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明根 刘芳
游明根,字志远,广平任人也。祖鱓,慕容熙乐浪太守。父幼,冯跋假广平太 守。和龙平,明根乃得归乡里。游雅称荐之,世祖擢为中书学生。性贞慎寡欲,综 习经典。及恭宗监国,与公孙叡俱为主书。
高宗践祚,迁都曹主书,赐爵安乐男、宁远将军。高宗以其小心敬慎,每嗟美 之。假员外散骑常侍、冠军将军、安乐侯,使于刘骏,直使明僧暠相对。前后三返, 骏称其长者,迎送之礼,有加常使。显祖初,以本将军出为东青州刺史,加员外常 侍。迁散骑常侍、平东将军、都督兗州诸军事、瑕丘镇将,寻就拜东兗州刺史,改 爵新泰侯。为政清平,新民乐附。
高祖初,入为给事中,迁仪曹长,加散骑常侍。清约恭谨,号为称职。后王师 南讨,诏假安南将军、仪曹尚书、广平公,与梁郡王嘉参谋军计。后兗州民叛,诏 明根慰喻。敕南征沔西、仇城、连口三道诸军,禀明根节度。还都,正尚书,仍加 散骑常侍。
诏以与萧赜绝使多年,今宜通否,群臣会议。尚书陆叡曰:“先以三吴不靖, 荆梁有难,故权停之,将观衅而动。今彼方既靖,宜还通使。”明根曰:“中绝行 人,是朝廷之事,深筑醴阳,侵彼境土,二三之理,直在萧赜。我今遣使,于理为 长。”高祖从之。文明太后崩,群臣固请公除,高祖与明根往复。事在《礼志》。 迁大鸿胪卿、河南王干师,尚书如故。随例降侯为伯。又参定律令,屡进谠言。
明根以年逾七十,表求致仕,诏不许。频表固请,乃诏曰:“明根风度清干, 志尚贞敏,温恭静密,乞言是寄,故抑其高蹈之操,至于再三。表请殷勤,不容违 夺,便己许其告辨。可出前后表付外,依礼施行。”引明根入见,高祖曰:“卿年 耆德茂,服勤累朝,历职内外,并著显绩,逮于耆老,履道不渝。是以釐革之始, 委以礼任,迟能迂德,匡赞于朕。然高尚悠邈,便尔言归,君臣之礼,于斯而毕, 眷德思仁,情何可已。夫七十致仕,典礼所称;位隆固辞,贤者达节。但季俗陵迟, 斯道弗继。卿独秉冲操,居今行古,有魏以来,首振颓俗,进可以光我朝化,退可 以荣慰私门。”明根对曰:“臣桑榆之年,钟鸣漏尽,蒙陛下之泽,首领获全,待 尽私庭,下奉先帝、陛下大恩,臣之愿也。但犬马之恋,不胜悲塞。”因泣不自胜。 高祖命之令进,言别殷勤,仍为流涕。赐青纱单衣、委貌冠、被褥、锦袍等物。
其年,以司徒尉元为三老,明根为五更,行礼辟雍。语在《元传》。赐步挽一 乘,给上卿之禄,供食之味,太官就第月送之。以定律令之勤,赐布帛一千匹、谷 一千斛。后明根归广平,赐绢五百匹、安车一乘、马二匹、幄帐被褥。车驾幸鄴, 明根朝于行宫。诏曰:“游五更光素蓬檐,归终衡里,可谓朝之旧德,国之老成。 可赐帛五百匹、谷五百斛。”敕太官备送珍羞。后车驾幸鄴,又朝行宫,赐谷帛如 前,为造甲第。国有大事,恆玺书访之。旧疹发动,手诏问疾,太医送药。太和二 十三年卒于家,年八十一。世宗遣使吊祭,赙钱一十万、绢三百匹、布二百匹,赠 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谥靖侯。
明根历官内外五十余年,处身以仁和,接物以礼让,时论贵之。高祖初,明根 与高闾以儒老学业,特被礼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随,而闾以才笔时侮明根,世号 高、游焉。子肇,袭爵。
肇,字伯始,高祖赐名焉。幼为中书学生,博通经史及《苍》、《雅》、《林》 说。高祖初,为内秘书侍御中散。司州初建,为都官从事,转通直郎、秘阁令,迁 散骑侍郎、典命中大夫。车驾南伐,肇上表谏止,高祖不纳。寻迁太子中庶子。
肇谦素敦重,文雅见任。以父老,求解官扶侍。高祖欲令遂禄养,乃出为本州 南安王祯镇北府长史,带魏郡太守。王薨,复为高阳王雍镇北府长史,太守如故。 为政清简,加以匡赞,历佐二王,甚有声迹。数年,以父忧解任。
景明末,征为廷尉少卿,固辞,乃授黄门侍郎。迁散骑常侍,黄门如故。兼侍 中,为畿内大使,黜陟善恶,赏罚分明。转太府卿,徙廷尉卿,兼御史中尉,黄门 如故。肇,儒者,动存名教,直绳所举,莫非伤风败俗。持法仁平,断狱务于矜恕。 尚书令高肇,世宗之舅,为百僚慑惮,以肇名与己同,欲令改易。肇以高祖所赐, 秉志不许,高肇甚衔之。世宗嘉其刚梗。
卢昶之在朐山也,肇谏曰:“朐山蕞尔,僻在海滨,山湖下垫,民无居者,于 我非急,于贼为利。为利,故必致死而争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战。以不得已之众, 击必死之师,恐稽延岁月,所费遂甚。假令必得朐山,徒致交争,终难全守,所谓 无益之田也。知贼将屡以宿豫求易朐山,臣愚谓此言可许。朐山久捍危敝,宜速审 之。若必如此,宿豫不征而自伏。持此无用之地,复彼旧有之疆,兵役时解,其利 为大。”世宗将从之,寻而昶败。
迁侍中。萧衍军主徐玄明斩其青冀二州刺史张稷首,以郁洲内附,朝议遣兵赴 援。肇表曰:“玄明之款,虽奔救是当,然事有损益,或惮举而功多,或因小而生 患,不可必也。今六里、朐山,地实接海,陂湖下湿,人不可居。郁洲又在海中, 所谓虽获石田,终无所用。若不待连兵,六里虽克,尚不可守,况方事连兵,而争 非要也。且六里于贼逾要,去此闲远。若以闲远之兵,攻逼近之众,其势既殊,不 可敌也。灾俭之年,百姓饥敝,饿死者亦复不少。何以得宜静之辰,兴干戈之役? 军粮资运,取济无所。唯见其损,未睹其益。且新附之民,服化犹近,特须安帖, 不宜劳之。劳则怨生,怨生则思叛,思叛则不自安,不安则扰动。脱尔则连兵难解, 事不可轻。宜损兹小利,不使大损。”世宗并不纳。
大将军高肇伐蜀,肇谏曰:“臣闻: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兵者凶器, 不得已而后用。当今治虽太平,论征未可。何者?山东、关右,残伤未复,频年水 旱,百姓空虚,宜在安静,不宜劳役。然往昔开拓,皆因城主归款,故有征无战。 今之据者,虽假官号,真伪难分,或有怨于彼,不可全信。且蜀地险隘,称之自古, 镇戍晏然,更无异趣,岂得虚承浮说,而动大军。举不慎始,悔将何及!讨蜀之略, 愿俟后图。”世宗又不纳。
肃宗即位,迁中书令、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相州大中正。出为使持节,加 散骑常侍、镇东将军、相州刺史,有惠政。征为太常卿,迁尚书右仆射,固辞,诏 不许。肇于吏事,断决不速。主者谘呈,反覆论叙,有时不晓,至于再三,必穷其 理,然后下笔;虽宠势干请,终无回挠。方正之操,时人服之。及领军元义之废灵 太后,将害太傅、清河王怿,乃集公卿会议其事。于时群官莫不失色顺旨,肇独抗 言以为不可,终不下署。正光元年八月卒,年六十九。诏给东园秘器、朝服一袭, 赗帛七百匹。肃宗举哀于朝堂。赠使持节、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冀 州刺史,谥文贞公。
肇外宽柔,内刚直,耽好经传,手不释书。治《周易》、《毛诗》,尤精《三 礼》。为《易集解》,撰《冠婚仪》、《白珪论》,诗赋表启凡七十五篇,皆传于 世。谦廉不竞,曾撰《儒棋》,以表其志焉。清贫寡欲,资仰俸禄而已。肇之为廷 尉也,世宗尝私敕肇,有所降恕。肇执而不从,曰:“陛下自能恕之,岂足令臣曲 笔也!”其执意如此。及肃宗初,近侍群官豫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已下并加封邑, 时封肇文安县开国侯,邑八百户。肇独曰:“子袭父位,今古之常。因此获封,何 以自处?”固辞不应。论者高之。
子祥,字宗良,颇有学。历秘书郎,袭爵新泰伯。迁通直郎、国子博士,领尚 书郎中。肃宗以肇昔辞文安之封,复欲封祥,祥守其父意,卒亦不受。又追论肇前 议清河,守正不屈,乃封祥高邑县开国侯,邑七百户。孝昌元年卒,年三十六。赠 征虏将军、给事黄门侍郎、幽州刺史,谥曰文。
子皓,字宾多,袭。侍御史。早卒。皓弟安居,袭爵新泰伯。武定中,司空墨 曹参军。齐受禅,爵例降。
明根叔父矫,中书博士,濮阳、钜鹿二郡太守。卒,赠冠军将军、相州刺史。
矫孙馥,国子博士。馥弟思进,尚书郎中。
刘芳,字伯文,彭城人也,汉楚元王之后也。六世祖讷,晋司隶校尉。祖该, 刘义隆征虏将军、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刘骏兗州长史。
芳出后伯父逊之。逊之,刘骏东平太守也。邕同刘义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随 伯母房逃窜青州,会赦免。舅元庆,为刘子业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马,为文秀 所杀。芳母子入梁邹城。慕容白曜南讨青齐,梁邹降,芳北徙为平齐民,时年十六。 南部尚书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至京师,诣敷门,崔耻 芳流播,拒不见之。芳虽处穷窘之中,而业尚贞固,聪敏过人,笃志坟典。昼则佣 书,以自资给,夜则读诵,终夕不寝,至有易衣并日之敝,而澹然自守,不汲汲于 荣利,不戚戚于贱贫,乃著《穷通论》以自慰焉。
芳常为诸僧佣写经论,笔迹称善,卷直以一缣,岁中能入百余匹,如此数十年, 赖以颇振。由是与德学大僧,多有还往。时有南方沙门惠度以事被责,未几暴亡。 芳因缘闻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时中官李丰主其始末,知芳笃学有志 行,言之于太后,太后微愧于心。会萧赜使刘缵至,芳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 与缵相接。寻拜中书博士。后与崔光、宋弁、邢产等俱为中书侍郎。俄而诏芳与产 入授皇太子经,迁太子庶子、兼员外散骑常侍。从驾洛阳,自在路及旋京师,恆侍 坐讲读。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 析无疑。于是礼遇日隆,赏赉丰渥,正除员外散骑常侍。俄兼通直常侍,从驾南巡, 撰述行事,寻而除正。王肃之来奔也,高祖雅相器重,朝野属目。芳未及相见。高 祖宴群臣于华林,肃语次云“古者唯妇人有笄,男子则无”。芳曰:“推经《礼》 正文,古者男子妇人俱有笄。”肃曰:“丧服称男子免而妇人髽,男子冠而妇人笄。 如此,则男子不应有笄。”芳曰:“此专谓凶事也。《礼》:初遭丧,男子免,时 则妇人髽;男子冠,时则妇人笄。言俱时变,而男子妇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 冠尊,故夺其笄称。且互言也,非谓男子无笄。又《礼》、《内则》称:‘子事父 母,鸡初鸣,栉纚笄总。’以兹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称善者久之。肃亦以 芳言为然,曰:“此非刘石经邪?”昔汉世造三字石经于太学,学者文字不正,多 往质焉。芳音义明辨,疑者皆往询访,故时人号为刘石经。酒阑,芳与肃俱出,肃 执芳手曰:“吾少来留意《三礼》,在南诸儒,亟共讨论,皆谓此义如吾向言,今 闻往释,顿祛平生之惑。”芳理义精通,类皆如是。
高祖迁洛,路由朝歌,见殷比干墓,怆然悼怀,为文以吊之。芳为注解,表上 之。诏曰:“览卿注,殊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惭张贾。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 书。”诏以芳经学精洽,超迁国子祭酒。以母忧去官。高祖南征宛邓,起为辅国将 军、太尉长史,从太尉、咸阳王禧攻南阳。萧鸾将裴叔业入寇徐州,疆场之民颇怀 去就,高祖忧之,以芳为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后兼侍中, 从征马圈。高祖崩于行宫。及世宗即位,芳手加衮冕。高祖自袭敛暨于启祖、山陵、 练除,始末丧事,皆芳撰定。咸阳王禧等奉申遗旨,令芳入授世宗经。及南徐州刺 史沈陵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抚慰赈恤之。寻正侍中,祭酒、中正并如故。
芳表曰:“夫为国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学校为先。诚复政有质文,兹范不易, 谅由万端资始,众务禀法故也。唐虞已往,典籍无据;隆周以降,任居虎门。《周 礼·大司乐》云:‘师氏,掌以微诏王。居虎门之左,司王朝,掌国中之事,以 教国子弟。’蔡氏《劝学篇》云:‘周之师氏,居虎门左,敷陈六艺,以教国子。’ 今之祭酒,即周师氏。《洛阳记》:国子学宫与天子宫对,太学在开阳门外。案 《学记》云:‘古之王者,建国亲民,教学为先。’郑氏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 使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国学在内,太学在外,明矣。 案如《洛阳记》,犹有仿像。臣愚谓:今既徙县崧瀍,皇居伊洛,宫阙府寺,佥复 故趾,至于国学,岂可舛替?校量旧事,应在宫门之左。至如太学,基所炳在,仍 旧营构。又云:太和二十年,发敕立四门博士,于四门置学。臣案:自周已上,学 惟以二,或尚西,或尚东,或贵在国,或贵在郊。爰暨周室,学盖有六。师氏居内, 太学在国,四小在郊。《礼记》云周人‘养庶老于虞庠,虞庠在国之西郊。’《礼》 又云:‘天子设四学,当入学而太子齿。’注云:‘四学,周四郊之虞庠也。’案 《大戴·保傅篇》云:‘帝入东学,尚亲而贵仁;帝入南学,尚齿而贵信;帝入西 学,尚贤而贵德;帝入北学,尚贵而尊爵;帝入太学,承师而问道。’周之五学, 于此弥彰。案郑注《学记》,周则六学。所以然者,注云:‘内则设师保以教,使 国子学焉;外则有太学、庠序之官。’此其证也。汉魏已降,无复四郊。谨寻先旨, 宜在四门。案王肃注云:‘天子四郊有学,去王都五十里。’考之郑氏,不云远近。 今太学故坊,基趾宽旷,四郊别置,相去辽阔,检督难周。计太学坊并作四门,犹 为太广。以臣愚量,同处无嫌。且今时制置,多循中代,未审四学应从古不?求集 名儒礼官,议其定所。”从之。
迁中书令,祭酒如故。出除安东将军、青州刺史。为政儒缓,不能禁止奸盗, 廉清寡欲,无犯公私。还朝,议定律令。芳斟酌古今,为大议之主,其中损益,多 芳意也。世宗以朝仪多阙,其一切诸议,悉委芳修正。于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谘访 焉。转太常卿。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数,于礼有违,又灵星、周公之 祀,不应隶太常,乃上疏曰:
臣闻国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实在审位。是以列圣格言,彪炳绵籍; 先儒正论,昭著经史。臣学谢全经,业乖通古,岂可轻荐瞽言,妄陈管说。窃见所 置坛祠远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职司,请陈肤浅。
《孟春令》云“其数八”,又云“迎春于东郊”。卢植云:“东郊、八里之郊 也。”贾逵云:“东郊,木帝太昊,八里。”许慎云:“东郊,八里郊也。”郑玄 《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礼》曰:王出十五里迎岁,盖殷礼也。周礼,近 郊五十里。”郑玄别注云:“东郊,去都城八里。”高诱云:“迎春气于东方,八 里郊也。”王肃云:“东郊,八里,因木数也。”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 《孟夏令》云“其数七”,又云“迎夏于南郊”。卢植云:“南郊、七里郊也。” 贾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许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郑玄云: “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诱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肃云:“南郊,七里, 因火数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中央令》云“其数五”。卢植云:“中郊, 五里之郊也。”贾逵云:“中央,黄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 郑玄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孟秋令》 云“其数九”,又曰:“迎秋于西郊”。卢植云:“西郊、九里郊。”贾逵云: “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许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郑玄云:“西郊,去 都城九里。”高诱云:“西郊,九里之郊也。”王肃云:“西郊,九里,因金数也。” 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孟冬令》云“其数六”,又云“迎冬于北郊”。卢植云: “北郊,六里郊也。”贾逵云:“北郊,水帝颛顼,六里。”许慎云:“北郊,六 里郊也。”郑玄云:“北郊,去都城六里。”高诱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 肃云:“北郊六里,因水数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宋氏《舍文嘉》注云: “《周礼》,王畿千里,二十分其一以为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为远郊。迎王气 盖于近郊。汉不设王畿,则以其方数为郊处,故东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 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 于雒阳城南七里。依采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此又汉世南北郊之明 据也。今地祗准此。至如三十里之郊,进乖郑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据,退违汉魏所行 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计四郊,各以郭门为限,里数依上。
《礼》:朝拜日月,皆于东西门外。今日月之位,去城东西路各三十,窃又未 审。《礼》又云:“祭日于坛,祭月于坎。”今计造如上。《礼仪志》云“立高禖 祠于城南”,不云里数。故今仍旧。灵星本非礼事,兆自汉初,专为祈田,恆隶郡 县。《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诏御史,其令天下立灵星祠,牲用太牢,县邑 令长得祠。”晋祠令云:“郡、县、国祠稷、社、先农,县又祠灵星。”此灵星在 天下诸县之明据也。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盖姬旦创成洛邑,故传世洛阳,崇祠 不绝,以彰厥庸。夷齐庙者,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今并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 此类甚众,皆当部郡县修理,公私施之祷请。窃惟太常所司郊庙神祗,自有常限, 无宜临时斟酌以意,若遂尔妄营,则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阳,于国一也, 然贵在审本。
臣以庸蔽,谬忝今职,考括坟籍,博采群议,既无异端,谓粗可依据。今玄冬 务隙,野罄人闲,迁易郊坛,二三为便。
诏曰:“所上乃有明据,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从旧。”
先是,高祖于代都诏中书监高闾、太常少卿陆琇、并公孙崇等十余人修理金石 及八音之器。后崇为太乐令,乃上请尚书仆射高肇,更共营理。世宗诏芳共主之。 芳表以礼乐事大,不容辄决,自非博延公卿,广集儒彦,讨论得失,研穷是非,则 无以垂之万叶,为不朽之式。被报听许,数旬之间,频烦三议。于时,朝士颇以崇 专综既久,不应乖谬,各嘿然无发论者。芳乃探引经诰,搜括旧文,共相难质,皆 有明据,以为盈缩有差,不合典式。崇虽示相酬答,而不会问意,卒无以自通。尚 书述奏,仍诏委芳别更考制,于是学者弥归宗焉。
芳以社稷无树,又上疏曰:“依《合朔仪注》:日有变,以朱丝为绳,以绕系 社树三匝。而今无树。又《周礼·司徒职》云:‘设其社稷之壝,而树之田主,各 以其社之所宜木。’郑玄注云:‘所宜木,谓若松柏栗也。’此其一证也。又《小 司徒》、《封人职》云:‘掌设王之社壝,为畿封而树之。’郑玄注云:‘不言稷 者,王主于社。稷,社之细也。’此其二证也。又《论语》曰:‘哀公问社于宰我, 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证也。 又《白虎通》云:‘社稷所以有树,何也?尊而识之也,使民望见即敬之,又所以 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树之义,了不论有之与无也。此其四证也。此云‘社稷 所以有树何’,然则稷亦有树明矣。又《五经通义》云:‘天子太社、王社,诸侯 国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无屋,树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万物, 万物莫善于木,故树木也。’此其五证也。此最其丁宁备解有树之意也。又《五经 要义》云:‘社必树之以木。’《周礼·司徒职》曰:‘班社而树之,各以土地所 生。’《尚书逸篇》曰:‘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此其六证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树别之明据也。又见诸家《礼图》、《社稷图》 皆画为树,唯诫社、诫稷无树。此其七证也。虽辨有树之据,犹未正所植之木。案 《论语》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书逸篇》 则云‘太社惟松,东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如此,便以一代 之中,而五社各异也。愚以为宜植以松。何以言之?《逸书》云‘太社惟松’,今 者植松,不虑失礼。惟稷无成证,乃社之细,盖亦不离松也。”世宗从之。
芳沉雅方正,概尚甚高,经传多通,高祖尤器敬之,动相顾访。太子恂之在东 宫,高祖欲为纳芳女,芳辞以年貌非宜。高祖叹其谦慎,更敕芳举其宗女,芳乃称 其族子长文之女。高祖乃为恂聘之,与郑懿女对为左右孺子焉。崔光于芳有中表之 敬,每事询仰。芳撰郑玄所注《周官仪礼音》、干宝所注《周官音》、王肃所注 《尚书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宁所注《谷梁音》、韦昭所注《国语音》、 范晔《后汉书音》各一卷,《辨类》三卷,《徐州人地录》二十卷,《急就篇续注 音义证》三卷,《毛诗笺音义证》十卷,《礼记义证》十卷,《周官》、《仪礼义 证》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书监让芳,世宗不许。延昌二年卒,年六十一。诏赐帛 四百匹,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文贞。
长子怿,字祖欣。雅有父风,颇好文翰。历徐州别驾、兗州左军府长史、司空 谘议参军。屡为行台出使,所历皆有当官之称。转通直散骑常侍、徐州大中正、行 郢州事,寻迁安南将军、大司农卿。卒,赠镇东将军、徐州刺史,谥曰简。无子, 弟廞以第三子夋为后。夋,天平中,走江南。武定末归国,赐爵临颍县子。
怿弟廞,字景兴。好学强立,善事当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怿为宰辅,廞皆与 其子侄交游往来。灵太后临朝,又与太后兄弟往还相好,太后令廞以诗赋授弟元吉。 历尚书郎、太尉属、中书侍郎、冠军将军、行南青州事,寻征安南将军、光禄大夫。 孝庄初,除国子祭酒,复以本官行徐州事。前废帝时,除骠骑将军、左光禄大夫。 出帝初,除散骑常侍,迁骠骑大将军,复领国子祭酒。出帝于显阳殿讲孝经,廞为 执经,虽詶答论难未能精尽,而风采音制足有可观。寻兼都官尚书,又兼殿中尚书。 及出帝入关,齐献武王至洛,责廞而诛之,时年五十二。
子骘,字子升。少有风气,颇涉文史。弱冠,州辟主簿,奉使诣阙,见庄帝于 显阳殿,问以边事。骘应对闲敏,帝善之,遂敕除员外散骑侍郎。出补徐州开府从 事中郎。父廞之死,骘率勒乡部赴兗州,与刺史樊子鹄抗御王师,每战流涕突陈。 城陷,擒送晋阳,齐献武王矜而赦之。文襄王之为仪同开府,以骘为属——本州大 中正。武定初,转中书舍人,加安东将军。于时与萧衍和通,骘前后受敕接对其使 十六人。出为司徒右长史,未几,迁左长史。六年,受使兗州,行达东郡,暴疾卒, 时人嗟惜之。追赠本将军、南青州刺史。
廞弟悦,永安中,开府记室。
悦弟戫,武定中,镇南将军、金紫光禄大夫。
戫弟粹,徐州别驾、朱衣直阁。粹少尚气侠,兄廞死,粹招合部曲,就兗州刺 史樊子鹄,谋应关西。大将军攻讨,城陷,杀之。
芳叔抚之孙思祖,勇健有将略。高祖末入朝,历羽林监,梁、沛二郡太守,员 外常侍。屡为统军南征,累著功捷。任城王之围钟离也,萧衍遣其冠军将军张惠绍 及彭甕、张豹子等率众一万送粮钟离。时思祖为平远将军,领兵数千邀衍饷军于邵 阳,遣其长史元少骑一千,于钟离之北遏其前锋,录事参军缪琰掩其后,思祖身率 精锐横冲其陈,三军合击,大破之;擒惠绍及衍骁骑将军、祁阳县开国男赵景悦、 悦弟宁远将军景脩、宁远将军梅世和、屯骑校尉任景攸、长水校尉边欣、越骑校尉 贾庆真、龙骧将军徐敞等,俘斩数千人。尚书论功,拟封千户侯。思祖有二婢,美 姿容,善歌舞,侍中元晖求之不得,事遂停寝。后除扬烈将军、辽西太守。思祖于 路叛奔萧衍,衍以思祖为辅国将军、北徐州刺史,频寇淮北。数年而死。
缵子晰,历萧衍琅邪、东莞二郡太守,戍朐山。朐山人王万寿斩晰,送首,以 朐山内附,并晰子翐于京师。数年后,以翐为给事中、汝阳太守。正光初,自郡南 叛。
芳从子懋,字仲华。祖泰之,父承伯,仕于刘彧,并有名位。懋聪敏好学,博 综经史,善草隶书,多识奇字。世宗初,入朝,拜员外郎。迁尚书外兵郎中,加轻 车将军。芳甚重之,凡所撰制朝廷轨仪,皆与参量。尚书博议,懋与殿中郎袁翻常 为议主。达于从政,台中疑事,咸所访决。受诏参议新令。性沉雅厚重,善与人交, 器宇渊旷,风流甚美,时论高之。尚书李平,与之结莫逆之友。迁步兵校尉,领郎 中,兼东宫中舍人。转员外常侍、镇远将军,领考功郎中,立考课之科,明黜陟之 法,甚有条贯。肃宗初,大军攻硖石。懋为李平行台郎中,城拔,懋颇有功。太傅、 清河王怿爱其风雅,常目而送之曰:“刘生堂堂,搢绅领袖,若天假之年,必为魏 朝宰辅。”诏懋与诸才学之士,撰成仪令。怿为宰相积年,礼懋尤重,令诸子师之。 迁太尉司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贫,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怿及当 时才俊莫不痛惜之。赠持节、前将军、南秦州刺史,谥曰宣简。懋诗诔赋颂及诸文 笔,见称于时,又撰诸品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子筠,字士贞。自员外散骑侍郎,历河南郡丞、中散大夫、徐州大中正、秘书 丞。天平初,卒。赠前将军、徐州刺史。子规,早卒。
筠弟筟,字士文。少而聪惠。年十二,诣尚书王衍,衍与语,大奇之,遂与太 傅李延实、秘书李凯上疏荐之,拜秘书郎。筟亦善士。兴和元年卒,年二十八。无 子,兄子矩继。
懋从叔元孙,养志丘园,不求闻达。高祖幸彭城,起家拜兰陵太守。治以清白 为名。卒官。
子长文,高祖擢为南兗州冠军府长史,带谯郡太守。被围粮竭,固节全城,以 功赐爵下邑子。迁鲁郡太守。高祖为太子恂纳其女为孺子。卒。
子敬先,袭爵。敬先弟徽,奉朝请,徐州治中。
长文弟永,字履南。颇有将略,累著征战之勤。历位中散大夫、龙骧将军。神 龟中,兼大鸿胪卿,持策拜高丽王安。还,除范阳太守。
芳族兄僧利,轻财通侠,甚得乡情。高祖幸徐州,引见,善之,拜徐州别驾。 迁沛郡太守。后遂从容乡里,不乐台官。积十余年,朝议虑其有二志,征拜轻车将 军、羽林监。卒官。长子世雄,至太山太守。
世雄弟世明,字伯楚,颇涉书传。自奉朝请稍迁兰陵太守、彭城内史。属刺史 元法僧以城外叛,遂送萧衍。衍欲加封爵,世明固辞不受,频请衍乞还,衍听之。 肃宗时,征为谏议大夫。孝庄末,除征虏将军、南兗州刺史。时尔朱世龙等威权自 己,四方怨叛,城民王乞得逼劫世明,据州归萧衍。衍封世明开国县侯,食邑千户, 征西大将军、郢州刺史,又加仪同三司。世明复辞不受,固请北归。衍不夺其意, 乃躬饯之于乐游苑。世明既还,奉送所持节,身归乡里。自是不复入朝,常以射猎 为适。兴和三年卒于家。赠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徐州刺史。子祎,字彦英。武 定末,冠军将军、中散大夫。
初,兰陵缪俨灵奇,与彭城刘氏才望略等。及彭城内附,灵奇弟子承先随薛安 都至京师,赐爵襄贲子,寻还徐州;数十年间,了无从宦者。世宗末,承先子彦植 袭爵见叙,稍迁伏波将军、羽林监。彦植恭慎长厚,为时所称。
时荥阳郑演,仕刘彧为琅邪太守。属徐州刺史薛安都将谋内附,演赞成其事。 显祖初入朝,以功除冠军将军、彭城太守、洛阳侯。后拜太中大夫,改爵云阳伯。 卒,赠幽州刺史,谥曰懿。其子孙因此遂家彭、泗。
子长猷,以父勋起家,拜宁远将军、东平太守。寻转沛郡。入为南主客郎中、 太尉属,袭爵云阳伯。车驾南伐,既克宛城,拜长猷南阳太守。及銮舆将反,诏长 猷曰:“昔曹公克荆州,留满宠于后。朕今委卿此郡,兼统戎马,非直绥初附,以 扞城相托。”特赐缣二百匹。高祖崩于南阳,敛于其郡。寻征护军长史。世宗初, 寿春归款,兼给事黄门侍郎,持节宣慰。及任城王为扬州刺史,诏长猷为谘议参军, 带安丰太守。转徐州武昌王府长史,带彭城内史。征拜谏议大夫,转司徒谘议,迁 通直散骑常侍。永平五年卒。谥曰贞侯。
子廓,袭。卒。
子元休,袭。兴和中,睢州刺史。齐受禅,爵例降。
元休弟凭,字元祐。武定中,司徒从事中郎。
史臣曰:游明根雅道儒风,终受非常之遇,以太和之盛,当乞言之重,抑亦旷 世一时。肇既聿修,克隆堂构,正情梗气,颠沛不渝,辞爵主幼之年,亢节臣权之 日,顾视群公,其风固以远矣。刘芳矫然特立,沉深好古,博通洽识,为世儒宗, 亦当年之师表也。懋才流识学,有名士之风,见重于世,不虚然矣。
作品简介:《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2年的史事。《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于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作品简介:《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汉朝东汉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汉朝东汉时期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
作品简介:《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晋朝西晋时期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为了避免曹魏的《魏书》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魏书》相互混淆,北宋王朝在咸平六年(1003年)将三书合为一书,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设有史官,仅有陈寿在蜀为官收集,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这虽使《三国志》拥有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关键人物记载史料不足的缺点。《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也倍加赞赏,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今。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写“董昭等劝太祖都许”,提到了这样的细节,迁都许昌曹操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这就是微词了。《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如今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
作品简介:《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该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东汉末年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晋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
作品简介:《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南朝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宋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宋书》列传名录有姓名者,凡二百三十余人。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作品简介:《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南朝皇族梁萧子显所撰的历史书,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书中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作品简介:《梁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唐初姚察、姚思廉撰纪传体史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两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弊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南史》相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作品简介:《陈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唐代姚思廉所著,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
作品简介:《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题材,是北朝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中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魏书》共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1卷。《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作品简介:《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唐朝史学家李百药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该作品共50卷,纪8卷,列传42卷。作品记载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后五十余年史实,而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李百药撰。它虽以记载北朝北齐的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和列传四十二卷。《北齐书》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经历了三个朝代(北齐、隋、唐)、共六十多年时间。《北齐书》成书前李百药先后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和三年(公元629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父撰《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
作品简介:《周书》,中国历代正史之一,记载了周书四卷为天像地之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由唐朝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成书于贞观十年。共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周书》,唐代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周书》共五十卷,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贞观十年与《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同时进呈皇家。本书记载了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作品简介:《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唐代魏征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隋书》志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制度,分段叙述。《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关于《隋书》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乱,《旧唐书》记载“魏徽等撰”。而刘知几《史通》则说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共同撰成。还有题为长孙无忌撰述的。这是因为参加《隋书》撰述的人很多,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开始以魏徵为其主编,后来魏徵死了,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完成未完成的部分。《隋书》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志。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中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中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中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作品简介:《南史》,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繁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记载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大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
作品简介:《北史》二十四史之一。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丙戌年))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了解了上面这些基本情况,对于怎样读《南史》《北史》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在二十五史中,《史记》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齐、梁、陈四个皇朝的历史,《北史》是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它们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故可视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李延寿说,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当然不只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讲到《南史》《北史》时,把它们都归于“《史记》之流”。这说明前人就很重视《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点。《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作品简介:《旧唐书》属于史类文学作品,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作品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署名后晋刘昫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浙江余姚人闻人诠在苏州征借到当地人士所藏《旧唐书》,请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在苏州府学里对书稿作校对并开版印刷(工作到一半时,闻人诠离开苏州,但此事在多方支持下继续进行),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尽管《旧唐书》存在着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作品简介:《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
作品简介:《旧五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成书于北宋,原名是《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书中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旧五代史》五代各自为书。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作品简介:《新五代史》是宋欧阳修撰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近人褒贬不一。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其文学成就为世所公认。欧阳修杰出的文学才能在《新五代史》中有很好的体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文笔可谓出类拔萃,全书显出平易通畅、简洁有力的风格和笔削润饰功力的深厚,可与《史记》相媲美,其中的《伶官传序》、《宦者传论》亦为后代所传诵,做到了文史的有机结合。……
作品简介:《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宋史》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宋史》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作品简介:《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年~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1124年~1218年)。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缺陷虽多,但毕竟还是现存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由于耶律俨《辽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作品简介:《金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金朝的始末。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1344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元朝脱脱等主持编修的《金史》,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
作品简介:《元史》,中国“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元朝中国历史事件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1370年。宋濂(1310-1381)、王袆(1321-1373)遵照皇帝朱元璋的诏令,主持编修。《元史》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元史》中的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有十四卷之多,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有十卷之多。《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元史》的列传有类传十四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类传中以《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所记的人物最多,说明宋以来封建的思想统治在逐步加强。《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元史》的史料来源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
作品简介:《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纂修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纂修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作品简介:《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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