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纯 张本 郭敦 郭琎 郑辰 柴车 刘中敷(孙机) 张凤 周瑄(子纮) 杨鼎(翁世资) 黄镐 胡拱辰 陈俊 林鹗 潘荣 夏时正
金纯,字德修,泗州人。洪武中国子监生。以吏部尚书杜泽荐,授吏部文选司郎中。三十一年出为江西布政司右参政。成祖即位,以蹇义荐,召为刑部右侍郎。时将营北京,命采木湖广。永乐七年从巡北京。八年从北征,迁左侍郎。
九年命与宋礼同治会通河,又同徐亨、蒋廷瓒浚鱼王口黄河故道。初,太祖用兵梁、晋间,使大将军徐达开塌场口,通河于泗。又开济宁西耐牢坡引曹、郓河水,以通中原之运。其后故道浸塞,至是纯疏治之。自开封北引水达郓城,入塌场,出谷亭北十里为永通、广运二闸。十四年改礼部左侍郎。越二月,进尚书。十五年从巡北京。十九年同给事中葛绍祖巡抚四川。仁宗即位,改工部。居数月,又改刑部。明年兼太子宾客。
宣德三年,纯有疾,帝命医视疗。稍间,免其朝参,俾护疾视事。会暑,敕法司理滞囚。纯数从朝贵饮,为言官所劾。帝怒曰:“纯以疾不朝而燕于私,可乎?”命系锦衣狱。既念纯老臣,释之,落太子宾客。八月予致仕去。
纯在刑部,仁宗尝谕纯:“法司近尚罗织,言者辄以诽谤得罪,甚无谓。自今告诽谤者勿论。”纯亦务宽大,每诫属吏不得妄椎击人。故当纯时,狱无瘐死者。正统五年卒。赠山阳伯。
张本,字致中,东阿人。洪武中,自国子生授江都知县。燕兵至扬州,御史王彬据城抗,为守将所缚。本率父老迎降。成祖以滁、泰二知州房吉、田庆成率先归附,命与本并为扬州知府,偕见任知府谭友德同涖府事。寻擢本江西布政司右参政。
永乐四年召为工部左侍郎。坐事免官,冠带办事。明年五月复官。寻以奏牍书衔误左为右,为给事中所劾。帝命改授本部右侍郎而宥其罪。
七年,皇太子监国,奏为刑部右侍郎。善摘奸。命督北河运。躬自相视,立程度,舟行得无滞。会疾作,太子赐之狐裘冠钞,遣医驰视。十九年将北征,命本及王彰分往两直隶、山东、山西、河南,督有司造车挽运。明年即命本督北征饷。
仁宗即位,拜南京兵部尚书兼掌都察院事。召见,言时政得失,且请严饬武备。帝嘉纳之,遂留行在兵部。
宣德初,工部侍郎蔡信乞征军匠家口隶锦衣卫。本言:“军匠二万六千人,属二百四十五卫所,为匠者暂役其一丁。若尽取以来,家以三四丁计之,数近十万。军伍既缺,人情惊骇,不可。”帝善本言。
征汉庶人,从调兵食。庶人就擒,命抚辑其众,而录其余党。还以军政久敝,奸人用贷脱籍,而援平民实伍,言于帝。择廷臣四出厘正之。时马大孳息,畿内军民为畜牧所困。本请分牧于山东、河南及大名诸府。山东、河南养马自此始。晋王济熿坐不轨夺爵,本奉命散其护卫军于边镇。
四年命兼太子宾客。户部以官田租减,度支不给,请减外官俸及生员军士月给。帝以军士艰,不听减。余下廷议,本等持不可,乃止。阳武侯薛禄城独石诸戍成,本往计守御之宜。还奏称旨,命兼掌户部。本虑边食不足,而诸边比岁稔,请出丝麻布帛输边易谷,多者三四十万石,少者亦十万石,储偫顿充。六年病卒,赐赙三万缗,葬祭甚厚。
本廉介有执持,尚刻少恕。录高煦党,胁从者多不免。成祖宴近臣,银器各一案,因以赐之。独本案设陶器,谕曰:“卿号‘穷张’,银器无所用。”本顿首谢,其为上知如此。
郭敦,字仲厚,堂邑人。洪武中,以乡举入太学,授户部主事。迁衢州知府,多惠政。衢俗,贫者死不葬,辄焚其尸。敦为厉禁,且立义阡,俗遂革。禁民聚淫祠。敦疾,民劝弛其禁,弗听,疾亦瘳。在衢七年。永乐初,坐累征,耆老数百人伏阙乞留,不得。后廷臣言敦廉正,召补监察御史。迁河南左参政,调陕西。十六年春,胡濙言敦有大臣体,擢礼部右侍郎兼太仆寺卿,偕给事中陶衎巡抚顺天。二十年督北征饷。
仁宗即位,以大行丧不斋宿,降太仆卿。旋进户部左侍郎,兼詹事府少詹事。宣德二年进尚书。陕西旱,命与隆平侯张信整饬庶务当行者,同三司官计议奏行。敦乃请蠲逋赋,振贫乏,考黜贪吏,罢不急之务,凡十数事。悉从之。岁余,召还。在部多所兴革,罢王田之夺民业者,令民开荒不起科。建漕运议,民运至瓜洲、仪真,资卫卒运至京。民甚便之。
敦事亲孝,持身廉。同官有为不义者,辄厉色待之,其人悔谢乃已。性好学,公退,手不释卷。六年,卒官,年六十二。
郭琎,字时用,初名进,新安人。永乐初,以太学生擢户部主事。历官吏部左、右侍郎。仁宗即位,命兼詹事府少詹事,更名琎。
宣宗初,掌行在詹事府。吏部尚书蹇义老,辍部务,帝欲以琎代。琎厚重勤敏,然寡学术。杨士奇言恐琎不足当之,宜妙择大臣通经术知今古者,帝乃止。逾年,卒为尚书。谕以吕蒙正夹袋,虞允文材馆录故事。琎由是留意人才。识进士李贤辅相器,授吏部主事,后果为名相。时外官九年考满,部民走阙下乞留,辄增秩复任。琎虑有妄者,请覆实。从之。
琎虽长六卿,然望轻。又政归内阁,自布政使至知府阙,听京官三品以上荐举;既又命御史、知县,皆听京官五品以上荐举。要职选擢,皆不关吏部。正统初,左通政陈恭言:“古者择任庶官,悉由选部,职任专而事体一。今令朝臣各举所知,恐开私谒之门,长奔竞之风,乞杜绝,令归一。”下吏部议。琎逊谢不敢当,事遂寝。
正统六年,御史曹恭以灾异请罢大臣不职者。帝命科道官参议。琎及尚书吴中、侍郎李庸等被劾者二十人。琎等自陈,帝切责而宥之。琎子亮受赂为人求官。事觉,御史孙毓等劾琎。乃令琎致仕,而以王直代。
郑辰,字文枢,浙江西安人。永乐四年进士,授监察御史。江西安福民告谋逆事,命辰往廉之,具得诬状。福建番客杀人,复命辰往。止坐首恶,释其余。南京敕建报恩寺,役囚万人。蜚语言役夫谤讪,恐有变,命辰往验。无实,无一得罪者。谷庶人谋不轨,复命辰察之,尽得其踪迹。帝语方宾曰:“是真国家耳目臣矣。”十六年超迁山西按察使,纠治贪浊不少贷。潞州盗起,有司以叛闻,诏发兵讨捕。辰方以事朝京师,奏曰:“民苦徭役而已,请无发兵。”帝然之。还则屏驺从,亲入山谷抚谕。盗皆感泣,复为良民。礼部侍郎蔚绶转粟给山海军,辰统山西民辇任。民劳,多逋耗,绶令即山海贷偿之。辰曰:“山西民贫而悍,急之恐生变。不如缓之,使自通有无。”用其言,卒无逋者。丁内艰归,军民诣御史乞留。御史以闻,服阕还旧任。
宣德三年召为南京工部右侍郎。初,两京六部堂官缺,帝命廷臣推方面官堪内任者。蹇义等荐九人。独辰及邵玘、傅启让,帝素知其名,即真授,余试职而已。
英宗即位,分遣大臣考察天下方面官。辰往四川、贵州、云南,悉奏罢其不职者。云南布政使周璟居妻丧,继娶。辰劾其有伤风教,璟坐免。正统二年,奉命振南畿、河南饥。时河堤决,即命辰伺便修塞。或议自大名开渠,引诸水通卫河,利灌输。辰言劳民不便,事遂寝。迁兵部左侍郎,与丰城侯李彬转饷宣府、大同。镇守都督谭广挠令,劾之,事以办。八年得风疾,告归。明年卒。
辰为人重义轻财。初登进士,产悉让兄弟。在山西与同僚杜佥事有违言。杜卒,为治丧,资遣其妻子。
柴车,字叔舆,钱塘人。永乐二年,以举人授兵部武选司主事,历员外郎。八年,帝北征,从尚书方宾扈行。还迁江西右参议。坐事,左迁兵部郎中,出知岳州府,复入为郎中。
宣德五年擢兵部侍郎。明年,山西巡按御史张勖言,大同屯田多为豪右占据,命车往按。得田几二千顷,还之军。
英宗初,西鄙不靖。以车廉干,命协赞甘肃军务。调军给饷,悉得事宜。初,朵儿只伯寇凉州,副总兵刘广丧师。不以实闻,顾饰功要赏。车劾其罪,械广至京。赐车金币,旌其直。岷州土官后能冒功得升赏,车奏请加罪。能复请,命宥之。车反覆论其不可,曰:“诈冒如能者,实繁有徒,臣方次第按核。今宥能,何以戢众?若无功得官,则捐躯死敌者,何以待之?”朝廷虽从能请,然嘉车贤,遣使劳赐之。
正统三年,以破朵儿只伯功,增俸一级。在边,章数十上,悉中时病。同事多不悦,车持益坚。尝建言:“漠北降人,朝廷留之京师,虽厚爵赏,其心终异。如长脱脱木儿者,昔随其长来归,未几叛去。今乃复来,安知他日不再叛,宜徙江南,离其党类。”事下兵部,请处之河间、德州。帝报可。后降者悉以此令从事。稽核屯田豪占者,悉清出之,得六百余顷。四年进兵部尚书,参赞如故。寻命兼理陕西屯田。明年召还,命与佥都御史曹翼岁更代出镇。及期病甚。诏遣大理寺少卿程富代翼,而命车归治疾。未及行,六年六月卒。
车在江西时,以采木入闽,经广信。广信守,故人也,馈蜜一罂。发视之,乃白金。笑曰:“公不知故人矣”,却不受。同事边塞者多以宴乐为豪举。车恶之,遂断酒肉。其介特多此类。
刘中敷,大兴人,初名中孚。燕王举兵,以诸生守城功,授陈留丞。擢工部员外郎。仁宗监国,命署部事,赐今名。迁江西右参议。宣德三年迁山东右参政,进左布政使。质直廉静,吏民畏怀。岁大侵,言于巡抚,减赋三之二。
正统改元,父忧夺情,俄召拜户部尚书。帝冲年践阼,虑群下欺己,治尚严。而中官王振假以立威,屡摭大臣小过,导帝用重典,大臣下吏无虚岁。三年讽给事御史劾中敷与左侍郎吴玺等,下狱,释还职。
六年,言官劾中敷专擅。诏法司于内廷杂治。当流,许输赎。帝特宥之。其冬,中敷、玺及右侍郎陈瑺请以供御牛马分牧民间。言官劾其变乱成法,并下狱论斩。诏荷校长安门外,凡十六日而释。瓦剌入贡,诏问马驼刍菽数,不能对,复与玺、瑺论斩系狱。中敷以母病,特许归省。明年冬,当决囚,法司以请。命玺、瑺戍边,中敷俟母终其奏。已,释为民。
景帝立,起户部左侍郎兼太子宾客。时方用兵,论功行赏无虚日。中敷言府库财有限,宜撙节以备缓急。帝嘉纳。景泰四年卒。赠尚书。
中敷性淡泊,食不重味,仕宦五十年,家无余资。
子琏,正统十年进士。授刑科给事中,累官太仆寺卿。耻华靡,居官刚果。左迁辽东苑马寺卿,卒。
子机,幼有孝行。成化十四年进士。改庶吉士。正德中,代张彩为吏部尚书,以人言乞归。起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流贼犯江上,众议择将。适都督李昴自贵州罢官至,机即召任之。昂以无朝命辞。机曰:“机奉敕有云,‘敕所不载,听便宜’。此即朝命也。”众服其胆识。致仕归,卒。
张凤,字子仪,安平人。父益,官给事中。永乐八年从征漠北,殁于阵。凤登宣德二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谳江西叛狱,***数百人。
正统三年十二月,法司坐事尽系狱,遂擢凤本部右侍郎。以主事擢侍郎,前时未有也。明年命提督京仓。六年改户部,寻调南京。适尚书久阙,凤遂掌部事。贵州奏军卫乏粮,乞运龙江仓及两淮盐于镇远府易米。凤以龙江盐杂泥沙,不堪易米给军,尽以淮盐予之,然后以闻。帝嘉赏。又言留都重地,宜岁储二百万石,为根本计。从之,遂为令。南京粮储,旧督以都御史,十二年冬命凤兼理。廉谨善执法,号“板张”。
景泰二年进尚书。四年改兵部,参赞军务。户部尚书金濂卒,召凤代之。时四方兵息,而灾伤特甚。帝屡诏宽恤。凤偕廷臣议上十事,明年复先后议上八事,咸报可。凤以灾伤蠲赋多,国用益诎,乃奏言:“国初天下田八百四十九万余顷,今数既减半,加以水旱停征,国用何以取给。京畿及河南、山东无额田,甲方垦辟,乙即讦其漏赋。请准轻则征租,不惟永绝争端,亦且少助军国。”报可。给事中成章等劾凤擅更祖制,杨穟等复争之。帝曰:“国初都江南,转输易。今居极北,可守常制耶?”四方报凶荒者,凤请令御史勘实。议者非之。
英宗复辟,调南京户部,仍兼督粮储。五年二月卒。
凤有孝行。性淳朴。故人死,聘其女为子妇,教其子而养其母终身。同学友苏洪好面斥凤过,及为凤属官犹然。凤待之如初,闻其贫,即赒给之。
周瑄,字廷玉,阳曲人。由乡举入国学。正统中,除刑部主事,善治狱。十三年迁员外郎。明年,帝北征。郎中当扈从者多托疾,瑄请行。六师覆没,瑄被创归,擢署郎中。校尉受赇纵盗,以仇人代。瑄辨雪之,抵校尉罪。外郡送囚,一日至八百人。瑄虑其触热,三日决遣之殆尽。
景泰元年,以尚书王直荐,超拜刑部右侍郎。久之,出振顺天、河间饥。未竣,而英宗复位。有司请召还。不听。复赐敕,令便宜处置。瑄遍历所部,大举荒政,先后振饥民二十六万五千,给牛种各万余,奏行利民八事。事竣还,明年转左。帝方任门达、逯杲,数兴大狱。瑄委曲开谕,多所救正,复饬诸郎毋避祸。以故移部定罪者,不至冤滥。官刑部久,属吏不敢欺。意主宽恕,不为深文。同佐部者安化孔文英,为御史时按黄岩妖言狱,当坐者三千人,皆白其诬,独械首从一人论罪。及是居部,与瑄并称长者。七年命瑄署掌工部事。
瑄恬静淡荣利。成化改元,为侍郎十六年矣,始迁右都御史。督理南京粮储,捕惩作奸者数辈,宿弊为清。凤阳、淮、徐饥,以瑄言发廪四十万以振。久之,迁南京刑部尚书。令诸司事不须勘者,毋出五日。狱无滞囚。暑疫,悉遣轻系者,曰:“召汝则至。”囚欢呼去,无失期者。
为尚书九载,屡疏乞休。久之乃得请。家无田园,卜居南京。卒,赠太子少保,谥庄懿。
长子经,尚书,自有传。次子纮,进士,为南京吏科给事中。两以灾异言事。帝并嘉纳。未几,与御史张昺阅军,为中官蒋琮诬奏,贬南京光禄署丞。仕终山东参议。
杨鼎,字宗器,陕西咸宁人。家贫力学,举乡会试第一。正统四年,殿试第二。授编修。久之,与侍讲杜宁等十人,简入东阁肄业。鼎居侍从,雅欲以功名见。尝建言修饬戎备、通漕三边二事。同辈诮其迂,鼎益自信。也先将寇京师,诏行监察御史事,募兵兖州。
景泰三年进侍讲兼中允。五年超擢户部右侍郎。天顺初转左。陈汝言谮之。帝不听。三年冬以陪祀陵寝不谨下狱,赎杖还职。帝尝命中官牛玉谕旨,欲取江南折粮银实内帑,而以他税物充武臣俸。鼎不可。马牛刍乏,议征什二,又以民艰力沮。皆报罢。七年,尚书年富有疾,诏鼎掌部事。
成化四年,代马昂为户部尚书,而以翁世资为侍郎。六年,鼎疏言:“陕西外患四寇,内患流民。然寇害止边塞,流民则疾在腹心。汉中僻居万山,襟喉川蜀,四方流民数万,急之生变,置之有后忧。请暂设监司一人,专领其事。其愿附籍者听之,不愿者资遣。兼与守臣练士马,修城池,庶可弭他日患。”诏从之。湖广频岁饥,发廪已尽。及是有秋,用鼎言,发库贮银布,易米备灾。淮、徐、临、德四仓,旧积粮百余万石,后饷乏民饥,辄请移用,粟且匮。鼎议上赎罪、中盐、折钞、征逋六事行之。由是诸仓有储蓄。寻加太子少保。
鼎居户部,持廉,然性颇拘滞。十五年秋,给事御史劾鼎非经国才。鼎再疏求去。赐敕驰驿归,命有司月给米二石,岁给役四人,终其身。大臣致仕有给赐,自鼎始也。卒,赠太子太保,谥庄敏。
子时畼,进士,累官侍讲学士。多识典故,有用世才。时敷,举人,庐墓被旌,官兵部司务。
翁世资者,莆田人。正统七年进士。除户部主事,历郎中。天顺元年拜工部右侍郎。四年命中官往苏、松、杭、嘉、湖增织彩币七千匹。世资以东南水潦,民艰食,议减其半。尚书赵荣、左侍郎霍瑄难之,世资请身任其咎,乃连署以谏。帝果怒,诘主议者。荣等委之世资,遂下诏狱,谪衡州知府。成化初,擢江西左布政使。坐事下吏,寻得白。大军征两广,转江西饷,需十万人。世资议赍直就易岭南米。民得不扰。以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岁饥,发仓储五十余万石以振,抚流亡百六十二万人。召为户部右侍郎,佐鼎。久之,代薛远总督仓场,进尚书。十七年还理部事。阅二年,致仕。
黄镐,字叔高,侯官人。正统十二年以进士试事都察院。未半岁,以明习法律授御史。
十四年按贵州。群苗尽叛,道梗塞。靖远伯王骥等自麓川还,军无纪律,苗袭其后,官军大败。镐赴平越,遇贼几死。夜跳入城,贼围之。议者欲弃城走,镐曰:“平越,贵州咽喉,无平越是无贵州也。”乃偕诸将固守。置密疏竹筒中,募土人间行乞援于朝,且劾骥等覆师状。景帝命保定伯梁珤等合川、湖军救之,围始解。城被困已九月,掘草根煮弩铠而食之,死者相枕籍。城卒全,镐功为多。复留按一年。久之,迁广东佥事,改浙江。
成化初,以大臣会荐,擢广东左参政。高、雷、廉负海多盗,镐讨平之。再迁广西左布政使。以右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历吏部左、右侍郎。十六年拜南京户部尚书。
镐有才识,敏吏事,理盐政,多所厘剔,时论称之。十九年致仕,道卒。赠太子少保,谥襄敏。
胡拱辰,字共之,淳安人。正统四年进士。为黟县知县,有惠政,擢御史。疏陈时弊八事。父艰归。
景帝即位,诏科道官忧居者悉起复。拱辰至,屡疏以选将、保邦、修德、弭灾为言,出为贵州左参政。白水堡仡佬头目沈时保素梗化,拱辰言于总兵官方瑛遣将擒之。一方遂宁。至毕节,平宣慰使陇富乱,威行边徼。母忧去,御史追劾其受赇事,下浙江按臣执讯。事白,调广东。历广西、四川左、右布政使,皆有平寇功。
成化八年拜南京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十一年就迁兵部右侍郎。储位虚久,与尚书崔恭等请册立,言甚切。其年复就改左副都御史总理粮储,就进工部尚书。节财省事,人皆便之。以年至乞归。
弘治中,巡按御史陈铨言:“拱辰退休十余年,生平清操如一日,乞加礼异以励臣节。”诏有司月给廪二石,岁隶四人。正德元年,年九十。遣行人赍敕存问,赉羊酒,加赐廪、隶。三年正月卒。赠太子少傅,谥庄懿。
陈俊,字时英,莆田人。举乡试第一。正统十三年进士。除户部主事。督天津诸卫军采草,奏减新增额三十五万束。豪猾侵苏、松改折银七十余万两,俊往督,不数月毕输。尚书金濂以为能,俾典诸曹章奏。历郎中。
天顺五年,两广用兵,俊督饷。时州县残破,帑藏殚虚,弛盐商越境令,引加米二斗,军兴赖以无乏。母丧,不听归,蛮平始还。初,俊为主事,奔父丧,赙者皆却之。至是文武将吏醵金赙,亦不纳。
成化初,擢南京太常少卿。四年召拜户部右侍郎。俊练习钱谷。四方灾伤,边镇急刍饷。奏请遝至,裁决咸当,尚书杨鼎深倚之。京师大饥,先后发太仓粟八十万石平籴。石值六钱,豪猾乘时射利。俊请籴以升斗为率,过一石勿与。饥民获济。寻议用兵河套,敕俊赴河南、山、陕,会巡抚诸臣画刍饷,发帑金二十万助之。俊以边庾空竭,岁又不登,而榆林道险远,转输难,乃发金于内地市易。修西安、韩城、同官径道,以利飞輓。还朝,进俸一级,历吏部左、右侍郎。
九载满,拜南京户部尚书。寻改兵部,参赞机务。先是,参赞之任,不专属兵部,自薛远后,继以俊,遂为定制。久之,就改吏部。二十一年,星变,率九卿陈时弊二十事,皆极痛切。帝多采纳。而权幸所不便者,终格不行。明年乞致仕。诏加太子少保,赐敕驰传还。卒,谥康懿。
林鹗,字一鹗,浙江太平人。景泰二年进士。授御史,监京畿乡试。陈循等讦考官,鹗邑子林挺预荐,疑鹗有私,逮挺考讯。挺实无他,得白。
英宗复辟,仿先朝故事,出廷臣为知府。鹗得镇江。召见,赐膳及道里费,谕所以擢用意。鹗感激,革弊举废,治甚有声。漕故经孟渎,险甚。巡抚崔恭议凿河,自七里港引金山上流通丹阳避之。鹗言:“道里远,多石,且坏民庐墓。请按京口闸、甘露坝故迹,浚之令通舟。春夏启闸,秋冬度坝,功力省便。”恭从其议,遂为永利。居五年,以才任治剧,调苏州。
成化初,超迁江西按察使。有犯大辟贿达官求生者,鹗执愈坚。广东寇剽赣州急。调兵御之,遁去。广信妖贼妄称天神惑众,捕戮其魁,立解散。历左、右布政使。岁饥,奏减民租十五万石。
成化六年,擢南京刑部右侍郎。母忧服除,召为刑部右侍郎。执法不挠。十二年得疾卒。
鹗事母孝谨,对妻子无惰容。不妄交与,公余辄危坐读书。殁不能具棺敛,友人为经纪其丧。鹗在苏州,先圣像剥落。鹗曰:“塑像,非古也,昔太祖于国学用木主。”命改从之。嘉靖中,御史赵大佑上其节行,赠刑部尚书,谥恭肃。
潘荣,字尊用,龙溪人。正统十三年进士。犒师广东,还,除吏科给事中。
景泰初,疏论停起复、抑奔竞数事。帝纳之。寻进右给事中。四年九月上言:“致治之要,莫切于纳谏。比以言者忤圣意,谕礼部,凡遇建言,务加审察。或假以报复,具奏罪之。此令一下,廷臣丧气,以言为讳。国家有利害,生民有得失,大臣有奸慝,何由而知?况今巨寇陆梁,塞上多事,奈何反塞言者路。望明诏台谏,知无不言,缄默者罪。并敕阁部大臣,勿搜求参驳,亏伤治体。”疏入,报闻。
天顺六年使琉球,还,迁都给事中。成化六年三月偕同官上言:“近雨雪愆期,灾异迭见。陛下降诏自责,躬行祈祷,诏大臣尽言,宜上天感格。而今乃风霾昼晦,沴气赤而复黑,岂非应天之道有未尽欤?夫人君敬天,不在斋戒祈祷而已。政令乖宜,下民失所;崇尚珍玩,费用不经;后宫无序,恩泽不均;爵滥施于贱工,赏妄及于非分,皆非敬天之道。愿陛下日御便殿,召大臣极陈缺失而厘革之,庶灾变可弭。”时万妃专宠,群小夤缘进宝玩,官赏冗滥,故荣等恳言之。帝不能用。是年迁南京太常少卿。
又七年,就擢户部右侍郎。寻改右副都御史、总督南京粮储。积奇羡数万石以备荒。十七年召为户部左侍郎,寻署部事。英国公张懋等四十三人自陈先世以大功锡爵,子孙承继,所司辄减岁禄,非祖宗报功意。荣等言:“懋等于无事时妄请增禄,若有功何以劝赏?况频年水旱,国用未充,所请不可许。”事乃寝。中官赵阳等乞两淮盐十万引,帝已许之。荣等言:“近禁势家中盐,诏旨甫颁,而阳等辄违犯,宜正其罪。”帝为切责阳等。
南京户部尚书黄镐罢,以荣代之。孝宗嗣位,谢政归。赐月廪、岁夫如制。九年卒,年七十有八。赠太子太保。
夏时正,字季爵,仁和人。正统十年进士。除刑部主事。景泰六年以郎中录囚福建,出死罪六十余人。中有减死、诏充所在滨海卫军者,时正虑其入海岛为变,转发之山东,然后以闻。因言:“凡福建减死囚,俱宜戍之北方。”法司是其言,而请治违诏罪。帝特宥之。时正又言:“通番及劫盗诸狱,以待会谳。淹引时月,囚多瘐死。请令所司断决。”诏从之,且推行之天下。
天顺初,擢大理寺丞。久之,以便养,迁南京大理少卿。成化五年迁本寺卿。明年春命巡视江西灾伤。除无名税十余万石,汰诸司冗役数万,奏罢不职吏二百余人,增筑南昌滨江堤及丰城诸县陂岸,民赖其利。尝上奏,不具赍奏人姓名,吏科论其简恣。帝宥其罪,录弹章示之。遂乞休归。僦居民舍,布政使张瓒为筑西湖书院居之。家食三十年,年近九十而卒。
时正雅好学。闲居久,多所著述,于稽古礼文事尤详。
赞曰:金纯等黾勉奉公,当官称职。加之禔躬清白,操行无亏,固列卿之良也。郑辰之廉事,周瑄之治狱,皆有仁人之用心,君子哉。
作品简介:《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2年的史事。《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于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作品简介:《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汉朝东汉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汉朝东汉时期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
作品简介:《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晋朝西晋时期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为了避免曹魏的《魏书》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魏书》相互混淆,北宋王朝在咸平六年(1003年)将三书合为一书,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设有史官,仅有陈寿在蜀为官收集,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这虽使《三国志》拥有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关键人物记载史料不足的缺点。《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也倍加赞赏,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今。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写“董昭等劝太祖都许”,提到了这样的细节,迁都许昌曹操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这就是微词了。《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如今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
作品简介:《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该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东汉末年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晋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
作品简介:《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南朝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宋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宋书》列传名录有姓名者,凡二百三十余人。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作品简介:《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南朝皇族梁萧子显所撰的历史书,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书中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作品简介:《梁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唐初姚察、姚思廉撰纪传体史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两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弊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南史》相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作品简介:《陈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唐代姚思廉所著,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
作品简介:《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题材,是北朝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中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魏书》共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1卷。《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作品简介:《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唐朝史学家李百药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该作品共50卷,纪8卷,列传42卷。作品记载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后五十余年史实,而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李百药撰。它虽以记载北朝北齐的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和列传四十二卷。《北齐书》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经历了三个朝代(北齐、隋、唐)、共六十多年时间。《北齐书》成书前李百药先后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和三年(公元629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父撰《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
作品简介:《周书》,中国历代正史之一,记载了周书四卷为天像地之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由唐朝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成书于贞观十年。共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周书》,唐代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周书》共五十卷,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贞观十年与《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同时进呈皇家。本书记载了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作品简介:《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唐代魏征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隋书》志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制度,分段叙述。《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关于《隋书》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乱,《旧唐书》记载“魏徽等撰”。而刘知几《史通》则说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共同撰成。还有题为长孙无忌撰述的。这是因为参加《隋书》撰述的人很多,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开始以魏徵为其主编,后来魏徵死了,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完成未完成的部分。《隋书》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志。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中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中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中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作品简介:《南史》,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繁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记载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大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
作品简介:《北史》二十四史之一。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丙戌年))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了解了上面这些基本情况,对于怎样读《南史》《北史》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在二十五史中,《史记》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齐、梁、陈四个皇朝的历史,《北史》是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它们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故可视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李延寿说,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当然不只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讲到《南史》《北史》时,把它们都归于“《史记》之流”。这说明前人就很重视《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点。《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作品简介:《旧唐书》属于史类文学作品,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作品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署名后晋刘昫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浙江余姚人闻人诠在苏州征借到当地人士所藏《旧唐书》,请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在苏州府学里对书稿作校对并开版印刷(工作到一半时,闻人诠离开苏州,但此事在多方支持下继续进行),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尽管《旧唐书》存在着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作品简介:《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
作品简介:《旧五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成书于北宋,原名是《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书中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旧五代史》五代各自为书。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作品简介:《新五代史》是宋欧阳修撰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近人褒贬不一。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其文学成就为世所公认。欧阳修杰出的文学才能在《新五代史》中有很好的体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文笔可谓出类拔萃,全书显出平易通畅、简洁有力的风格和笔削润饰功力的深厚,可与《史记》相媲美,其中的《伶官传序》、《宦者传论》亦为后代所传诵,做到了文史的有机结合。……
作品简介:《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宋史》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宋史》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作品简介:《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年~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1124年~1218年)。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缺陷虽多,但毕竟还是现存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由于耶律俨《辽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作品简介:《金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金朝的始末。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1344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元朝脱脱等主持编修的《金史》,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
作品简介:《元史》,中国“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元朝中国历史事件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1370年。宋濂(1310-1381)、王袆(1321-1373)遵照皇帝朱元璋的诏令,主持编修。《元史》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元史》中的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有十四卷之多,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有十卷之多。《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元史》的列传有类传十四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类传中以《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所记的人物最多,说明宋以来封建的思想统治在逐步加强。《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元史》的史料来源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
作品简介:《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纂修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纂修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作品简介:《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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