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贽
陆贽,字敬舆,苏州嘉兴人。十八第进士,中博学宏辞。调郑尉,罢归。寿州 刺史张镒有重名,贽往见,语三日,奇之,请为忘年交。既行,饷钱百万,曰: “请为母夫人一日费。”贽不纳,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赐?”以书判拔 萃补渭南尉。
德宗立,遣黜陟使庾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贽说使者,请以五术省风俗,八计听 吏治,三科登隽义,四赋经财实,六德保罢瘵,五要简官事。五术曰:“听谣诵审 其哀乐,纳市贾观其好恶,讯簿书考其争讼,览车服等其俭奢,省作业察其趣舍。” 八计曰:“视户口丰耗以稽抚字,视垦田赢缩以稽本末,视赋役薄厚以稽廉冒,视 案籍烦简以稽听断,视囚系盈虚以稽决滞,视奸盗有无以稽禁御,视选举众寡以稽 风化,视学校兴废以稽教导。”三科曰:“茂异,贤良,干蛊。”四赋曰:“阅稼 以奠税,度产以衰征,料丁壮以计庸,占商贾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 救疾,恤孤,赈贫穷,任失业。”五要曰:“废兵之冗食,蠲法之挠人,省官之不 急,去物之无用,罢事之非要。”时皆韪其言。迁监察御史。
帝在东宫,已闻其名矣,召为翰林学士。会马燧讨贼河北,久不决,请济师; 李希烈寇襄城。诏问策安出,贽言:
劳于服远,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今幽、燕、恒、魏之势缓而祸 轻,汝、洛、荥、汴之势急而祸重。田悦覆败之余,无复远略,王武俊有勇无谋, 硃滔多疑少决,互相制劫,急则合力,退则背憎,不能有越轶之患,此谓缓也。希 烈果于奔噬,忍于伤残,据蔡、许富全之地,而益以邓、襄虏获之实,东寇则饟道 阻,北窥则都邑震,此谓急也。代、朔、邠、灵自昔之精骑,上党、盟津今之选师, 举而委之山东,将多而势分,兵广而财屈,则屯戍失于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 当汴必争地;哥舒曜之众,乌合也,扞襄城方锐之贼。本非素习,首鼠莫前,则守 御失于不足也。今若还李芃河阳以援东都,李怀光解襄城之围,专以太原、泽、潞 兵抗山东,则梁、宋安。
又言:
立国之权,在审轻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 指,小大适称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势当京邑如 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权也。是以前世转天下租税,徙郡县豪杰, 以实京师。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关中五百,举天下不敌关中,则居重驭轻之意 也。方世承平久,武备微,故禄山乘外重之势,一举而覆两京。然犹诸牧有马,州 县有粮,肃宗得以中兴。乾元后,外虞踵发,悉师东讨,故吐蕃乘虚,而先帝莫与 为御,是失驭轻之权也。既自陕还,惩艾前事,稍益禁卫,故关中有朔方、泾原、 陇右之兵以捍西戎,河东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虏。今朔方、太原众已屯山东,而神策 六军悉戍关外,将不能尽敌,则请济师。陛下为之辍边军,缺环卫,竭内厩之马、 武库之兵,占将家子以益师,赋私畜以增骑。又告乏财,则为算室庐,贷商人,设 诸榷之科,日日以甚。万有一如硃滔、李希烈负固边垒,窃发都甸者,何以备之?
夫关中,王业根本在焉。豪杰之在关中者,与籍于营卫不殊;车乘之在关中者, 与列于厩牧不殊;财用之在关中者,与贮于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 听臣计,使芃还军援洛,怀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请神策军及将家子占而东者追还 之,凡京师税间架、榷酒、抽贯、贷商、点召之令,一切停之,则端本整棼之术。
帝不纳。后泾师急变,贽言皆效。
从狩奉天,机务填总,远近调发,奏请报下,书诏日数百,贽初若不经思,逮 成,皆周尽事情,衍绎孰复,人人可晓。旁吏承写不给,它学士笔阁不得下,而贽 沛然有余。
始,帝仓卒变故,每自克责。贽曰:“陛下引咎,尧、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群 臣罪。”贽意指卢杞等。帝护杞,因曰:“卿不忍归过朕,有是言哉。然自古兴衰, 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运,恐不在人也。”贽退而上书曰:
自安史之乱,朝廷因循涵养,而诸方自擅壤地,未尝会朝。陛下将一区宇,乃 命将兴师,以讨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资奉;居者疲馈转,行者苦锋镝;去留骚然, 而闾里不宁矣。聚兵日众,供费日博,常赋不给,乃议蹙限而加敛焉;加敛既殚, 乃别配之;别配不足,于是榷算之科设,率贷之法兴。禁防滋章,吏不堪命;农桑 废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宁矣。边陲之戍以保封疆,禁卫之 旅以备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东征,边备空屈,又搜私牧、责将家以出兵籍 马。夫私牧者,元勋贵戚之门也;将家者,统帅岳牧之后也;其复除征徭旧矣。今 夺其畜牧,事其子孙,丐假以给资装,破产以营卒乘,元臣贵位,孰不解体?方且 税侯王之庐,算裨贩之缗,贵不见优,近不见异,群情嚣然而关畿不宁矣。
陛下又谓百度弛废,则持义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断失于太速,察伤于太精。 断速则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则多猜于物,而亿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 惧祸,故反侧之衅生;多猜而下妨嫌,故苟且之患作。由是叛乱继产,忿讟并兴, 非常之虞,惟人主独不闻。凶卒鼓行,白昼犯阙;重门无结草之御,环卫无谁何之 人。陛下虽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见危不能竭诚,临难不能效死,是则群臣之罪 也。
陛下方以兴衰诿之天命,亦过矣。《书》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纣之辞曰:“我生不有命在天?” 此舍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仲尼以谓:“祐者助 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是以祐之。”《易》论天人 祐助之际,必先履行,而吉凶之报象焉。此天命在人,盖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乱, 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请以近事信之。
自比兵兴,物力耗竭。人心惊疑如风涛然,汹汹靡定,族谋聚议,谓必有变。 则京师之人,固非悉通占术、晓天命也,则致寇之由,岂运当然?夫治或生乱,乱 或资治;有以无难而亡,多难而兴。治或生乱者,恃治而不修也;乱或资治者,遭 乱而能治也;无难而失者,忽万几之重,而忘忧畏也;多难而兴者,涉庶事之艰, 而知敕慎也。今生乱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资治兴邦之业,在刻励而谨修之。当至 危之机,得其道则兴,失则废,其间不容复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计之。舍己以从 众,违欲以遵道,远憸佞,亲忠直,推至诚,去逆诈,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 神,不劬力,第约之于心耳。何忧乎乱人,何畏乎厄运,何患乎不宁哉?
帝又问贽事切于今者,贽劝帝:“群臣参日,使极言得失。若以军务对者,见 不以时,听纳无倦。兼天下之智以为聪明。”帝曰:“朕岂不推诚!然顾上封者, 惟讥斥人短长,类非忠直。往谓君臣一体,故推信不疑,至憸人卖为威福。今兹之 祸,推诚之敝也。又谏者不密,要须归曲于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见言事多矣, 大抵雷同道听,加质则穷。故顷不诏次对,岂曰倦哉!”贽因是极谏曰:
昔人有因噎而废食者,又有惧溺而自沈者,其为防患,不亦过哉!愿陛下鉴之, 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闻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诚。一不诚,心莫之保;一 不信,言莫之行。故圣人重焉。传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物者事也, 言不诚即无所事矣。匹夫不诚,无复有事,况王者赖人之诚以自固,而可不诚于人 乎?陛下所谓诚信以致害者,臣窃非之。孔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 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审其言而不可不信,可 慎其所与而不可不诚。所谓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伦,或昏或鄙,此似于愚也。 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恶靡不知,所秘靡不传,所为靡不效。驭以智则诈,示以疑 则偷;接不以礼则其徇义轻,抚不以情则其效忠薄。上行则下从之,上施则下报之, 若景附形,若响应声。故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不尽于己而责尽于人, 不诚于前而望诚于后,必绐而不信矣。今方镇有不诚于国,陛下兴师伐之;臣有不 信于上,陛下下令诛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责彼所无也。故诚与信 不可斯须去己。愿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为悔也。
《传》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汤之德曰:“改过 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职有阙,仲山甫补之。”夫成汤圣君也,仲虺圣 辅也,以圣辅赞圣君,不称其无过,称其改过;周宣中兴贤王也,吉甫文武贤臣也, 歌诵其主,不美其无阙,而美其补阙。则圣贤之意,贵于改过,较然甚明。盖过差 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耻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谀, 其君亦自圣,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则造膝,出则诡辞,奸由此滋,善由此沮, 天子意由此惑,争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义之德、治致太 平之功,可谓盛矣,然而人到于今以从谏改过为称首。是知谏而能从,过而能改, 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谓谏官论事,引善自予,归过于上者,信非其美,然于盛德, 未有亏焉。纳而不违,传之适足增美;拒而违之,又安能禁之勿传?不宜以此梗进 言之路也。
圣人不忽细微,不侮鳏寡;奓言无验不必用,质言当理不必违;逊于志不必然, 逆于心不必否;异于人不必是,同于众不必非;辞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 者不必智。考之以实,惟善所在,则可以尽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于所信,沮于所 疑,忽于所轻,溺于所欲。信偏则听言不尽其实,故有过当之言;疑甚则虽实不听 其言,故有失实之听。轻其人则遗可重之事,欲其事则存可弃之人。苟纵所私,不 考其实,则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轻,圣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异也。
陛下又以雷同道说,加质则穷。臣谓陛下虽穷其辞而未穷其理,能服其口而未 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愿达于上,上之情莫不求知于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难达,上 常苦下之难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谓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胜人, 耻闻过,骋辩给,炫聪明,厉威严,恣强愎,上之弊也;谄谀、顾望、畏懦,下之 弊也。好胜而耻过,必甘佞辞,忌直言,则谄谀者进,而忠实之语不闻矣。骋辩而 炫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诈,则顾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尽矣。厉威而恣愎, 必不能降情接物,引咎在己,则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说不申矣。人之难知,尧、舜 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诘,而谓尽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务得人心,则固不治矣; 务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则心固不得矣;务接下而不辨君子小人,则下固不可接矣; 务辨君子小人,而恶直嗜谀,则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趋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 犯颜冒祸,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犹惧忠告之不暨,况疏隔 而猜忌者乎?
是时,贼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术家争言数钟百六,宜有所变,示天下复 始。帝乃议更益大号。贽曰:“今乘舆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 隙。陛下宜痛自贬励,不宜益美名以累谦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当小有变 革,为朕计之。”贽奏言:“古之人君,德合于天曰‘皇’,合于地曰‘帝’,合 于人曰‘王’,父天母地以养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 所称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后世昏僻之君,始有圣刘、 天元之号。故人主重轻,不在称谓,视德何如耳。若以时屯当有变革,不若引咎降 名,以祗天戒。且矫旧失,至明也;损虚饰,大知也。宁与加冗号以受实患哉?” 帝从之。
会兴元赦令方具,帝以稿付贽,使商讨其详。贽知帝执德不固,困则思治,泰 则易骄,欲激之使强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纷 者,不可以常令谕。陛下穷用兵甲,竭取财赋,变生京师,盗据宫闼。今假王者四 凶,僭帝者二竖,其他顾瞻怀贰,不可悉数。而欲纾多难,收群心,惟在赦令而已。 动人以言,所感已浅;言又不切,人谁肯怀?故诚不至者物不感,损不极者益不臻。 夫悔过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尽,招延不可不广,润泽不可不弘,使天下闻之,廓 然一变,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须改革科条,已别封上。臣闻知过非难, 改之难;言善非难,行之难。《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诚 发于心而形于事,事或未谕,故宣之于言,言必顾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 求感。惟陛下先断厥志,以施其辞,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者措之。无苟于言,以 重取悔。”帝纳之。
始,帝播迁,府藏委弃,卫兵无褚衣。至是,天下贡奉稍至,乃于行在夹庑署 琼林、大盈二库,别藏贡物。贽谏,以为:“琼林、大盈于古无传。旧老皆言:开 元时贵臣饰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赋税,当委有司以制经用,其贡献悉归天子私有之。 荡心侈欲,亦终以饵寇。今师旅方殷,疮痛呻吟之声未息,遽以珍贡私别库,恐群 下有所觖望,请悉出以赐有功。令后纳贡必归之有司,先给军赏,瑰怪纤丽无得以 供。是乃散小储成大储,捐小宝固大宝也。”帝悟,即撤其署。
李怀光有异志,欲怒其军使叛,即上言:“兵禀薄,与神策不等,难以战。” 李晟密言其变,因请移屯。帝遣贽见怀光议事。贽还奏:“怀光寇奔不追,师老不 用,群帅欲进,辄沮止其谋。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劝帝许晟移军。初,贽与 怀光语及晟,怀光妄诧曰:“吾无所藉晟。”贽即美其强雄,使不得翻覆。至是, 请下诏书如其意者,且无辞归短于朝。又建:“遣李建徽、阳惠元与晟并屯东渭桥, 托言晟兵寡不足支贼,俾为掎角。怀光虽不欲遣,且辞穷,无以沮解。”帝犹豫曰: “晟移屯,怀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东,彼且为辞。少须之。”晟已徙营,不 阅旬,怀光果夺两节度兵。建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惊,遂徙幸梁。
道有献瓜果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试官。贽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轻也。” 帝曰:“试官虚名,且已与宰相议矣,卿其无嫌。”贽奏:“信赏必罚,霸王之资 也;轻爵亵刑,衰乱之渐也。非功而获爵则轻,非罪而肆刑则亵。天宝之季,嬖幸 倾国,爵以情授,赏以宠加,纲纪始坏矣。羯胡乘之,遂乱中夏。财赋不足以供赐, 而职官之赏兴焉;职员不足以容功,而散、试之号行焉。今所病者爵轻也,设法贵 之,犹恐不重,若又自弃,将何劝焉?陛下谓试官为虚名,岂思之未熟邪?夫立国 惟义与权,诱人惟名与利。名近虚,于教为重;利近实,于德为轻。凡所以裁是非, 立法制,则存乎其义;参虚实,揣轻重,则存乎其权。专实利而不济之以虚,则物 有匮耗而不给矣;专虚名而不副之以实,则情有诞谩而不趋矣。故锡货财,列禀秩, 以彰实也;差品列,异服章,以饰虚也。居上者达其变,相须以为表里,则为国之 权得矣。按甲令,有职事官、有散官、有勋官、有爵号。其赋事受奉者,惟职事一 官,以叙才能,以位勋德,所谓施实利而寓虚名也;勋、散、爵号,止于服色、资 廕,以驭崇贵,以甄功劳,所谓假虚名佐实利者也。今员外、试官与勋、散、爵号 同,然而突铦锋、排祸难者以是酬之可谓重矣。今献瓜一器、果一盛则受之,彼忘 躯命者有以相谓矣,曰:‘吾之躯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 劝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欢心,厚赐之可也。”
俄以劳迁谏议大夫,仍为学士。时凤翔节度使李楚琳杀张镒得位,虽数贡奉, 议者颇言其挟两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浑瑊代之。 贽谏曰:“楚琳之罪旧矣,今议者乃始纷纭,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师在畿内者,急 宣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岭既回远,而骆谷又为贼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尔。若复 阻,则诸镇之向背者,我胜则来,贼胜遂往,此焉几会,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 敢为猖狂,南塞要冲,东与贼合,则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岂不病哉!今顾望两端, 是乃天诱其衷,通归涂,济大业也。”帝释然,尽召见其使,优诏劳安之。
帝欲以内外从官普号“定难元从功臣”。贽曰:“宫官具寮,恪居奔走,劳则 有之,何功之云?难则尝之,何定之云?今与奋命者齿,恐沮战士之心,结勋臣之 愤。”帝乃止。
京师已平,帝欲召浑瑊访奔亡内人,给装使赴行在。贽谏曰:“大难始平,而 百役疲瘵之氓、重伤残废之卒,皆忍死扶疾,想闻德音。盖事有先后,义有轻重, 重者宜先,轻者宜后。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车而为之者,有下车而为之者。当今所 务,谓宜以大臣驰传,迎复神主,脩饬郊丘,展禋享之礼,申告谢之意;恤死义, 犒有功,崇进忠直,优问耆耄;定反侧,宽胁从,官失职,复废业,是皆宜先不可 后也。葺宫室,治服玩,耳目之娱,巾栉之侍,是皆宜后不可先也。且内人当离溃 之后,或为将士所私。昔人掩绝缨、饮盗马者,岂忘其爱邪?知为君之体然也。天 下固多亵人,何必独此?”帝不复下诏,犹遣使谕瑊资遣。
初,刘从一、姜公辅等材下不逮贽远甚,徒以单言暂谋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 而贽孤立一意,为左右权幸沮短,又言事无所回讳,阴失帝意,久之不得宰相。还 京,但为中书舍人。母韦犹在江东,帝遣中人迎还京师。俄以丧解官,客东都。诸 方赗遗一不取,惟韦皋以布衣交,先以闻,故所致辄称诏受之。又诏中人护父柩至 自吴会,葬洛阳。服除,以权知兵部侍郎复召为学士。入谢,伏地鲠泣,帝为兴, 改容慰抚。眷遇弥渥,天下属以为相,而窦参素不平,忌之。贽亦数言参罪失。贞 元七年,罢学士,以兵部侍郎知贡举。明年,参黜,乃以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 事。
帝始任杨炎、卢杞,引树私党,排忠良,天下怨疾。贞元后,惩艾其失,虽置 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参诘乃得下。及贽秉政,始请台阁长官得自荐其属,有不 职,坐举者。帝初许之,或言诸司所引皆亲党,招赂遗,无实才,帝复诏宰相自择。 贽奏言:“齐桓公问管仲害霸,对曰:‘得贤不能任,害霸也;任贤不能固,害霸 也;固始而不终,害霸也;与贤人谋事,而小人议之,害霸也。’所谓小人者,非 悉怀险诐以覆邦家也,盖趋向狭促,以沮议为出众,自异为不群,趣小利,昧远图, 效小信,伤大道尔。所谓台省长官,仆射、尚书、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 陛下择辅相多出其中,行实不能顿殊也。今乃谓不能进一二属吏,岂后位宰相则可 择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贵广,考课者贵精。往武后收人心,务拔擢,非徒人得荐士, 亦许自举其才,岂不易哉?然而课责严,进退速,故当世称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 之用。陛下赏鉴独任,难于公举,有登延之路,无练核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 以精失士。今择宰相以重于庶品,选长官以愈于下流。及宰相献言,长吏荐士,则 又纳横议,废始谋,是任以重者轻其言,待以轻者重其事也。”帝虽嘉之,然卒停 荐士诏。
旧制,吏部选以岁集。乾元后,天下兵兴,率三年一调,吏员稽壅,则案牒丛 淆,伪冒蒙真,吏缘以为奸,废置无纲,至十年不被调者,缺员或累岁不补。贽乃 请以内外员三分之,每岁计阙集人,检柅吏奸,天下便之。
当是时,贾耽、卢迈、赵憬同辅政,凡有司关白,三人者更相顾不肯判。贽又 请如故事,旬一人秉笔,所咨辄判。
又以西北边岁调河南、江淮兵,谓之“防秋”,士不素练,战数败,将统制不 一,亡以应敌。乃上陈其弊曰:
自禄山构乱,肃宗始撤边备,以靖中邦,借外威,宁内难,于是吐蕃乘衅,回 纥矜功,中国不振,四十余年。率伤耗之民,竭力以事,西输贿缯,北偿马资,尚 不足满其意。于是调敛四方,以屯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则驱略,深入则戒 严。于时议安边者,皆务所难,忽所易,勉所短,略所长,行之而要不精,图之而 功靡就。
夫势有难易,事有先后。力大而敌脆,则先所难,是谓夺人之心也;力寡而敌 坚,则先所易,是谓观衅而动也。今财匮于中,人劳未瘳,而欲发师徒以犯猎寇境, 复其侵疆,攻其坚城,前有胜负未必之虞,后有馈运不继之患。万一桡败,适所以 启戎心,挫国威也。以此安边,可谓不量势而务所难矣。天之授有分,地之产有宜, 是以五方之俗,长短各殊。勉所短而敌长者殆,用所长而乘短者强。且以水草为居, 讨猎为生,便于驰突,不耻败亡,此戎狄所长,中国之短也。而欲益兵搜乘,争驱 角力,交锋原野之上,决命寻常之间,以此御寇,可谓勉所短而校其长矣。务所难, 勉所短,劳费百倍,终无成功,虽果成之,不挫则废。诚以越天授,违地产,亏时 势,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长乎?
若乃择将吏,脩纪律,训齐师徒;耀德以佐威,能迩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 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则善之而勿与盟,彼为寇则备之而不报复。此当今所易也。 贱力贵智,好生恶杀;轻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动,俟其时后行。脩封疆, 守要害,蹊堑隧,列屯营,谨禁防,明斥候,务农足食,非万全不谋,非百克不斗; 寇小至则遏其入,寇大至则邀其归,据险以乘之,多方以误之,使其勇无所加,众 无所用,掠则靡获,攻则不能,进有腹背支敌之虞,退有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谓乘 其弊,不战而屈人兵。此中国之长也。我之所长,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 难也。以长制短,则用力寡而见功多;以易敌难,则财不匮而事速成。舍此不务而 反为所乘,斯谓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皆务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惩 者何邪?病在谋无定用,众无适从;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闻不必实,实不必 闻;所信不必诚,所诚不必信;行不必当,当不必行。
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讨,有镇守。权以纾难,暂以应机,事有便宜,谋有奇 诡,不恤常制,不徇众情,死生进退,唯将所命,攻讨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则劝, 习焉则安,保亲戚而后乐生,顾家业而后忘死,可以治术驭,不可以法制驱,镇守 之兵也。王者欲备封疆,御戎狄,则选镇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选置者,必辨其土 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恶。用其力,不违其性;齐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责 其所不能;禁其非,不处其所不欲。类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后能使之乐其居,定 其志。以惠则感而不骄,以威则肃而不怨。靡督课而自用,驰禁防而不携。故守则 固,战则强。其术无它,便于人而已。今远调屯士,以戍边陲,邀所不能,强所不 欲,广其数不考于用,责其力不察其情,斯可为羽卫之仪,而无益备御之实也。何 者?穷边之地,千里萧条,寒风裂肤,豺狼为邻,昼则荷戈以耕,夜则倚烽以觇, 有剽害之虑,无休暇之娱,非生其域、习其风,幼而视焉,长而安焉,则不能宁居 而狎其敌也。关东百物阜殷,士忲温饱,比诸边隅,不翅天地。闻绝塞荒陬,则辛 酸动容;聆强蕃劲虏,则慑骇褫情。又使去亲族,舍园庐,甘所辛酸,抗所慑骇, 将冀为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无统制之善,资奉姑息,譬如骄子,进不邀 以成功,退不处以严宪,屈指计归,张颐待饲,师一挫伤,则乘其危桡,布路东溃。 平居殚资储以奉浮冗,临难弃城镇以摇疆场。其弊岂特无益哉?谪徙之人,本以增 户实边,立功自赎。既无良之人,而思乱幸灾又甚于戍卒,适有防卫之烦,而无立 功之益。虽前代行之,固非可遵者也。帅臣身不临边,而以偏师戍守。大抵士之犀 锐,悉选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冲,寇至而不支,则劫执芟蹂,恣所欲得,比都 府闻之,虏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谓措置乖方。一失也。
赏以存劝,罚以示惩,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赏罚之于驭众,譬輗軏所以行 车,衔勒所以服马也。今将之号令不能行之军,国之典刑不能施之将,上下遵养, 以苟岁时。欲褒一有功,虑无功者怨,嫌疑而不赏;欲责一有罪,畏同恶者竦,隐 忍而不诛。故忘身效节者抵噪于众,偾军缓救者畜奸不畏,褒贬称毁,纷然相乱。 公者直己不求诸人,则罹困厄;奸者行私苟媚于众,则取优崇。此义士勇夫所以痛 心解体也。又如遇敌而守不固,陈谋而功不成。责将帅,将帅曰资粮不足;责有司, 有司曰须给无乏;更相为解,而朝廷含糊,未尝究诘。故抱直者吞声,罔上者不惭。 驭众若此,可谓课责亏度。二失也。
以课责之亏,措置之乖,将不得竭其才,卒不得尽其力,屯集虽众,无施战阵, 虏常横行,以谓境无人焉。吏习其常,惟曰兵少不敌,朝廷莫之省,则又调发益师, 无裨于备御,而有弊于供亿。闾井日耗,敛求日繁,倾家析产,榷盐税酒,无虑所 入半以事边。制用若此,可谓财匮于兵众矣。三失也。
今四夷最强盛者,莫如吐蕃。举吐蕃众,未当中国十数大郡,而内虞外备与中 国不殊,所以能寇边者无几。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趋敏。动则中国慹其众 不敢抗,静则惮其强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节制多,而彼之统帅一也。且节制多, 则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则号令不行;号令不行,则进退难必;进退难必,则疾徐 失宜;疾徐失宜,则机会不及;机会不及,则气势自衰。斯乃勇废为尪,众失为弱。 开元、天宝时,制西北二蕃,则朔方、河西、陇右三节度而已,尚虑权分,或诏兼 领之。中兴未遑外讨,则侨四镇隶安定,以陇右附扶风,所当二蕃,则朔方、泾原、 陇右、河东四节度而已,以关东戍卒属之。虽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贼泚 乱以诱泾原,怀光反以污朔方,则分朔方为三节度,其镇军且四十,皆特诏任之, 各有中人监军,咸得相抗。既无军法临下,莫能禀属,边书告急,方使关白用兵, 是谓从容拯溺,揖让救焚矣。兵以气若势为用者也,气聚则盛,散则消;势合则威, 析则弱。今之边戍,势弱气消。建军若此,可谓力分于将多矣。四失也。
治戎之要,在均齐而已。故军法无贵贱之差、多少之异,所以同其志、尽其力 也。被边长镇之兵,皆百战伤夷,角所能则习,度所处则危,考服役则劳,察临敌 则勇,然衣禀止于当身,又为家室所分,居常冻馁。而关东戍士,岁月更代,怯于 应敌,懈于服劳,然衣禀优厚,继以茶药,资以蔬酱。丰寡相县,势则远甚。又有 以边军诡为奏请遥隶神策者,禀赐之饶,有三倍之益。此士类所以忿恨,经费所以 褊匮。夫事业未异,给养顿殊,人情所不甘也。不为戎首,已可嘉者,况使协力同 心,以攘寇难,臣知有所不能焉。养士若此,可谓怨生于不均矣。五失也。
凡任将帅,必先考察行能,然后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见要 领。须某甲兵,藉某参属,用若干步骑,计若干资粮,何所列屯,何时成功,观其 言,校其实。若曰不足取,当艰之于初,不宜诒悔于后也;若曰可任,则当要之于 终,不宜掣肘于内也。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劳神于拔选,端拱于委任,然后核 否臧,信赏罚,受赏者不为滥,当罚者不敢辞,付授专则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 遣将者,君推毂而命之,又赐鈇钺,故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机宜不以远决, 号令不以两从。今陛下命帅,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轻其任使心弱。由是分 阃责成之义废,死绥任咎之志衰。一则听命,二则听命,止取承顺可矣,若有意乎 靖难则不可。两疆相接,两军相持,事机所急,罅不留息,况千里之远,九重之深, 陈述之难明,听览之不专,欲事无遗策,虽圣亦有所不能焉。守戍者以寡不敢抗, 分镇者以无诏不敢救,逗留之顷,寇已奔逼。牧马屯牛,鞠椎剽矣;啬夫樵妇,罄 俘囚矣。假令诏至发兵,更相顾望,莫敢遮碍,败者减百为一,获者衍百为千。帅 守以总制在朝,不恤于罪;陛下以权出己,不究厥情。用帅若此,可谓机失于遥制 矣。六失也。
臣愚谓宜罢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数析而三之:其一,责本道节度,募壮士愿屯 边者徙焉;其一,则第以本道衣禀,责关内、河东募用蕃、夏子弟愿傅军者给焉; 其一,以所输资粮给应募者,以安其业。诏度支市牛,召工就诸屯缮完器具。至者 家给牛一,耕耨水火之器毕具,一岁给二口粮,赐种子,劝之播莳。须一年,则使 自给,有余粟者,县官倍价以售。既息调发之烦,又无幸免之弊,出则人自为战, 处则家自为耕。与夫暂屯遽罢,岂同日论哉!然后建文武大臣一人为陇右元帅,自 泾、陇、凤翔薄长武城,尽山南西道,凡节度府之兵皆属焉。又诏一人为朔方元帅, 由鄜坊、邠宁揵灵夏,凡节度府之兵属焉。又诏一人为河东元帅,举河东,极振武, 节度府之兵属焉。各以临边要州为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为刺史,外奉军兴, 内课农桑,慎守中国所长,谨行当今所易,则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
帝爱重其言,不从也。
班宏判度支,卒官,贽荐李巽,帝漫许之,而自用裴延龄。贽言:“延龄僻戾 躁妄,不可用。”不听。俄而延龄奸佞得君,天下仇恶,无敢言。贽上书苦谏,帝 不怿,竟以太子宾客罢。贽本畏慎,未尝通宾客。延龄揣帝意薄,谗短百绪,帝遂 发怒,欲诛贽,赖阳城等交章论辨,乃贬忠州别驾。后稍思之,会薛延为刺史,谕 旨慰劳。韦皋数上表请贽代领剑南,帝犹衔之,不肯与。顺宗立,召还。诏未至, 卒,年五十二。赠兵部尚书,谥曰宣。
始,贽入翰林,年尚少,以材幸,天子常以辈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进见, 然小心精洁,未尝有过,由是帝亲倚,至解衣衣之,同类莫敢望。虽外有宰相主大 议,而贽常居中参裁可否,时号“内相”。尝为帝言:“今盗遍天下,宜痛自咎悔, 以感人心。昔成汤罪己以兴,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复国。陛下诚不吝改过,以言 谢天下,使臣持笔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从之。故奉天所下制书,虽武人悍卒 无不感动流涕。后李抱真入朝,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时,赦令至山东,士 卒闻者皆感泣思奋。臣是时知贼不足平。”议者谓兴元戡难功,虽爪牙宣力,盖贽 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险涩,与从官相失,夜召贽不得,帝惊且泣,诏军中得贽者 赏千金。久之,上谒,帝喜见颜间,自太子以下皆贺。及辅政,不敢自顾重,事有 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剀拂帝短,恳到深切。或规其太过者,对曰:“吾上不负天子, 下不负所学,皇它恤乎?”既放荒远,常阖户,人不识其面。又避谤不著书,地苦 瘴疠,只为《今古集验方》五十篇示乡人云。
赞曰:德宗之不亡,顾不幸哉!在危难时听贽谋,及已平,追仇尽言,怫然以 谗幸逐,犹弃梗。至延龄辈,则宠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济也。世言贽白罢 翰林,以为与吴通玄兄弟争宠,窦参之死,贽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两进, 邪谄得君则正士危,何可訾耶?观贽论谏数十百篇,讥陈时病,皆本仁义,可为后 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才十一。唐祚不竞,惜哉!
作品简介:《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2年的史事。《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于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作品简介:《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汉朝东汉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汉朝东汉时期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
作品简介:《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晋朝西晋时期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为了避免曹魏的《魏书》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魏书》相互混淆,北宋王朝在咸平六年(1003年)将三书合为一书,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设有史官,仅有陈寿在蜀为官收集,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这虽使《三国志》拥有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关键人物记载史料不足的缺点。《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也倍加赞赏,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今。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写“董昭等劝太祖都许”,提到了这样的细节,迁都许昌曹操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这就是微词了。《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如今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
作品简介:《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该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东汉末年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晋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
作品简介:《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南朝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宋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宋书》列传名录有姓名者,凡二百三十余人。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作品简介:《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南朝皇族梁萧子显所撰的历史书,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书中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作品简介:《梁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唐初姚察、姚思廉撰纪传体史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两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弊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南史》相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作品简介:《陈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唐代姚思廉所著,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
作品简介:《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题材,是北朝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中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魏书》共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1卷。《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作品简介:《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唐朝史学家李百药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该作品共50卷,纪8卷,列传42卷。作品记载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后五十余年史实,而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李百药撰。它虽以记载北朝北齐的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和列传四十二卷。《北齐书》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经历了三个朝代(北齐、隋、唐)、共六十多年时间。《北齐书》成书前李百药先后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和三年(公元629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父撰《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
作品简介:《周书》,中国历代正史之一,记载了周书四卷为天像地之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由唐朝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成书于贞观十年。共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周书》,唐代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周书》共五十卷,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贞观十年与《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同时进呈皇家。本书记载了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作品简介:《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唐代魏征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隋书》志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制度,分段叙述。《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关于《隋书》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乱,《旧唐书》记载“魏徽等撰”。而刘知几《史通》则说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共同撰成。还有题为长孙无忌撰述的。这是因为参加《隋书》撰述的人很多,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开始以魏徵为其主编,后来魏徵死了,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完成未完成的部分。《隋书》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志。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中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中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中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作品简介:《南史》,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繁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记载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大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
作品简介:《北史》二十四史之一。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丙戌年))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了解了上面这些基本情况,对于怎样读《南史》《北史》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在二十五史中,《史记》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齐、梁、陈四个皇朝的历史,《北史》是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它们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故可视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李延寿说,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当然不只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讲到《南史》《北史》时,把它们都归于“《史记》之流”。这说明前人就很重视《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点。《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作品简介:《旧唐书》属于史类文学作品,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作品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署名后晋刘昫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浙江余姚人闻人诠在苏州征借到当地人士所藏《旧唐书》,请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在苏州府学里对书稿作校对并开版印刷(工作到一半时,闻人诠离开苏州,但此事在多方支持下继续进行),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尽管《旧唐书》存在着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作品简介:《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
作品简介:《旧五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成书于北宋,原名是《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书中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旧五代史》五代各自为书。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作品简介:《新五代史》是宋欧阳修撰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近人褒贬不一。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其文学成就为世所公认。欧阳修杰出的文学才能在《新五代史》中有很好的体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文笔可谓出类拔萃,全书显出平易通畅、简洁有力的风格和笔削润饰功力的深厚,可与《史记》相媲美,其中的《伶官传序》、《宦者传论》亦为后代所传诵,做到了文史的有机结合。……
作品简介:《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宋史》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宋史》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作品简介:《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年~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1124年~1218年)。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缺陷虽多,但毕竟还是现存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由于耶律俨《辽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作品简介:《金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金朝的始末。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1344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元朝脱脱等主持编修的《金史》,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
作品简介:《元史》,中国“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元朝中国历史事件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1370年。宋濂(1310-1381)、王袆(1321-1373)遵照皇帝朱元璋的诏令,主持编修。《元史》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元史》中的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有十四卷之多,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有十卷之多。《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元史》的列传有类传十四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类传中以《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所记的人物最多,说明宋以来封建的思想统治在逐步加强。《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元史》的史料来源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
作品简介:《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纂修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纂修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作品简介:《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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