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伯 李冲
李孝伯,赵郡人也,高平公顺从父弟。父曾,少治《郑氏礼》、《左氏春秋》, 以教授为业。郡三辟功曹不就,门人劝之,曾曰:“功曹之职,虽曰乡选高第,犹 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余,乃叹曰:“梁叔敬有云: 州郡之职,徒劳人耳。道之不行,身之忧也。”遂还家讲授。太祖时,征拜博士, 出为赵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盗奔窜。太宗嘉之。并州丁零,数为山东之害,知曾 能得百姓死力,惮不入境。贼于常山界得一死鹿,谓赵郡地也,贼长责之,还令送 鹿故处。邻郡为之谣曰:“诈作赵郡鹿,犹胜常山粟。”其见惮如此。卒,赠平南 将军、荆州刺史、柏仁子,谥曰懿。
孝伯少传父业,博综群言。美风仪,动有法度。从兄顺言之于世祖,征为中散。 世祖见而异之,谓顺曰:“真卿家千里驹也。”迁秘书奏事中散,转侍郎、光禄大 夫,赐爵南昌子,加建威将军,委以军国机密,甚见亲宠。谋谟切秘,时人莫能知 也。迁北部尚书。以频从征伐规略之功,进爵寿光侯,加建义将军。
真君末,车驾南伐,将出彭城。刘义隆子安北将军、徐州刺史、武陵王骏,遣 将马文恭率步骑万余至萧城。前军击破之,文恭走免,执其队主蒯应。义隆闻大驾 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义恭率众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亚父冢以望城内, 遣送蒯应至小市门宣世祖诏,劳问义恭,并遣自陈萧城之败。义恭等问应:“魏帝 自来以不?”应曰:“自来。”又问:“今在何处?”应曰:“在城西南。”又问: “士马多少?”应曰:“中军四十余万。”骏遣人献酒二器、甘蔗百梃,并请骆驼。
世祖明旦复登亚父冢,遣孝伯至小市,骏亦遣其长史张暢对孝伯。孝伯遥问暢 姓,暢曰:“姓张。”孝伯曰:“是张长史也。”暢曰:“君何得见识?”孝伯曰: “既涉此境,何容不悉。”暢问孝伯曰:“君复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 戎行一夫,何足致问。然足与君相敌。”孝伯曰:“主上有诏:‘太尉、安北可暂 出门,欲与相见,朕亦不攻彭城,何为劳苦将士,城上严备?’今遣赐骆驼及貂裘 杂物。”暢曰:“有诏之言,政可施于彼国,何得称之于此?”孝伯曰:“卿家太 尉、安北,是人臣不?”暢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万国,率土之滨, 莫敢不臣。纵为邻国之君,何为不称诏于邻国之臣?”孝伯又问暢曰:“何至忽遽 杜门绝桥?”暢曰:“二王以魏帝壁垒未立,将士疲劳,此精甲十万,人思致命, 恐轻相凌践,故且闭城耳。待休息士马,然后共治战场,克日交戏。”孝伯曰: “令行禁止,主将常事,宜当以法裁物,何用废桥杜门?穷城之中,复何以十万夸 大?我亦有良马百万,复可以此相矜。”暢曰:“王侯设险,何但法令而已也。我 若夸君,当言百万,所以言十万者,正是二王左右素所畜养者耳。此城内有数州士 庶,工徒营伍犹所未论。我本斗人,不斗马足。且冀之北土,马之所生,君复何以 逸足见夸也?”孝伯曰:“王侯设险,诚如来言,开闭有常,何为杜塞?绝桥之意, 义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习,野战我之所长;我之恃马,犹如君之恃城耳。”城内 有具思者,尝至京师,义恭遣视之,思识是孝伯。思前问孝伯曰:“李尚书行途有 劳。”孝伯曰:“此事应相与共知。”思答曰:“缘共知,所以仰劳。”孝伯曰: “感君至意。”
既开门,暢屏人却仗,出受赐物。孝伯曰:“诏以貂裘赐太尉,骆驼、骡、马 赐安北,蒲萄酒及诸食味当相与同进。”暢曰:“二王敬白魏帝,知欲垂见,常愿 面接,但受命本朝,忝居籓任,人臣无境外之交,故无容私觌。”义恭献皮裤褶一 具,骏奉酒二器、甘蔗百梃。孝伯曰:“又有诏:‘太尉、安北,久绝南信,殊当 忧悒。若欲遣信者,当为护送,脱须骑者,亦当以马送之。’”暢曰:“此方间路 甚多,使命日夕往复,不复以此劳魏帝也。”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为白贼所 断。”暢曰:“君著白衣,称白贼也。”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贼,似异黄巾、赤 眉。”暢曰:“黄巾、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虽不在江南,亦不离徐方也。” 孝伯曰:“向与安北相闻,何以久而不报?”暢曰:“二王贵远,启闻为难。”孝 伯曰:“周公握发吐饣甫,二王何独贵远?”暢曰:“握发吐餐,不谓邻国之人也。” 孝伯曰:“本邦尚尔,邻国弥应尽恭。且宾至有礼,主人宜以礼接。”暢曰:“昨 见众宾至门,未为有礼。”孝伯曰:“非是宾至无礼,直是主人怱怱,无待宾调度 耳。”孝伯又言:“有诏:‘程天祚一介常人,诚知非江南之选,近于汝阳,身被 九枪,落在溵水,我使牵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张,并思集聚,闻其弟在此,如何不 遣暂出?寻自令反,岂复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 但其固辞不往。”孝伯曰:“岂有子弟闻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见,此便禽兽之不若。 贵土风俗,何至如此?”
世祖又遣赐义恭、骏等氈各一领,盐各九种,并胡豉。孝伯曰:“有后诏: ‘凡此诸盐,各有所宜。白盐食盐,主上自食;黑盐治腹胀气满,末之六铢,以酒 而服;胡盐治目痛;戎盐治诸疮;赤盐、驳盐、臭盐、马齿盐四种,并非食盐。太 尉、安北何不遣人来至朕间?彼此之情,虽不可尽,要复见朕小大,知朕老少,观 朕为人。’”暢曰:“魏帝久为往来所具,李尚书亲自衔命,不患彼此不尽,故不 复遣信。”义恭献蜡烛十梃,骏献锦一匹。
孝伯曰:“君南土士人,何为著屩?君而著此,将士云何?”暢曰:“士人之 言,诚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统军戎陈之间,不容缓服。”孝伯曰:“永昌王自 顷恆镇长安,今领精骑八万直造淮南,寿春亦闭门自固,不敢相御。向送刘康祖首, 彼之所见王玄谟,甚是所悉,亦是常才耳。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败。自入境七 百余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邹山之险,彼之所凭,前锋始得接手,崔邪利便尔 入穴,将士倒曳出之。主上丐其生命,今从在此。复何以轻脱,遣马文恭至萧县, 使望风退挠也。彼之民人,甚相忿怨,言清平之时,赋我租帛,至有急难,不能相 拯。”暢曰:“知永昌已过淮南。康祖为其所破,比有信使,无此消息。王玄谟南 土偏将,不谓为才,但以其北人,故为前驱引导耳。大军未至,而河冰向合,玄谟 量宜反旆,未为失算,但因夜回归,致戎马惊乱耳。我家悬瓠小城,陈宪小将,魏 帝倾国攻围,累旬不克。胡盛之偏裨小帅,众无三旅,始济翮水,魏国君臣奔散, 仅得免脱。滑台之师,无所多愧。邹山小戍,虽有微险,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 慕政化,奸盗未息,示使崔邪利抚之而已。今虽陷没,何损于国。魏帝自以十万之 师而制一崔邪利,乃复足言也?近闻萧县百姓并依山险,聊遣马文恭以十队迎之耳。 文恭前以三队出,还走彼大营。嵇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军奔败。轻敌致此,亦非 所恤。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国交兵,当互加抚养。而魏师入境,事生意外,官 不负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里,无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算,次在武陵圣略。 军国之要,虽不预闻,然用兵有机间,亦不容相语。”孝伯曰:“君藉此虚谈,支 离相对,可谓遁辞知其所穷。且主上当不围此城,自率众军直造瓜步。南事若办, 城故不待攻围;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当南,欲饮马江湖耳。”暢曰: “去留之事,自适彼怀。若魏帝遂得饮马长江,便为无复天道。”孝伯曰:“自北 而南,实惟人化。饮马长江,岂独天道?”暢将还城,谓孝伯曰:“冀荡定有期, 相见无远。君若得还宋朝,今为相识之始。”孝伯曰:“今当先至建业以待君耳。 恐尔日君与二王面缚请罪,不暇为容。”
孝伯风容闲雅,应答如流,暢及左右甚相嗟叹。世祖大喜,进爵宣城公。
兴安二年,出为使持节、散骑常侍、平西将军、秦州刺史。太安三年卒,高宗 甚悼惜之。赠镇南大将军、定州刺史,谥曰文昭公。
孝伯体度恢雅,明达政事,朝野贵贱,咸推重之。恭宗曾启世祖广征俊秀,世 祖曰:“朕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为?假复求访,此人辈亦何可得。”其见 赏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大事有不足,必手自书表,切言陈谏;或不从者,至 于再三。削灭稿草,家人不见。公庭论议,常引纲纪,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陈, 假有是非,终不抑折。及见世祖,言其所长,初不隐人姓名以为己善。故衣冠之士, 服其雅正。自崔浩诛后,军国之谋,咸出孝伯。世祖宠眷有亚于浩,亦以宰辅遇之。 献替补阙,其迹不见,时人莫得而知也。卒之日,远近哀伤焉。孝伯美名,闻于遐 迩。李彪使于江南,萧赜谓之曰:“孝伯于卿远近?”其为远人所知若此。孝伯妻 崔赜女,高明妇人,生一子元显。崔氏卒后,纳翟氏,不以为妻也。憎忌元显,后 遇劫,元显见害,世云翟氏所为也。元显志气甚高,为时人所伤惜。翟氏二子,安 民、安上,并有风度。
安民,袭爵寿光侯,司徒司马。卒,赠郢州刺史。无子,爵除。
安上,钜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书曰:
窃惟庸勋赏劳,有国恆典;兴灭继绝,哲后所先。是以积德累忠,《春秋》许 宥十世;立功著节,河山誓其永久。伏惟世祖太武皇帝,英叡自天,笼罩日域;东 清辽海,西定玉门,凌灭漠北,饮马江水。臣亡父故尚书、宣城公先臣孝伯,冥基 感会,邀幸昌辰,绸缪帏幄,缱绻侍从,庙算嘉谋,每蒙顾采。于时储后监国,奏 请征贤,诏报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为?”其见委遇,乃至于此。 是用宠以元、凯,爵以公侯,诏册曰:“江阳之巡,奇谋屡进;六师大捷,亦有勋 焉。”出内勤王,宠遇隆厚,方开大赏,而世祖登遐。梓宫始迁,外任名岳。高宗 冲年纂运,未及追叙。
臣行舛百灵,先臣弃世,微绩未甄,诚志长夺,搢绅佥伤早世,朝野咸哀不永。 臣亡兄袭,无子封除。永惟宗构,五情崩圮。先臣荣宠前朝,勋书王府,同之常伦, 爵封堙坠。准古量今,实深荼苦。窃惟朝例:广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并以勋 重先朝,世绝继祀,或以傍亲,或听弟袭,皆传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赏。况先臣在 蒙委任,运筹帏帘,勋著于中,声传于外。事等功均,今古无易。是以汉赏信布, 裁重良平;魏酬张徐,不弃荀郭。今数族追赏于先朝之世,先臣绝封于圣明之时, 瞻流顾侣,存亡永恨。窃见正始中,爰发存亡之诏,褒贤报功之旨。熙平元年,故 任城王澄所请十事,复新前泽,成一时之盛事,垂旷代之茂典。凡在缨绂,谁不感 庆?盖以奖劝来今,垂范万古。且刘氏伪书,翻流上国,寻其讪谤,百无一实;前 后使人,不书姓字,亦无名爵。至于《张暢传》中,略叙先臣对问,虽改脱略尽, 自欲矜高;然逸韵难亏,犹见称载,非直存益于时,没亦有彰国美。乞览此书,昭 然可见。则微微衰构,重起一朝,先臣潜魂,结草于千载矣。
卒不得袭。
孝伯兄祥,字元善。学传家业,乡党宗之。世祖诏州郡举贤良,祥应贡,对策 合旨,除中书博士。时南土未宾,世祖亲驾,遣尚书韩元兴率众出青州,以祥为军 司。略地至于陈汝,淮北之民诣军降者七千余户,迁之于兗豫之南,置淮阳郡以抚 之,拜祥为太守,加绥远将军。流民归之者万余家,劝课农桑,百姓安业。世祖嘉 之,赐以衣马。迁河间太守,有威恩之称。太安中,征拜中书侍郎,民有千余上书, 乞留数年,高宗不许。卒官,追赠定州刺史、平棘子,谥曰宪。
子安世,幼而聪悟。兴安二年,高宗引见侍郎、博士之子,简其秀俊者欲为中 书学生。安世年十一,高宗见其尚小,引问之。安世陈说祖父,甚有次第,即以为 学生。高宗每幸国学,恆独被引问。诏曰:“汝但守此,至大不虑不富贵。”居父 忧以孝闻。天安初,拜中散,以温敏敬慎,高宗亲爱之。累迁主客令。
萧赜使刘缵朝贡。安世美容貌,善举止,缵等自相谓曰:“不有君子,其能国 乎?”缵等呼安世为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礼,五帝各异乐。安足以亡秦之官, 称于上国?”缵曰:“世异之号,凡有几也?”安世曰:“周谓掌客,秦改典客, 汉名鸿胪,今曰主客。君等不欲影响文武,而殷勤亡秦。”缵又指方山曰:“此山 去燕然远近?”安世曰:“亦由石头之于番禺耳。”国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内珍 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货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问价,缵曰:“北方金 玉大贱,当是山川所出?”安世曰:“圣朝不贵金玉,所以贱同瓦砾。又皇上德通 神明,山不爱宝,故无川无金,无山无玉。”缵初将大市,得安世言,惭而罢。迁 主客给事中。
时民困饥流散,豪右多有占夺。安世乃上疏曰:“臣闻量地画野,经国大式; 邑地相参,致治之本。井税之兴,其来日久;田莱之数,制之以限。盖欲使土不旷 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 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窃见州郡之民,或因年俭流移,弃 卖田宅,漂居异乡,事涉数世。三长既立,始返旧墟,庐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 历远,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凌,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又年载稍 久,乡老所惑,群证虽多,莫可取据。各附亲知,互有长短,两证徒具,听者犹疑, 争讼迁延,连纪不判。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侥幸之徒兴,繁多之狱作。 欲令家丰岁储,人给资用,其可得乎!愚谓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 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则无私之泽,乃播均 于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积于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断,事久难明,悉属今 主。然后虚妄之民,绝望于觊觎;守分之士,永免于凌夺矣。”高祖深纳之,后均 田之制起于此矣。
出为安平将军、相州刺史、假节、赵郡公。敦劝农桑,禁断淫祀。西门豹、史 起,有功于民者,为之修饰庙堂。表荐广平宋翻、阳平路恃庆,皆为朝廷善士。初, 广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残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扌剽亲往讨之,波率其宗族拒战, 大破扌剽军。遂为逋逃之薮,公私成患。百姓为之语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 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妇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设方略诱波及诸 子侄三十余人,斩于鄴市,境内肃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 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妒悍见出,又尚沧水公主,生二子:谧、郁。
瑒,字琚罗。涉历史传,颇有文才,气尚豪爽,公强当世。延昌末,司徒行参 军,迁司徒长兼主簿。太师、高阳王雍表荐瑒为其友,正主簿。
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瑒上言:“礼以教世,法导将来,迹用既殊,区流亦 别。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之大,无过于绝祀。然则绝祀之罪,重莫甚焉。 安得轻纵背礼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应然,假令听然,犹须裁 之以礼。一身亲老,弃家绝养,既非人理,尤乖礼情,堙灭大伦,且阙王贯。交缺 当世之礼,而求将来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为备矣。安 有弃堂堂之政,而从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静,众役仍烦,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 复听之,恐捐弃孝慈,比屋而是。”沙门都统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为谤毁佛 法,泣诉灵太后,太后责之。瑒自理曰:“窃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弃 真学,妄为訾毁。且鬼神之名,皆通灵达,称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号为鬼。 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状’;周公自美,亦曰‘能事鬼神’; 《礼》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是以明者为堂堂,幽者为鬼教。佛非天非 地,本出于人,应世导俗,其道幽隐,名之为鬼,愚谓非谤。且心无不善,以佛道 为教者,正可未达众妙之门耳。”灵太后虽知瑒言为允,然不免暹等之意,犹罚瑒 金一两。
转尚书郎,加伏波将军。随萧宝夤西征,以瑒为统军,假宁远将军。瑒德洽乡 闾,招募雄勇,其乐从者数百骑,瑒倾家赈恤,率之西讨。宝夤见瑒至,乃拊瑒肩 曰:“子远来,吾事办矣。”故其下每有战功,军中号曰“李公骑”。宝夤又启瑒 为左丞,仍为别将,军机戎政,皆与参决。宝夤又启为中书侍郎。还朝,除镇远将 军、岐州刺史,坐辞不赴任,免官。建义初,于河阴遇害,时年四十王。初赠镇东 将军、尚书右仆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赠散骑常侍、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 冀州刺史。
瑒俶傥有大志,好饮酒,笃于亲知,每谓弟郁曰:“士大夫学问,稽博古今而 罢,何用专经为老博士也?”与弟谧特相友爱,谧在乡物故,瑒恸哭绝气,久而方 苏,不食数日,期年之中,形骸毁悴。人伦哀叹之。瑒三子。
长子义盛,武定中,司徒仓曹参军。
瑒弟谧,字永和。在《逸士传》。
谧弟郁,字永穆。好学沉静,博通经史。自著作佐郎为广平王怀友,怀深相礼 遇。时学士徐遵明教授山东,生徒甚盛,怀征遵明在馆,令郁问其五经义例十余条, 遵明所答数条而已。稍迁国子博士。自国学之建,诸博士率不讲说,朝夕教授,惟 郁而已。谦虚雅宽,甚有儒者之风。迁廷尉少卿,加冠军将军,转通直散骑常侍。 建义中,以兄瑒卒,遂抚育孤侄,归于乡里。永熙初,除散骑常侍、大将军、左光 禄大夫、兼都官尚书,寻领给事黄门侍郎。三年春,于显阳殿讲《礼》,诏郁执经, 解说不穷,群难锋起,无废谈笑。出帝及诸王公凡预听者,莫不嗟善。寻病卒,赠 散骑常侍、都督定冀相沧殷五州军事、骠骑大将军、尚书左仆射、仪同三司、定州 刺史。
子士谦,仪同开府参军事。
李冲,字思顺,陇西人,敦煌公宝少子也。少孤,为长兄荥阳太守承所携训。 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恆,方为门户所寄。”冲沉雅有大量,随兄至官。是时牧守 子弟多侵乱民庶,轻有乞夺,冲与承长子韶独清简皎然,无所求取,时人美焉。
显祖末,为中书学生。冲善交游,不妄戏杂,流辈重之。高祖初,以例迁秘书 中散,典禁中文事,以修整敏惠,渐见宠待。迁内秘书令、南部给事中。
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冲以三正 治民,所由来远,于是创三长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览而称善,引见公卿议之。中 书令郑羲、秘书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长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实 难行。”羲又曰:“不信臣言,但试行之。事败之后,当知愚言之不谬。”太尉元 丕曰:“臣谓此法若行,于公私有益。”咸称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户,新旧未分, 民必劳怨。请过今秋,至冬闲月,徐乃遣使,于事为宜。冲曰:“民者,冥也,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调时,百姓徒知立长校户之勤,未见均徭省赋之益, 心必生怨。宜及课调之月,令知赋税之均。既识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为之 易行。”著作郎傅思益进曰:“民俗既异,险易不同,九品差调,为日已久,一旦 改法,恐成扰乱。”太后曰:“立三长,则课有常准,赋有恆分;苞廕之户可出, 侥幸之人可止。何为而不可?”群议虽有乖异,然惟以变法为难,更无异义。遂立 三长,公私便之。
迁中书令,加散骑常侍,给事中如故。寻转南部尚书,赐爵顺阳侯。冲为文明 太后所幸,恩宠日盛,赏赐月至数十万,进爵陇西公,密致珍宝御物以充其第,外 人莫得而知焉。冲家素清贫,于是始为富室。而谦以自牧,积而能散,近自姻族, 逮于乡闾,莫不分及。虚己接物,垂念羁寒,衰旧沦屈,由之跻叙者,亦以多矣。 时以此称之。
初,冲兄佐与河南太守来崇同自凉州入国,素有微嫌。佐因缘成崇罪,饿死狱 中。后崇子护又纠佐赃罪,佐及冲等悉坐幽系,会赦乃免,佐甚衔之。至冲宠贵, 综摄内外,护为南部郎,深虑为冲所陷,常求退避,而冲每慰抚之。护后坐赃罪, 惧必不济。冲乃具奏与护本末嫌隙,乞原恕之,遂得不坐。冲从甥阴始孙孤贫,往 来冲家,至如子侄。有人求官,因其纳马于冲,始孙辄受而不为言。后假方便,借 冲此马,马主见冲乘马而不得官,后乃自陈始末。冲闻之,大惊,执始孙以状款奏, 始孙坐死。其处要自厉,不念爱恶,皆此类也。
是时循旧,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谓冲为中书而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后, 高祖居丧引见,待接有加。及议礼仪律令,润饰辞旨,刊定轻重,高祖虽自下笔, 无不访决焉。冲竭忠奉上,知无不尽,出入忧勤,形于颜色;虽旧臣戚辅,莫能逮 之,无不服其明断慎密而归心焉。于是天下翕然,及殊方听望,咸宗奇之。高祖亦 深相仗信,亲敬弥甚,君臣之间,情义莫二。及改置百司,开建五等,以冲参定典 式,封荥阳郡开国侯,食邑八百户,拜廷尉卿。寻迁侍中、吏部尚书、咸阳王师。 东宫既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礼》,置夫、嫔之列,以冲女为夫人。
诏曰:“昔轩皇诞御,垂栋宇之构;爰历三代,兴宫观之式。然茅茨土阶,昭 德于上代;层台广厦,崇威于中业。良由文质异宜,华朴殊礼故也。是以周成继业, 营明堂于东都;汉祖聿兴,建未央于咸镐。盖所以尊严皇威,崇重帝德,岂好奢恶 俭,苟敝民力者哉?我皇运统天,协纂乾历,锐意四方,未遑建制,宫室之度,颇 为未允。太祖初基,虽粗有经式,自兹厥后,复多营改。至于三元庆飨,万国充庭, 观光之使,具瞻有阙。朕以寡德,猥承洪绪,运属休期,事钟昌运,宜遵远度,式 兹宫宇。指训规模,事昭于平日;明堂、太庙,已成于昔年。又因往岁之丰资,藉 民情之安逸,将以今春营改正殿。违犯时令,行之惕然。但朔土多寒,事殊南夏, 自非裁度当春,兴役徂暑,则广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贤莫可;改制 规模,非任能莫济。尚书冲器怀渊博,经度明远,可领将作大匠;司空、长乐公亮, 可与大匠共监兴缮。其去故崇新之宜,修复太极之制,朕当别加指授。”
车驾南伐,加冲辅国大将军,统众翼从。自发都至于洛阳,霖雨不霁,仍诏六 军发轸。高祖戎服执鞭御马而出,群臣启颡于马首之前。高祖曰:“长驱之谋,庙 算已定,今大将军进,公等更欲何云?”冲进曰:“臣等不能折冲帷幄,坐制四海, 而令南有窃号之渠,实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轨未一,亲劳圣驾,臣等诚思亡躯尽命, 效死戎行。然自离都淫雨,士马困弊,前路尚遥,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内,小水犹 尚致难,况长江浩汗,越在南境。若营舟楫,必须停滞,师老粮乏,进退为难,矜 丧反旆,于义为允。”高祖曰:“一同之意,前已具论。卿等正以水雨为难,然天 时颇亦可知。何者?夏既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当开爽。比后月十间,若 雨犹不已,此乃天也,脱于此而晴,行则无害。古不伐丧,谓诸侯同轨之国,非王 者统一之文。已至于此,何容停驾?”冲又进曰:“今者之举,天下所不愿,唯陛 下欲之。汉文言:吾独乘千里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无其辞,敢以死请。”高祖 大怒曰:“方欲经营宇宙,一同区域,而卿等儒生,屡疑大计,斧钺有常,卿勿复 言!”策马将出。于是大司马、安定王休,兼左仆射、任城王澄等并殷勤泣谏。高 祖乃谕群臣曰:“今者兴动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欲班师,无以垂之千载。 朕仰惟远祖,世居幽漠,违众南迁,以享无穷之美,岂其无心,轻遗陵壤?今之君 子,宁独有怀?当由天工人代、王业须成故也。若不南銮,即当移都于此,光宅土 中,机亦时矣,王公等以为何如?议之所决,不得旋踵。欲迁者左,不欲者右。” 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桢进曰:“夫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行至德 者不议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业,度土 中以制帝京,周公启之于前,陛下行之于后,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 人之所贵,宁如遗体?请上安圣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辍彼南伐。此臣等愿言, 苍生幸甚。”群臣咸唱“万岁”。
高祖初谋南迁,恐众心恋旧,乃示为大举,因以协定群情,外名南伐,其实迁 也。旧人怀土,多所不愿,内惮南征,无敢言者,于是定都洛阳。冲言于高祖曰: “陛下方修周公之制,定鼎成周。然营建六寝,不可游驾待就;兴筑城郛,难以马 上营讫。愿暂还北都,令臣下经造,功成事讫,然后备文物之章,和玉銮之响,巡 时南徙,轨仪土中。”高祖曰:“朕将巡省方岳,至鄴小停,春始便还未宜。”遂 不归北。寻以冲为镇南将军,侍中、少傅如故,委以营构之任。改封阳平郡开国侯, 邑户如先。
车驾南伐,以冲兼左仆射,留守洛阳。车驾渡淮,别诏安南大将军元英、平南 将军刘藻讨汉中,召雍泾岐三州兵六千人拟戍南郑,克城则遣。冲表谏曰:“秦州 险厄,地接羌夷,自西师出后,饷援连续,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运粮擐甲, 迄兹未已。今复豫差戍卒,悬拟山外,虽加优复,恐犹惊骇,脱终攻不克,徒动民 情,连胡结夷,事或难测。辄依旨密下刺史,待军克郑城,然后差遣,如臣愚见, 犹谓未足。何者?西道险厄,单径千里。今欲深戍绝界之外,孤据群贼之口,敌 攻不可卒援,食尽不可运粮。古人有言:‘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南郑于国,实 为马腹也。且昔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师,或抚民而遗地。且王者之举, 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校之二义,德有浅深。惠声已远,何遽于一城哉? 且魏境所掩,九州过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惟漠北之与江外耳。羁 之在近,岂急急于今日也?宜待大开疆宇,广拔城聚,多积资粮,食足支敌,然后 置邦树将,为吞并之举。今钟离、寿阳,密迩未拔;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克 者舍之而不取,所降者抚之而旋戮。东道既未可以近力守,西蕃宁可以远兵固?若 果欲置者,臣恐终以资敌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须大收死士,平荡江会。 轻遣单寡,弃令陷没,恐后举之日,众以留守致惧,求其死效,未易可获。推此而 论,不戍为上。”高祖从之。
车驾还都,引见冲等,谓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虑有令仆暗弱,百事稽壅。 若明独聪专,则权势大并。今朕虽不得为聪明,又不为劣暗,卿等不为大贤,亦不 为大恶。且可一两年许,少置官司。”
高祖自鄴还京,泛舟洪池,乃从容谓冲曰:“朕欲从此通渠于洛,南伐之日, 何容不从此入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下船而战,犹开户 而斗,此乃军国之大计。今沟渠若须二万人以下、六十日有成者,宜以渐修之。” 冲对曰:“若尔,便是士无远涉之劳,战有兼人之力。”迁尚书仆射,仍领少傅。 改封清渊县开国侯,邑户如前。及太子恂废,冲罢少傅。
高祖引见公卿于清徽堂,高祖曰:“圣人之大宝,惟位与功,是以功成作乐, 治定制礼。今徙极中天,创居嵩洛,虽大构未成,要自条纪略举。但南有未宾之竖, 兼凶蛮密迩,朕夙夜怅惋,良在于兹。取南之计决矣,朕行之谋必矣。若依近代也, 则天子下帷深宫之内;准上古也,则有亲行,祚延七百。魏晋不征,旋踵而殒,祚 之修短,在德不在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几其神乎,朕既非神,焉能知也。 而顷来阴阳卜术之士,咸劝朕今征必克。此既家国大事,宜共君臣各尽所见,不得 以朕先言,便致依违,退有同异。”冲对曰:“夫征战之法,先之人事,然后卜筮。 今卜筮虽吉,犹恐人事未备。今年秋稔,有损常实,又京师始迁,众业未定,加之 征战,以为未可。宜至来秋。”高祖曰:“仆射之言,非为不合。朕意之所虑,乃 有社稷之忧。然咫尺寇戎,无宜自安,理须如此。仆射言人事未从,亦不必如此。 朕去十七年,拥二十万众,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时。往年乘机,天时 乃可,而阙人事,又致不捷。若待人事备,复非天时,若之何?如仆射之言,便终 无征理。朕若秋行无克捷,三君子并付司寇。不可不人尽其心。”罢议而出。
后世宗为太子,高祖宴于清徽堂。高祖曰:“皇储所以纂历三才,光昭七祖, 斯乃亿兆咸悦,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宴,以暢忻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 一盈一虚,岂有常泰。天道犹尔,况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欣今, 良用深叹。”冲对曰:“东晖承储,苍生咸幸。但臣前忝师傅,弗能弼谐,仰惭天 日,慈造宽含,得预此宴,庆愧交深。”高祖曰:“朕尚不能革其昏,师傅何劳愧 谢也。”
后尚书疑元拔、穆泰罪事,冲奏曰:“前彭城镇将元拔与穆泰同逆,养子降寿 宜从拔罪。而太尉、咸阳王禧等,以为律文养子而为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 谨审律意,以养子于父非天性,于兄弟非同气,敦薄既差,故刑典有降;是以养子 虽为罪,而父兄不预。然父兄为罪,养子不知谋,易地均情,岂独从戮乎?理固不 然。臣以为:依据律文,不追戮于所生,则从坐于所养,明矣。又律惟言父不从子, 不称子不从父,当是优尊厉卑之义。臣禧等以为:‘律虽不正见,互文起制,于乞 也举父之罪,于养也见子坐,是为互起。互起两明,无罪必矣。若以嫡继,养与生 同,则父子宜均,只明不坐。且继养之注云:若有别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诸 有封爵,若无亲子,及其身卒,虽有养继,国除不袭。是为有福不及己,有罪便预 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冲以为:指例条 寻,罪在无疑,准令语情,颇亦同式。”诏曰:“仆射之议,据律明矣;太尉等论, 于典矫也。养所以从戮者,缘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复甄于所养。此独何福,长处吞 舟?于国所以不袭者,重列爵,特立制,因天之所绝,推而除之耳,岂复报对刑赏? 于斯则应死,可特原之。”
冲机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圆丘、太庙,及洛都初基,安处郊兆,新起堂寝, 皆资于冲。勤志强力,孜孜无怠,旦理文簿,兼营匠制,几案盈积,剞劂在手,终 不劳厌也。然显贵门族,务益六姻,兄弟子侄,皆有爵官,一家岁禄,万匹有余; 是其亲者,虽复痴聋,无不超越官次。时论亦以此少之。
年才四十,而鬓须班白,姿貌丰美,未有衰状。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 自立不群,以冲好士,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学,礼而纳焉,每言之于高祖,公私 共相援益。及彪为中尉兼尚书,为高祖知待,便谓非复藉冲,而更相轻背,惟公坐 敛袂而已,无复宗敬之意也。冲颇衔之。后高祖南征,冲与吏部尚书、任城王澄并 以彪倨傲无礼,遂禁止之。奏其罪状,冲手自作,家人不知,辞甚激切,因以自劾。 高祖览其表,叹怅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谓溢也,仆射亦为满矣。”冲时震怒, 数数责彪前后愆悖,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尽收御史,皆泥首面缚,詈辱肆口。冲 素性温柔,而一旦暴恚,遂发病荒悸,言语乱错,犹扼腕叫詈,称李彪小人。医药 所不能疗,或谓肝藏伤裂。旬有余日而卒,时年四十九。高祖为举哀于悬瓠,发声 悲泣,不能自胜。诏曰:“冲贞和资性,德义树身,训业自家,道素形国。太和之 始,朕在弱龄,早委机密,实康时务。鸿渐瀍洛,朝选开清,升冠端右,惟允出纳。 忠肃柔明,足敷睿范,仁恭信惠,有结民心。可谓国之贤也,朝之望也。方升宠秩, 以旌功旧,奄致丧逝,悲痛于怀。既留勤应陟,兼良宿宜褒,可赠司空公,给东园 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袭,赠钱三十万、布五百匹、蜡三百斤。”有司奏谥曰文穆。 葬于覆舟山,近杜预冢,高祖之意也。后车驾自鄴还洛,路经冲墓,左右以闻,高 祖卧疾望坟,掩泣久之。诏曰:“司空文穆公,德为时宗,勋简朕心,不幸徂逝, 托坟邙岭,旋銮覆舟,躬睇茔域,悲仁恻旧,有恸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怀。” 及与留京百官相见,皆叙冲亡没之故,言及流涕。高祖得留台启,知冲患状,谓右 卫宋弁曰:“仆射执我枢衡,总釐朝务,清俭居躬,知宠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 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无后顾之忧,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怀怆慨。”其相痛惜如此。
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颇相忿阋。及冲之贵,封禄恩赐皆以共之,内外辑睦。 父亡后同居二十余年,至洛乃别第宅,更相友爱,久无间然。皆冲之德也。始冲之 见私宠也,兄子韶恆有忧色,虑致倾败。后荣名日显,稍乃自安。而冲明目当官, 图为己任,自始迄终,无所避屈。其体时推运,皆此类也。子延寔等,语在《外戚 传》。
史臣曰:燕赵信多奇士。李孝伯风范鉴略,盖亦过人远甚。世祖雄猜严断,崔 浩已见诛夷。而入参心膂,出干政事,献可替否,无际可寻,故能从容任遇,以功 名始卒。其智器固以优乎?安世识具通雅,时干之良。瑒以豪俊达,郁则儒博显。 李冲早延宠眷,入干腹心,风流识业,固乃一时之秀。终协契圣主,佐命太和,位 当端揆,身任梁栋,德洽家门,功著王室。盖有魏之乱臣也。
作品简介:《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2年的史事。《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于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作品简介:《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汉朝东汉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汉朝东汉时期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
作品简介:《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晋朝西晋时期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为了避免曹魏的《魏书》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魏书》相互混淆,北宋王朝在咸平六年(1003年)将三书合为一书,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设有史官,仅有陈寿在蜀为官收集,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这虽使《三国志》拥有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关键人物记载史料不足的缺点。《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也倍加赞赏,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今。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写“董昭等劝太祖都许”,提到了这样的细节,迁都许昌曹操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这就是微词了。《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如今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
作品简介:《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该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东汉末年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晋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
作品简介:《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南朝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宋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宋书》列传名录有姓名者,凡二百三十余人。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作品简介:《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南朝皇族梁萧子显所撰的历史书,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书中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作品简介:《梁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唐初姚察、姚思廉撰纪传体史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两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弊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南史》相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作品简介:《陈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唐代姚思廉所著,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
作品简介:《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题材,是北朝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中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魏书》共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1卷。《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作品简介:《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唐朝史学家李百药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该作品共50卷,纪8卷,列传42卷。作品记载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后五十余年史实,而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李百药撰。它虽以记载北朝北齐的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和列传四十二卷。《北齐书》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经历了三个朝代(北齐、隋、唐)、共六十多年时间。《北齐书》成书前李百药先后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和三年(公元629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父撰《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
作品简介:《周书》,中国历代正史之一,记载了周书四卷为天像地之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由唐朝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成书于贞观十年。共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周书》,唐代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周书》共五十卷,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贞观十年与《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同时进呈皇家。本书记载了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作品简介:《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唐代魏征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隋书》志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制度,分段叙述。《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关于《隋书》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乱,《旧唐书》记载“魏徽等撰”。而刘知几《史通》则说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共同撰成。还有题为长孙无忌撰述的。这是因为参加《隋书》撰述的人很多,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开始以魏徵为其主编,后来魏徵死了,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完成未完成的部分。《隋书》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志。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中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中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中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作品简介:《南史》,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繁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记载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大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
作品简介:《北史》二十四史之一。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丙戌年))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了解了上面这些基本情况,对于怎样读《南史》《北史》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在二十五史中,《史记》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齐、梁、陈四个皇朝的历史,《北史》是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它们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故可视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李延寿说,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当然不只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讲到《南史》《北史》时,把它们都归于“《史记》之流”。这说明前人就很重视《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点。《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作品简介:《旧唐书》属于史类文学作品,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作品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署名后晋刘昫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浙江余姚人闻人诠在苏州征借到当地人士所藏《旧唐书》,请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在苏州府学里对书稿作校对并开版印刷(工作到一半时,闻人诠离开苏州,但此事在多方支持下继续进行),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尽管《旧唐书》存在着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作品简介:《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
作品简介:《旧五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成书于北宋,原名是《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书中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旧五代史》五代各自为书。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作品简介:《新五代史》是宋欧阳修撰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近人褒贬不一。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其文学成就为世所公认。欧阳修杰出的文学才能在《新五代史》中有很好的体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文笔可谓出类拔萃,全书显出平易通畅、简洁有力的风格和笔削润饰功力的深厚,可与《史记》相媲美,其中的《伶官传序》、《宦者传论》亦为后代所传诵,做到了文史的有机结合。……
作品简介:《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宋史》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宋史》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作品简介:《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年~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1124年~1218年)。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缺陷虽多,但毕竟还是现存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由于耶律俨《辽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作品简介:《金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金朝的始末。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1344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元朝脱脱等主持编修的《金史》,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
作品简介:《元史》,中国“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元朝中国历史事件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1370年。宋濂(1310-1381)、王袆(1321-1373)遵照皇帝朱元璋的诏令,主持编修。《元史》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元史》中的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有十四卷之多,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有十卷之多。《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元史》的列传有类传十四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类传中以《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所记的人物最多,说明宋以来封建的思想统治在逐步加强。《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元史》的史料来源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
作品简介:《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纂修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纂修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作品简介:《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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