天安元年。是 年,刘彧徐州刺史薛安都始以城地来降。明年,尽有淮北之地。其岁,高祖诞载。 于时起永宁寺,构七级佛图,高三百余尺,基架博敞,为天下第一。又于天宫寺, 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皇兴中,又构三级石佛图。 榱栋楣楹,上下重结,大小皆石,高十丈。镇固巧密,为京华壮观。
高祖践位,显祖移御北苑崇光宫,览习玄籍。建鹿野佛图于苑中之西山,去崇 光右十里,岩房禅堂,禅僧居其中焉。
延兴二年夏四月,诏曰:“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岁。 令民间五五相保,不得容止。无籍之僧,精加隐括,有者送付州镇,其在畿郡,送 付本曹。若为三宝巡民教化者,在外赍州镇维那文移,在台者赍都维那等印牒,然 后听行。违者加罪。”又诏曰:“内外之人,兴建福业,造立图寺,高敞显博,亦 足以辉隆至教矣。然无知之徒,各相高尚,贫富相竞,费竭财产,务存高广,伤杀 昆虫含生之类。苟能精致,累土聚沙,福钟不朽。欲建为福之因,未知伤生之业。 朕为民父母,慈养是务。自今一切断之。”又诏曰:“夫信诚则应远,行笃则感深, 历观先世灵瑞,乃有禽兽易色,草木移性。济州东平郡,灵像发辉,变成金铜之色。 殊常之事,绝于往古;熙隆妙法,理在当今。有司与沙门统昙曜令州送像达都,使 道俗咸睹实相之容,普告天下,皆使闻知。”
三年十二月,显祖因田鹰获鸳鸯一,其偶悲鸣,上下不去。帝乃惕然,问左右 曰:“此飞鸣者,为雌为雄?左右对曰:“臣以为雌。”帝曰:“何以知?”对曰: “阳性刚,阴性柔,以刚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慨然而叹曰:“虽人鸟事别, 至于资识性情,竟何异哉!”于是下诏,禁断鸷鸟,不得畜焉。
承明元年八月,高祖于永宁寺,设太法供,度良家男女为僧尼者百有余人,帝 为剃发,施以僧服,令修道戒,资福于显祖。是月,又诏起建明寺。太和元年二月, 幸永宁寺设斋,赦死罪囚。三月,又幸永宁寺设会,行道听讲,命中、秘二省与僧 徒讨论佛义,施僧衣服、宝器有差。又于方山太祖营垒之处,建思远寺。自正光至 此,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 千二百五十八人。四年春,诏以鹰师为报德寺。九年秋,有司奏,上谷郡比丘尼惠 香,在北山松树下死。尸形不坏。尔来三年,士女观者有千百。于时人皆异之。十 年冬,有司又奏:“前被敕以勒籍之初,愚民侥幸,假称入道,以避输课,其无籍 僧尼罢遣还俗。重被旨,所检僧尼,寺主、维那当寺隐审。其有道行精勤者,听仍 在道;为行凡粗者,有籍无籍,悉罢归齐民。今依旨简遣,其诸州还俗者,僧尼合 一千三百二十七人。”奏可。十六年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听大州度一百 人为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以为常准,著于令。”十七年,诏立《僧制》 四十七条。十九年四月,帝幸徐州白塔寺。顾谓诸王及侍官曰:“此寺近有名僧嵩 法师,受《成实论》于罗什,在此流通。后授渊法师,渊法师授登、纪二法师。朕 每玩《成实论》,可以释人深情故至此寺焉。”时沙门道登,雅有义业,为高祖眷 赏,恆侍讲论。曾于禁内与帝夜谈,同见一鬼。二十年卒,高祖甚悼惜之,诏施帛 一千匹。又设一切僧斋,并命京城七日行道。又诏:“朕师登法师奄至徂背,痛怛 摧恸,不能已已。比药治慎丧,未容即赴,便准师义,哭诸门外。”绩素之。又有 西域沙门名跋陀,有道业,深为高祖所敬信。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而居之,公 给衣供。二十一年五月,诏曰:“罗什法师可谓神出五才,志入四行者也。今常住 寺,犹有遗地,钦悦修踪,情深遐远,可于旧堂所,为建三级浮图。又见逼昏虐, 为道殄躯,既暂同俗礼,应有子胤,可推访以闻,当加叙接。”
先是,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备有官属,以断僧务。高祖时,沙门道顺、惠 觉、僧意、惠纪、僧范、道弁、惠度、智诞、僧显、僧义、僧利,并以义行知重。
世宗即位,永平元年秋,诏曰:缁素既殊,法律亦异。故道教彰于互显,禁劝 各有所宜。自今已后,众僧犯杀人已上罪者,仍依俗断,余悉付昭玄,以内律僧制 之。二年冬,沙门统惠深上言:“僧尼浩旷,清浊混流,不遵禁典,精粗莫别。辄 与经律法师群议立制:诸州、镇、郡维那、上坐、寺主,各令戒律自修,咸依内禁, 若不解律者,退其本次。又,出家之人,不应犯法,积八不净物。然经律所制,通 塞有方。依律,车牛淫人,不净之物,不得为己私畜。唯有老病年六十以上者,限 听一乘。又,比来僧尼,或因三宝,出贷私财。缘州外。又,出家舍著,本无凶仪, 不应废道从俗。其父母三师,远闻凶问,听哭三日。若在见前,限以七日。或有不 安寺舍,游止民间,乱道生过,皆由此等。若有犯者,脱服还民。其有造寺者,限 僧五十以上,启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处以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
僧尼之法,不得为俗人所使。若有犯者,还配本属。其外国僧尼来归化者,求 精检有德行合三藏者听住,若无德行,遣还本国,若其不去,依此僧制治罪。”诏 从之。
先是,于恆农荆山造珉玉丈六像一。三年冬,迎置于洛滨之报德寺,世宗躬观 致敬。
四年夏,诏曰:“僧祇之粟,本期济施,俭年出贷,丰则收入。山林僧尼,随 以给施;民有窘弊,亦即赈之。但主司冒利,规取赢息,及其征责,不计水旱,或 偿利过本,或翻改券契,侵蠹贫下,莫知纪极。细民嗟毒,岁月滋深。非所以矜此 穷乏,宗尚慈拯之本意也。自今已后,不得传委维那、都尉,可令刺史共加监括。 尚书检诸有僧祇谷之处,州别列其元数,出入赢息,赈给多少,并贷偿岁月,见在 未收,上台录记。若收利过本,及翻改初券,依律免之,忽复征责。或有私债,转 施偿僧,即以丐民,不听收检。后有出贷,先尽贫穷,征债之科,一准旧格。富有 之家,不听辄贷。脱仍冒滥,依法治罪。”
又尚书令高肇奏言:“谨案:故沙门统昙曜,昔于承明元年,奏凉州军户赵苟 子等二百家为僧祇户,立课积粟,拟济饥年,不限道俗,皆以拯施。又依内律,僧 祇户不得别属一寺。而都维那僧暹、僧频等,进违成旨,退乖内法,肆意任情,奏 求逼召,致使吁嗟之怨,盈于行道,弃子伤生,自缢溺死,五十余人。岂是仰赞圣 明慈育之意,深失陛下归依之心。遂令此等,行号巷哭,叫诉无所,至乃白羽贯耳, 列讼宫阙。悠悠之人,尚为哀痛,况慈悲之士,而可安之。请听苟子等还乡课输, 俭乏之年,周给贫寡,若有不虞,以拟边捍。其暹等违旨背律,谬奏之愆,请付昭 玄,依僧律推处。”诏曰:“暹等特可原之,余如奏。”
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经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沙门条录, 为《内起居》焉。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 千七百二十七所,徒侣逾众。
熙平元年,诏遣沙门惠生使西域,采诸经律。正光三年冬,还京师。所得经论 一百七十部,行于世。
二年春,灵太后令曰:“年常度僧,依限大州应百人者,州郡于前十日解送三 百人,其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州统、维那与官及精练简取充数。若无精行, 不得滥采。若取非人,刺史为首,以违旨论,太守、县令、纲僚节级连坐,统及维 那移五百里外异州为僧。自今奴婢悉不听出家,诸王及亲贵,亦不得辄启请。有犯 者,以违旨论。其僧尼辄度他人奴婢者,亦移五百里外为僧。僧尼多养亲识及他人 奴婢子,年大私度为弟子,自今断之。有犯还俗,被养者归本等。寺主听容一人, 出寺五百里,二人千里。私度之僧,皆由三长罪不及已,容多隐滥。自今有一人私 度,皆以违旨论。邻长为首,里、党各相降一等。县满十五人,郡满三十人,州镇 满三十人,免官,僚吏节级连坐。私度之身,配当州下役。”时法禁宽褫,不能改 肃也。
景明初,世宗诏大长秋卿白整准代京灵岩寺石窟,于洛南伊阙山,为高祖、文 昭皇太后营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顶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斩山 二十三丈。至大长秋卿王质,谓斩山太高,费功难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 南北一百四十尺。永平中,中尹刘腾奏为世宗复造石窟一,凡为三所。从景明元年 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万二千三百六十六。肃宗熙平中,于城内太社西, 起永宁寺。灵太后亲率百僚,表基立刹。佛图九层,高四十余丈,其诸费用,不可 胜计。景明寺佛图,亦其亚也。至于官私寺塔,其数甚众。
神龟元年冬,司空公、尚书令、任城王澄奏曰:
仰惟高祖,定鼎嵩瀍,卜世悠远。虑括终台,制洽天人,造物开符,垂之万叶。 故都城制云,城内唯拟一永宁寺地,郭内唯拟尼寺一所,余悉城郭之外。欲令永遵 此制,无敢逾矩。逮景明之初,微有犯禁。故世宗仰修先志,爰发明旨,城内不造 立浮图、僧尼寺舍,亦欲绝其杀觊。文武二帝,岂不爱尚佛法,盖以道俗殊归,理 无相乱故也。但俗眩虚声,僧贪厚润,虽有显禁,犹自冒营。至正始三年,沙门统 惠深有违景明之禁,便云:“营就之寺,不忍移毁,求自今已后,更不听立。”先 旨含宽,抑典从请。前班之诏,仍卷不行,后来私谒,弥以奔竞。永平二年,深等 复立条制,启云“自今已后,欲造寺者,限僧五十已上,闻彻听造。若有辄营置者, 依俗违敕之罪,其寺僧众,摈出外州。”尔来十年,私营转盛,罪摈之事,寂尔无 闻。岂非朝格虽明,恃福共毁,僧制徒立,顾利莫从者也。不俗不道,务为损法, 人而无厌,其可极乎!
夫学迹冲妙,非浮识所辩;玄门旷寂,岂短辞能究。然净居尘外,道家所先, 功缘冥深,匪尚华遁。苟能诚信,童子聚沙,可迈于道场;纯陀俭设,足荐于双树。 何必纵其盗窃,资营寺观。此乃民之多幸,非国之福也。然比日私造,动盈百数。 或乘请公地,辄树私福;或启得造寺,限外广制。如此欺罔,非可稍计。臣以才劣, 诚忝工务,奉遵成规,裁量是总。所以披寻旧旨,研究图格,辄遣府司马陆昶、属 崔孝芬,都城之中及郭邑之内检括寺舍,数乘五百,空地表刹,未立塔宇,不在其 数。民不畏法,乃至于斯!自迁都已来,年逾二纪,寺夺民居,三分且一。高祖立 制,非徒欲使缁素殊途,抑亦防微深虑。世宗述之,亦不锢禁营福,当在杜塞未萌。 今之僧寺,无处不有。或比满城邑之中,或连溢屠沽之肆,或三五少僧,共为一寺。 梵唱屠音,连檐接响,像塔缠于腥臊,性灵没于嗜欲,真伪混居,往来纷杂。下司 因习而莫非,僧曹对制而不问。其于污染真行,尘秽练僧,薰莸同器,不亦甚欤! 往在北代,有法秀之谋;近日冀州,遭大乘之变。皆初假神教,以惑众心,终设奸 诳,用逞私悖。太和之制,因法秀而杜远;景明之禁,虑大乘之将乱。始知祖宗睿 圣,防遏处深。履霜坚冰,不可不慎。
昔如来阐教,多依山林,今此僧徒,恋著城邑。岂湫隘是经行所宜,浮諠必栖 禅之宅,当由利引其心,莫能自止。处者既失其真,造者或损其福,乃释氏之糟糠, 法中之社鼠,内戒所不容,王典所应弃矣。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 侵夺细民,广占田宅,有伤慈矜,用长嗟苦。且人心不同,善恶亦异。或有栖心真 趣,道业清远者;或外假法服,内怀悖德者。如此之徒,宜辨泾渭。若雷同一贯, 何以劝善。然睹法赞善,凡人所知;矫俗避嫌,物情同趣。臣独何为,孤议独发。 诚以国典一废,追理至难,法网暂失,条纲将乱。是以冒陈愚见,两愿其益。
臣闻设令在于必行,立罚贵能肃物。令而不行,不如无令。罚不能肃,孰与亡 罚。顷明诏屡下,而造者更滋,严限骤施,而违犯不息者,岂不以假福托善,幸罪 不加。人殉其私,吏难苟劾。前制无追往之辜,后旨开自今之恕,悠悠世情,遂忽 成法。今宜加以严科,特设重禁,纠其来违,惩其往失。脱不峻检,方垂容借,恐 今旨虽明,复如往日。又旨令所断,标榜礼拜之处,悉听不禁。愚以为,树榜无常, 礼处难验,欲云有造,立榜证公,须营之辞,指言尝礼。如此则徒有禁名,实通造 路。且徙御已后,断诏四行,而私造之徒,不惧制旨。岂是百官有司,怠于奉法? 将由网漏禁宽,容托有他故耳。如臣愚意,都城之中,虽有标榜,营造粗功,事可 改立者,请依先制。在于郭外,任择所便。其地若买得,券证分明者,听其转之。 若官地盗作,即令还官。若灵像既成,不可移撤,请依今敕,如旧不禁,悉令坊内 行止,不听毁坊开门,以妨里内通巷。若被旨者,不在断限。郭内准此商量。其庙 像严立,而逼近屠沽,请断旁屠杀,以洁灵居。虽有僧数,而事在可移者,今就闲 敞,以避隘陋。如今年正月赦后造者,求依僧制,案法科治。若僧不满五十者,共 相通容,小就大寺,必令充限。其地卖还,一如上式。自今外州,若欲造寺,僧满 五十已上,先令本州表列,昭玄量审,奏听乃立。若有违犯,悉依前科。州郡已下, 容而不禁,罪同违旨。庶仰遵先皇不朽之业,俯奉今旨慈悲之令,则绳墨可全,圣 道不坠矣。
奏可。未几,天下丧乱,加以河阴之酷,朝士死者,其家多舍居宅,以施僧尼, 京邑第舍,略为寺矣。前日禁令,不复行焉。
元象元年秋,诏曰:“梵境幽玄,义归清旷,伽蓝净土,理绝嚣尘。前朝城内, 先有禁断,自聿来迁鄴,率由旧章。而百辟士民,届都之始,城外新城,并皆给宅。 旧城中暂时普借,更拟后须,非为永久。如闻诸人,多以二处得地,或舍旧城所借 之宅,擅立为寺。知非己有,假此一名。终恐因习滋甚,有亏恆式。宜付有司,精 加隐括。且城中旧寺及宅,并有定帐,其新立之徒,悉从毁废。”冬,又诏:“天 下牧守令长,悉不听造寺。若有违者,不问财之所出,并计所营功庸,悉以枉法论。” 兴和二年春,诏以鄴城旧宫为天平寺。
世宗以来至武定末,沙门知名者,有惠猛、惠辨、惠深、僧暹、道钦、僧献、 道晞、僧深、惠光、惠显、法营、道长,并见重于当世。
自魏有天下,至于禅让,佛经流通,大集中国,凡有四百一十五部,合一千九 百一十九卷。正光已后,天下多虞,工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 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 万矣,其寺三万有余。流弊不归,一至于此,识者所以叹息也。
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 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授轩辕 于峨嵋,教帝哨喾于牧德,大禹闻长生之诀,尹喜受道德之旨。至于丹书紫字,升 玄飞步之经;玉石金光,妙有灵洞之说。如此之文,不可胜纪。其为教也,咸蠲去 邪累,澡雪心神,积行树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上。所以秦皇、汉 武,甘心不息。灵帝置华盖于灌龙,设坛场而为礼。及张陵受道于鹄鸣,因传天宫 章本千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齐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九府、百二十 官,一切诸神,咸所统摄。又称劫数,颇类佛经。其延康、龙汉、赤明、开皇之属, 皆其名也。及其劫终,称天地俱坏。其书多有禁秘,非其徒也,不得辄观。至于化 金销玉,行符敕水,奇方妙术,万等千条,上云羽化飞天,次称消灾灭祸。故好异 者往往而尊事之。
初文帝入宾于晋,从者务勿尘,姿神奇伟,登仙于伊阙之山寺。识者咸云魏祚 之将大。太祖好老子之言,诵咏不倦。天兴中,仪曹郎董谧因献服食仙经数十篇。 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煮炼百药,封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罪者试服之,非其 本心,多死无验。太祖犹将修焉。太医周澹,苦其煎采之役,欲废其事。乃阴令妻 货仙人博士张曜妾,得曜隐罪。曜惧死,因请辟谷。太祖许之,给曜资用,为造静 堂于苑中,给洒扫民二家。而炼药之官,仍为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
世祖时,道士寇谦之,字辅真,南雍州刺史赞之弟,自云寇恂之十三世孙。早 好仙道,有绝俗之心。少修张鲁之术,服食饵药,历年无效。幽诚上达,有仙人成 公兴,不知何许人,至谦之从母家佣赁。谦之尝觐其姨,见兴形貌甚强,力作不倦, 请回赁兴代己使役。乃将还,令其开舍南辣田。谦之树下坐算,兴垦一发致勤,时 来看算。谦之谓曰:“汝但力作,何为看此?”二三日后,复来看之,如此不已。 后谦之算七曜,有所不了,惘然自失。兴谓谦之曰:“先生何为不怿?”谦之曰: “我学算累年,而近算《周髀》不合,以此自愧。且非汝所知,何劳问也。”兴曰: “先生试随兴语布之。”俄然便决。谦之叹伏,不测兴之浅深,请师事之。兴固辞 不肯,但求谦之为弟子。未几,谓谦之曰:“先生有意学道,岂能与兴隐遁?”谦 之欣然从之。兴乃令谦之洁斋三日,共入华山。令谦之居一石室,自出采药,还与 谦之食药,不复饥。乃将谦之入嵩山。有三重石室,令谦之住第二重。历年,兴谓 谦之曰:“兴出后,当有人将药来。得但食之,莫为疑怪。”寻有人将药而至,皆 是毒虫臭恶之物,谦之大惧出走。兴还问状,谦之具对,兴叹息曰:“先生未便得 仙,政可为帝王师耳。”兴事谦之七年,而谓之曰:“兴不得久留,明日中应去。 兴亡后,先生幸为沐浴,自当有人见迎。”兴乃入第三重石室而卒。谦之躬自沐浴。 明日中,有叩石室者,谦之出视,见两童子,一持法服,一持钵及锡杖。谦之引入, 至兴尸所,兴欻然而起,著衣持钵、执杖而去。先是,有京兆灞城人王胡兒,其叔 父亡,颇有灵异。曾将胡兒至嵩高别岭,同行观望,见金室玉堂,有一馆尤珍丽, 空而无人,题曰“成公兴之馆”。胡兒怪而问之,其叔父曰“此是仙人成公兴馆, 坐失火烧七间屋,被谪为寇谦之作弟子七年。”始知谦之精诚远通,兴乃仙者谪满 而去。
谦之守志嵩岳,精专不懈,以神瑞二年十月乙卯,忽遇大神,乘云驾龙,导从 百灵,仙人玉女,左右侍卫,集止山顶,称太上老君。谓谦之曰:“往辛亥年,嵩 岳镇灵集仙宫主,表天曹,称自天师张陵去世已来,地上旷诚,修善之人,无所师 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轨范,首处师位,吾故来观 汝,授汝天师之位,赐汝《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号曰‘并进’。言:“吾 此经诫,自天地开辟已来,不传于世,今运数应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 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大道清虚,岂有斯事。专以礼度为首, 而加之以服食闭练。”使王九疑人长客之等十二人,授谦之服气导引口诀之法。遂 得辟谷,气盛体轻,颜色殊丽。弟子十余人,皆得其术。
泰常八年十月戊戌,有牧土上师李谱文来临嵩岳,云:老君之玄孙,昔居代郡 桑乾,以汉武之世得道,为牧土宫主,领治三十六土人鬼之政。地方十八万里有奇, 盖历术一章之数也。其中为方万里者有三百六十方。遣弟子宣教,云嵩岳所统广汉 平土方万里,以授谦之。作诰曰:“吾处天宫,敷演真法,处汝道年二十二岁,除 十年为竟蒙,其余十二年,教化虽无大功,且有百授之劳。今赐汝迁入内宫,太真 太宝九州真师、治鬼师、治民师、继天师四录。修勤不懈,依劳复迁。赐汝《天中 三真太文录》,劾召百神,以授弟子。《文录》有五等,一曰阴阳太官,二曰正府 真官,三曰正房真官,四曰宿宫散官,五曰并进录主。坛位、礼拜、衣冠仪式各有 差品。凡六十余卷,号曰《录图真经》。付汝奉持,辅佐北方泰平真君,出天宫静 轮之法。能兴造克就,则起真仙矣。又地上生民,末劫垂及,其中行教甚难。但令 男女立坛宇,朝夕礼拜,若家有严君,功及上世。其中能修身练药,学长生之术, 即为真君种民。”药别授方,销练金丹、云英、八石、玉浆之法,皆有决要。上师 李君手笔有数篇,其余,皆正真书曹赵道复所书。古文鸟迹,篆隶杂体,辞义约辩, 婉而成章。大自与世礼相准,择贤推德,信者为先,勤者次之。又言二仪之间有三 十六天,中有三十六宫,宫有一主。最高者无极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复地载 阴阳真尊。次洪正真尊,洪赵名道隐,以殷时得道,牧土之师也。牧土之来,赤松、 王乔之伦,及韩终、张安世、刘根、张陵,近世仙者,并为翼从。牧土命谦之为子, 与群仙结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谦之具问,一一告焉。《经》云:佛者, 昔于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为延真宫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断绝 人道,诸天衣服悉然。
始光初,奉其书而献之,世祖乃令谦之止于张曜之所,供其食物。时朝野闻之, 若存若亡,未全信也。崔浩独异其言,因师事之,受其法术。于是上疏,赞明其事 曰:“臣闻圣王受命,则有天应。而《河图》、《洛书》,皆寄言于虫兽之文。未 若今日人神接对,手笔粲然,辞旨深妙,自古无比。昔汉高虽复英圣,四皓犹或耻 之,不为屈节。今清德隐仙,不召自至。斯诚陛下侔踪轩黄,应天之符也,岂可以 世俗常谈,而忽上灵之命。臣窃惧之。”世祖欣然,乃使谒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岳, 迎致其余弟子在山中者。于是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浩事天 师,拜礼甚谨。人或讥之。浩闻之曰:“昔张释之为王生结衤蔑”吾虽才非贤哲, 今奏天师,足以不愧于古人矣。”及嵩高道士四十余人至,遂起天师道场于京城之 东南,重坛五层,遵其新经之制。给道士百二十人衣食,齐肃祈请,六时礼拜,月 设厨会数千人。
世祖将讨赫连昌,太尉长孙嵩难之,世祖乃问幽征于谦之。谦之对曰:“必克。 陛下神武应期,天经下治,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真君三年, 谦之奏曰:“今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静轮天宫之法,开古以来,未之有也。应登受 符书,以彰圣德。”世祖从之。于是亲至道坛,受符录。备法驾,旗帜尽青,以从 道家之色也。自后诸帝,每即位皆如之。恭宗见谦之奏造静轮宫,必令其高不闻鸡 鸣狗吠之声,欲上与天神交接,功役万计,经年不成。乃言于世祖曰:“人天道殊, 卑高定分。今谦之欲要以无成之期,说以不然之事,财力费损,百姓疲劳,无乃不 可乎?必如其言,未若因东山万仞之上,为功差易。”世祖深然恭宗之言,但以崔 浩赞成,难违其意,沉吟者久之,乃曰:“吾亦知其无成,事既尔,何惜五三百功。”
九年,谦之卒,葬以道士之礼。先于未亡,谓诸弟子曰:“及谦之在,汝曹可 求迁录。吾去之后,天宫真难就。”复遇设会之日,更布二席于上师坐前。弟子问 其故,谦之曰:“仙官来。”是夜卒。前一日,忽言“吾气息不接,腹中大痛”, 而行止如常,至明旦便终。须臾,口中气状若烟云,上出窗中,至天半乃消。尸体 引长,弟子量之,八尺三寸。三日已后,稍缩,至敛量之,长六寸。于是诸弟子以 为尸解变化而去,不死也。
时有京兆人韦文秀,隐于嵩高,征诣京师。世祖曾问方士金丹事,多曰可成。 文秀对曰:“神道幽昧,变化难测,可以暗遇,难以预期。臣昔者受教于先师,曾 闻其事,未之为也。”世祖以文秀关右豪族,风操温雅,言对有方,遣与尚书崔赜 诣王屋山合丹,竟不能就。时方士至者前后数人。河东祁纤,好相人。世祖贤之, 拜纤上大夫。颍阳绛略、闻喜吴劭,道引养气,积年百余岁,神气不衰。恆农阎平 仙,博览百家之言,然不能达其意,辞占应对,义旨可听。世祖欲授之官,终辞不 受。扶风鲁祈,遭赫连屈孑暴虐,避地寒山,教授弟子数百人,好方术,少嗜欲。 河东罗崇之,常饵松脂,不食五谷,自称受道于中条山。世祖令崇还乡里,立坛祈 请。崇云:“条山有穴,与昆仑、蓬莱相属。入穴中得见仙人,与之往来。”诏令 河东郡给所须。崇入穴,行百余步,遂穷。后召至,有司以崇诬罔不道,奏治之。 世祖曰“崇修道之人,岂至欺妄以诈于世,或传闻不审,而至于此。古之君子,进 人以礼,退人以礼。今治之,是伤朕待贤之意。”遂赦之。又有东莱人王道翼,少 有绝俗之志,隐韩信山,四十余年,断粟食麦,通达经章,书符录。常隐居深山, 不交世务,年六十余。显祖闻而召焉。青州刺史韩颓遣使就山征之,翼乃赴都。显 祖以其仍守本操,遂令僧曹给衣食,以终其身。
太和十五年秋,诏曰:“夫至道无形,虚寂为主。自有汉以后,置立坛祠,先 朝以其至顺可归,用立寺宇。昔京城之内,居舍尚希。今者里宅栉比,人神猥凑, 非所以祗崇至法,清敬神道。可移于都南桑乾之阴,岳山之阳,永置其所。给户五 十,以供斋祀之用,仍名为崇虚寺。可召诸州隐士,员满九十人。”
迁洛移鄴,踵如故事。其道坛在南郊,方二步,以正月七日、七月七日、十月 十五日,坛主、道士、高人一百六人,以行拜祠之礼。诸道士罕能精至,又无才术 可高。武定六年,有司执奏罢之。其有道术,如河东张远游、河间赵静通等,齐文 襄王别置馆京师而礼接焉。
作品简介:《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2年的史事。《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于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作品简介:《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汉朝东汉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汉朝东汉时期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
作品简介:《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晋朝西晋时期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为了避免曹魏的《魏书》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魏书》相互混淆,北宋王朝在咸平六年(1003年)将三书合为一书,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设有史官,仅有陈寿在蜀为官收集,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这虽使《三国志》拥有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关键人物记载史料不足的缺点。《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也倍加赞赏,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今。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写“董昭等劝太祖都许”,提到了这样的细节,迁都许昌曹操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这就是微词了。《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如今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
作品简介:《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该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东汉末年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晋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
作品简介:《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南朝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宋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宋书》列传名录有姓名者,凡二百三十余人。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作品简介:《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南朝皇族梁萧子显所撰的历史书,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书中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作品简介:《梁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唐初姚察、姚思廉撰纪传体史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两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弊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南史》相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作品简介:《陈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唐代姚思廉所著,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
作品简介:《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题材,是北朝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中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魏书》共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1卷。《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作品简介:《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唐朝史学家李百药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该作品共50卷,纪8卷,列传42卷。作品记载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后五十余年史实,而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李百药撰。它虽以记载北朝北齐的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和列传四十二卷。《北齐书》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经历了三个朝代(北齐、隋、唐)、共六十多年时间。《北齐书》成书前李百药先后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和三年(公元629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父撰《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
作品简介:《周书》,中国历代正史之一,记载了周书四卷为天像地之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由唐朝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成书于贞观十年。共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周书》,唐代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周书》共五十卷,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贞观十年与《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同时进呈皇家。本书记载了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作品简介:《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唐代魏征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隋书》志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制度,分段叙述。《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关于《隋书》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乱,《旧唐书》记载“魏徽等撰”。而刘知几《史通》则说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共同撰成。还有题为长孙无忌撰述的。这是因为参加《隋书》撰述的人很多,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开始以魏徵为其主编,后来魏徵死了,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完成未完成的部分。《隋书》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志。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中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中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中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作品简介:《南史》,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繁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记载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大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
作品简介:《北史》二十四史之一。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丙戌年))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了解了上面这些基本情况,对于怎样读《南史》《北史》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在二十五史中,《史记》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齐、梁、陈四个皇朝的历史,《北史》是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它们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故可视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李延寿说,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当然不只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讲到《南史》《北史》时,把它们都归于“《史记》之流”。这说明前人就很重视《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点。《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作品简介:《旧唐书》属于史类文学作品,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作品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署名后晋刘昫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浙江余姚人闻人诠在苏州征借到当地人士所藏《旧唐书》,请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在苏州府学里对书稿作校对并开版印刷(工作到一半时,闻人诠离开苏州,但此事在多方支持下继续进行),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尽管《旧唐书》存在着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作品简介:《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
作品简介:《旧五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成书于北宋,原名是《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书中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旧五代史》五代各自为书。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作品简介:《新五代史》是宋欧阳修撰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近人褒贬不一。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其文学成就为世所公认。欧阳修杰出的文学才能在《新五代史》中有很好的体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文笔可谓出类拔萃,全书显出平易通畅、简洁有力的风格和笔削润饰功力的深厚,可与《史记》相媲美,其中的《伶官传序》、《宦者传论》亦为后代所传诵,做到了文史的有机结合。……
作品简介:《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宋史》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宋史》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作品简介:《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年~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1124年~1218年)。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缺陷虽多,但毕竟还是现存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由于耶律俨《辽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作品简介:《金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金朝的始末。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1344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元朝脱脱等主持编修的《金史》,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
作品简介:《元史》,中国“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元朝中国历史事件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1370年。宋濂(1310-1381)、王袆(1321-1373)遵照皇帝朱元璋的诏令,主持编修。《元史》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元史》中的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有十四卷之多,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有十卷之多。《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元史》的列传有类传十四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类传中以《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所记的人物最多,说明宋以来封建的思想统治在逐步加强。《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元史》的史料来源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
作品简介:《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纂修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纂修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作品简介:《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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