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象 极度 黄赤道 中星 土圭
夫不言而信,天之道也。天于人君有告戒之道焉,示之以象而已。故自上古以 来,天文有世掌之官,唐虞羲、和,夏昆吾,商巫咸,周史佚、甘德、石申之流。 居是官者,专察天象之常变,而述天心告戒之意,进言于其君,以致交修之儆焉。 《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又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是 也。然考《尧典》,中星不过正人时以兴民事。夏仲康之世,《胤征》之篇:“乃 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然后日食之变昉见于《书》。观其数羲、和以“俶扰天 纪”、“昏迷天象”之罪而讨之,则知先王克谨天戒,所以责成于司天之官者,岂 轻任哉!
箕子《洪范》论休咎之征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庶民惟 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礼记》言体信达顺之效,则以天降膏露先之。至于 周《诗》,屡言天变,所谓“旻天疾威,敷于下土”,又所谓“雨无其极,伤我稼 穑”,“正月繁霜,我心忧伤”,以及“彼月而微,此日而微”,“烨烨震电,不 宁不令”。孔子删《诗》而存之,以示戒也。他日约鲁史而作《春秋》,则日食、 星变屡书而不为烦。圣人以天道戒谨后世之旨,昭然可睹矣。于是司马迁《史记》 而下,历代皆志天文。第以羲、和既远,官乏世掌,赖世以有专门之学焉。然其说 三家:曰周髀,曰宣夜,曰浑天。宣夜先绝,周髀多差,浑天之学遭秦而灭,洛下 闳、耿寿昌晚出,始物色得之。故自魏、晋以至隋、唐,精天文之学者荦荦名世, 岂世难得其人欤!
宋之初兴,近臣如楚昭辅,文臣如窦仪,号知天文。太宗之世,召天下伎术有 能明天文者,试隶司天台;匿不以闻者幻罪论死。既而张思训、韩显符辈以推步进。 其后学士大夫如沈括之议,苏颂之作,亦皆底于幻眇。靖康之变,测验之器尽归金 人。高宗南渡,至绍兴十三年,始因秘书丞严抑之请,命太史局重创浑仪。自是厥 后,窥测占候盖不废焉尔。宁宗庆元四年九月,太史言月食于昼,草泽上书言食于 夜。及验视,如草泽言。乃更造《统天历》,命秘书正字冯履参定。以是推之,民 间天文之学盖有精于太史者,则太宗召试之法亦岂徒哉!今东都旧史所书天文祯祥、 日月薄蚀、五纬凌犯、彗孛飞流、晕珥虹霓、精祲云气等事,其言时日灾祥之应, 分野休咎之别,视南渡后史有详略焉。盖东都之日,海内为一人,君遇变修德,无 或他诿。南渡土宇分裂,太史所上,必谨星野之书。且君臣恐惧修省之余,故于天 文休咎之应有不容不缕述而申言之者,是亦时势使然,未可以言星翁、日官之术有 精粗敬怠之不同也。今合累朝史臣所录为一志,而取欧阳修《新唐书》、《五代史 记》为法,凡征验之说有涉于傅会,咸削而不书,归于传信而已矣。
仪象
历象以授四时,玑衡以齐七政,二者本相因而成。故玑衡之设,史谓起于帝喾, 或谓作于宓牺。又云璿玑玉衡乃羲、和旧器,非舜创为也。汉马融有云:“上天之 体不可得知,测天之事见于经者,惟有玑衡一事。玑衡者,即今之浑仪也。”吴王 蕃之论亦云:“浑仪之制,置天梁、地平以定天体,为四游仪以缀赤道者,此谓玑 也;置望筒横箫于游仪中,以窥七曜之行,而知其躔离之次者,此谓衡也。”若六 合仪、三辰仪与四游仪并列为三重者,唐李淳风所作。而黄道仪者,一行所增也。 如张衡祖洛下闳、耿寿昌之法,别为浑象,置诸密室,以漏水转之,以合璿玑所加 星度,则浑象本别为一器。唐李淳风、梁令瓒祖之,始与浑仪并用。
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巴中人张思训创作以献。太宗召工造于禁中,逾年而成, 诏置于文明殿东鼓楼下。其制:起楼高丈余,机隐于内,规天矩地。下设地轮、地 足;又为横轮、侧轮、斜轮、定身关、中关、小关、天柱;七直神,左摇铃,右扣 钟,中击鼓,以定刻数,每一昼夜周而复始。又以木为十二神,各直一时,至其时 则自执辰牌,循环而出,随刻数以定昼夜短长。上有天顶、天牙、天关、天指、天 抱、天束、天条,布三百六十五度,为日、月、五星、紫微宫、列宿、斗建、黄赤 道,以日行度定寒暑进退。开元遗法,运转以水,至冬中凝冻迟涩,遂为疏略,寒 暑无准。今以水银代之,则无差失。冬至之日,日在黄道表,去北极最远,为小寒, 昼短夜长。夏至之日,日在赤道里,去北极最近,为小暑,昼长夜短。春秋二分, 日在两交,春和秋凉,昼夜平分。寒暑进退,皆由于此。并著日月象,皆取仰视。 按旧法,日月昼夜行度皆人所运行。新制成于自然,尤为精妙。以思训为司天浑仪 丞。
铜候仪,司天冬官正韩显符所造,其要本淳风及僧一行之遗法。显符自著经十 卷,上之书府。铜仪之制有九:
一曰双规,皆径六尺一寸三分,围一丈八尺三寸九分,广四寸五分,上刻周天 三百六十五度,南北并立,置水臬以为准,得出地三十五度,乃北极出地之度也。 以釭贯之,四面皆七十二度,属紫微宫,星凡三十七坐,一百七十有五星,四时常 见,谓之上规。中一百一十度,四面二百二十度,属黄赤道内外官,星二百四十六 坐,一千二百八十九星,近日而隐,远而见,谓之中规。置臬之下,绕南极七十二 度,除老人星外,四时常隐,谓之下规。
二曰游规,径五尺二寸,围一丈五尺六寸,广一寸二分,厚四分,上亦刻周天, 以釭贯于双规巅轴之上,令得左右运转。凡置管测验之法,众星远近,随天周遍。
三曰直规,二,各长四尺八寸,阔一寸二分,厚四分,于两极之间用夹窥管, 中置关轴,令其游规运转。
四曰窥管,一,长四尺八寸,广一寸二分,关轴在直规中。
五曰平准轮,在水臬之上,径六尺一寸三分,围一丈八尺三寸九分,上刻八卦、 十干、十二辰、二十四气、七十二候于其中,定四维日辰,正昼夜百刻。
六曰黄道,南北各去赤道二十四度,东西交于卯酉,以为日行盈缩、月行九道 之限。凡冬至日行南极,去北极一百一十五度,故景长而寒;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 四度,去北极六十七度,故景短而暑。月有九道之行,岁匝十二辰,正交出入黄道, 远不过六度。五星顺、留、伏、逆行度之常数也。
七曰赤道,与黄道等,带天之纮以隔黄道,去两极各九十一度强。黄道之交也, 按经东交角宿五度少,西交奎宿一十四度强。日出于赤道外,远不过二十四度。冬 至之日行斗宿,日入于赤道内,亦不过二十四度,夏至之日行井宿;及昼夜分,炎 凉等。日、月、五星阴阳进退盈缩之常数也。
八曰龙柱,四,各高五尺五寸,并于平准轮下。
九曰水臬,十字为之,其水平满,北辰正。以置四隅,各长七尺五寸,高三寸 半,深一寸。四隅水平则天地准。
唐贞观初,李淳风于浚仪县古岳台测北极出地高三十四度八分,差阳城四分。 今测定北极高三十五度以为常准。
熙宁七年七月,沈括上《浑仪》、《浮漏》、《景表》三议。
《浑仪议》曰:
五星之行有疾舒,日月之交有见匿,求其次舍经劘之会,其法一寓于日。冬至 之日,日之端南者也。日行周天而复集于表锐,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四分日之几一, 而谓之岁。周天之体,日别之谓之度。度之离,其数有二:日行则舒则疾,会而均, 别之曰赤道之度;日行自南而北,升降四十有八度而迤,别之曰黄道之度。度不可 见,其可见者星也。日、月、五星之所由,有星焉。当度之画者凡二十有八,而谓 之舍。舍所以絜度,度所以生数也。度在天者也,为之玑衡,则度在器。度在器, 则日月五星可抟乎器中,而天无所豫也。天无所豫,则在天者不为难知也。
自汉以前,为历者必有玑衡以自验迹。其后虽有玑衡,而不为历作。为历者亦 不复以器自考,气朔星纬,皆莫能知其必当之数。至唐僧一行改《大衍历法》,始 复用浑仪参实,故其术所得,比诸家为多。
臣尝历考古今仪象之法,《虞书》所谓璿玑玉衡,唯郑康成粗记其法,至洛下 闳制圆仪,贾逵又加黄道,其详皆不存于书。其后张衡为铜仪于密室中,以水转之, 盖所谓浑象,非古之玑衡也。吴孙氏时王蕃、陆绩皆尝为仪及象,其说以谓旧以二 分为一度,而患星辰稠穊,张衡改用四分,而复椎重难运。故蕃以三分为度,周丈 有九寸五分寸之三,而具黄赤道焉。绩之说以天形如鸟卵小橢,而黄、赤道短长相 害,不能应法。至刘曜时,南阳孔定制铜仪,有双规,规正距子午以象天;有横规, 判仪之中以象地;有时规,斜络天腹以候赤道;南北植干,以法二极;其中乃为游 规、窥管。刘曜太史令晁崇、斛兰皆尝为铁仪,其规有六,四常定,以象地,一象 赤道,其二象二极,乃是定所谓双规者也。其制与定法大同,唯南北柱曲抱双规, 下有纵衡水平,以银错星度,小变旧法。而皆不言有黄道,疑其失传也。唐李淳风 为圆仪三重:其外曰六合,有天经双规、金浑纬规、金常规。次曰三辰,转于六合 之内,圆径八尺,有璿玑规、月游规,所谓璿玑者,黄、赤道属焉。又次曰四游, 南北为天枢,中为游筒可以升降游转,别为月道,傍列二百四十九交以携月游。一 行以为难用,而其法亦亡。其后率府兵曹梁令瓒更以木为游仪,因淳风之法而稍附 新意,诏与一行杂校得失,改铸铜仪,古今称其详确。至道中,初铸浑天仪于司天 监,多因斛兰、晁崇之法。皇祐中,改铸铜仪于天文院,姑用令瓒、一行之论,而 去取交有失得。
臣今辑古今之说以求数象,有不合者十有三事:
其一,旧说以谓今中国于地为东南,当令西北望极星,置天极不当中北。又曰: 天常倾西北,极星不得居中。臣谓以中国规观之,天常北倚可也,谓极星偏西则不 然。所谓东西南北者,何从而得之?岂不以日之所出者为东,日之所入者为西乎? 臣观古之候天者,自安南都护府至浚仪太岳台才六千里,而北极之差凡十五度,稍 北不已,庸讵知极星之不直人上也?臣尝读黄帝《素书》:“立于午而面子,立于 子而面午,至于自卯而望酉,自酉而望卯,皆曰北面。立于卯而负酉,立于酉而负 卯,至于自午而望南,自子而望北,则皆曰南面。”臣始不谕其理,逮今思之,乃 常以天中为北也。常以天中为北,则盖以极星常居天中也。《素问》尤为善言天者。 今南北才五百里,则北极辄差一度以上;而东西南北数千里间,日分之时候之,日 未尝不出于卯半而入于酉半,则又知天枢既中,则日之所出者定为东,日之所入者 定为西,天枢则常为北无疑矣。以衡窥之,日分之时,以浑仪抵极星以候日之出没, 则常在卯、酉之半少北。此殆放乎四海而同者,何从而知中国之为东南也?彼徒见 中国东南皆际海而为是说也。臣以谓极星之果中、果非中,皆无足论者。彼北极之 出地六千里之间所差者已如是,又安知其茫昧几千万里之外邪?今直当据建邦之地, 人目之所及者,裁以为法。不足为法者,宜置而勿议可也。
其二曰:纮平设以象地体,今浑仪置于崇台之上,下敢日月之所出,则纮不 与地际相当者。臣详此说虽粗有理,然天地之广大,不为一台之高下有所推迁。盖 浑仪考天地之体,有实数,有准数。所谓实者,此数即彼数也,此移赤彼亦移赤之 谓也。所谓准者,以此准彼,此之一分,则准彼之几千里之谓也。今台之高下乃所 谓实数,一台之高不过数丈,彼之所差者亦不过此,天地之大,岂数丈足累其高下? 若衡之低昂,则所谓准数者也。衡移一分,则彼不知其数几千里,则衡之低昂当审, 而台之高下非所当恤也。
其三曰:月行之道,过交则入黄道六度而稍却,复交则出于黄道之南,亦如之。 月行周于黄道,如绳之绕木,故月交而行日之阴,则日为之亏;入蚀法而不亏者, 行日之阳也。每月退交二百四十九周有奇,然后复会。今月道既不能环绕黄道,又 退交之渐当每日差池,今必候月终而顿移,亦终不能符会天度,当省去月环。其候 月之出入,专以历法步之。
其四,衡上、下二端皆径一度有半,用日之径也。若衡端不能全容日月之体, 则无由审日月定次。欲日月正满上衡之端,不可动移,此其所以用一度有半为法也。 下端亦一度有半,则不然。若人目迫下端之东以窥上端之西,则差几三度。凡求星 之法,必令所求之星正当穿之中心。今两端既等,则人目游动,无因知其正中。今 以钩股法求之,下径三分,上径一度有半,则两窍相覆,大小略等。人目不摇,则 所察自正。
其五,前世皆以极星为天中,自祖恒以玑衡窥考天极不动处,乃在极星之末 犹一度有余。今铜仪天枢内径一度有半,乃谬以衡端之度为率。若玑衡端平,则极 星常游天枢之外;玑衡小偏,则极星乍出乍入。令瓒旧法,天枢乃径二度有半,盖 欲使极星游于枢中也。臣考验极星更三月,而后知天中不动处远极星乃三度有余, 则祖恒窥考犹为未审。今当为天枢径七度,使人目切南枢望之,星正循北极枢里 周常见不隐,天体方正。
其六,令瓒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于纮,然纮平正而黄道斜运,当子、午之 间,则日径度而道促;卯、酉之际,则日迤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无谬。新铜 仪则移刻于纬,四游均平,辰刻不失。然令瓒天中单环,直中国人顶之上,而新铜 仪纬斜络南北极之中,与赤道相直。旧法设之无用,新仪移之为是。然当侧窥如车 轮之牙,而不当衡规如鼓陶,其旁迫狭,难赋辰刻,而又蔽映星度。
其七,司天铜仪,黄、赤道与纮合铸,不可转移,虽与天运不符,至于窥测之 时,先以距度星考定三辰所舍,复运游仪抵本宿度,乃求出入黄道与去极度,所得 无以异于令瓒之术。其法本于晁崇、斛兰之旧制,虽不甚精缛,而颇为简易。李淳 风尝谓斛兰所作铁仪,赤道不动,乃如胶柱。以考月行,差或至十七度,少不减十 度。此正谓直以赤道候月行,其差如此。今黄、赤道度,再运游仪抵所舍宿度求之, 而月行则以月历每日去极度算率之,不可谓之胶也。新法定宿而变黄道,此定黄道 而变宿,但可赋三百六十五度而不能具余分,此其为略也。
其八,令瓒旧法,黄道设于月道之上,赤道又次月道,而玑最处其下。每月移 一交,则黄、赤道辄变。今当省去月道,徙玑于赤道之上,而黄道居赤道之下,则 二道与衡端相迫,而星度易审。
其九,旧法:规环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银丁。所以施银丁者,夜候天晦,不 可目察,则以手切之也。古之人以璿为之,璿者,珠之属也。今司天监三辰仪设齿 于环背,不与横萧会,当移列两旁,以便参察。
其十,旧法:重玑皆广四寸,厚四分。其他规轴,椎重朴拙,不可旋运。今小 损其制,使之轻利。
其十一,古之人知黄道岁易,不知赤道之因变也。黄道之度,与赤道之度相偶 者也。黄道徙而西,则赤道不得独胶。今当变赤道与黄道同法。
其十二,旧法:黄、赤道平设,正当天度,掩蔽人目,不可占察。其后乃别加 钻孔,尤为拙谬。今当侧置少偏,使天度出北际之外,自不凌蔽。
其十三,旧法:地纮正络天经之半,凡候三辰出入,则地际正为地纮所伏。今 当徙纮稍下,使地际与纮之上际相直。候三辰伏见,专以纮际为率,自当默与天合。
又言浑仪制器:
浑仪之为器,其属有三,相因为用。其在外者曰体,以立四方上下之定位。其 次曰象,以法天之运行,常与天随。其在内玑衡,玑以察纬,衡以察经。求天地端 极三明匿见者,体为之用;察黄道降陟辰刻运徙者,象为之用;四方上下无所不属 者,玑衡为之用。
体之为器,为圆规者四。其规之别:一曰经,经之规二并峙,正抵子午,若车 轮之植。二规相距四寸,夹规为齿,以别去极之度。北极出纮之上三十有四度十分 度之八强,南极下纮亦如之。对衔二釭,联二规以为一,釭中容枢。二曰纬,纬之 规一,与经交于二极之中,若车轮之倚,南北距极皆九十一度强。夹规为齿,以别 周天之度。三曰纮,纮之规一,上际当经之半,若车轮之仆,以考地际,周赋十二 辰,以定八方。纮之下有趺,从一衡一,刻沟受水以为平。中沟为地,以受注水。 四末建趺,为升龙四以负纮。凡浑仪之属皆属焉。龙吭为纲维之四揵以为固。
象之为器,为圆规者四。其规之别:一曰玑,玑之规二并峙,相距如经之度。 夹规为齿,对衔二釭,釭中容枢,皆如经之率。设之亦如经,其异者经胶而玑可旋。 二曰赤道,赤道之规一刻,玑十分寸之三以衔赤道。赤道设之如纬,其异者纬胶于 经,而赤道衔于玑,有时而移,度穿一窍,以移岁差。三曰黄道,黄道之规一,刻 赤道十分寸之二以衔黄道,其南出赤道之北际二十有四度,其北入赤道亦如之。交 于奎、角,度穿一窍,以铜编属于赤道。岁差盈度,则并赤道徙而西。黄赤道夹规 为齿,以别均迤之度。
玑衡之为器,为圆规二,曰玑,对峙,相距如象玑之度,夹规为齿,皆如象玑。 其异者:象玑对衔二釭,而玑对衔二枢,贯于象玑天经之釭中。三物相重而不相胶, 为间十分寸之三,无使相切,所以利旋也。为横箫二,两端夹枢,属于玑,其中挟 衡为横一,栖于横箫之间。中衡为轊,以贯横箫,两末入于玑之罅而可旋。玑可以 左右,以察四方之详;衡可以低昂,以察上下之祥。
《浮漏议》曰:
播水之壶三,而受水之壶一。曰求壶、废壶,方中皆圆尺有八寸,尺有四寸五 分以深,其食二斛,为积分四百六十六万六千四百六十。曰复壶,如求壶之度,中 离以为二,元一斛介八斗,而中有达。曰建壶,方尺植三尺有五寸,其食斛有半。 求壶之水,复壶之所求也。壶盈则水驰,壶虚则水凝。复壶之肋为枝渠,以为水节。 求壶进水暴,则流怒以摇,复以壶,又折以为介。复为枝渠,达其滥溢。枝渠之委, 所谓废壶也,以受废水。三壶皆所以播水,为水制也。自复壶之介,以玉权酾于建 壶,建壶所以受水为刻者也。建壶一易箭,则发上室以泻之。求、复、建壶之泄, 皆欲迫下,水所趣也。玉权下水之概寸,矫而上之然后发,则水挠而不躁也。复壶 之达半求壶之注,玉权半复壶之达。枝渠博皆分,高如其博,平方如砥,以为水概。 壶皆为之幂,无使秽游,则水道不慧。求壶之幂龙纽,以其出水不穷也。复壶士纽, 士所以生法者,复壶制法之器也。废壶鲵纽,止水之沈,鲵所伏也。铜史令刻,执 漏政也。冬设煴燎,以泽凝也。注水以龙噣直颈附于壶体,直则易浚,附于壶体则 难败。复壶玉为之喙,衔于龙噣,谓之权,所以权其盈虚也。建壶之执窒瓬涂而弥 之以重帛,窒则不吐也。管之善利者,水所溲也,非玉则不能坚良以久。权之所出 高则源轻,源轻则其委不悍而溲物不利。箭不效于玑衡,则易权、洗箭而改画,覆 以玑衡,谓之常不弊之术。今之下漏者,始尝甚密,久复先大者管泐也。管泐而器 皆弊者,无权也。弊而不可复寿者,术固也。察日之晷以玑衡,而制箭以日之晷迹, 一刻之度,以赋余刻,刻有不均者,建壶有眚也。赘者磨之,创者补之,百刻一度, 其壶乃善。昼夜已复,而箭有余才者,权鄙也。昼夜未复,而壶吐者,权沃也。如 是,则调其权,此制器之法也。
下漏必用甘泉,恶其垽之为壶眚也。必用一源泉之冽者,权之而重,重则敏于 行,而为箭之情慓;泉之卤者,权之而轻,轻则椎于行,而为箭之情驽。一井不可 他汲,数汲则泉浊。陈水不可再注,再注则行利。此下漏之法也。
箭一如建壶之长,广寸有五分,三分去二以为之厚,其阳为百刻,为十二辰。 博牍二十有一,如箭之长,广五分,去半以为之厚。阳为五更,为二十有五筹;阴 刻消长之衰。三分箭之广,其中刻契以容牍。夜算差一刻,则因箭而易牍。镣匏, 箭舟也。其虚五升,重一镒有半。锻而赤柔者金之美者也,然后渍而不墨,墨者其 久必蚀。银之有铜则墨,铜之有锡则屑,特铜久灂则腹败而饮,皆工之所不材也。
《景表议》曰:
步景之法,惟定南北为难。古法置槷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 中之景,夜考之极星。极星不当天中,而候景之法取晨夕景之最长者规之,两表相 去中折以参验,最短之景为日中。然测景之地,百里之间,地之高下东西不能无偏, 其间又有邑屋山林之蔽,倘在人目之外,则与浊氛相杂,莫能知其所蔽,而浊氛又 系其日之明晦风雨,人间烟气尘坌变作不常。臣在本局候景,入浊出浊之节,日日 不同,此又不足以考见出没之实,则晨夕景之短长未能得其极数。
参考旧闻,别立新术。候景之表三,其崇八尺,博三寸三分,杀一以为厚者。 圭首剡其南使偏锐。其趺方厚各二尺,环趺刻渠受水以为准。以铜为之。表四方志 墨以为中刻之,缀四绳,垂以铜丸,各当一方之墨。先约定四方,以三表南北相重, 令趺相切,表别相去二尺,各使端直。四绳皆附墨,三表相去左右上下以度量之, 令相重如一。自日初出,则量西景三表相去之度,又量三表之端景之所至,各别记 之。至日欲入,候东景亦如之。长短同,相去之疏密又同,则以东西景端随表景规 之,半折以求最短之景。五者皆合,则半折最短之景为北,表南墨之下为南,东西 景端为东西。五候一有不合,未足以为正。既得四方,则惟设一表,方首,表下为 石席,以水平之,植表于席之南端。席广三尺,长如九服冬至之景,自表趺刻以为 分,分积为寸,寸积为尺。为密室以栖表,当极为霤,以下午景使当表端。副表并 趺崇四寸,趺博二寸,厚五分,方首,剡其南,以铜为之。凡景表景薄不可辨,即 以小表副之,则景墨而易度。
元祐间苏颂更作者,上置浑仪,中设浑象,旁设昏晓更筹,激水以运之。三器 一机,吻合躔度,最为奇巧。宣和间,又尝更作之。而此五仪者悉归于金。
中兴更谋制作,绍兴三年正月,工部员外郎袁正功献浑仪木样,太史局令丁师 仁始请募工铸造,且言:“东京旧仪用铜二万余,今请折半用八千斤有奇。”已而 不就,盖在廷诸臣罕通其制度者。乃召苏颂子携取颂遗书,考质旧法,而携亦不能 通也。至十四年,乃命宰臣秦桧提举铸浑仪,而以内侍邵谔专领其事,久而仪成。 三十二年,始出其二置太史局。而高宗先自为一仪置诸宫中,以测天象,其制差小, 而邵谔所铸盖祖是焉,后在钟鼓院者是也。
清台之仪,后其一在秘书省。按:仪制度:表里凡三重,其第一重曰六合仪, 阳经径四尺九寸六分,阔三寸二分,厚五分。南北正位,两面各列周天度数,南北 极出入地皆三十一度少,度阔三分。阴纬单环大小如阳经,阔三寸二分,厚一寸八 分。上置水平池,阔九分,深四分,沿环通流,亦如旧制。内外八干、十二枝,画 艮、巽、坤、乾卦于四维。第二重曰三辰仪,径四尺三分,阔二寸二分,厚五分。 釭钏刻画如阳经。赤道单环,径四尺一寸四分,阔一寸二分,厚五分。上列二十八 宿、均天度数,阔二分七厘。黄道单环,径四尺一寸四分,阔一寸二分,厚五分, 上列七十二候,均分卦策,与赤道相交,出入各二十四度弱。百刻单环,径四尺五 寸六分,阔一寸二分,厚五分,上列昼夜刻数。第三重曰四游仪,径三尺九寸,阔 一寸九分,厚五分。釭钏刻画如璿玑,度阔二分半。望筒长三尺六寸五分,内圆外 方,中通孔窍,四面阔一寸四分七厘,窥眼阔三分,夹窥径五尺三分。鳌云以负龙 柱,龙柱各高五尺二寸。十字平水台高一尺一寸七分,长五尺七寸,阔五寸二分。 水槽阔七分,深一寸二分。若水运之法与夫浑象,则不复设。
其后朱熹家有浑仪,颇考水运制度,卒不可得。苏颂之书虽在,大抵于浑象以 为详,而其尺寸多不载,是以难遽复云。旧制有白道仪以考月行,在望筒之旁。自 熙宁沈括以为无益而去之,南渡更造,亦不复设焉。
极度
极度 极星之在紫垣,为七曜、三垣、二十八宿众星所拱,是谓北极,为天之 正中。而自唐以来,历家以仪象考测,则中国南北极之正,实去极星之北一度有半, 此盖中原地势之度数也。中兴更造浑仪,而太史令丁师仁乃言:“临安府地势向南, 于北极高下当量行移易。”局官吕璨言:“浑天无量行更易之制,若用于临安与天 参合,移之他往必有差忒。”遂罢议。后十余年,邵谔铸仪,则果用临安北极高下 为之。以清台仪校之,实去极星四度有奇也。
黄赤道
黄赤道 占天之法,以二十八宿为纲维,分列四方,南北去极各九十有一度有 奇,南低而北昂,去地各三十有六度,一定不易者,名之曰赤道。以日躔半在赤道 内,半在赤道外,出入内外极远者皆二十有四度,以其行赤道之中者名之曰黄道。 凡五纬皆随日由黄道行,惟月之行有九道,四时交会归于黄道而转变焉,故有青、 黑、白、赤四者之异名。
夫赤道终古不移,则星舍宜无盈缩矣。然自唐一行作《大衍历》,以仪揆测之, 得毕、觜、参、鬼四宿,分度与古不同。皇祐初,日官周琮以新仪测候,与唐一行 尤异。绍圣二年,清台以赤道度数有差,复命考正。惟牛、室、尾、柳四宿与旧法 合,其他二十四宿躔度或多或寡。盖天度之不齐,古人特纪其大纲,后世渐极于精 密也。
若夫黄道横络天体,列宿躔度自随岁差而增减。中兴以来,用《统元》、《纪 元》及《乾道》、《淳熙》、《开禧》、《统天》、《会元》,每一历更一黄道, 其多寡之异有不可胜载者,而步占家亦随各历之躔度焉。
中星
中星 四时中星见于《尧典》,盖圣人南面而治天下,即日行而定四时,虚、 鸟、火、昴之度在天,夷隩析因之候在人,故《书》首载之,以见授时为政之大也。 而后世考验冬至之日,尧时躔虚,至于三代则躔于女,春秋时在牛,至后汉永元已 在斗矣。大略六十余年辄差一度。开禧占测已在箕宿,校之尧时,几退四十余度。 盖自汉太初至今,已差一气有余。而太阳之躔十二次,大约中气前后,乃得本月宫 次。盖太阳日行一度,近岁《纪元历》定岁差,约退一分四十余秒。盖太阳日行一 度而微迟缓,一年周天而微差,积累分秒而躔度见焉。历家考之,万五千年之后, 所差半周天,寒暑将易位,世未有知其说者焉。
土圭
土圭 《周官》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正日景,以求地中。而冯相氏春夏致日,秋冬致月,以辨四时之叙。汉之造历必先定东西,立晷仪,唐诏太史测天下之晷,盖校定日景,推验气节,必先乎此也。宋朝测景在浚仪之岳台,崇宁间姚舜辅造《纪元历》,求岳台晷景,冬至后初限六十二日二十二分。盖立八尺之表,俟圭尺上正八尺之景去冬至多寡日辰,立为初限,用减二至,得一百二十日四十二分为夏至后初限,以为后法。盖冬至之景,长短实与岁差相应,而地里远近古今亦不同焉。中兴后,清台亦立晷圭,如汴京之制,冬至必测验焉。《统天历》、《开禧历》亦皆以六十二日数分为冬至初限,而议者谓临安之晷景当与岳台异。或谓当立八尺之表,俟圭景上八尺之景在四十九日有奇,当用四十九日五分为临安冬至后初限,用减二至限,得一百三十三日有奇为夏至后初限。参合天道,其法为密焉。然土圭之法本以致日景,求地中,而表景不应,灾祥系焉。占家知之,而亦不能知其所以然也。
作品简介:《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2年的史事。《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于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作品简介:《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汉朝东汉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汉朝东汉时期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
作品简介:《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晋朝西晋时期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为了避免曹魏的《魏书》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魏书》相互混淆,北宋王朝在咸平六年(1003年)将三书合为一书,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设有史官,仅有陈寿在蜀为官收集,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这虽使《三国志》拥有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关键人物记载史料不足的缺点。《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也倍加赞赏,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今。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写“董昭等劝太祖都许”,提到了这样的细节,迁都许昌曹操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这就是微词了。《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如今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
作品简介:《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该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东汉末年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晋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
作品简介:《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南朝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宋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宋书》列传名录有姓名者,凡二百三十余人。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作品简介:《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南朝皇族梁萧子显所撰的历史书,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书中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作品简介:《梁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唐初姚察、姚思廉撰纪传体史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两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弊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南史》相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作品简介:《陈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唐代姚思廉所著,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
作品简介:《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题材,是北朝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中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魏书》共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1卷。《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作品简介:《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唐朝史学家李百药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该作品共50卷,纪8卷,列传42卷。作品记载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后五十余年史实,而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李百药撰。它虽以记载北朝北齐的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和列传四十二卷。《北齐书》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经历了三个朝代(北齐、隋、唐)、共六十多年时间。《北齐书》成书前李百药先后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和三年(公元629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父撰《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
作品简介:《周书》,中国历代正史之一,记载了周书四卷为天像地之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由唐朝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成书于贞观十年。共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周书》,唐代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周书》共五十卷,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贞观十年与《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同时进呈皇家。本书记载了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作品简介:《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唐代魏征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隋书》志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制度,分段叙述。《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关于《隋书》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乱,《旧唐书》记载“魏徽等撰”。而刘知几《史通》则说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共同撰成。还有题为长孙无忌撰述的。这是因为参加《隋书》撰述的人很多,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开始以魏徵为其主编,后来魏徵死了,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完成未完成的部分。《隋书》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志。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中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中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中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作品简介:《南史》,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繁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记载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大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
作品简介:《北史》二十四史之一。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丙戌年))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了解了上面这些基本情况,对于怎样读《南史》《北史》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在二十五史中,《史记》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齐、梁、陈四个皇朝的历史,《北史》是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它们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故可视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李延寿说,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当然不只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讲到《南史》《北史》时,把它们都归于“《史记》之流”。这说明前人就很重视《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点。《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作品简介:《旧唐书》属于史类文学作品,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作品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署名后晋刘昫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浙江余姚人闻人诠在苏州征借到当地人士所藏《旧唐书》,请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在苏州府学里对书稿作校对并开版印刷(工作到一半时,闻人诠离开苏州,但此事在多方支持下继续进行),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尽管《旧唐书》存在着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作品简介:《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
作品简介:《旧五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成书于北宋,原名是《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书中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旧五代史》五代各自为书。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作品简介:《新五代史》是宋欧阳修撰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近人褒贬不一。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其文学成就为世所公认。欧阳修杰出的文学才能在《新五代史》中有很好的体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文笔可谓出类拔萃,全书显出平易通畅、简洁有力的风格和笔削润饰功力的深厚,可与《史记》相媲美,其中的《伶官传序》、《宦者传论》亦为后代所传诵,做到了文史的有机结合。……
作品简介:《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宋史》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宋史》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作品简介:《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年~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1124年~1218年)。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缺陷虽多,但毕竟还是现存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由于耶律俨《辽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作品简介:《金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金朝的始末。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1344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元朝脱脱等主持编修的《金史》,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
作品简介:《元史》,中国“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元朝中国历史事件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1370年。宋濂(1310-1381)、王袆(1321-1373)遵照皇帝朱元璋的诏令,主持编修。《元史》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元史》中的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有十四卷之多,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有十卷之多。《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元史》的列传有类传十四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类传中以《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所记的人物最多,说明宋以来封建的思想统治在逐步加强。《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元史》的史料来源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
作品简介:《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纂修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纂修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作品简介:《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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