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饶,元和宰相吉甫子也。少力于学,既冠,卓荦有大节。不喜与 诸生试有司,以廕补校书郎。河东张弘靖辟为掌***。府罢,召拜监察御史。
穆宗即位,擢翰林学士。帝为太子时,已闻吉甫名,由是顾德裕厚,凡号令大 典册,皆更其手。数召见,赉奖优华。帝怠荒于政,故戚里多所请丐,挟宦人讠冋 禁中语,关托大臣。德裕建言:“旧制,驸马都尉与要官禁不往来。开元中,诃督 尤切,今乃公至宰相及大臣私第。是等无佗材,直泄漏禁密,交通中外耳。请白事 宰相者,听至中书,无辄诣第。”帝然之。再进中书舍人。未几,授御史中丞。
始,吉甫相宪宗,牛僧孺、李宗闵对直言策,痛诋当路,条失政。吉甫诉于帝, 且泣,有司皆得罪,遂与为怨。吉甫又为帝谋讨两河叛将,李逢吉沮解其言,功未 既而吉甫卒,裴度实继之。逢吉以议不合罢去,故追衔吉甫而怨度,摈德裕不得进。 至是,间帝暗庸,讠木度使与元稹相怨,夺其宰相而己代之。欲引僧孺益树党,乃 出德裕为浙西观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结矣。
初,润州承王国清乱,窦易直倾府库赉军,赀用空殚,而下益骄。德裕自检约, 以留州财赡兵,虽俭而均,故士无怨。再期,则赋物储牜刃。南方信禨巫,虽父母 疠疾,子弃不敢养。德裕择长老可语者,谕以孝慈大伦,患难相收不可弃之义,使 归相晓敕,违约者显置以法。数年,恶俗大变。又按属州非经祠者,毁千余所,撤 私邑山房千四百舍,寇无所廋蔽。天子下诏褒扬。
敬宗立,侈用无度,诏浙西上脂朅妆具,德裕奏:“比年旱灾,物力未完。乃 三月壬子赦令,常贡之外,悉罢进献。此陛下恐聚敛之吏缘以成奸,雕窭之人不胜 其敝也。本道素号富饶,更李锜、薛苹,皆榷酒于民,供有羡财。元和诏书停榷酤, 又赦令禁诸州羡余无送使。今存者惟留使钱五十万缗,率岁经费常少十三万,军用 褊急。今所须脂朅妆具,度用银二万三千两,金百三十两,物非土产,虽力营索, 尚恐不逮。愿诏宰相议,何以俾臣不违诏旨,不乏军兴,不疲人,不敛怨,则前敕 后诏,咸可遵承。”不报。方是时,罢进献,不阅月,而求贡使者足相接于道,故 德裕推一以讽它。
又诏索盘绦缭绫千匹,复奏言:“太宗时,使至凉州,见名鹰,讽李大亮献之, 大亮谏止,赐诏嘉叹。玄宗时,使者抵江南捕、翠鸟,汴州刺史倪若水言之, 即见褒纳。皇甫询织半臂、造琵琶捍拨、镂牙筩于益州,苏颋不奉诏,帝不加罪。 夫、镂牙,微物也。二三臣尚以劳人损德为言,岂二祖有臣如此,今独无之? 盖有位者蔽而不闻,非陛下拒不纳也。且立鹅天马,盘绦掬豹,文彩怪丽,惟乘舆 当御。今广用千匹,臣所未谕。昔汉文身衣弋绨,元帝罢轻纤服,故仁德慈俭,至 今称之。愿陛下师二祖容纳,远思汉家恭约,裁赐节减,则海隅苍生毕受赐矣。” 优诏为停。
自元和后,天下禁毋私度僧。徐州王智兴绐言天子诞月,请筑坛度人以资福, 诏可。即显募江淮间,民皆曹辈奔走,因牟撷其财以自入。德裕劾奏:“智兴为坛 泗州,募愿度者,人输钱二千,则不复勘诘,普加髡落。自淮而右,户三丁男,必 一男剔发,规影傜赋,所度无算。臣阅度江者日数百,苏、常齐民,十固八九,若 不加禁遏,则前至诞月,江淮失丁男六十万,不为细变。”有诏徐州禁止。
时帝昏荒,数游幸,狎比群小,听朝简忽。德裕上《丹扆六箴》,表言:“ ‘心乎爱矣,遐不谓矣’,此古之贤人笃于事君者也。夫迹疏而言亲者危,地远而 意忠者忤。臣窃惟念拔自先圣,遍荷宠私,不能竭忠,是负灵鉴。臣在先朝,尝献 《大明赋》以讽,颇蒙嘉采。今日尽节明主,亦由是也。”其一曰《宵衣》,讽视 朝希晚也;二曰《正服》,讽服御非法也;三曰《罢献》,讽敛求怪珍也;四曰 《纳诲》,讽侮弃忠言也;五曰《辨邪》,讽任群小也;六曰《防微》,讽伪游轻 出也。辞皆明直婉切。帝虽不能用其言,犹敕韦处厚谆谆作诏,厚谢其意。然为逢 吉排笮,讫不内徙。
时亳州浮屠诡言水可愈疾,号曰“圣水”,转相流闻,南方之人,率十户僦一 人使往汲。既行若饮,病者不敢近荤血,危老之人率多死。而水斗三十千,取者益 它汲,转鬻于道,互相欺訹,往者日数十百人。德裕严勒津逻捕绝之,且言:“昔 吴有圣水,宋、齐有圣火,皆本妖祥,古人所禁。请下观察使令狐楚填塞,以绝妄 源。”从之。帝方惑佛老,祷福祈年,浮屠方士,并出入禁中。狂人杜景先上言, 其友周息元寿数百岁,帝遣宦者至浙西迎之,诏在所驰驿敦遣。德裕上疏曰:“道 之高者,莫若广成、玄元;人之圣者,莫若轩辕、孔子。昔轩辕问广成子治身之要, 曰:‘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形将自正。无劳子形,无摇子精,乃可长生。慎守其 一,以处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岁矣,形未尝衰。’又曰:‘得吾道者上为皇,下 为王。’玄元语孔子曰:‘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 陛下脩轩后之术,物色异人,若使广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无出于此。 臣虑今所得者,皆迂怪之士,使物淖冰,以小术欺聪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 世天子虽好方士,未有御其药者。故汉人称黄金可成,以为饮食器则寿。高宗时刘 道合、玄宗时孙甑生皆能作黄金,二祖不之服,岂非以宗庙为重乎?傥必致真隐, 愿止师保和之术,慎毋及药,则九庙尉悦矣。”息元果诞谲不情,自言与张果、叶 静能游。帝诏画工肖状为图以观之,终帝世无它验。文宗即位,乃逐之。
太和三年,召拜兵部侍郎。裴度荐材堪宰相,而李宗闵以中人助,先秉政,且 得君,出德裕为郑滑节度使,引僧孺协力,罢度政事。二怨相济,凡德裕所善,悉 逐之。于是二人权震天下,党人牢不可破矣。
逾年,徙剑南西川。蜀自南诏入寇,败杜元颖,而郭钊代之,病不能事,民失 职,无聊生。德裕至,则完残奋怯,皆有条次。成都既南失姚、协,西亡维、松, 由清溪下沫水而左,尽为蛮有。始,韦皋招来南诏,复巂州,倾内资结蛮好,示以 战阵文法。德裕以皋启戎资盗,其策非是,养成痈疽,第未决耳。至元颖时,遇隙 而发,故长驱深入,蹂剔千里,荡无孑遗。今瘢夷尚新,非痛矫革,不能刷一方耻。 乃建筹边楼,按南道山川险要与蛮相入者图之左,西道与吐蕃接者图之右。其部落 众寡,馈餫远迩,曲折咸具。乃召习边事者与之指画商订,凡虏之情伪尽知之。又 料择伏瘴旧獠与州兵之任战者,废遣狞耄什三四,士无敢怨。又请甲人于安定,弓 人河中,弩人浙西。繇是蜀之器械皆犀锐。率户二百取一人,使习战,贷勿事,缓 则农,急则战,谓之“雄边子弟”。其精兵曰南燕保义、保惠、两河慕义、左右连 弩;骑士曰飞星、鸷击、奇锋、流电、霆声、突骑。总十一军。筑杖义城,以制大 度、青溪关之阻;作御侮城,以控荣经犄角势;作柔远城,以厄西山吐蕃;复邛崃 关,徙巂州治台登,以夺蛮险。
旧制,岁抄运内粟赡黎、巂州,起嘉、眉,道阳山江,而达大度,乃分饷诸戍。 常以盛夏至,地苦瘴毒,辇夫多死。德裕命转邛、雅粟,以十月为漕始,先夏而至, 以佐阳山之运,馈者不涉炎月,远民乃安。蜀人多鬻女为人妾,德裕为著科约:凡 十三而上,执三年劳;下者,五岁;及期则归之父母。毁属下浮屠私庐数千,以地 予农。蜀先主祠旁有猱村,其民剔发若浮屠者,畜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蜀风 大变。
于是二边浸惧,南诏请还所俘掠四千人,吐蕃维州将悉怛谋以城降。维距成都 四百里,因山为固,东北繇索丛岭而下二百里,地无险,走长川不三千里,直吐蕃 之牙,异时戍之,以制虏入者也。德裕既得之,即发兵以守,且陈出师之利。僧孺 居中沮其功,命返悉怛谋于虏,以信所盟,德裕终身以为恨。会监军使王践言入朝, 盛言悉怛谋死,拒远人向化意。帝亦悔之,即以兵部尚书召,俄拜中书门下平章事, 封赞皇县伯。
故事,丞郎诣宰相,须少间乃敢通,郎官非公事不敢谒。李宗闵时,往往通宾 客。李听为太子太傅,招所善载酒集宗闵阁,酣醉乃去。至德裕,则喻御史:“有 以事见宰相,必先白台乃听。凡罢朝,由龙尾道趋出。”遂无辄至阁者。又罢京兆 筑沙堤、两街上朝卫兵。常建言:“朝廷惟邪正二途,正必去邪,邪必害正。然其 辞皆若可听,愿审所取舍。不然,二者并进,虽圣贤经营,无繇成功。”俄而宗闵 罢,德裕代为中书侍郎、集贤殿大学士。始,二省符江淮大贾,使主堂厨食利,因 是挟赀行天下,所至州镇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德裕一切罢之。
后帝暴感风,害语言。郑注始因王守澄以药进,帝少间,又荐李训使待诏,帝 欲授谏官,德裕曰:“昔诸葛亮有言:‘亲贤臣,远小人,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 人,远贤士,后汉所以倾颓也。’今训小人,顷咎恶暴天下,不宜引致左右。”帝 曰:“人谁无过,当容其改。且逢吉尝言之。”对曰:“圣贤则有改过,若训天资 奸邪,尚何能改?逢吉位宰相,而顾爱凶回,以累陛下,亦罪人也。”帝语王涯别 与官,德裕摇手止涯,帝适见,不怿,训、注皆怨,即复召宗闵辅政,拜德裕为兴 元节度使。入见帝,自陈愿留阙下,复拜兵部尚书。宗闵奏:“命已行,不可止。” 更徙镇海军以代王璠。
先是太和中,漳王养母杜仲阳归浙西,有诏在所存问。时德裕被召,乃檄留后 使如诏书。璠入为尚书左丞,而漳王以罪废死,因与户部侍郎李汉共谮德裕尝赂仲 阳导王为不轨。帝惑其言,召王涯、李固言、路隋质之,注、璠、汉三人者语益坚, 独隋言:“德裕大臣,不宜有此。”谗焰少衰。遂贬德裕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 复贬袁州长史,隋亦免宰相。未几,宗闵以罪斥,而注、训等乱败。帝追悟德裕以 诬构逐,乃徙滁州刺史。又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开成初,帝从容语宰相:“朝廷 岂有遗事乎?”众皆以宋申锡对。帝俯首涕数行下,曰:“当此时,兄弟不相保, 况申锡邪?有司为我褒显之。”又曰:“德裕亦申锡比也。”起为浙西观察使。后 对学士禁中,黎埴顿首言:“德裕与宗闵皆逐,而独三进官。”帝曰:“彼尝进郑 注,而德裕欲杀之,今当以官与何人?”埴惧而出。又指坐扆前示宰相曰:“此德 裕争郑注处。”
德裕三在浙西,出入十年,迁淮南节度使,代牛僧孺。僧孺闻之,以军事付其 副张鹭,即驰去。淮南府钱八十万缗,德裕奏言止四十万,为鹭用其半。僧孺诉于 帝,而谏官姚合、魏谟等共劾奏德裕挟私怨沮伤僧孺,帝置章不下,诏德裕覆实。 德裕上言:“诸镇更代,例杀半数以备水旱、助军费。因索王播、段文昌、崔从相 授簿最具在。惟从死官下,僧孺代之,其所杀数最多。”即自劾“始至镇,失于用 例,不敢妄”,遂待罪,有诏释之。
武宗立,召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既入谢,即进戒帝:“辨邪正, 专委任,而后朝廷治。臣尝为先帝言之,不见用。夫正人既呼小人为邪,小人亦谓 正人为邪,何以辨之?请借物为谕,松柏之为木,孤生劲特,无所因倚。萝茑则不 然,弱不能立,必附它木。故正人一心事君,无待于助。邪人必更为党,以相蔽欺。 君人者以是辨之,则无惑矣。”又谓治乱系信任,引齐桓公问管仲所以害霸者,仲 对琴瑟笙竽、弋猎驰骋,非害霸者;惟知人不能举,举不能任,任而又杂以小人, 害霸也。“太、玄、德、宪四宗皆盛朝,其始临御,自视若尧、舜,浸久则不及初, 陛下知其然乎?始一委辅相,故贤者得尽心。久则小人并进,造党与,乱视听,故 上疑而不专。政去宰相则不治矣。在德宗最甚,晚节宰相惟奉行诏书,所与图事者, 李齐运、裴延龄、韦渠牟等,讫今谓之乱政。夫辅相有欺罔不忠,当亟免,忠而材 者属任之。政无它门,天下安有不治?先帝任人,始皆回容,积纤微以至诛贬。诚 使虽小过必知而改之,君臣无猜,则谗邪不干其间矣。”又言:“开元初,辅相率 三考辄去,虽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权乃十九年,遂及祸败。是知亟进 罢宰相,使政在中书,诚治本也。”
帝尝疑杨嗣复、李珏顾望不忠,遣使杀之。德裕知帝性刚而果于断,即率三宰 相见延英,呜咽流涕曰:“昔太宗、德宗诛大臣,未尝不悔。臣欲陛下全活之,无 异时恨。使二人罪恶暴著,天下共疾之。”帝不许,德裕伏不起。帝曰:“为公等 赦之。”德裕降拜升坐。帝曰:“如令谏官论争,虽千疏,我不赦。”德裕重拜。 因追还使者,嗣复等乃免。
时帝数出畋游,暮夜乃还,德裕上言;“人君动法于日,故出而视朝,入而燕 息。《传》曰:‘君就房有常节。’惟深察古谊,毋继以夜。侧闻五星失度,恐天 以是勤勤儆戒。《诗》曰:‘敬天之渝,不敢驰驱。’愿节田游,承天意。”寻册 拜司空。
回鹘自开成时为黠戛斯所破。会昌后,乌介可汗挟公主牙塞下,种族大饥,以 弱口、重器易粟于边。退浑、党项利虏掠,因天德军使田牟上言,愿以部落兵击之。 议者请可其言。德裕曰:“回鹘于国尝有功,以穷来归,未辄扰边,遽伐之,非汉 宣帝待呼韩之义。不如与之食,以待其变。”陈夷行曰:“资盗粮,非计也,不如 击之便。”德裕曰:“沙陀、退浑,不可恃也。夫见利则进,遇敌则走,杂虏之常 态,孰肯为国家用邪?天德兵素弱,以一城与劲虏确,无不败。请诏牟无听诸戎计。” 帝于是贷粟二万斛。
会嗢没斯杀赤心以降,赤心兵溃去。于是回鹘势穷,数丐羊马,欲藉兵复故地, 又愿假天德城以舍公主,帝不许。乃进逼振武保大栅杷头峰,以略朔川,转战云州, 刺史张献节婴城不出。回鹘乃大掠,党项、退浑皆保险莫敢拒。帝益知向不许田牟 用二部兵之效,乃复问以计,德裕曰:“杷头峰北皆大碛,利用骑,不可以步当之。 今乌介所恃,公主尔,得健将出奇夺还之,王师急击,彼必走。今锐将无易石雄者, 请以籓浑劲卒与汉兵衔枚夜击之,势必得。”帝即以方略授刘沔,令雄邀击可汗于 杀胡山,败之,迎公主还,回鹘遂败。进位司徒。
黠戛斯遣使来,且言攻取安西、北庭,帝欲从黠戛斯求其地,德裕曰:“不可。 安西距京师七千里,北庭五千里。异时繇河西、陇右抵玉门关,皆我郡县,往往有 兵,故能缓急调发。自河、陇入吐蕃,则道出回鹘。回鹘今破灭,未知黠戛斯果有 其地邪?假令安西可得,即复置都护,以万人往戍,何所兴发,何道馈輓?彼天德、 振武于京师近,力犹苦不足,况七千里安西哉?臣以为纵得之,无用也。昔汉魏相 请罢田车师,贾捐之请弃珠崖,近狄仁杰亦请弃四镇及安东,皆不愿贪外以耗内。 此三臣者,当全盛时,尚欲弃割以肥中国,况久没甚远之地乎?是持实费,市虚事, 灭一回鹘,而又生之。”帝乃止。
泽潞刘从谏死,其从子稹擅留事,以邀节度,德裕曰:“泽潞内地,非河朔比, 昔皆儒术大臣守之。李抱真始建昭义军,最有功,德宗尚不许其子继。及刘悟死, 敬宗方怠于政,遂以符节付从谏。太和时,擅兵长子,阴连训、注,外托效忠,请 除君侧。及有狗马疾,谢医拒使,便以兵属稹。舍而不讨,无以示四方。”帝曰: “可胜乎?”对曰:“河朔,稹所恃以脣齿也。如令魏、镇不与,则破矣。夫三镇 世嗣,列圣许之。请使近臣明告:‘以泽潞命帅,不得视三镇,今朕欲诛稹,其各 以兵会。’”帝然之。乃以李回持节谕王元逵、何弘敬,皆听命。始议用兵,中外 交章固争,皆曰:“悟功高,不可绝其嗣。又从谏畜兵十万,粟支十年,未可以破 也。”它宰相亦弇婀趋和,德裕独曰:“诸葛亮言曹操善为兵,犹五攻昌霸,三 越漅,况其下哉?然赢缩胜负,兵家之常,惟陛下圣策先定,不以小利钝为浮议所 摇,则有功矣。有如不利,臣请以死塞责!”帝忿然曰:“为我语于朝,有沮吾军 议者,先诛之!”群论遂息。元逵兵已出,而弘敬逗留持两端。德裕建遣王宰以陈、 许精甲,假道于魏以伐磁。弘敬闻,遽勒兵请自涉漳取磁、潞。
会横水戍兵叛,入太原,逐其帅李石,奉裨将杨弁主留事。方是时,稹未下, 朝廷益为忧。议者颇言兵皆可罢。帝遣中人马元实如太原,侦其变。弁厚贿中人, 帐饮三日。还,谬曰:“弁兵多,属明光甲者十五里。”德裕诘曰:“李石以太原 无兵,故调横水卒千五百使戍榆社,弁因以乱,渠能列卒如此多邪?”则曰:“晋 人勇,皆兵也,募而得之。”德裕曰:“募士当以财,李石以人欠一缣,故兵乱, 石无以索之,弁何得邪?太原一铠一戟,举送行营,安致十五里明光乎?”使者语 塞。德裕即奏:“弁贱伍,不可赦。如力不足,请舍稹而诛弁。”遽趣王逢起榆社 军,诏元逵趋土门,会太原。河东监军吕义忠闻,即日召榆社卒入斩弁,献首京师。
德裕每疾贞元、太和间有所讨伐,诸道兵出境,即仰给度支,多迁延以困国力。 或与贼约,令懈守备,得一县一屯以报天子,故师无大功。因请敕诸将,令直取州, 勿攻县。故元逵等下邢、洺、磁,而稹气索矣。俄而高文端归命,称稹粮乏,皆女 子挼穟哺兵。未几,郭谊持稹首降。帝问:“何以处谊?”德裕曰:“稹竖子,安 知反?职谊为之。今三州已降,而稹穷蹙,又贩其族以邀富贵,不诛,后无以惩恶。” 帝曰:“朕意亦尔。”因诏石雄入潞,尽取谊等及尝为稹用者,悉诛之。策功拜太 尉,进封赵国公。德裕固让,言:“唐兴,太尉惟七人,尚父子仪乃不敢拜。近王 智兴、李载义皆超拜保、傅,盖重惜此官。裴度为司徒十年,亦不迁,臣愿守旧秩 足矣。”帝曰:“吾恨无官酬公,毋固辞。”德裕又陈:“先臣封于赵,冢孙宽中 始生,字曰三赵,意将传嫡,不及支庶。臣前益封,已改中山。臣先世皆尝居汲, 愿得封卫。”从之,遂改卫国公。
帝尝从容谓宰相曰:“有人称孔子其徒三千亦为党,信乎?”德裕曰:“昔刘 向云:‘孔子与颜回、子贡更相称誉,不为朋党;禹、稷与皋陶转相汲引,不为比 周。无邪心也。’臣尝以共、鮌、驩兜与舜、禹杂处尧朝,共工、驩兜则为党,舜、 禹不为党。小人相与比周,迭为掩蔽也。贤人君子不然,忠于国则同心,闻于义则 同志,退而各行其己,不可交以私。赵宣子、随会继而纳谏,司马侯、叔向比以事 君,不为党也。公孙弘每与汲黯请间,黯先发之,弘推其后,武帝所言皆听。黯、 弘虽并进,然廷诘齐人少情,讥其布被为诈,则先发后继,不为党也。太宗与房玄 龄图事,则曰非杜如晦莫能筹之。及如晦在焉,亦推玄龄之策。则同心图国,不为 党也。汉硃博、陈咸相为腹心,背公死党。周福、房植各以其党相倾,议论相轧, 故朋党始于甘陵二部。及甚也,谓之钩党,继受诛夷。以王制言之,非不幸也。周 之衰,列国公子有信陵、平原、孟尝、春申,游谈者以四豪为称首,亦各有客三千, 务以谲诈势利相高;仲尼之徒,唯行仁义。今议者欲以比之,罔矣。臣未知所谓党 者,为国乎?为身乎?诚为国邪,随会、叔向、汲黯、房、杜之道可行,不必党也。 今所谓党者,诬善蔽忠,附下罔上,车马驰驱,以趋权势,昼夜合谋,美官要选, 悉引其党为之,否则抑压以退。仲尼之徒,有是乎?陛下以是察之,则奸伪见矣。”
时韦弘质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钱谷。”德裕奏言:“管仲明于治国,其语曰: ‘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君尊,君尊国安。治人之本,莫要于令。’故曰‘亏 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无赦。’又曰: ‘令在上而论可否在下,是主威下系于人也。’太和后,风俗浸敝,令出于上,非 之在下。此敝不止,无以治国。匡衡曰:‘大臣者,国家股肱,万姓所瞻仰,明主 所慎择也。’《传》曰:‘下轻其上爵,贱人图柄臣,则国家摇动而人不静。’今 弘质为人所教而言,是图柄臣者也。且萧望之,汉名儒,为御史大夫,奏云:‘岁 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宣帝以望之意轻丞相,下有司诘问。贞观中,监察御 史陈师合上言:‘人之思虑有限,一人不可总数职。’太宗曰:‘此欲离间我君臣。’ 斥之岭外。臣谓宰相有奸谋隐慝,则人人皆得上论。至于制置职业,人主之柄,非 小人所得干。古者朝廷之士,各守官业,思不出位。弘质贱臣,岂得以非所宜言妄 触天听!是轻宰相。陛下照其邪计,从党人中来,当遏绝之。”德裕大意,欲朝廷 尊,臣下肃,而政出宰相,深疾朋党,故感愤切言之。
又尝谓:“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能简冗官,诚治本也。”乃请罢郡 县吏凡二千余员,衣冠去者皆怨。时天下已平,数上疏乞骸骨,而星家言荧惑犯上 相,又恳丐去位,皆不许。当国凡六年,方用兵时,决策制胜,它相无与,故威名 独重于时。宣宗即位,德裕奉册太极殿。帝退谓左右曰:“向行事近我者,非太尉 邪?每顾我,毛发为森竖。”翌日,罢为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荆南节度 使。俄徙东都留守。白敏中、令狐綯、崔铉皆素仇,大中元年,使党人李咸斥德裕 阴事。故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再贬潮州司马。明年,又导吴汝纳讼李绅杀吴湘事, 而大理卿卢言、刑部侍郎马植、御史中丞魏扶言:“绅杀无罪,德裕徇成其冤,至 为黜御史,罔上不道。”乃贬为崖州司户参军事。明年,卒,年六十三。德裕既没, 见梦令狐綯曰:“公幸哀我,使得归葬。”綯语其子滈,滈曰:“执政皆共憾,可 乎?”既夕,又梦,綯惧曰:“卫公精爽可畏,不言,祸将及。”白于帝,得以丧 还。
德裕性孤峭,明辩有风采,善为文章。虽至大位,犹不去书。其谋议援古为质, 衮衮可喜。常以经纶天下自为,武宗知而能任之,言从计行,是时王室几中兴。
先是,韩全义败于蔡,杜叔良败于深,皆监军宦人制其权,将不得专进退,诏 书一日三四下,宰相不豫。又诸道锐兵票士,皆监军取以自随,每督战,乘高建旗 自表,师小不胜,辄卷旗去,大兵随以北。繇是王师所向多负。至讨回鹘、泽潞, 德裕建请诏书付宰司乃下,监军不得干军要,率兵百人取一以为卫。自是,号令明 壹,将乃有功。
元和后数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继火,乃得罢。德裕在位,虽遽书警奏,皆从 容裁决,率午漏下还第,休沐辄如令,沛然若无事时。其处报机急,帝一切令德裕 作诏,德裕数辞,帝曰:“学士不能尽吾意。”伐刘稹也,诏王元逵、何弘敬曰: “勿为子孙之谋,存辅车之势。”元逵等情得,皆震恐思效。已而三州降,贼遂平。 帝每称魏博功,则顾德裕道诏语,咨其切于事而能伐谋也。三镇每奏事,德裕引使 者戒敕为忠义,指意丁宁,使归各为其帅道之,故河朔畏威不敢慢。后除浮屠法, 僧亡命多趣幽州,德裕召邸吏戒曰:“为我谢张仲武,刘从谏招纳亡命,今视之何 益?”仲武惧,以刀授居庸关吏曰:“僧敢入者,斩!”
帝既数讨叛有功,德裕虑忲于武,不可戢,即奏言:“曹操破袁绍于官渡,不 追奔,自谓所获已多,恐伤威重。养由基古善射者,柳叶虽百步必中,观者曰: ‘不如少息,若弓拨矢钩,前功皆弃。’陛下征伐无不得所欲,愿以兵为戒,乃可 保成功。”帝嘉纳其言。方士赵归真以术进,德裕谏曰:“是尝敬宗时以诡妄出入 禁中,人皆不愿至陛下前。”帝曰:“归真我自识,顾无大过,召与语养生术尔。” 对曰:“小人于利,若蛾赴烛。向见归真之门,车辙满矣。”帝不听。于是挟术诡 时者进,帝志衰焉。
所居安邑里第,有院号“起草”,亭曰“精思”,每计大事,则处其中,虽左 右侍御不得豫。不喜饮酒,后房无声色娱。生平所论著多行于世云。
子烨,仕汴宋幕府,贬象州立山尉。懿宗时,以赦令徙郴州。余子皆从死贬所。 烨子延古,乾符中,为集贤校理,擢累司勋员外郎,还居平泉。昭宗东迁,坐不朝 谒,贬卫尉主簿。
德裕之斥,中书舍人崔嘏,字乾锡,谊士也。坐书制不深切,贬端州刺史。嘏 举进士,复以制策历刑州刺史。刘稹叛,使其党裴问戍于州,嘏说使听命,改考功 郎中,时皆谓遴赏。至是,作诏不肯巧傅以罪。吴汝纳之狱,朝廷公卿无为辨者, 惟淮南府佐魏铏就逮,吏使诬引德裕,虽痛楚掠,终不从,竟贬死岭外。又丁柔立 者,德裕当国时,或荐其直清可任谏争官,不果用。大中初,为左拾遗。既德裕被 放,柔立内愍伤之,为上书直其冤,坐阿附,贬南阳尉。
懿宗时,诏追复德裕太子少保、卫国公,赠尚书左仆射,距其没十年。
赞曰:汉刘向论朋党,其言明切,可为流涕,而主不悟,卒陷亡辜。德裕复援 向言,指质邪正,再被逐,终婴大祸。嗟乎!朋党之兴也,殆哉!根夫主威夺者下 陵,听弗明者贤不肖两进,进必务胜,而后人人引所私,以所私乘狐疑不断之隙; 是引桀、跖、孔、颜相哄于前,而以众寡为胜负矣。欲国不亡,得乎?身为名宰相, 不能损所憎,显挤以仇,使比周势成,根株牵连,贤智播奔,而王室亦衰,宁明有 未哲欤?不然,功烈光明,佐武中兴,与姚、宋等矣。
作品简介:《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2年的史事。《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于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作品简介:《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汉朝东汉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汉朝东汉时期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
作品简介:《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晋朝西晋时期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为了避免曹魏的《魏书》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魏书》相互混淆,北宋王朝在咸平六年(1003年)将三书合为一书,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设有史官,仅有陈寿在蜀为官收集,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这虽使《三国志》拥有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关键人物记载史料不足的缺点。《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也倍加赞赏,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今。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写“董昭等劝太祖都许”,提到了这样的细节,迁都许昌曹操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这就是微词了。《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如今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
作品简介:《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该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东汉末年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晋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
作品简介:《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南朝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宋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宋书》列传名录有姓名者,凡二百三十余人。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作品简介:《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南朝皇族梁萧子显所撰的历史书,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书中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作品简介:《梁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唐初姚察、姚思廉撰纪传体史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两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弊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南史》相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作品简介:《陈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唐代姚思廉所著,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
作品简介:《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题材,是北朝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中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魏书》共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1卷。《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作品简介:《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唐朝史学家李百药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该作品共50卷,纪8卷,列传42卷。作品记载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后五十余年史实,而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李百药撰。它虽以记载北朝北齐的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和列传四十二卷。《北齐书》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经历了三个朝代(北齐、隋、唐)、共六十多年时间。《北齐书》成书前李百药先后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和三年(公元629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父撰《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
作品简介:《周书》,中国历代正史之一,记载了周书四卷为天像地之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由唐朝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成书于贞观十年。共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周书》,唐代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周书》共五十卷,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贞观十年与《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同时进呈皇家。本书记载了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作品简介:《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唐代魏征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隋书》志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制度,分段叙述。《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关于《隋书》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乱,《旧唐书》记载“魏徽等撰”。而刘知几《史通》则说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共同撰成。还有题为长孙无忌撰述的。这是因为参加《隋书》撰述的人很多,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开始以魏徵为其主编,后来魏徵死了,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完成未完成的部分。《隋书》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志。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中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中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中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作品简介:《南史》,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繁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记载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大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
作品简介:《北史》二十四史之一。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丙戌年))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了解了上面这些基本情况,对于怎样读《南史》《北史》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在二十五史中,《史记》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齐、梁、陈四个皇朝的历史,《北史》是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它们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故可视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李延寿说,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当然不只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讲到《南史》《北史》时,把它们都归于“《史记》之流”。这说明前人就很重视《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点。《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作品简介:《旧唐书》属于史类文学作品,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作品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署名后晋刘昫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浙江余姚人闻人诠在苏州征借到当地人士所藏《旧唐书》,请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在苏州府学里对书稿作校对并开版印刷(工作到一半时,闻人诠离开苏州,但此事在多方支持下继续进行),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尽管《旧唐书》存在着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作品简介:《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
作品简介:《旧五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成书于北宋,原名是《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书中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旧五代史》五代各自为书。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作品简介:《新五代史》是宋欧阳修撰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近人褒贬不一。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其文学成就为世所公认。欧阳修杰出的文学才能在《新五代史》中有很好的体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文笔可谓出类拔萃,全书显出平易通畅、简洁有力的风格和笔削润饰功力的深厚,可与《史记》相媲美,其中的《伶官传序》、《宦者传论》亦为后代所传诵,做到了文史的有机结合。……
作品简介:《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宋史》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宋史》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作品简介:《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年~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1124年~1218年)。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缺陷虽多,但毕竟还是现存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由于耶律俨《辽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作品简介:《金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金朝的始末。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1344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元朝脱脱等主持编修的《金史》,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
作品简介:《元史》,中国“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元朝中国历史事件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1370年。宋濂(1310-1381)、王袆(1321-1373)遵照皇帝朱元璋的诏令,主持编修。《元史》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元史》中的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有十四卷之多,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有十卷之多。《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元史》的列传有类传十四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类传中以《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所记的人物最多,说明宋以来封建的思想统治在逐步加强。《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元史》的史料来源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
作品简介:《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纂修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纂修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作品简介:《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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