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曰:“言之不从,是谓不乂,厥咎僭,厥罚恆阳,厥极忧。时则有诗妖,时则有介虫之孽,时则有犬祸,时则有口舌之痾,时则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从,从,顺也。是谓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诗》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羹。”言上号令不顺人心,虚譁愦乱,则不能治海内。失在过差,故其咎僭差也。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故其罚常阳也。旱伤百谷,则有寇难,上下俱忧,故其极忧也。君炕阳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则怨谤之气发于歌谣,故有诗妖。介虫孽者,谓小虫有甲飞扬之类,阳气所生也,于《春秋》为螽,今谓之蝗,皆其类也。于《易》,《兑》为口,犬以吠守而不可信,言气毁,故有犬祸。一曰,旱岁犬多狂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口喉咳嗽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伤者,病金气;金气病,则木沴之。其极忧者,顺之,其福曰康宁。刘歆《言传》曰时则有毛虫之孽。说以为于天文西方参为兽星,故为毛虫。
魏齐王嘉平初,东郡有讹言,云白马河出妖马,夜过官牧边鸣呼,众马皆应,明日见其迹,大如斛,行数里,还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马,兗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闻此言,遂与王凌谋共立之。事泄,凌、愚被诛,彪赐死。此言不从之罚也。《诗》云:“人之讹言,宁莫之惩。”
蜀刘禅嗣位,谯周曰:“先主讳备,其训具也,后主讳禅,其训授也。若言刘已具矣,当授与人,甚于晋穆侯、汉灵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不从也。刘备卒,刘禅即位,未葬,亦未逾月,而改元为建兴,此言之不从也。礼,国君即位逾年而后改元者,缘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今可谓亟而不知礼义矣。后遂降焉。
魏明帝太和中,姜维归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书呼维令反,并送当归以譬之。维报书曰:“良田百顷,不计一亩,但见远志,无有当归。”维卒不免。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为烈祖,与太祖、高祖并为不毁之庙,从之。案宗庙之制,祖宗之号,皆身没名成乃正其礼。故虽功赫天壤,德迈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盖言之不从失之甚者也。后二年而宫车晏驾,于是统微政逸。
吴孙休时,乌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响言者,言于此而闻于彼。自其所听之,不觉其声之大也。自远听之,如人对言,不觉声之自远来也。声之所往,随其所向,远者所过十数里。其邻人有责息于外,历年不还,乃假之使为责让,惧以祸福。负物者以为鬼神,即傎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从之咎也。
魏时起安世殿,武帝后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武帝每延群臣,多说平生常事,未尝及经国远图。此言之不从也。何曾谓子遵曰:“国家无贻厥之谋,及身而已,后嗣其殆乎!此子孙之忧也。”自永熙后王室渐乱,永嘉中天下大坏,及何绥以非辜被杀,皆如曾言。
赵王伦废惠帝于金墉城,改号金墉城为永安宫。帝寻复位而伦诛。
惠帝永兴元年,诏废太子覃还为清河王,立成都王颍为皇太弟,犹加侍中、大都督,领丞相,备九锡,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礼传国以胤不以勋,故虽公旦之圣不易成王之嗣,所以远绝觊觎,永一宗祧。后代遵履,改之则乱。今拟非其实,僭差已甚。且既为国嗣,则不应复开封土,兼领庶职。此言之不从,进退乖爽,故帝既播越,颖亦不终,是其咎僭也。后犹不悟,又立怀帝为皇太弟。怀终流弑,不永厥祚,又其应也。语曰,“变古易常,不乱则亡”,此之谓乎。
元帝永昌二年,大将军王敦下据姑孰。百姓讹言行虫病,食人大孔,数日入腹,入腹则死;疗之有方,当得白犬胆以为药。自淮泗遂及京都,数日之间,百姓惊扰,人人皆自云已得虫病。又云,始在外时,当烧铁以灼之。于是翕然,被烧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贵,至相请夺,其价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烧铁灼者,赁灼百姓,日得五六万,惫而后已。四五日渐静。说曰:“夫裸虫人类,而人为之主。今云虫食人,言本同臭类而相残贼也。自下而上,明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卫之性,白者金色,而胆,用武之主也。帝王之运,王霸会于戌。戌主用兵,金者晋行,火烧铁以疗疾者,言必去其类而来火与金合德,共除虫害也。”案中兴之际,大将军本以腹心受伊吕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帝谅闇,又有异谋,是以下逆上,腹心内烂也。及钱凤、沈充等逆兵四合,而为王师所挫,逾月而不能济水,北中郎刘遐及淮陵内史苏峻率淮泗之众以救朝廷,故其谣言首作于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强,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胆可救之效也。
海西公时,庾晞四五年中喜为挽歌,自摇大铃为唱,使左右齐和。又宴会辄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离别之辞,其声悲切。时人怪之,后亦果败。
太元中,小兒以两铁相打于土中,名曰斗族。后王国宝、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击。
桓玄初改年为大亨,遐迩欢言曰“二月了”,故义谋以仲春发也。玄篡立,又改年为建始,以与赵王伦同,又易为永始,永始复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马道子于安成。安帝逊位,出永安宫,封为平固王,琅邪王德文为石阳公,并使住寻阳城。识者皆以为言不从之妖僭也。
武帝初,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过之,而王恺又过劭。王恺、羊琇之俦,盛致声色,穷珍极丽。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转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俪人主矣。崇既诛死,天下寻亦沦丧。僭逾之咎也。
庶征恆阳,刘向以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礼》谓之大雩。不伤二谷谓之不雨。京房《易传》曰:“欲德不用兹谓张,厥灾荒,旱也。其旱阴云不雨,变而赤,因四际。师出过时兹谓广,其旱不生。上下皆蔽兹谓隔,其旱天赤三月,时有雹杀飞禽。上缘求妃兹谓僭,其旱三月大温亡云。君高台府兹谓犯阴侵阳,其旱万物根死,数有火灾。庶位逾节兹为僭,其旱泽物枯,为火所伤。”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来崇广宫府之应也。又,是春宣帝南擒孟达,置二郡,张郃西破诸葛亮,毙马谡。亢阳自大,又其应也。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已,大雩。
齐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岁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转宣帝为太傅,外示尊崇,内实欲令事先由已。是时宣帝功盖魏朝,欲德不用之应也。
高贵乡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是时文帝围诸葛诞,众出过时之应也。初,寿春秋夏常雨淹城,而此旱逾年,城陷,乃大雨。咸以诞为天亡。
吴孙亮五凤二年,大旱,百姓饥。是岁征役烦兴,军士怨叛。此亢阳自大,劳役失众之罚也。其役弥岁,故旱亦竟年。
孙皓宝鼎元年,春夏旱。时孙皓迁都武昌,劳役动众之应也。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闰月旱,大雩。八年五月,旱。是时帝纳荀勖邪说,留贾充不复西镇,而任恺渐疏,上下皆蔽之应也。及李憙、鲁芝、李胤等并在散职,近厥德不用之谓也。
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庙社稷山川。癸未,雨。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采择卿校诸葛冲等女。是春,五十余人入殿简选。又取小将吏女数十人,母子号哭于宫中,声闻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积阴生阳,上缘求妃之应也。
咸宁二年五月旱,大雩。至六月,乃澍雨。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三年四月旱,乙酉诏司空齐王攸与尚书、廷尉、河南尹录讯系囚,事从蠲宥。
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阴,解而复合。刘毅上疏曰:“必有阿党之臣奸以事君者,当诛而不赦也。”帝不答。是时荀勖、冯紞僭作威福,乱朝尤甚。
六年三月,青、梁、幽、冀郡国旱。六月,济阴、武陵旱,伤麦。七年夏,郡国十三大旱。八年四月,冀州旱。九年夏,郡国三十三旱,扶风、始平、京兆、安定旱,伤麦。十年二月,旱。
太熙元年二月,旱。自太康已后,虽正人满朝,不被亲仗,而贾充、荀勖、杨骏、冯紞等迭居要重,所以无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逾节之罚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关中饥,米斛万钱。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败绩。而饥疫荐臻,戎晋并困,朝廷不能振,诏听相卖鬻。其九月,郡国五旱。
永宁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国十二旱。是年春,三王讨赵王伦,六旬之中数十战,死者十余万人。
怀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县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汉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马越归京都,遣兵入宫,收中书令缪播等九人杀之,皆僭逾之罚也。又四方诸侯多怀无君之心,刘元海、石勒、王弥、李雄之徒贼害百姓,流血成泥,又其应也。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岁十一月,司马越以行台自随,斥黜宫卫,无君臣之节。
元帝建武元年六月,扬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冤死,其年即旱,而太兴元年六月又旱。干宝曰“杀淳于伯之后旱三年”是也。刑罚妄加,群阴不附,则阳气胜之罚也。
元帝太兴四年五月,旱。是时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头之变,二宫陵辱,大臣诛死,僭逾无上,故旱尤甚也。其闰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并竭。
明帝太宁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时庾太后临朝称制,言不从而僭逾之罚也。
二年夏,旱。五年五月,大旱。六年四月,大旱。八年秋七月,旱。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时成帝冲弱,未亲万机,内外之政,决之将相。此僭逾之罚,连岁旱也。至四年,王导固让太傅,复子明辟。是后不旱,殆其应也。时天下普旱,会稽、余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二年三月,旱。三年六月,旱。时王导以天下新定,务在遵养,不任刑罚,遂盗贼公行,频五年亢旱,亦舒绶之应也。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时帝在衤强褓,褚太后临朝,如明穆太后故事。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六年夏,旱。八年夏,旱。九年春,旱。
升平三年冬,大旱。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时桓温强恣,权制朝廷,僭逾之罚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旱。四年冬,旱。凉州春旱至夏。
简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饥。自永和至是,嗣主幼冲,桓温陵僭,用兵征伐,百姓怨苦。
孝武帝宁康元年三月,旱。是时桓温入觐高平陵,阖朝致拜,逾僭之应也。三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八年六月,旱。十年七月,旱,饥。初,八年破苻坚,九年诸将略地,有事徐豫,杨亮、赵统攻讨巴沔。是年正月,谢安又出镇广陵,使子琰进次彭城,频有军役。
十三年六月,旱。去岁北府遣戍胡陆,荆州经略河南。是年夏,郭铨置戍野王,又遣军破黄淮。
十五年七月,旱。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时烈宗仁恕,信任会稽王道子,政事舒缓。又茹千秋为骠骑谘议,窃弄主相威福。又比丘尼乳母亲党及婢仆之子阶缘近习,临部领众。又所在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狱吏,枉暴既甚。此又僭逾不从冤滥之罚。
安帝隆安二年冬,旱,寒甚。四年五月,旱。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时孙恩作乱,桓玄疑贰,迫杀殷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荆州之任,司马元显又讽百僚悉使敬己,内外骚动,兵革烦兴。此皆陵僭忧愁之应也。
元兴元年七月,大饥。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时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篡位。三年八月,不雨。
义熙四年冬,不雨。六年九月,不雨。八年十月,不雨。九年,秋冬不雨。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渎多竭。是时军役烦兴。
诗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师歌《兜铃曹子》,其唱曰“其柰汝曹何”,此诗妖也。其后曹爽见诛,曹氏遂废。
景初初,童谣曰:“阿公阿公驾马车,不意阿公东渡河,阿公来还当柰何!”及宣帝辽东归,至白屋,当还镇长安。会帝疾笃,急召之,乃乘追锋车东渡河,终如童谣之言。
齐王嘉平中,有谣曰:“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硃虎骑。”硃虎者,楚王小字也。王凌、令狐愚闻此谣,谋立彪。事发,凌等伏诛,彪赐死。
吴孙亮初,童谣曰;“吁汝恪,何若若,芦苇单衣篾钩络,于何相求常子阁。”“常子阁”者,反语石子堈也。钩络,钩带也。及诸葛恪死,果以苇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堈。后听恪故吏收敛,求之此堈云。
孙亮初,公安有白鼍鸣。童谣曰:“白鼍鸣,龟背平。南郡城中可长生,守死不去义无成。”“南郡城中可长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诸葛恪败,弟融镇公安,亦见袭,融刮金印龟服之而死。鼍有鳞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孙休永安二年,将守质子群聚嬉戏,有异小兒忽来言曰:“三公锄,司马如。”又曰:“我非人,荧惑星也。”言毕上升,仰视若曳一匹练,有顷没。干宝曰:“后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废,二十一年而吴平。”于是九服归晋。魏与吴蜀并战国,“三公锄,司马如”之谓也。
孙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书岩曰:“楚九州渚,吴九州都。扬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皓闻之,意益张,曰:“从大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复谁!”恣虐逾甚,寻以降亡,近诗妖也。
孙皓天纪中,童谣曰:“阿童复阿童,衔刀游渡江。不畏岸上兽,但畏水中龙。”武帝闻之,加王浚龙骧将军。及征吴,江西众军无过者,而王浚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吴后,江南童谣曰:“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又曰:“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又曰:“鸡鸣不拊翼,吴复不用力。”于时吴人皆谓在孙氏子孙,故窃发为乱者相继。案“横目”者四字,自吴亡至元帝兴几四十年,元帝兴于江东,皆如童谣之言焉。元帝忄而而少断,“局缩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为《折杨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辞,终以擒获斩截之事。是时三杨贵盛而被族灭,太后废黜,幽死中宫,“折杨柳”之应也。
惠帝永熙中,河内温县有人如狂,造书曰:“光光文长,大戟为墙。毒药虽行,戟还自伤。”又曰:“两火没地,哀哉秋兰。归形街邮,终为人叹。”及杨骏居内府,以戟为卫,死时又为戟所害伤。杨后被废,贾后绝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邮亭北,百姓哀之也。雨火,武帝讳,兰,杨后字也。其时又有童谣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笔杨板行诏书,宫中大马几作驴。”此时杨骏专权,楚王用事,故言“荆笔杨板”。二人不诛,则君臣礼悖,故云“几作驴”也。
元康中,京洛童谣曰:“南风起,吹白沙,遥望鲁国何嵯峨,千岁髑髅生齿牙。”又曰:“城东马子莫咙哅,此至来年缠女閤。”南风,贾后字也。白,晋行也。沙门,太子小名也。鲁,贾谧国也。言贾后将与谧为乱,以危太子,而赵王因衅咀嚼豪贤,以成篡夺,不得其死之应也。
元康中,天下商农通著大鄣日。时童谣曰:“屠苏鄣日覆两耳,当见瞎兒作天子。”及赵王伦篡位,其目实眇焉。赵王伦既篡,洛中童谣曰:“兽从北来鼻头汗,龙从南来登城看,水从西来河灌灌。”数月而齐王、成都、河间义兵同会诛伦。案成都西籓而在鄴,故曰“兽从北来。”齐东籓而在许,故曰“龙从南来。”河间水源而在关中,故曰“水从西来”。齐留辅政,居于宫西,又有无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太安中,童谣曰:“五马游渡江,一马化为龙。”后中原大乱,宗籓多绝,唯琅邪、汝南、西阳、南顿、彭城同至江东,而元帝嗣统矣。
司马越还洛,有童谣曰:“洛中大鼠长尺二,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将破汲桑,又谣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为苟作。”由是越恶晞,夺其兗州,隙难遂构焉。
愍帝初,有童谣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兴四年,帝降刘曜,在城东豆田壁中。
建兴中,江南谣歌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扬州破换败,吴兴覆瓿甊。”案白者,晋行。坑器有口属甕,瓦甕质刚,亦金之类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倾覆,王室大坏也。“合集持作”者,元帝鸠集遗余,以主社稷,未能克复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喻也。及石头之事,六军大溃,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宫。其后三年,钱凤复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余日,焚烧城邑,井堙木刊矣。凤等败退,沈充将其党还吴兴,官军踵之,蹈藉郡县,充父子授首,党与诛者以百数。所谓“扬州破换败,吴兴覆瓿甊”,瓿甊瓦器,又小于也。
明帝太宁初,童谣曰:“恻恻力力,放马山侧。大马死,小马饿。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为苏峻所逼,迁于石头,御膳不足,此“大马死,小马饿”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寻死。石,峻弟苏石也。峻死后,石据石头,寻为诸公所破,复是崩山石破之应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谣曰:“盖盖何隆隆,驾车入梓宫。”少日而宫车晏驾。
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谣云:“麦入土,杀石武。”后如谣言。
庾亮初镇武昌,出至石头,百姓于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飞鸟。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时,翩翩如飞乌。庾公还扬州,白马牵流苏。”后连征不入,及薨于镇,以丧还都葬,皆如谣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辈忽歌于道曰《阿子闻》,曲终辄云“阿子汝闻不”?无几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闻不?”
升平末,俗间忽作《廉歌》,有扈谦者闻之曰:“廉者,临也。歌云‘白门廉,宫庭廉’,内外悉临,国家其大讳乎!”少时而穆帝晏驾。
哀帝隆和初,童谣曰:“升平不满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头,陛下徒跣走。”朝廷闻而恶之,改年曰兴宁。人复歌曰:“虽复改兴宁,亦复无聊生。”哀旁寿崩。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满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杨,白马紫游缰。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浆?”识者曰:“白者,金行,马者,国族。紫为夺正之色,明以紫间硃也。”海西公寻废,其三子并非海西公之子,缢以马缰。死之明日,南方献甘露马。
太和末,童谣曰:“犁牛耕御路,白门种小麦。”及海西公被废,百姓耕其门以种小麦,遂如谣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凤皇生一雏,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马驹,今定成龙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龙与内侍接,生子,以为己子。
桓石民为荆州,镇上明,百姓忽歌曰“黄昙子”。曲中又曰:“黄昙英,扬州大佛来上明。”顷之而桓石民死,王忱为荆州。黄昙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来上明”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谣曰:“黄雌鸡,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飒栖。”寻而王恭起兵诛王国宝,旋为刘牢之所败,故言“拉飒栖”也。
会稽王道子于东府造土山,名曰灵秀山。无几而孙恩作乱,再践会稽。会稽,道子所封;灵秀,孙恩之字也
庾楷镇历阳,百姓歌曰:“重罗黎,重罗黎,使君南上无还时。”后楷南奔桓玄,为玄所诛。
殷仲堪在荆州,童谣曰:“芒笼目,绳缚腹。殷当败,桓当复。”未几而仲堪败,桓玄遂有荆州。
王恭镇京口,举兵诛王国宝。百姓谣云:“昔年食白饭,今年食麦麸。天公诛谪汝,教汝捻咙喉。咙喉喝复喝,京口败复败。”识者曰:“昔年食白饭,言得志也。今年食麦麸,麸粗秽,其精已去,明将败也,天公将加谴谪而诛之也。捻咙喉,气不通,死之祥也。败复败,丁宁之辞也。”恭寻死,京都又大行亥疾,而喉并喝焉。
王恭在京口,百姓间忽云;“黄头小兒欲作贼,阿公在城,下指缚得。”又云:“黄头小人欲作乱,赖得金刀作籓扞。”黄字上恭字头也,小人恭字下也,寻如谣言者焉。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憹》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揽结,女兒可揽撷。”寻而桓玄篡位,义旗以三月二日扫定京都,诛之。玄之宫女及逆党之家子女妓妾悉为军赏,东及瓯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获。故言时则草可结,事则女可撷也。
桓玄既篡,童谣曰:“草生及马腹,乌啄桓玄目。”及玄败,走至江陵,时正五月中,诛如其期焉。
安帝义熙初,童谣曰:“官家养芦化成荻,芦生不止自成积。”其时官养卢龙,宠以金紫,奉以名州,养之极也。而龙不能怀我好音,举兵内伐,遂成仇敌也。“芦生不止自成积”,及卢龙之败,斩伐其党,犹如草木以成积也。
卢龙据广州,人为之谣曰:“芦生漫漫竟天半。”后挤上流数州之地,内逼京辇,应“天半”之言。
义熙二年,小兒相逢于道,辄举其两手曰“卢健健”,次曰“斗叹斗叹”,末曰“翁年老翁年老”。当时莫知所谓。其后卢龙内逼,舟舰盖川,“健健”之谓也。既至查浦,屡克期欲与官斗,“斗叹”之应也。“翁年老”,群公有期颐之庆,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时复有谣言曰;“卢橙橙,逐水流,东风忽如起,那得入石头!”卢龙果败,不得入石头也。
昔温峤令郭景纯卜己与庾亮吉凶,景纯云:“元吉。”峤语亮曰:“景纯每筮是,不敢尽言。吾等与国家同安危,而曰‘元吉’,是事有成也。”于是协同讨灭王敦。
苻坚初,童谣云:“阿坚连牵三十年,后若欲败时,当在江湖边。”及坚在位凡三十年,败于淝水,是其应也。又谣语云:“河水清复清,苻坚死新城。”及坚为姚苌所杀,死于新城。复谣歌云:“鱼羊田升当灭秦。”识者以为“鱼羊,鲜也;田升,卑也,坚自号秦,言灭之者鲜卑也。”其群臣谏坚,令尽诛鲜卑,坚不从。及淮南败还,初为慕容冲所攻,又为姚苌所杀,身死国灭。
毛虫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阳献两足猛兽,此毛虫之孽也。识者为其文曰:“武形有亏,金兽失仪,圣主应天,期异何为!”言兆乱也。京房《易传》曰:“足少者,下不胜任也。”干宝以为:“兽者阴精,居于阳,金兽也。南阳,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乱之妖也。”六,水数,言水数既极,火慝得作,而金受其败也。至元康九年,始杀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终相乘之数也。自帝受命,至愍怀之废,凡三十五年焉。
太康七年十一月丙辰,四角兽见于河间,河间王颙获以献。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当有兵乱起于四方。后河间王遂连四方之兵,作为乱阶,殆其应也。
怀帝永嘉五年,蝘鼠出延陵。郭景纯筮之曰:“此郡东之县,当有妖人欲称制者,亦寻自死矣。”其后吴兴徐馥作乱,杀太守袁琇,馥亦时灭,是其应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会州郡秀孝于乐贤堂,有麏见于前,获之。孙盛以为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彦士;乐贤堂,所以乐养贤也。自丧乱以后,风教陵夷,秀孝策试,乏四科之实。麏兴于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麈入东海第。百姓欢言曰:“麈入东海第”,识者怪之。及海西废为东海王,乃入其第。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庙毕,有兔行庙堂上。天戒若曰,兔,野物也,而集宗庙之堂,不祥莫之甚焉。
犬祸
公孙文懿家有犬,冠帻绛衣上屋,此犬祸也。屋上,亢阳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阳无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文懿自立为燕王,果为魏所灭。京房《易传》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门。”
魏侍中应璩在直庐,欻见一白狗出门,问众人,无见者。逾年卒,近犬祸也。
吴诸葛恪征淮南归,将朝会,犬衔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还坐。有顷复起,犬又衔衣,乃令逐犬,遂升车,入而被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余步。天戒若曰,是时帝不思和峤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乱,是言不从之罚也。
惠帝元康中,吴郡娄县人家闻地中有犬子声,掘之,得雌雄各一。还置窟中,覆以磨石,经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既衰弱,籓王相谮,故有犬祸。
永兴元年,丹阳内史硃逵家犬生三子,皆无头。后逵为扬州刺史曹武所杀。
孝怀帝永嘉五年,吴郡嘉兴张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饿死。”于是果有二胡之乱,天下饥荒焉。
愍帝建兴元年,狗与猪交。案《汉书》,景帝时有此,以为悖乱之气,亦犬豕祸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听,异类相交,必生害也。饿而帝没于胡,是其应也。
元帝太兴中,吴郡太守张懋闻斋内床下犬声,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见有二犬子,取而养之,皆死。寻而懋为沈充所害。京房《易传》曰:“谗臣在侧,则犬生妖。”
太兴四年,庐江灊县何旭家忽闻地中有犬子声,掘之得一母犬,青釐色,状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视其处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养之,雌死雄活。及长为犬,善噬兽。其后旭里中为蛮所没。
安帝隆安初,吴郡治下狗恆夜吠,聚高桥上,人家狗有限而吠声甚众。或有夜觇视之云:“一狗假有两三头,皆前向乱吠。”无几,孙恩乱于吴会焉。是时辅国将军孙无终家于既阳,地中闻犬子声,寻而地斥,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养之,皆死。后无终为桓玄所诛灭。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贾。”此盖自然之物,不应出而出,为犬祸也。
桓玄将拜楚王,已设拜席,群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来便其席,莫不惊怪。玄性猜暴,竟无言者,逐狗改席而已。天戒若曰,桓玄无德而叨窃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据之甚也。八十日玄败亡焉。
白眚白祥
魏明帝青龙三年正月乙亥,陨石于寿光。案《左氏传》“陨石,星也”,刘歆说曰:“庶众惟星陨于宋者,象宋襄公将得诸侯而不终也。”秦始皇时有陨石,班固以为:“石,阴类也。又白祥,臣将危君。”是后宣帝得政云。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陨石于温及河阳各二。六年正月,陨石于温,三。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陨于肥乡,一。九年正月,陨石于凉州,二。
吴孙亮五凤二年五月,阳羡县离里山大石自立。案京房《易传》曰“庶士为天子之祥也”,其说曰:“石立于山同姓,平地异姓。”干宝以为“孙皓承废故之家得位,其应也。”或曰孙休见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阳宫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鈩形,后如伛人,槃薄不可掘。案刘向说,此白眚也。明年宫车晏驾,王室始骚,卒以乱亡。京房《易传》曰:“石立如人,庶士为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永康元年,襄阳郡上言,得鸣石,撞之,声闻七八里。太安元年,丹阳湖熟县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惊噪相告曰:“石来。”干宝曰:“寻有石冰入建鄴。”
车骑大将军、东嬴王腾自并州迁镇鄴,行次真定。时久积雪,而当门前方数丈独消释,腾怪而掘之,得玉马,高尺许,口齿缺。腾以马者国姓,上送之,以为瑞。然马无齿则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征。案占,此白祥也。是后腾为汲桑所杀,而天下遂乱。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时益州刺史皇甫晏伐汶山胡,从事何旅固谏,不从,牙门张弘等困众之怨,诬晏谋逆,害之。京房《易传》曰:“前乐后忧,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进,贤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贵人出走。”三占皆应。
惠帝永宁元军,齐王冏举义军。军中有小兒,出于襄城繁昌县,年八岁,发体悉白,颇能卜,于《洪范》,白祥也。
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祥也。孙盛以为人劳之异也。是后石季龙灭而中原向化,将相皆甘心焉。于是方镇屡革,边戍仍迁,皆拥带部曲,动有万数。其间征伐征赋,役无宁岁,天下劳扰,百姓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贼次襄国,围彭城,向广陵,征戍仍出,兵连年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时苻坚灭后,经略多事,人劳之应也。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元兴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后江陵见袭,交战者数矣。
义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十年三月地生毛。明年,王旅西讨司马休之。又明年,北扫关洛。
木沴金
魏齐王正始末,河南尹李胜治听事,有小材激堕,楇受符吏石彪头,断之,此木沴金也。胜后旬日而败。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禖坛石中破为二,此木沴金也。郊禖坛者,求子之神位,无故自毁,太子将危之象也。明年愍怀废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谢安出镇广陵,始发石头,金鼓无故自破。此木沴金之异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徒扬经略之声,终无其实,钲鼓不用之象也。月余,以疾还而薨。
《传》曰:“视之不明,是谓不哲,厥咎舒,厥罚恆燠,厥极疾。时则有草妖,时则有蠃虫之孽,时则有羊祸,时则有目痾,时则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视之不明,是谓不哲。哲,知也。《诗》云:“尔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尔德,以亡背亡侧。”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则不能知善恶,亲近习,长同类,亡功者受赏,有罪者不杀,百官废乱,失在舒缓,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长,暑以养物,政弛缓,故其罚常燠也。燠则冬温,春夏不和,伤病疾人,其极疾也。诛不行则霜不杀草,繇臣下则杀不以时,故有草妖。凡妖,貌则以服,言则以诗,听则以声。视不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于眚祥,故圣人以为草妖,失物柄之明者也。温燠生虫,故有蠃虫之孽,谓螟螣之类当死不死,当生而不生,或多于故而为灾也。刘歆以为属思心不容。于《易》,刚而苞柔为《离》,《离》为火,为目。羊上角下蹄,刚而苞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视气毁,故有羊祸。一日,暑岁羊多疫死,及为怪,亦是也。及人,则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眚赤祥。凡视伤者,病火气;火气伤,则水沴之。其极疾者顺之,其福曰寿。刘歆《视传》曰有羽虫之孽,鸡祸。说以为于天文南方硃张为鸟星,故为羽虫。祸亦从羽,故为鸡。鸡于《易》自在《巽》,说非是。
庶征之恆燠,刘向以为《春秋》无冰也。小燠不书,无冰然后书,举其大者也。京房《易传》曰:“禄不遂行兹谓欺,厮咎燠。其燠,雨云四至而温。臣安禄乐逸兹谓乱,燠而生虫。知罪不诛兹谓舒,其燠,夏则暑杀人,冬则物华实。重过不诛兹谓亡征,其咎当寒而燠尽六日也。”
吴孙亮建兴元年九月,桃李华,孙权世政烦赋重,人凋于役。是时诸葛恪始辅政,息校官,原逋责,除关梁,崇宽厚,此舒缓之应也。一说桃李寒华为草妖,或属华孽。
魏少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华。时少帝深树恩德,事崇优缓,此其应也。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界草皆生华,结子如麦,可食。时帝初即位,楚王玮矫诏诛汝南王亮及太保卫瓘,帝不能察。今非时草结实,此恆燠宽舒之罚。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华,是时简文辅政,事多驰略,舒缓之应也。
草妖
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阳起建始殿,伐濯龙树而血出,又掘徙梨,根伤亦血出。帝恶之,遂寝疾,是月崩。盖草妖,又赤祥,是岁魏文帝黄初元年也。
吴孙亮五凤元年六月,交止稗草化为稻。昔三苗将亡,五谷变种,此草妖也。其后亮废。
蜀刘禅景耀五年,宫中大树无故自折。谯周忧之,无所与言,乃书柱曰:“众而大,其之会。具而授,若何复。”言曹者众也,魏者大也,众而大,天下其当会也。具而授,如何复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吴孙皓天玺元年,吴郡临平湖自汉末秽塞,是时一夕忽开除无草。长老相传:此湖塞,天下乱;此湖开,天下平。吴寻亡而九服为一。
天纪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于工黄狗家生,依缘枣树,长丈余,茎广四寸,厚二分。又有荬菜生工吴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圆,径一尺八寸,茎广五寸,两边生叶,绿色。东观案图,名鬼目作芝萆,荬菜作平虑,遂以狗为侍芝郎,平为平虑郎,皆银印青绶。干宝曰:明年平吴,王浚止船正得平渚,姓名显然,指事之征也。黄狗者,吴以土运承汉,故初有黄龙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托黄狗之家。黄称不改,而贵贱大殊,天道精微之应敢也。
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结实如麦,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东宫西厢,日长尺余,甲辰枯死。此与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废戮也。班固称“野木生朝而暴长,小人将暴居大臣之位,危国亡家之象,朝将为墟也。”是后孙秀、张林用事,遂至大乱。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孙臧为皇太孙。五月甲子,就东宫,桑又生于西厢。明年,赵王伦篡位,鸩杀臧,此与愍怀同妖也。是月,壮武国有桑化为柏,而张华遇害。壮武,华之封邑也。
孝怀帝永嘉二年冬,项县桑树有声如解材,人谓之桑树哭。案刘向说,“桑者丧也”,又为哭声,不祥之甚。是时京师虚弱,胡寇交侵,东海王越无卫国之心,四年冬季而南出,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众,围而射之,王公以下至众庶,死者十余万人。又剖越棺,焚其尸。是败也,中原无所请命,洛京亦寻覆没,桑哭之应也。
六年五月,无锡县有四株茱萸树,相樛而生,状若连理。先是,郭景纯筮延陵蝘鼠,遇《临》之《益》,曰:“后当复有妖树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傥有此,东西数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后徐馥果作乱,亦草妖也。郭又以为“木不曲直”。其七月,豫章郡有樟树久枯,是月忽更荣茂,与汉昌邑枯社复生同占。是怀愍沦陷之征,元帝中兴之应也。
明帝太宁元年九月,会稽剡县木生如人面。是后王敦称兵作逆,祸败无成。昔汉哀成之世并有此妖,而人貌备具,故春祸亦大。今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变也轻矣。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树枯倒六载,是日忽复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吴县吴雄家有死榆树,是日因风雨起生,与汉上林断柳起生同象。初,康帝为吴王,于时虽改封琅邪,而犹食吴郡为邑,是帝越正体飨国之象也。曲阿先亦吴地,象见吴邑雄之舍,又天意乎!
哀帝兴宁三年五月癸卯,庐陵西昌县修明家有僵栗树,是日忽复起生。时孝武年始四岁,俄而哀帝崩,海西即位,未几而废,简文越自籓王,入纂大业,登阼享国,又不逾二年,而孝武嗣统。帝讳昌明,识者窃谓西昌修明之祥,帝讳实应焉。是亦与汉宣帝同象也。
海西太和元年,凉州杨树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易叶,杨者柔脆之木,今松生于杨,岂非永久之业将集危亡之地邪?是时张天锡称雄于凉州,寻而降苻坚。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宁郡铜乐县枯树断折,忽然自立相属。京房《易传》曰:“弃正作淫,厥妖木断自属。妃后有专,木仆反立。”是时正道多僻,其后张夫人专宠,及旁崩,兆庶归咎张氏焉。
安帝元兴三年,荆、江二州界竹生实,如麦。
义熙二年九月,扬武将军营士陈盖家有苦荬菜,茎高四尺六寸,广三尺二寸,厚三寸,亦草妖也。此殆与吴终同象。识者以为苦荬者,买勤苦也。自后岁岁征讨,百姓劳苦,是买苦也。十余年中,姚泓灭,兵始戢,是苦荬之应也。
义熙中,宫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亦草妖也。蒺藜有刺,不可践而行。生宫墙及驰道,天戒若曰,人君不听政,虽有宫室驰道,若空废也,故生蒺藜。
羽虫之孽
魏文帝黄初四年五月,有鹈鹕鸟集灵芝池。案刘向说,此羽虫之孽,又青祥也。诏曰:“此诗人所谓汙泽者也。《曹诗》‘刺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哉!其博举天下俊德茂才独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于是杨彪、管宁之徒咸见荐举,些所谓睹妖知惧者也。然犹不能优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传》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鸟集于国中”。
黄初元年,未央宫中又有燕生鹰,口爪俱赤,此与商纣、宋隐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鷇于卫国李盖家,形若鹰,吻似燕,此羽虫之孽,又赤眚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异,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其后宣帝起诛曹爽,遂有魏室。
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秃鹙鸟集鄴宫文昌殿后池。明年,魏武王薨。魏文帝黄初三年,又集雒阳芳林园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景初末,又集芳林园池。已前再至,辄有大丧,帝恶之。其年,明帝崩。
蜀刘禅建兴九年十月,江阳至江州有鸟从江南飞渡江北,不能达,堕水死者以千数。是时诸葛亮连年动众,志吞中夏,而终死渭南,所图不遂。又诸将分争,颇丧徒旅,鸟北飞不能达堕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过渭,又其应乎!此与汉时楚国乌斗堕泗水粗类矣。
景初元年,陵霄阙始构,有鹊巢其上。鹊体白黑杂色,此羽虫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问高堂隆,对曰:“《诗》云‘惟鹊有巢,惟鸠居之’,今兴起宫室而鹊来巢,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宫室未成,将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虑。”于是帝改颜动色。
吴孙权赤乌十二年四月,有两乌衔鹊堕东馆,权使领丞相硃据燎鹊以祭。案刘歆说,此羽虫之孽,又黑祥也。视不明、听不聪之罚也。是时权意溢德衰,信谗好杀,二子将危,将相俱殆,睹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废,鲁王霸赐死,硃据左迁,陆议忧卒,是其应也。东馆,典教之府;鹊堕东馆,又天意乎?
吴孙权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为南阳王,遣之长沙,有鹊巢其帆樯。和故宫僚闻之,皆忧惨,以为樯末倾危,非久安之象。是后果不得其死。
孙亮建兴二年十一月,有大鸟五见于春申,吴人以为凤皇。明年,改元为五凤。汉桓帝时有五色大鸟,司马彪云:“政道衰缺,无以致凤,乃羽虫孽耳。”孙亮未有德政,孙峻骄暴方甚,此与桓帝同事也。案《瑞应图》,大鸟似凤而为孽者非一,宜皆是也。
孙皓建衡三年,西苑言凤皇集,以之改元,义同于亮。
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飞上阊阖门。天戒若曰,阊阖门非雉所止,犹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赵王伦既篡,京师得异鸟,莫能名。伦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问人。积日,宫西有小兒见之,遂自言曰:“服留鸟翳。”持者即还白伦,伦使更求,又见之,乃将入宫,密笼鸟,并闭小兒户中,明日视之,悉不见。此羽虫之孽。时赵王伦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谓伦留将服其罪也。寻而伦诛。
赵王伦篡位,有鹑入太极殿,雉集东堂。天戒若曰,太极东堂皆朝享听政之所,而鹑雉同日集之者,赵王伦不当居此位也。《诗》云:“鹊之强强,鹑之奔奔,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其此之谓乎!寻而伦诛。
孝怀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阳东北步广里地陷,有苍白二色鹅出,苍者飞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虫之孽,又黑白祥也。陈留董养曰:“步广,周之狄泉,盟会地也。白者,金色,国之行也。苍为胡象,其可尽言乎?”是后,刘元海、石勒相继乱华。
明帝太宁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鸟二,苍黑色,翼广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杀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获焉。此羽虫之孽,又黑祥也。及闰月戊子而帝崩,后遂有苏峻、祖约之乱。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鸥鸟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时庾亮苟违众谋,将召苏峻,有言不从之咎,故白祥先见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乱,宫掖焚毁,化为汙莱,此其应也。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鹭集殿屋。是时康帝初即位,不永之祥也。后涉再期而帝崩。案刘向曰:“野鸟入处,宫室将空。”此其应也。
海西初以兴守三年二月即位,有野雉集于相风。此羽虫之孽也。寻为桓温所废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鹊巢太极东头鸱尾,又巢国子学堂西头。十八年东宫始成,十九年正月鹊又巢其西门。此殆与魏景初同占。学堂,风教所聚;西头,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后,安皇嗣位,桓玄遂篡,风教乃穨,金行不竞之象也。
安帝义熙三年,龙骧将军硃猗戍寿阳。婢炊饭,忽有群乌集灶,竞来啄敢,婢驱遂不去。有猎狗咋杀两乌,余乌因共啄杀狗,又敢其肉,唯余骨存。此亦羽虫之孽,又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应也。
羊祸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导厩羊生无后足,此羊祸也。京房《易传》曰:“足少者,下不胜任也。”明年,苏峻破京都,导与帝俱幽石头,仅乃得免,是其应也。
赤眚赤祥
公孙文懿时,襄平北市生肉,长围各数尺,有头目口喙,无手足而动摇,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体不声,其国灭亡。”文懿寻为魏所诛。
吴戍将邓喜杀猪祠神,治毕悬之,忽见一人头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声,绕屋三日,近赤祥也。后人白喜谋北叛,阖门被诛。京房《易传》曰:“山见葆,江于邑,邑有兵,状如人头,赤色。”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鲁国池水变赤如血。
七年十月,河阴有赤雪二顷。此赤祥也。是后四载而帝崩,王室遂乱。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吕县有流血,东西百余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穷凶极乱,僵尸流血之应也。干宝以为“后八载而封云乱徐州,杀伤数万人”,是其应也。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缓,则有常燠赤祥之妖。此岁正月,送愍怀太子,幽于许宫。天戒若曰,不宜缓恣奸人,将使太子冤死。惠帝愚眊不寤,是月愍怀遂毙。于是王室成衅,祸流天下。淖齿杀齐湣王日,天雨血沾衣。天以告也,此之谓乎?京房、《易传》曰:“归狱不解,兹谓追非,厥咎天雨血。兹谓不亲,下有恶心,不出三年,无其宗。”又曰:“佞人禄,功臣戮,天雨血也。”
愍帝建兴元年十二月,河东地震,雨肉。四年十二月丙寅,丞相府斩督运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时,后将军褚裒镇广陵,丞相扬声北伐,伯以督运稽留及役使赃罪,依军法戮之。其息诉称:“督运事讫,无所稽乏,受赇役使,罪不及死。兵家之势,先声后实,实是屯戍,非为征军。自四年已来,运漕稽停,皆不以军兴法论。”僚佐莫之理。及有变,司直弹劾众官,元帝不问,遂频旱三年。干宝以为冤气之应也。郭景纯曰:“血者水类,同属于《坎》。《坎》为法象,水平润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征也。”
刘聪伪建元元年正月,平阳地震,其崇明观陷为池,水赤如血,赤气至天,有赤龙奋迅而去。流星起于牵牛,入紫微,龙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阳北十里。视之则肉,臭闻于平阳。长三十步,广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声,昼夜不止。数日,聪后刘氏产一蛇一兽,各害人而走。寻之不得,顷之见于陨肉之旁。是时,刘聪纳刘殷三女,并为其后。天戒若曰,聪既自称刘姓,三后又俱刘氏,逆骨肉之纲,成人伦之则。陨肉诸妖,其眚亦大。俄而刘氏死,哭声自绝矣。
作品简介:《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2年的史事。《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于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作品简介:《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汉朝东汉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汉朝东汉时期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
作品简介:《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晋朝西晋时期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为了避免曹魏的《魏书》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魏书》相互混淆,北宋王朝在咸平六年(1003年)将三书合为一书,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设有史官,仅有陈寿在蜀为官收集,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这虽使《三国志》拥有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关键人物记载史料不足的缺点。《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也倍加赞赏,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今。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写“董昭等劝太祖都许”,提到了这样的细节,迁都许昌曹操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这就是微词了。《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如今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
作品简介:《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该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东汉末年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晋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
作品简介:《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南朝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宋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宋书》列传名录有姓名者,凡二百三十余人。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作品简介:《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南朝皇族梁萧子显所撰的历史书,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书中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作品简介:《梁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唐初姚察、姚思廉撰纪传体史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两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弊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南史》相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作品简介:《陈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唐代姚思廉所著,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
作品简介:《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题材,是北朝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中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魏书》共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1卷。《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作品简介:《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唐朝史学家李百药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该作品共50卷,纪8卷,列传42卷。作品记载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后五十余年史实,而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李百药撰。它虽以记载北朝北齐的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和列传四十二卷。《北齐书》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经历了三个朝代(北齐、隋、唐)、共六十多年时间。《北齐书》成书前李百药先后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和三年(公元629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父撰《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
作品简介:《周书》,中国历代正史之一,记载了周书四卷为天像地之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由唐朝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成书于贞观十年。共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周书》,唐代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周书》共五十卷,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贞观十年与《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同时进呈皇家。本书记载了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作品简介:《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唐代魏征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隋书》志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制度,分段叙述。《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关于《隋书》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乱,《旧唐书》记载“魏徽等撰”。而刘知几《史通》则说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共同撰成。还有题为长孙无忌撰述的。这是因为参加《隋书》撰述的人很多,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开始以魏徵为其主编,后来魏徵死了,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完成未完成的部分。《隋书》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志。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中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中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中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作品简介:《南史》,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繁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记载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大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
作品简介:《北史》二十四史之一。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丙戌年))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了解了上面这些基本情况,对于怎样读《南史》《北史》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在二十五史中,《史记》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齐、梁、陈四个皇朝的历史,《北史》是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它们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故可视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李延寿说,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当然不只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讲到《南史》《北史》时,把它们都归于“《史记》之流”。这说明前人就很重视《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点。《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作品简介:《旧唐书》属于史类文学作品,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作品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署名后晋刘昫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浙江余姚人闻人诠在苏州征借到当地人士所藏《旧唐书》,请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在苏州府学里对书稿作校对并开版印刷(工作到一半时,闻人诠离开苏州,但此事在多方支持下继续进行),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尽管《旧唐书》存在着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作品简介:《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
作品简介:《旧五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成书于北宋,原名是《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书中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旧五代史》五代各自为书。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作品简介:《新五代史》是宋欧阳修撰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近人褒贬不一。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其文学成就为世所公认。欧阳修杰出的文学才能在《新五代史》中有很好的体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文笔可谓出类拔萃,全书显出平易通畅、简洁有力的风格和笔削润饰功力的深厚,可与《史记》相媲美,其中的《伶官传序》、《宦者传论》亦为后代所传诵,做到了文史的有机结合。……
作品简介:《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宋史》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宋史》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作品简介:《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年~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1124年~1218年)。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缺陷虽多,但毕竟还是现存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由于耶律俨《辽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作品简介:《金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金朝的始末。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1344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元朝脱脱等主持编修的《金史》,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
作品简介:《元史》,中国“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元朝中国历史事件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1370年。宋濂(1310-1381)、王袆(1321-1373)遵照皇帝朱元璋的诏令,主持编修。《元史》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元史》中的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有十四卷之多,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有十卷之多。《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元史》的列传有类传十四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类传中以《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所记的人物最多,说明宋以来封建的思想统治在逐步加强。《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元史》的史料来源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
作品简介:《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纂修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纂修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作品简介:《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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