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甫谧,字士安,幼名静,安定朝那人,汉太尉嵩之曾孙也。出后叔父,徙居 新安。年二十,不好学,游荡无度,或以为痴。尝得瓜果,辄进所后叔母任氏。任 氏曰:“《孝经》云:‘三牲之养,犹为不孝。’汝今年余二十,目不存教,心不 入道,无以慰我。”因叹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岂我居不卜 邻,教有所阙,何尔鲁钝之甚也!修身笃学,自汝得之,于我何有!”因对之流涕。 谧乃感激,就乡人席坦受书,勤力不怠。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遂博综典籍 百家之言。沈静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为务,自号玄晏先生。著《礼乐》、 《圣真》之论。后得风痹疾,犹手不辍卷。
或劝谧修名广交,谧以为“非圣人孰能兼存出处,居田里之中亦可以乐尧、舜 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后为名乎”。作《玄守论》以答之,曰:
或谓谧曰:“富贵人之所欲,贫贱人之所恶,何故委形待于穷而不变乎?且道 之所贵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时也。先生年迈齿变,饥寒不赡,转死沟壑, 其谁知乎?”
谧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 也。若扰全道以损性命,安得去贫贱存所欲哉?吾闻食人之禄者怀人之忧,形强犹 不堪,况吾之弱疾乎!且贫者士之常,贱者道之实,处常得实,没齿不忧,孰与富 贵扰神耗精者乎!又生为人所不知,死为人所不惜,至矣!喑聋之徒,天下之有道 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号者,以为损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为益也。然则号笑 非益死损生也。是以至道不损,至德不益。何哉?体足也。如回天下之念以追损生 之祸,运四海之心以广非益之病,岂道德之至乎!夫唯无损,则至坚矣;夫唯无益, 则至厚矣。坚故终不损,厚故终不薄。苟能体坚厚之实,居不薄之真,立乎损益之 外,游乎形骸之表,则我道全矣。”
遂不仕。耽玩典籍,忘寝与食,时人谓之“书淫”。或有箴其过笃,将损耗精 神。谧曰:“朝闻道,夕死可矣,况命之修短分定悬天乎!”
叔父有子既冠,谧年四十丧所生后母,遂还本宗。
城阳太守梁柳,谧从姑子也,当之官,人劝谧饯之。谧曰:“柳为布衣时过吾, 吾送迎不出门,食不过盐菜,贫者不以酒肉为礼。今作郡而送之,是贵城阳太守而 贱梁柳,岂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
时魏郡召上计掾,举孝廉;景元初,相国辟,皆不行。其后乡亲劝令应命,谧 为《释劝论》以通志焉。其辞曰:
相国晋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禅,同命之士莫不毕至,皆拜骑都尉,或 赐爵关内侯,进奉朝请,礼如侍臣。唯余疾困,不及国宠。宗人父兄及我僚类,咸 以为天下大庆,万姓赖之,虽未成礼,不宜安寝,纵其疾笃,犹当致身。余唯古今 明王之制,事无巨细,断之以情,实力不堪,岂慢也哉!乃伏枕而叹曰:“夫进者, 身之荣也;退者,命之实也。设余不疾,执高箕山,尚当容之,况余实笃!故尧、 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泽,或过门不敢入。咎繇之徒两遂其愿者,遇时也。故朝贵致 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独何人哉!今圣帝龙兴,配名前哲,仁道不远,斯亦然 乎!客或以常言见逼,或以逆世为虑。余谓上有宽明之主,下必有听意之人,天网 恢恢,至否一也,何尤于出处哉!”遂究宾主之论,以解难者,名曰《释劝》。
客曰:“盖闻天以悬象致明,地以含通吐灵。故黄钟次序,律吕分形。是以春 华发萼,夏繁其实,秋风逐暑,冬冰乃结。人道以之,应机乃发。三材连利,明若 符契。故士或同升于唐朝,或先觉于有莘,或通梦以感主,或释钓于渭滨,或叩角 以干齐,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谤以安郑,或乘驷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术于 黄神。故能电飞景拔,超次迈伦,腾高声以奋远,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观之,进德 贵乎及时,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于六艺之府,散意于众妙之门 者有年矣。既遭皇禅之朝,又投禄利之际,委圣明之主,偶知己之会,时清道真, 可以冲迈,此真吾生濯发云汉、鸿渐之秋也。韬光逐薮,含章未曜,龙潜九泉,坚 焉执高,弃通道之远由,守介人之局操,无乃乖于道之趣乎?
且吾闻招摇昏回则天位正,五教班叙则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虑有司,上 招迕主之累,下致骇众之疑。达者贵同,何必独异?群贤可从,何必守意?方今同 命并臻,饥不待餐,振藻皇涂,咸秩天官。子独栖迟衡门,放形世表,逊遁丘园, 不睨华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婴大疢,性命难保。若其羲和促辔,大火西穨, 临川恨晚,将复何阶!夫贵阴贱璧,圣所约也;颠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鉴先哲 之洪范,副圣朝之虚心,冲灵翼于云路,浴天池以濯鳞,排阊阖,步玉岑,登紫闼, 侍北辰,翻然景曜,杂沓英尘。辅唐、虞之主,化尧舜、之人,宣刑错之政,配殷、 周之臣,铭功景钟,参叙彝伦,存则鼎食,亡为贵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辉曜, 忘青紫之班瞵,辞容服之光粲,抱弊褐之终年,无乃勤乎!”
主人笑而应之曰:“吁!若宾可谓习外观之晖晖,未睹幽人之仿佛也;见俗人 之不容,未喻圣皇之兼爱也;循方圆于规矩,未知大形之无外也。故曰,天玄而清, 地静而宁,含罗万类,旁薄群生,寄身圣世,托道之灵。若夫春以阳散,冬以阴凝, 泰液含光,元气混蒸,众品仰化,诞制殊征。故进者享天禄,处者安丘陵。是以寒 暑相推,四宿代中,阴阳不治,运化无穷,自然分定,两克厥中。二物俱灵,是谓 大同;彼此无怨,是谓至通。
若乃衰周之末,贵诈贱诚,牵于权力,以利要荣。故苏子出而六主合,张仪入 而横势成,廉颇存而赵重,乐毅去而燕轻,公叔没而魏败,孙膑刖而齐宁,蠡种亲 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倾。是以君无常籍,臣无定名,损义放诚,一虚一盈。故冯以 弹剑感主,女有反赐之说,项奋拔山之力,蒯陈鼎足之势,东郭劫于田荣,颜阖耻 于见逼。斯皆弃礼丧真,苟荣朝夕之急者也,岂道化之本与!
若乃圣帝之创化也,参德乎三皇,齐风乎虞、夏,欲温温而和暢,不欲察察而 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荡荡而名发也;欲索索而条解,不欲契契而绳结也; 欲芒芒而无垠际,不欲区区而分别也;欲暗然而内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 而任德,不欲琐琐而执法也。是以见机者以动成,好遁者无所迫。故曰,一明一昧, 得道之概;一弛一张,合礼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劳谦之爱,下有不 名之臣;朝有聘贤之礼,野有遁窜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老寄迹于西邻, 颜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娱道于至贫,荣期以三乐感尼父,黔娄定谥于布衾,干木偃 息以存魏,荆、莱志迈于江岑,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潜德于洛滨,郑真躬耕以致 誉,幼安发令乎今人。皆持难夺之节,执不回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 有独定之计者,不借谋于众人;守不动之安者,不假虑于群宾。故能弃外亲之华, 通内道之真,去显显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尘,宛转万情之形表,排托虚寂以寄身, 居无事之宅,交释利之人。轻若鸿毛,重若泥沈,损之不得,测之愈深。真吾徒之 师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议吾失宿而骇众,吾亦怪子较论而不折中也。
夫才不周用,众所斥也;寝疾弥年,朝所弃也。是以胥克之废,丘明列焉;伯 牛有疾,孔子斯叹。若黄帝创制于九经,岐伯剖腹以蠲肠,扁鹊造虢而尸起,文挚 徇命于齐王,医和显术于秦、晋,仓公发秘于汉皇,华佗存精于独识,仲景垂妙于 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诉乎明王。求绝编于天录,亮我躬之辛苦,冀微 诚之降霜,故俟罪而穷处。
其后武帝频下诏敦逼不已,谧上疏自称草莽臣曰:“臣以尪弊,迷于道趣,因 疾抽簪,散发林阜,人纲不闲,鸟兽为群。陛下披榛采兰,并收蒿艾。是以皋陶振 褐,不仁者远。臣惟顽蒙,备食晋粟,犹识唐人击壤之乐,宜赴京城,称寿阙外。 而小人无良,致灾速祸,久婴笃疾,躯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载。又服寒食药, 违错节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当暑烦闷,加以咳逆,或若温虐, 或类伤寒,浮气流肿,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见出,妻息长诀。仰 迫天威,扶舆就道,所苦加焉,不任进路,委身待罪,伏枕叹息。臣闻《韶》《卫》 不并奏,《雅》《郑》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祸延王叔;虞丘称贤,樊姬掩口。君 子小人,礼不同器,况臣糠,糅之彫胡?庸夫锦衣,不称其服也。窃闻同命之士, 咸以毕到,唯臣疾疢,抱衅床蓐,虽贪明时,惧毙命路隅。设臣不疾,已遭尧、舜 之世,执志箕山,犹当容之。臣闻上有明圣之主,下有输实之臣;上有在宽之政, 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更旌瑰俊,索隐于傅岩,收钓于渭滨,无令泥滓 久浊清流。”谧辞切言至,遂见听许。
岁余,又举贤良方正,并不起。自表就帝借书,帝送一车书与之。谧虽羸疾, 而披阅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与之忤,每委顿不伦,尝悲恚,叩刃欲自杀,叔母 谏之而止。
济阴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贽为烦,请绝其礼币,诏从之。谧闻而叹曰: “亡国之大夫不可与图存,而以革历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戋戋’,《易》之 明义,玄纁之贽,自古之旧也。故孔子称夙夜强学以待问,席上之珍以待聘。士于 是乎三揖乃进,明致之难也;一让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汤之于伊尹,文王之于 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载以归,唯恐礼之不重,岂吝其烦费哉!且一礼不备,贞 女耻之,况命士乎!孔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弃之如何?政之失 贤,于此乎在矣。”
咸宁初,又诏曰:“男子皇甫谧沈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 太子中庶子。”谧固辞笃疾。帝初虽不夺其志,寻复发诏征为议郎,又召补著作郎。 司隶校尉刘毅请为功曹,并不应。著论为葬送之制,名曰《笃终》,曰:
玄晏先生以为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礼六十而制寿,至于九十, 各有等差,防终以素,岂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虽未制寿,然婴疢弥纪,仍遭丧难, 神气损劣,困顿数矣。常惧夭陨不期,虑终无素,是以略陈至怀。
夫人之所贪者,生也;所恶者,死也。虽贪,不得越期;虽恶,不可逃遁。人 之死也,精歇形散,魂无不之,故气属于天;寄命终尽,穷体反真,故尸藏于地。 是以神不存体,则与气升降;尸不久寄,与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与 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之躯,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则衣衾所以秽尸, 棺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马石椁不如速朽;季孙玙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 以为华元不臣;杨王孙亲土,《汉书》以为贤于秦始皇。如今魂必有知,则人鬼异 制,黄泉之亲,死多于生,必将备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况终,非即灵之意 也。如其无知,则空夺生用,损之无益,而启奸心,是招露形之祸,增亡者之毒也。
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见也。而大为棺椁,备赠存物,无异于埋 金路隅而书表于上也。虽甚愚之人,必将笑之。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 或牵曳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 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故张释之曰:“使其中有欲,虽固南山犹有隙;使 其中无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斯言达矣,吾之师也。夫赠终加厚,非厚死也, 生者自为也。遂生意于无益,弃死者之所属,知者所不行也。《易》称“古之葬者, 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是以死得归真,亡不损生。
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设棺椁,不加缠敛,不修沐浴,不造新服,殡 含之物,一皆绝之。吾本欲露形入坑,以身亲土,或恐人情染俗来久,顿革理难, 今故觕为之制,奢不石椁,俭不露形。气绝之后,便即时服,幅巾故衣,以遽除裹 尸,麻约二头,置尸床上。择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长一丈五尺,广六尺,坑讫, 举床就坑,去床下尸。平生之物,皆无自随,唯赍《孝经》一卷,示不忘孝道。遽 除之外,便以亲土。土与地平,还其故草,使生其上,无种树木、削除,使生迹无 处,自求不知。不见可欲,则奸不生心,终始无怵惕,千载不虑患。形骸与后土同 体,魂爽与元气合灵,真笃爱之至也。若亡有前后,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来,非 古制也。舜葬苍梧,二妃不从,以为一定,何必周礼。无问师工,无信卜筮,无拘 俗言,无张神坐,无十五日朝夕上食。礼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设席以祭,百日而止。 临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树,愚也。 若不从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伤。魂而有灵,则冤悲没世,长为恨鬼。王孙之子, 可以为诫。死誓难违,幸无改焉!
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时年六十八。子童灵、方回等遵其遗命。
谧所著诗赋诔颂论难甚多,又撰《帝王世纪》、《年历》、《高士》、《逸士》、 《列女》等传、《玄晏春秋》,并重于世。门人挚虞、张轨、牛综、席纯,皆为晋 名臣。
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士征,不起。避乱荆州,闭户闲居,未 尝入城府。蚕而后衣,耕而后食,先人后己,尊贤爱物,南土人士咸崇敬之。刺史 陶侃礼之甚厚。侃每造之,著素士服,望门辄下而进。王敦遣从弟暠代侃,迁侃为 广州。侃将诣敦,方回谏曰:“吾闻敌国灭,功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与二, 欲无危,其可得乎!”侃不从而行。敦果欲杀侃,赖周访获免。暠既至荆州,大失 物情,百姓叛暠迎杜弢。暠大行诛戮以立威,以方回为侃所敬,责其不来诣己,乃 收而斩之。荆土华夷,莫不流涕。
挚虞,字仲洽,京兆长安人也。父模,魏太仆卿。虞少事皇甫谧,才学通博, 著述不倦。郡檄主簿。虞尝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祐者义也,人之所助者 信也。履信思顺,所以延福,违此而行,所以速祸。然道长世短,祸福舛错,怵迫 之徒,不知所守,荡而积愤,或迷或放。故借之以身,假之以事,先陈处世不遇之 难,遂弃彝伦,轻举远游,以极常人罔惑之情,而后引之以正,反之以义,推神明 之应于视听之表,崇否泰之运于智力之外,以明天任命之不可违,故作《思游赋》。 其辞曰:
有轩辕之遐胄兮,氏仲任之洪裔。敷华颖于末叶兮,晞灵根于上世。准乾坤以 斡度兮,仪阴阳以定制。匪时运其焉行兮,乘太虚而摇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缀太 白之明璜。制文霓以为衣兮,袭采云以为裳。要华电之煜龠兮,珮玉衡之琳琅。 明景日以鉴形兮,信焕曜而重光。
至美诡好于凡观兮,修稀合而靡呈。燕石缇袭以华国兮,和璞遥弃于南荆。夏 像韬尘于市北兮,瓶罍抗方于两楹。鸾皇耿介而偏栖兮,兰桂背时而独荣。关寒暑 以练真兮,岂改容而爽情。
感昆吾之易越兮,怀晖光之速暮。羡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灵之 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鸣蜩之号节兮,恐陨叶于凝露。希前轨而增骛兮,眷后 尘而旋顾。往者倏忽而不逮兮,来者冥昧而未著。二仪泊焉其无央兮,四节环转而 靡穷。星鸟逝而时反兮,夕景潜而且融。景三后之在天兮,叹圣哲之永终。谅道修 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冲。握隋珠与蕙若兮,时莫悦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惧 独美之有伤。蹇委深而投奥兮,庶芬藻之不彰。芳处幽而弥馨兮,宝在夜而愈光。 逼区内之迫胁兮,思摅翼乎八荒。望云阶之崇壮兮,愿轻举而高翔。
造庖牺以问象兮,辨吉繇于姬文。将远游于太初兮,鉴形魄之未分。四灵俨而 为卫兮,六气纷以成群。骖白兽于商风兮,御苍龙于景云。简厮徒于灵圉兮,从冯 夷而问津。召陵阳于游溪兮,旌王子于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尘。形 飘飘而遂遐兮,气亹癖而愈新。挹玉膏于莱嵎兮,掇紫英于瀛滨。揖太昊以假憩兮, 听赋政于三春。洪范翕而复张兮,百卉陨而更震。睇玉女之纷彯兮,执懿筐于扶木。 览玄象之韡晔兮,仍腾跃乎阳谷。吸朝霞以疗饥兮,降廪泉而濯足。将纵辔以逍遥 兮,恨东极之路促。诏纤阿而右回兮,觌硃明之赫戏。莅群神于夏庭兮,回苍梧而 结知。纚焦明以承旂兮,驵天马而高驰。谗羲和于丹丘兮,诮倒景之乱仪。寻凯风 而南暨兮,谢太阳于炎离。戚溽暑之陶郁兮,余安能乎留斯!闻碧鸡之长晨兮,吾 将往乎西游。奥浮鹢于弱水兮,泊舳舻兮中流。苟精粹之攸存兮,诚沈羽以泛舟。 轶望舒以陵厉兮,羌神漂而气浮。讯硕老于金室兮,采旧闻于前修。讥沦阴于危山 兮,问王母于椒丘。观玄乌之参趾兮,会根壹之神筹。扰毚兔于月窟兮,诘姮娥于 蓐收。爰揽辔而旋驱兮,访北叟之倚伏。乘增冰而遂济兮,凌固阴之所滀。探龟蛇 于幽穴兮,敢罔养之潜育。哂倏忽之躁狂兮,丧中黄于耳目,偭烛龙而游衍兮, 穷大明于北陆。
攀招摇而上跻兮,忽蹈廓而凌虚。登阊阖而遗眷兮,頫玄黄于地舆。召黔雷以 先导兮,觐天帝于清都。观浑仪以寓目兮,拊造化之大炉。爰辨惑于上皇兮,稽吉 凶之元符。唐则天而民咨兮,癸乱常而感虞。孔挥涕于西狩兮,臧考祥于娄句。跖 肆暴而保乂兮,颜履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荣辱之不图?运可期兮不可思, 道可知兮不可为。求之者劳兮欲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
且也四位为匠,乾巛为均。散而为物,结而为人。阳降阴升,一替一兴。流而 为川,滞而为陵。祸不可攘,福不可征。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数。成形兮未察, 灵像兮巳固。承明训以发蒙兮,审性命之靡求。将澄神而守一兮,奚飘飘而遐游!
斐陈辞以告退兮,主悖惘而永叹。惟升降之不仍兮,咏别易而会难。愿大飨以 致好兮,盍息驾于一飧。会司仪于有始兮,延嘉宾于九乾。陈钧天之广乐兮,展万 舞之至欢。枉矢铄其在手兮,狼弧翾其斯弯。睨翟犬于帝侧兮,殪熊罴于灵轩。
尔乃清道夙跸,载轮修祖。班命授号,轙辀整旅。兆司郁以郕路兮,万灵森而 陈庭。丰隆轩其警众兮,钩陈帅以属兵。堪舆竦而进时兮,文昌肃以司行。抗蚩尤 之修旃兮,建雄虹之采旌。乘云车电鞭之扶舆委移兮,驾应龙青虬之容裔陆离。俯 游光逸景倏烁徽霍兮,仰流旌垂旄焱攸扦纚。前湛湛而摄进兮,后亻禁僸而方驰。 且启行于重阳兮,奄税驾乎少仪。跨列缺兮规乾巛,挥玉关兮出天门。涉汉津兮望 昆仑,经赤霄兮临玄根。观品物兮终复魂,形已消兮气犹存。眺悬舟之离离兮,怀 旧都之蔼蔼。仍繁荣而督引兮,将遄降而速迈。华云依霏而翼衡兮,日月炫晃而映 盖。蹈烟煴兮辞天衢,心闣兮识故居。路遂遒兮情欣欣,奄忽归兮反常闾。修中 和兮崇彝伦,大道繇兮味琴书。乐自然兮识穷达,澹无思兮心恆娱。
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武帝诏曰:“省诸贤良答策, 虽所言殊涂,皆明于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因诏诸 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策问,曰:“顷日食正阳,水旱为灾,将何所修,以变大眚? 及法令有不宜于今,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于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 以听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于时务而未见申叙者,各举其人。及有负俗谤议,宜先 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对曰:“臣闻古之圣明,原始以要终,体本以正末。故忧 法度之不当,而不忧人物之失所;忧人物之失所,而不忧灾害之流行。诚以法得于 此,则物理于彼;人和于下,则灾消于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灾,则反听内视, 求其所由,远观诸物,近验诸身。耳目听察,岂或有蔽其聪明者乎?动心出令,岂 或有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职,岂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赏罚黜陟,岂或有不得其所 者乎?河滨山岩,岂或有怀道钓筑而未感于梦兆者乎?方外遐裔,岂或有命世杰出 而未蒙膏泽者乎?推此类也,以求其故,询事考言,以尽其实,则天人之情可得而 见,咎征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于物则无忤,求之于身则无尤,万物理顺,内外 咸宜,祝史正辞,言不负诚,而日月错行,夭疠不戒,此则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 也。期运度数,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廪散滞,贬食省用而已矣。 是故诚遇期运,则虽陶唐、殷汤有所不变;苟非期运,则宋、卫之君,诸侯之相, 犹能有感。唯陛下审其所由,以尽其理,则天下幸甚。臣生长荜门,不逮异物,虽 有贤才,所未接识,不敢瞽言妄举,无以畴答圣问。”擢为太子舍人,除闻喜令。
时天子留心政道,又吴寇新平,天下乂安,上《太康颂》以美晋德。其辞曰:
于休上古,人之资始。四隩咸宅,万国同轨。有汉不竞,丧乱靡纪。畿服外叛, 侯卫内圮。天难既降,时惟鞠凶。龙战兽争,分裂遐邦。备僭岷蜀,度逆海东。权 乃缘间,割据三江。明明上帝,临下有赫。乃宣皇威,致天之辟。奋武辽隧,罪人 斯获。抚定朝鲜,奄征韩、貊。文既应期,席卷梁、益。元憝委命,九夷重译。邛、 冉、哀牢,是焉底绩。我皇之登,二国既平。靡适不怀,以育群生。吴乃负固,放 命南冥。声教未暨,弗及王灵。皇震其威,赫如雷霆。截彼江、沔,荆、舒以清。 邈矣圣皇,参乾两离。陶化以正,取乱以奇。耀武六旬,舆徒不疲。饮至数实,干 旄无亏。洋洋四海,率礼和乐。穆穆宫庙,歌雍咏铄。光天之下,莫匪帝略。穷发 反景,承正受朔。龙马骙骙,风于华阳。弓矢橐服,干戈戢藏。严严南金,业业余 皇。雄剑班朝,造舟为梁。圣明有造,实代天工。天地不违,黎元时邕。三务斯协, 用底厥庸。既远其迹,将明其踪。乔山惟岳,望帝之封。猗欤圣帝,胡不封哉!
以母忧解职。久之,召补尚书郎。
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潘岳以 为习用已久,不宜复改。虞驳曰:“昔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其形容,象物制器, 以存时用。故参天两地,以正算数之纪;依律计分,以定长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则, 故用之也有征。考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则悬象无所容其谬;施 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措之规矩,则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万物皆正,及其差也, 事皆反是。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 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征,皆絓阂而不得通, 故宜改今而从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训,谨权审度。今两尺并用, 不可谓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谓之谨。不同不谨,是谓谬法,非所以轨物垂则,示 人之极。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难变,亦有改而致烦,有变而之简。度量是人 所常用,而长短非人所恋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时之变, 永世无二,是变而之简者也。宪章成式,不失旧物,季末苟合之制,异端杂乱之用, 当以时厘改,贞夫一者也。臣以为宜如所奏。”又表论封禅,见《礼志》。
虞以汉末丧乱,谱传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 上疏进之,以为足以备物致用,广多闻之益。以定品违法,为司徒所劾,诏原之。
时太庙初建,诏普增位一等。后以主者承诏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闻 昔之圣明,不爱千乘之国而惜桐叶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达于万国之诚也。前 《乙巳赦书》,远称先帝遗惠余泽,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驿书班下, 被于远近,莫不鸟腾鱼跃,喜蒙德泽。今一旦更以主者思文不审,收既往之诏,夺 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窃以为不可。”诏从之。
元康中,迁吴王友。时荀顗撰《新礼》,使虞讨论得失而后施行。元皇后崩, 杜预奏:“谅暗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无服丧之文,而唯文称不言。汉文限三 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为节。皇太子与国为体,理宜释服,卒哭便除。”虞答预 书曰:“唐称遏密,殷云谅暗,各举事以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来,谓之丧 服。丧服者,以服表丧。今帝者一日万机,太子监抚之重,以宜夺礼,葬讫除服, 变制通理,垂典将来,何必附之于古,使老儒致争哉!”皇太孙尚薨,有司奏“御 服齐衰期”。诏令博士议。虞曰:“太子生,举以成人之礼,则殇理除矣。太孙亦 体君传重,由位成而服全,非以年也。”从之。虞又议玉辂、两社事,见《舆服志》。
后历秘书监、卫尉卿,从惠帝幸长安。及东军来迎,百官奔散,遂流离鄠、杜 之间,转入南山中,粮绝饥甚,拾橡实而食之。后得还洛,历光禄勋、太常卿。时 怀帝亲郊。自元康以来,不亲郊祀,礼仪弛废。虞考正旧典,法物粲然。及洛京荒 乱,盗窃纵横,人饥相食。虞素清贫,遂以馁卒。
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 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
虞善观玄象,尝谓友人曰:“今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其唯凉土乎!”性爱士 人,有表荐者,恆为其辞。东平太叔广枢机清辩,广谈,虞不能对;虞笔,广不能 答;更相嗤笑,纷然于世云。
束皙,字广微,阳平元城人,汉太子太傅疏广之后也。王莽末,广曾孙孟达避 难,自东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疏之足,遂改姓焉。祖混,陇西太守。父龛,冯翊 太守,并有名誉。皙博学多闻,与兄璆俱知名。少游国学,或问博士曹志曰:“当 今好学者谁乎?”志曰:“阳平束广微好学不倦,人莫及也。”还乡里,察孝廉, 举茂才,皆不就。璆娶石鉴从女,弃之,鉴以为憾,讽州郡公府不得辟,故皙等久 不得调。
太康中,郡界大旱,皙为邑人请雨,三日而雨注,众谓皙诚感,为作歌曰: “束先生,通神明,请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畴之?报束长生。” 皙与卫恆厚善,闻恆遇祸,自本郡赴丧。
尝为《劝农》及《饼》诸赋,文颇鄙俗,时人薄之。而性沈退,不慕荣利,作 《玄居释》以拟《客难》,其辞曰:
束皙闲居,门人并侍。方下帷深谭,隐几而咍,含毫散藻,考撰同异,在侧者 进而问之曰:“盖闻道尚变通,达者无穷。世乱则救其纷,时泰则扶其隆。振天维 以赞百务,熙帝载而鼓皇风。生则率土乐其存,死则宇内哀其终。是以君子屈己伸 道,不耻干时。上国有不索何获之言,《周易》著跃以求进之辞。莘老负金铉以陈 烹割之说,齐客当康衢而咏《白水》之诗。今先生耽道修艺,嶷然山峙,潜朗通微, 洽览深识,夜兼忘寐之勤,昼骋钻玄之思,旷年累稔,不堕其志。鳞翼成而愈伏, 术业优而不试。乃欲阖椟辞价,泥蟠深处,永戢琳琅之耀,匿首穷鱼之渚,当唐年 而慕长沮,邦有道而反甯武。识彼迷此,愚窃不取。
若乃士以援登,进必待求,附势之党横擢,则林薮之彦不抽,丹墀步纨夸之童, 东野遗白颠之叟。盍亦因子都而事博陆,凭鹢首以涉洪流,蹈翠云以骇逸龙,振光 耀以惊沈。徒屈蟠于陷井,眄天路而不游,学既积而身困,夫何为乎秘丘。
且岁不我与,时若奔驷,有来无反,难得易失。先生不知盱豫之谶悔迟,而忘 夫朋盍之义务疾,亦岂能登海湄而抑东流之水,临虞泉而招西归之日?徒以曲畏为 梏,儒学自桎,囚大道于环堵,苦形骸于蓬室。岂若托身权戚,凭势假力,择栖芳 林,飞不待翼,夕宿七娥之房,朝享五鼎之食,匡三正则太阶平,赞五教而玉绳直。 孰若茹藿餐蔬,终身自匿哉!”
束子曰:“居!吾将导尔以君子之道,谕尔以出处之事。尔其明受余讯,谨听 余志。
昔元一既启,两仪肇立,离光夜隐,望舒昼戢,羽族翔林,蟩蛁赴湿,物从性 之所安,士乐志之所执,或背丰荣以岩栖,或排兰闼而求入,在野者龙逸,在朝者 凤集。虽其轨迹不同,而道无贵贱,必安其业,交不相羡,稷、契奋庸以宣道,巢、 由洗耳以避禅,同垂不朽之称,俱入贤者之流。参名比誉,谁劣谁优?何必贪与二 八为群,而耻为七人之畴乎!且道睽而通,士不同趣,吾窃缀处者之末行,未敢闻 子之高喻,将忽蒲轮而不眄,夫何权戚之云附哉!
昔周、汉中衰,时难自托,福兆既开,患端亦作,朝游巍峨之宫,夕坠峥嵘之 壑,昼笑夜叹,晨华暮落,忠不足以卫己,祸不可以预度,是士讳登朝而竞赴林薄。 或毁名自污,或不食其禄,比从政于匣笥之龟,譬官者于郊庙之犊,公孙泣涕而辞 相,杨雄抗论于赤族。
今大晋熙隆,六合宁静。蜂虿止毒,熊罴辍猛,五刑勿用,八纮备整,主无骄 肆之怒,臣无牦缨之请,上下相安,率礼从道。朝养触邪之兽,庭有指佞之草,祸 戮可以忠逃,宠禄可以顺保。
且夫进无险惧,而惟寂之务者,率其性也。两可俱是,而舍彼趣此者,从其志 也。盖无为可以解天下之纷,澹泊可以救国家之急,当位者事有所穷,陈策者言有 不入,翟璜不能回西邻之寇,平、勃不能正如意之立,干木卧而秦师退,四皓起而 戚姬泣。夫如是何舍何执,何去何就?谓山岑之林为芳,谷底之莽为臭。守分任性, 唯天所授,鸟不假甲于龟,鱼不借足于兽,何必笑孤竹之贫而羡齐景之富!耻布衣 以肆志,宁文裘而拖绣。且能约其躬,则儋石之畜以丰;苟肆其欲,则海陵之积不 足;存道德者,则匹夫之身可荣;忘大伦者,则万乘之主犹辱。将研六籍以训世, 守寂泊以镇俗,偶郑老于海隅,匹严叟于僻蜀。且世以太虚为舆,玄炉为肆,神游 莫竞之林,心存无营之室,荣利不扰其觉,殷忧不干其寐,捐夸者之所贪,收躁务 之所弃,雉圣籍之荒芜,总群言之一至。全素履于丘园,背缨緌而长逸,请子课吾 业于千载,无听吾言于今日也。”
张华见而奇之。石鉴卒,王戎乃辟璆。华召皙为掾,又为司空、下邳王晃所辟。 华为司空,复以为贼曹属。
时欲广农,皙上议曰:
伏见诏书,以仓廪不实,关右饥穷,欲大兴田农,以蕃嘉谷,此诚有虞戒大禹 尽力之谓。然农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时不諐,二曰地利无失,三曰人力咸用。 若必春无{雨脉}霂之润,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请。虽使羲和平秩,后 稷亲农,理疆甽于原隰,勤藨蓘于中田,犹不足以致仓庾盈亿之积也。然地利可以 计生,人力可以课致,诏书之旨,亦将欲尽此理乎?
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废业占空,无田课之实。较计九州,数过万计。可申 严此防,令鉴司精察,一人失课,负及郡县,此人力之可致也。
又州司十郡,土狭人繁,三魏尤甚,而猪羊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废,以供 无业。业少之人,虽颇割徙,在者犹多,田诸菀牧,不乐旷野,贪在人间。故谓北 土不宜畜牧,此诚不然。案古今之语,以为马之所生,实在冀北,大贾牂羊,取之 清渤,放豕之歌,起于钜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诸牧,以充其地,使马牛猪羊龁草 于空虚之田,游食之人受业于赋给之赐,此地利之可致者也。昔骓駓在坰,史克所 以颂鲁僖;却马务田,老氏所以称有道,岂利之所以会哉?又如汲郡之吴泽,良田 数千顷,泞水停洿,人不垦植。闻其国人,皆谓通泄之功不足为难,舄卤成原,其 利甚重。而豪强大族,惜其鱼捕之饶,构说官长,终于不破。此亦谷口之谣,载在 史篇。谓宜复下郡县,以详当今之计。荆、扬、兗、豫,污泥之土,渠坞之宜,必 多此类,最是不待天时而丰年可获者也。以其云雨生于畚臿,多稌生于决泄,不必 望朝隮而黄潦臻,禜山川而霖雨息。是故两周争东西之流,史起惜漳渠之浸,明地 利之重也。宜诏四州刺史,使谨按以闻。
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阳平顿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狭,谓 可徙还西州,以充边土,赐其十年之复,以慰重迁之情。一举两得,外实内宽,增 广穷人之业,以辟西郊之田,此又农事之大益也。
转佐著作郎,撰《晋书·帝纪》、十《志》,迁转博士,著作如故。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 《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 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 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 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 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 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段》二篇,公孙段与邵陟论《易》。 《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尔雅》、《论语》。 《师春》一篇,书《左传》诸卜筮,“师春”似是造书者姓名也。《琐语》十一篇, 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梁丘藏》一篇,先叙魏之世数,次言丘藏金玉事。《缴书》 二篇,论弋射法。《生封》一篇,帝王所封。《大历》二篇,邹子谈天类也。《穆 天子传》五篇,言周穆王游行四海,见帝台、西王母。《图诗》一篇,画赞之属也。 又杂书十九篇:《周食田法》,《周书》,《论楚事》,《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 大凡七十五篇,七篇简书折坏,不识名题。冢中又得铜剑一枚,长二尺五寸。漆书 皆科斗字。初发冢者烧策照取宝物,及官收之,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 武帝以其书付秘书校缀次第,寻考指归,而以今文写之。皙在著作,得观竹书,随 疑分释,皆有义证。迁尚书郎。
武帝尝问挚虞三日曲水之义,虞对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 至三日俱亡,邨人以为怪,乃招携之水滨洗祓,遂因水以泛觞,其义起此。”帝曰: “必如所谈,便非好事。”皙进曰:“虞小生,不足以知,臣请言之。昔周公成洛 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见金人奉 水心之剑,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诸侯,因此立为曲水。二汉相缘,皆为盛 集。”帝大悦,赐皙金五十斤。
时有人于嵩高山下得竹简一枚,上两行科斗书,传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张 华以问皙,皙曰:“此汉明帝显节陵中策文也。”检验果然,时人伏其博识。
赵王伦为相国,请为记室。皙辞疾罢归,教授门徒。年四十卒,元城市里为之 废业,门生故人立碑墓侧。
皙才学博通,所著《三魏人士传》,《七代通记》、《晋书·纪》、《志》, 遇乱亡失。其《五经通论》、《发蒙记》、《补亡诗》、文集数十篇,行于世云。
王接,字祖游,河东猗氏人,汉京兆尹尊十世孙也。父蔚,世修儒史之学。魏 中领军曹羲作《至公论》,蔚善之,而著《至机论》,辞义甚美。官至夏阳侯相。 接幼丧父,哀毁过礼,乡亲皆叹曰:“王氏有子哉!”渤海刘原为河东太守,好奇, 以旌才为务。同郡冯收试经为郎,七十余,荐接于原曰:“夫骅骝不总辔,则非造 父之肆;明月不流光,则非隋侯之掌。伏惟明府苞黄中之德,耀重离之明,求贤与 能,小无遗错,是以鄙老思献所知。窃见处士王接,岐嶷俊异,十三而孤,居丧尽 礼,学过目而知,义触类而长,斯玉铉之妙味,经世之徽猷也。不患玄黎之不启, 窃乐春英之及时。”原即礼命,接不受。原乃呼见曰:“君欲慕肥遁之高邪?”对 曰:“接薄祜,少孤而无兄弟,母老疾笃,故无心为吏。”及母终,柴毁骨立,居 墓次积年,备览众书,多出异义。性简率,不修俗操,乡里大族多不能善之,唯裴 頠雅知焉。平阳太守柳澹、散骑侍郎裴遐、尚书仆射邓攸皆与接友善。后为郡主簿, 迎太守温宇,宇奇之,转功曹史。州辟部平阳从事。时泰山羊亮为平阳太守,荐之 于司隶校尉王堪,出补都官从事。
永宁初,举秀才。友人荥阳潘滔遗接书曰:“挚虞、卞玄仁并谓足下应和鼎味, 可无以应秀才行。”接报书曰:“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 祸败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是岁, 三王义举,惠帝复阼,以国有大庆,天下秀孝一皆不试,接以为恨。除中郎,补征 虏将军司马。
荡阴之役,侍中嵇绍为乱兵所害,接议曰:“夫谋人之军,军败则死之;谋人 之国,国危则亡之,古之道也。荡阴之役,百官奔北,唯嵇绍守职以遇不道,可谓 臣矣,又可称痛矣。今山东方欲大举,宜明高节,以号令天下。依《春秋》褒三累 之义,加绍致命之赏,则遐迩向风,莫敢不肃矣。”朝廷从之。
河间王颙欲迁驾长安,与关东乖异,以接成都王佐,难之,表转临汾公相国。 及东海王越率诸候讨颙,尚书令王堪统行台,上请接补尚书殿中郎,未至而卒,年 三十九。
接学虽博通,特精《礼》《传》。常谓《左氏》辞义赡富,自是一家书,不主 为经发。《公羊》附经立传,经所不书,传不妄起,于文为俭,通经为长。任城何 休训释甚详,而黜周王鲁,大体乖硋,且志通《公羊》而往往还为《公羊》疾病。 接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义。时秘书丞卫恆考正汲冢书,未讫而遭难。佐著 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证异义。时东莱太守陈留王庭坚难之,亦有证据。皙又释 难,而庭坚已亡。散骑侍郎潘滔谓接曰:“卿才学理议,足解二子之纷,可试论之。” 接遂详其得失。挚虞、谢衡皆博物多闻,咸以为允当。又撰《列女后传》七十二人, 杂论议、诗赋、碑颂、驳难十余万言,丧乱尽失。
长子愆期,流寓江南,缘父本意,更注《公羊》,又集《列女后传》云。
史臣曰:皇甫谧素履幽贞,闲居养疾,留情笔削,敦悦丘坟,轩冕未足为荣, 贫贱不以为耻,确乎不拔,斯固有晋之高人者欤!洎乎《笃终》立论,薄葬昭俭, 既戒奢于季氏,亦无取于王孙,可谓达存亡之机矣。挚虞、束皙等并详览载籍,多 识旧章,奏议可观,文词雅赡,可谓博闻之士也。或摄官延阁,裁成言事之书;或 莅政秩宗,参定禋郊之礼。虞既厄于从理,皙乃年位不充,天之报施,何其爽也! 王接才调秀出,见赏知音,惜其夭枉,未申骥足,嗟夫!
赞曰:士安好逸,栖心蓬荜。属意文雅,忘怀荣秩。遗制可称,养生乖术。挚 虞博闻,广微绝群。财成礼度,刊缉遗文。魏篇式序,汉册斯分。祖游后出,亦播 清芬。
作品简介:《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2年的史事。《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于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作品简介:《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汉朝东汉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汉朝东汉时期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
作品简介:《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晋朝西晋时期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为了避免曹魏的《魏书》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魏书》相互混淆,北宋王朝在咸平六年(1003年)将三书合为一书,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设有史官,仅有陈寿在蜀为官收集,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这虽使《三国志》拥有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关键人物记载史料不足的缺点。《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也倍加赞赏,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今。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写“董昭等劝太祖都许”,提到了这样的细节,迁都许昌曹操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这就是微词了。《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如今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
作品简介:《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该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东汉末年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晋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
作品简介:《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南朝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宋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宋书》列传名录有姓名者,凡二百三十余人。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作品简介:《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南朝皇族梁萧子显所撰的历史书,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书中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作品简介:《梁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唐初姚察、姚思廉撰纪传体史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两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弊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南史》相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作品简介:《陈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唐代姚思廉所著,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
作品简介:《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题材,是北朝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中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魏书》共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1卷。《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作品简介:《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唐朝史学家李百药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该作品共50卷,纪8卷,列传42卷。作品记载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后五十余年史实,而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李百药撰。它虽以记载北朝北齐的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和列传四十二卷。《北齐书》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经历了三个朝代(北齐、隋、唐)、共六十多年时间。《北齐书》成书前李百药先后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和三年(公元629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父撰《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
作品简介:《周书》,中国历代正史之一,记载了周书四卷为天像地之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由唐朝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成书于贞观十年。共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周书》,唐代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周书》共五十卷,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贞观十年与《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同时进呈皇家。本书记载了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作品简介:《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唐代魏征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隋书》志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制度,分段叙述。《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关于《隋书》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乱,《旧唐书》记载“魏徽等撰”。而刘知几《史通》则说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共同撰成。还有题为长孙无忌撰述的。这是因为参加《隋书》撰述的人很多,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开始以魏徵为其主编,后来魏徵死了,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完成未完成的部分。《隋书》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志。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中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中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中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作品简介:《南史》,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繁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记载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大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
作品简介:《北史》二十四史之一。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丙戌年))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了解了上面这些基本情况,对于怎样读《南史》《北史》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在二十五史中,《史记》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齐、梁、陈四个皇朝的历史,《北史》是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它们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故可视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李延寿说,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当然不只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讲到《南史》《北史》时,把它们都归于“《史记》之流”。这说明前人就很重视《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点。《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作品简介:《旧唐书》属于史类文学作品,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作品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署名后晋刘昫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浙江余姚人闻人诠在苏州征借到当地人士所藏《旧唐书》,请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在苏州府学里对书稿作校对并开版印刷(工作到一半时,闻人诠离开苏州,但此事在多方支持下继续进行),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尽管《旧唐书》存在着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作品简介:《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
作品简介:《旧五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成书于北宋,原名是《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书中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旧五代史》五代各自为书。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作品简介:《新五代史》是宋欧阳修撰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近人褒贬不一。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其文学成就为世所公认。欧阳修杰出的文学才能在《新五代史》中有很好的体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文笔可谓出类拔萃,全书显出平易通畅、简洁有力的风格和笔削润饰功力的深厚,可与《史记》相媲美,其中的《伶官传序》、《宦者传论》亦为后代所传诵,做到了文史的有机结合。……
作品简介:《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宋史》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宋史》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作品简介:《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年~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1124年~1218年)。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缺陷虽多,但毕竟还是现存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由于耶律俨《辽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作品简介:《金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金朝的始末。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1344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元朝脱脱等主持编修的《金史》,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
作品简介:《元史》,中国“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元朝中国历史事件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1370年。宋濂(1310-1381)、王袆(1321-1373)遵照皇帝朱元璋的诏令,主持编修。《元史》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元史》中的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有十四卷之多,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有十卷之多。《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元史》的列传有类传十四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类传中以《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所记的人物最多,说明宋以来封建的思想统治在逐步加强。《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元史》的史料来源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
作品简介:《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纂修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纂修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作品简介:《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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