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休烈 子肃 肃子敖 敖子琮
令狐峘 归崇敬 子登 登子融
奚 陟 张荐 子又新 希复 希复子读
蒋乂 子系 伸
柳登 弟冕子璟 沈传师 子询
于休烈,河南人也。高祖志宁,贞观中任左仆射,为十八学士。父默成,沛县 令,早卒。休烈至性贞悫,机鉴敏悟。自幼好学,善属文,与会稽贺朝、万齐融、 延陵包融为文词之友,齐名一时。举进士,又应制策登科,授秘书省正字。累迁右 补阙、起居郎、集贤殿学士,转比部员外郎,郎中。杨国忠辅政,排不附己者,出 为中部郡太守。
值禄山构难,肃宗践祚,休烈自中部赴行在,擢拜给事中。迁太常少卿,知礼 仪事,兼修国史。肃宗自凤翔还京,励精听受,尝谓休烈曰:“君举必书,良史也。 朕有过失,卿书之否?”对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有德之君,不忘规过, 臣不胜大庆。”时中原荡覆,典章殆尽,无史籍检寻。休烈奏曰:“《国史》一百 六卷,《开元实录》四十七卷,起居注并余书三千六百八十二卷,并在兴庆宫史馆。 京城陷贼后,皆被焚烧。且《国史》、《实录》,圣朝大典,修撰多时,今并无本。 伏望下御史台推勘史馆所由,令府县招访。有人别收得《国史》、《实录》,如送 官司,重加购赏。若是史官收得,仍赦其罪。得一部,超授官资,得一卷赏绢十匹。” 数月之内,唯得一两卷。前修史官工部侍郎韦述陷贼,入东京,至是以其家藏《国 史》一百一十三卷送于官。
肃宗以太常钟磬,自隋已来,所传五音,或有不调,乾元初谓休烈曰:“古者 圣人作乐,以应天地之和,以合阴阳之序,则人不夭扎,物不疵疠。且金石丝竹, 乐之器也。比亲享郊庙,每听悬乐,宫商不备,或钟磬失度。可尽将钟磬来,朕当 于内自定。”太常集乐工考试,数日审知差错,然后令别铸造磨刻。及事毕,上临 殿亲试考击,皆合五音,群臣称庆。
休烈寻转工部侍郎、修国史,献《五代帝王论》,帝甚嘉之。宰相李揆矜能忌 贤,以休烈修国史与己齐列,嫉之,奏为国子祭酒,权留史馆修撰以下之。休烈恬 然自持,殊不介意。旧仪,元正冬至,百官不于光顺门朝贺皇后,乾元元年,张皇 后遂行此礼。休烈奏曰:“《周礼》有命夫朝人主,命妇朝女君。自显庆已来,则 天皇后始行此礼。其日,命妇又朝光顺门,与百官杂处,殊为失礼。”肃宗诏停之。
代宗即位,甄别名品,宰臣元载称之,乃拜右散骑常侍,依前兼修国史,寻加 礼仪使。迁工部侍郎。又改检校工部尚书,兼判太常卿事,正拜工部尚书,累封东 海郡公,加金紫光禄大夫。在朝凡三十余年,历掌清要,家无提石之蓄。恭俭温仁, 未尝以喜愠形于颜色。而亲贤下士,推毂后进,虽位崇年高,曾无倦色。笃好坟籍, 手不释卷,以至于终。大历七年卒,年八十一。有集十卷行于代。
嗣子益,次子肃,相继为翰林学士。
是岁春,休烈妻韦氏卒。上以休烈父子儒行著闻,特诏赠韦氏国夫人,葬日给 卤簿鼓吹。及闻休烈卒,追悼久之,褒赠尚书左仆射,赙绢百匹、布五十端,遣谒 者内常侍吴承倩就私第宣慰。儒者之荣,少有其比。
肃官至给事中。肃子敖。
敖字蹈中,以家世文史盛名。少为时彦所称,志行修谨。登进士第,释褐秘书 省校书郎。湖南观察使杨凭辟为从事;府罢,凤翔节度使李鄘、鄂岳观察使吕元膺 相继辟召。自协律郎、大理评事试监察御史,元和六年,真拜监察御史,转殿中, 历仓部司勋二员外、万年令,拜右司郎中,出为商州刺史。长庆四年,入为吏部郎 中。其年,迁给事中。
昭愍初即位,李逢吉用事,与翰林学士李绅素不叶,遂诬绅以不测之罪,逐于 岭外。绅同职驾部郎中知制诰庞严、司封员外郎知制诰蒋防,坐绅党左迁信、汀等 州刺史。黜诏下,敖封还诏书。时人以为与严相善,诉其非罪,皆曰:“于给事犯 宰执之怒,伸庞、蒋之屈,不亦仁乎?”及驳奏出,乃是论庞严贬黜太轻,中外无 不大噱,而逢吉由是奖之。寻转工部侍郎,迁刑部,出为宣歙观察使、兼御史中丞。
敖温裕长者,与物无忤,居官亦未尝有立。周践台阁,三为列曹侍郎,谨顺自 容而已。太和四年八月卒,年六十六,赠礼部尚书。
四子:球、珪、瑰、琮,皆登进士第。
琮,落拓有大志,虽以门资为吏,久不见用。大中朝,驸马都尉郑颢以琮世故, 独以器度奇之。会有诏于士族中选人才尚公主,衣冠多避之。颢谓琮曰:“子人才 甚佳,但不护细行,为世誉所抑,久而不调,能应此命乎?”琮然之。会李籓知贡 举,颢托之登第;其年遂升谏列,尚广德公主,拜驸马都尉。累践台阁,扬历籓府。 乾符中同平章事。
黄寇犯京师,僖宗出幸,琮病不能从。既僭号,起琮为相。琮以疾辞。迫胁不 已,琮曰:“吾病亟矣,死在旦夕。加以唐室亲姻,义不受命,死即甘心。”竟为 贼所害,而赦公主。主视琮受祸,谓贼曰:“妾李氏女也,义不独存,愿与于公并 命。”贼不许,公主入室自缢而卒。广德闺门有礼,咸通、乾符中誉在人口。于族 内外冠婚丧祭,主必自预行礼,诸妇班而见之,尊卑答劳,咸有仪法,为时所称。 珪、球皆至清显。
令狐峘,德棻之玄孙。登进士第。禄山之乱,隐居南山豹林谷,谷中有亘别 墅。司徒杨绾未仕时,避乱南山,止于峘舍。峘博学,贯通群书,有口辩,绾甚称 之。及绾为礼部侍郎,修国史,乃引峘入史馆。自华原尉拜右拾遗,累迁起居舍人, 皆兼史职,修《玄宗实录》一百卷、《代宗实录》四十卷。著述虽勤,属大乱之后, 起居注亡失,峘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 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大历八年,改刑部员外郎。
德宗即位,将厚奉元陵,峘上疏谏曰:
臣闻《传》曰:“近臣尽规”,《礼记》曰:“事君有犯而无隐”。臣幸偶昌 运,谬参近列,敢竭狂愚,庶裨分寸,伏惟陛下详察。
臣读《汉书·刘向传》,见论王者山陵之诫,良史称叹,万古芬芳。何者?圣 贤之心,勤俭是务,必求诸道,不作无益。故舜葬苍梧,不变其肆;禹葬会稽,不 改其列。周武葬于毕陌,无丘垅之处;汉文葬于霸陵,因山谷之势。禹非不忠也, 启非不顺也,周公非不悌也,景帝非不孝也,其奉君亲,皆从微薄。昔宋文公始为 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其臣华元、乐举,《春秋》书为不臣。秦始皇葬骊山,鱼 膏为灯烛,水银为江海,珍宝之藏,不可胜计,千载非之。宋桓魋为石椁,夫子曰: “不如速朽”。子游问丧具,夫子曰:“称家之有无”。张释之对孝文曰:“使其 中无可欲,虽无石椁,又何戚焉?”汉文帝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银为饰。由是观 之,有德者葬逾薄,无德者葬逾厚,昭然可睹矣!
陛下自临御天下,圣政日新。进忠去邪,减膳节用,不珍云物之瑞,不近鹰犬 之娱。有司给物,悉依元估,利于人也。远方底贡,唯供祀事,薄于己也。故泽州 奏庆云,诏曰:“以时和为嘉祥”;邕州奏金坑,诏曰:“以不贪为宝”。恭惟圣 虑,无非至理。而独六月一日制节文云“应缘山陵制度,务从优厚,当竭帑藏,以 供费用”者,此诚仁孝之德,切于圣衷。伏以尊亲之义,贵于合礼。陛下每下明诏, 发德音,皆比踪唐、虞,超迈周、汉。岂取悦凡常之目,有违贤哲之心,与失德之 君竞其奢侈者也?臣又伏读遗诏曰:“其丧仪制度,务从俭约,不得以金银锦彩为 饰。”陛下恭顺先志,动无违者。若制度优厚,岂顾命之意耶?
伏惟陛下远览虞、夏、周、汉之制,深惟夫子、张释之之诫,虔奉先旨,俯遵 礼经,为万代法,天下幸甚!今赦书虽已颁行,诸条尚犹未出,此时奉遗制,敷圣 理,固未晚也。伏望速诏有司,悉从古礼。臣闻愚夫之言,明主择焉。况臣忝职史 官,亲逢睿德,耻同华元、乐举之为不臣也,愿以舜、禹之理,纪圣猷也。夙夜恳 迫,不敢不言,抵犯圣明,实忧罪谴。言行身黜,虽死犹生。
优诏答曰:“朕顷议山陵,心方迷谬,忘遵先旨,遂有优厚之文。卿闻见该通, 识度弘远,深知不可,形于至言。援引古今,依据经礼,非唯中朕之病,抑亦成朕 之躬。免朕获不子之名,皆卿之力也。敢不闻义而徙,收之桑榆,奉以始终,期无 失坠。古之遗直,何以加焉!”
初,大历中,刘晏为吏部尚书,杨炎为侍郎,晏用峘判吏部南曹事。峘荷晏之 举,每分阙,必择其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炎心不平之。及建中初,亘为礼部 侍郎,炎为宰相,不念旧事。有士子杜封者,故相鸿渐子,求补弘文生。炎尝出杜 氏门下,托封于峘。峘谓使者曰:“相公诚怜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下一字,峘 得以志之。”炎不意峘卖,即署名托封。峘以炎所署奏论,言宰相迫臣以私,臣若 从之,则负陛下,不从则炎当害臣。德宗出疏问炎,炎具言其事,德宗怒甚,曰: “此奸人,无可奈何!”欲决杖流之,炎苦救解,贬衡州别驾。迁衡州刺史。
贞元中,李泌辅政,召拜右庶子、史馆修撰。性既僻异,动失人和。在史馆, 与同职孔述睿等争忿细故,数侵述睿。述睿长者,让而不争。无何,泌卒,窦参秉 政,恶其为人,贬吉州别驾。久之,授吉州刺史。
齐映廉察江西,行部过吉州。故事,刺史始见观察使,皆戎服趋庭致礼;映虽 尝为宰相,然骤达后进,峘自恃前辈,有以过映,不欲以戎服谒。入告其妻韦氏, 耻抹首趋庭。谓峘曰:“卿自视何如人,白头走小生前,卿如不以此礼见映,虽黜 死,我亦无恨。”
峘曰“诺”,即以客礼谒之。映虽不言,深以为憾。映至州,奏峘纠前政过失, 鞫之无状,不宜按部临人,贬衢州别驾。衢州刺史田敦,峘知举时进士门生也。初 峘当贡部,放榜日贬逐,与敦不相面。敦闻峘来,喜曰:“始见座主。”迎谒之礼 甚厚。敦月分俸之半以奉峘。峘在衢州殆十年。顺宗即位,以秘书少监征,既至而 卒。
元和三年,峘子太仆寺丞丕,始献峘所撰《代宗实录》四十卷。初,亘坐李 泌贬,监修国史奏峘所撰实录一分,请于贬所毕功。至是方奏,以功赠工部尚书。
归崇敬,字正礼,苏州吴郡人也。曾祖奥,以崇敬故,追赠秘书监。祖乐,赠 房州刺史。父待聘,亦赠秘书监。
崇敬少勤学,以经业擢第。遭丧哀毁,以孝闻,调授四门助教。天宝末,对策 高第,授左拾遗,改秘书郎。迁起居郎、赞善大夫,兼史馆修撰,又加集贤殿校理。 以家贫求为外职,历同州、润州长史,会玄宗、肃宗二帝山陵,参掌礼仪,迁主客 员外郎。又兼史馆修撰,改膳部郎中。
崇敬以百官朔望朝服裤褶非古,上疏云:“按三代典礼,两汉史籍,并无裤褶 之制,亦未详所起之由。隋代已来,始有服者。事不师古,伏请停罢。”从之。
又谏:“东都太庙,不合置木主。谨按典礼,虞主用桑,练主用栗。作桑主则 埋栗主,作栗主则埋桑主,所以神无二主,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也。东都太庙,是 则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庙,盖将以备行幸迁都之置也。 且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则前后迁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而别立神主也。议者或云: ‘东都神主已曾虔奉而礼之,岂可一朝废之乎?’且虞祭则立桑主而虔祀,练祭则 立栗主而埋桑主,岂桑主不曾虔祀而乃埋之?又所阙之主,何须更作?作之不时, 恐非礼也。”
又议云:“每年春秋二时释奠文宣王,祝板御署讫,北面揖,臣以为礼太重。 谨按《大戴礼》,师尚父授周武王丹书,武王东面而立。今署祝板,伏请准武王东 面之礼,轻重庶得其中。”
时有术士巨彭祖上疏云:“大唐土德,千年合符,请每四季郊祀天地。”诏礼 官儒者议之。崇敬议曰:“按旧礼,立春之日,迎春于东郊,祭青帝。立夏之日, 迎夏于南郊,祭赤帝。先立秋十八日,迎黄灵于中地,祀黄帝。秋、冬各于其方。 黄帝于五行为土王,在四季生于火,故火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则否。汉、魏、周、 隋,共行此礼。国家土德乘时,亦以每岁六月土王之日,祀黄帝于南郊,以后土配, 所谓合礼。今彭祖请用四季祠祀,多凭纬候之说,且据阴阳之说。事涉不经,恐难 行用。”又议祭五人帝不称臣云:“太昊五帝,人帝也,于国家即为前后之礼,无 君臣之义。若于人帝而称臣,则于天帝复何称也?议者或云:‘五人帝列于《月令》, 分配五时。’则五神、五音、五祀、五虫、五臭、五谷皆备,以备其时之色数,非 谓别有尊崇也。”又请太祖景皇帝配天,事已具《礼仪志》。自是国典大礼,崇敬 常参议焉。
大历初,以新罗王卒,授崇敬仓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赐紫金鱼袋,充吊祭、 册立新罗使。至海中流,波涛迅急,舟船坏漏,众咸惊骇。舟人请以小艇载崇敬避 祸,崇敬曰:“舟中凡数十百人,我何独济?”逡巡,波涛稍息,竟免为害。故事, 使新罗者,至海东多有所求,或携资帛而往,贸易货物,规以为利。崇敬一皆绝之, 东夷称重其德。使还,授国子司业,兼集贤学士。与诸儒官同修《通志》,崇敬知 《礼仪志》,众称允当。
时皇太子欲以仲秋之月,于国学行齿胄之礼。崇敬以国学及官名不称,请改国 学之制,兼更其名,曰:
《礼记·王制》曰,天子学曰“辟雍”。又《五经通义》云:“辟雍,养老教 学之所也。”以形制言之,雍,壅也;辟,璧也,壅水环之,圆如璧形。以义理言 之,辟,明也;雍,和也,言以礼乐明和天下。《礼记》亦谓之泽宫。《射义》云: 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宫。故前代文士,亦呼云璧池,亦曰璧沼,亦谓之学省。 后汉光武立明堂、辟雍、灵台,谓之三雍宫。至明帝,躬行养老于其中。晋武帝亦 作明堂、辟雍、灵台,亲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又别立国子学,以殊士庶。永嘉 南迁,唯有国子学,不立辟雍。北齐立国子寺,隋初亦然。至炀帝大业十三年,改 为国子监。今国家富有四海,声明文物之盛,唯辟雍独阙,伏请改国子监为辟雍省。
又以:
祭酒之名,非学官所宜。按《周礼》:“师氏掌以义诏王,教国子。”请改祭 酒为太师氏,位正三品。又司业者,义在《礼记》,云“乐正司业”。正,长也, 言乐官之长,司主此业。《尔雅》云:“大板谓之业。”按《诗·周颂》:“设业 设虡,崇牙树羽。”则业是悬钟磬之栒虡也。今太学既不教乐,于义则无所取,请 改司业一为左师,一为右师,位正四品。
又以:
《五经》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国家创业,制取贤之法,立明经,发微 言于众学,释回增美,选贤与能。自艰难已来,取人颇易,考试不求其文义,及第 先取于帖经,遂使专门业废,请益无从,师资礼亏,传受义绝。今请以《礼记》、 《左传》为大经;《周礼》、《仪礼》、《毛诗》为中经;《尚书》、《周易》为 小经,各置博士一员。其《公羊》、《穀梁》文疏少,请共准一中经,通置博士一 员。所择博士,兼通《孝经》、《论语》,依凭章疏,讲解分明,注引旁通,问十 得九;兼德行纯洁,文词雅正,仪形规范,可为师表者。令四品以上各举所知。在 外者给驿,年七十已上者蒲轮。其国子、太学、四门、三馆,各立五经博士,品秩 上下,生徒之数,各有差。其旧博士、助教、直讲、经直及律馆、算馆助教,请皆 罢省。
其教授之法,学生至监,谒同业师。其所执贽,脯脩一束、清酒一壶,衫布一 段,其色随师所服。师出中门,延入与坐,割脩斟酒,三爵而止。乃发箧出经,抠 衣前请。师为依经辨理,略举一隅,然后就室。每朝、晡二时请益,师亦二时居讲 堂,说释道义,发明大体,兼教以文行忠信之道,示以孝悌睦友之义。旬省月试, 时考岁贡。以生徒及第多少,为博士考课上下。其有不率教,者,则槚楚扑之。国 子不率教者,则申礼部,移为太学。太学之不变者,移之四门。四门之不变者,归 本州之学。州学之不变者,复本役,终身不齿。虽率教九年而学不成者,亦归之州 学。
其礼部考试之法,请无帖经,但于所习经中问大义二十,得十八为通;兼《论 语》、《孝经》各问十得八,兼读所问文注义疏,必令通熟者为一通。又于本经问 时务策三道,通二为及第。其中有孝行闻于乡闾者,举解具言于习业之下。省试之 日,观其所实,义少两道,亦请兼收。其天下乡贡,亦如之。习业考试,并以明经 为名。得第者,授官之资与进士同。若此,则教义日深,而礼让兴;礼让兴,则强 不犯弱,众不暴寡。此由太学而来者也。
诏下尚书集百僚定议以闻。议者以为省者,禁也,非外司所宜名。《周礼》代 掌其职者曰氏,国学非代官,不宜曰太师氏。其余大抵以习俗既久,重难改作,其 事不行。
会国学胥吏以餐钱差舛,御史台按问,坐贬饶州司马。建中初,又拜国子司业。 寻选为翰林学士,迁左散骑常侍,加银青光禄大夫。寻兼普王元帅参谋,累加光禄 大夫。以两河叛涣之徒初禀朝命,令崇敬以本官兼御史大夫持节宣慰,奉使称旨。 及还,上表请归拜墓,许之,赐以缯帛,儒者荣之。寻加特进、检校户部尚书,迁 工部尚书,并依前翰林学士,充皇太子侍读。累表辞,以年老乞骸骨,改兵部尚书 致仕。贞元十五年卒,时年八十,废朝一日,赠左仆射。子登嗣。
登,字冲之。雅实弘厚,事纪母以孝称。大历七年,举孝廉高第,补四门助教。 贞元初,复登贤良科,自美原尉拜右拾遗。时裴延龄以奸佞有恩,欲为相,谏议大 夫阳城上疏切直,德宗赫怒。右补阙熊执易等亦以危言忤旨。初执易草疏成,示登, 登愕然曰:“愿寄一名。雷电之下,安忍令足下独当!”自是同列切谏。登每联署 其奏,无所回避,时人称重。转右补阙、起居舍人,三任十五年。同列尝出其下者, 多以驰骛至显官,而登与右拾遗蒋武,退然自守,不以淹速介意。后迁兵部员外郎, 充皇子侍读,寻加史馆修撰。
顺宗初,以东朝旧恩,超拜给事中,旋赐金紫,仍锡衫笏焉。迁工部侍郎。与 孟简、刘伯刍、萧俛受诏同翻译《大乘本生心地观经》。又为东宫及诸王侍读,献 《龙楼箴》以讽。久之,改左散骑常侍。因中谢,宪宗问时所切,登以纳谏为对, 时论美之。转兵部侍郎,兼判国子祭酒事,迁工部尚书。元和十五年卒,年六十七, 赠太子少保。
登有文学,工草隶。宽博容物。尝使僮饲马,马蹄踶,僮怒,击折马足,登知 而不责。晚年颇好服食,有馈金石之药者,且云先尝之矣,登服之不疑。药发毒几 死,方讯云未之尝;他人为之怒,登视之无愠色。常慕陆象先之为人,议者亦以为 近之。子融嗣。
融,进士擢第,自监察拾遗入省,拜工部员外郎,迁考功员外。六年,转工部 郎中,充翰林学士。八年,正拜舍人。九年,转户部侍郎。开成元年,兼御史中丞。 湖南观察使卢周仁违敕进羡余钱十万贯。融奏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财 赋,皆陛下府库也。周仁辄陈小利,妄设异端,言南方火灾,恐成灰烬,进于京国, 姑徇私诚。入财货以希恩,待朝廷而何浅!臣恐天下放效,以羡余为名,因缘刻剥, 生人受弊。周仁请行重责,以例列籓。其所进钱,请还湖南,代贫下租税。”诏周 仁所进于河阴院收贮,以备水旱。金部员外郎韩益判度支案,子弟受人赂三千余贯, 半是拟赃。上问融曰:“韩益所犯,与卢元中、姚康孰甚?”对曰:“元中与康枉 破官钱三万余贯,益所取受人事,比之殊轻。”乃贬梧州司户。
寻迁京兆尹。时府司物力不充,特敕赐钱五万贯;府司以所赐之半还司农寺菜 钱,融因对言之。上以融学家,因问“‘蔬粝’字有赖音,何也?‘粝’是饭之极 粗者耶?”融以义类对之。时两公主出降,府司供帐事殷,又俯近上巳,曲江赐宴 奏请改日。上曰:“去年重阳,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阳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也。” 既而李固言作相,素不悦融,罢尹。月余,授秘书监。俄而固言罢,杨嗣复辅政, 以融权知兵部侍郎。一年内拜吏部。三年检校礼部尚书、兴元尹、兼御史大夫,充 山南西道节度使。
融子仁晦、仁翰、仁宪、仁召、仁泽,皆登进士第。咸通中并至达官。
奚陟,字殷卿,亳州人也。祖翰绎,天宝中弋阳郡太守。陟少好读书,登进士 第,又登制举文词清丽科,授弘文馆校书,寻拜大理评事。佐入吐蕃使,不行,授 左拾遗。丁父母忧,哀毁过礼,亲朋愍之。车驾幸兴元,召拜起居郎、翰林学士。 辞以疾病,久不赴职,改太子司议郎。历金部、吏部员外郎、左司郎中,弥纶省闼。 又累奉使,皆称旨。
贞元八年,擢拜中书舍人。是岁,江南、淮西大雨为灾,令陟劳问巡慰,所在 人安悦之。中书省故事,姑息胥徒,以常在宰相左右也,陟皆以公道处之。先是右 省杂给,率分等第,皆据职田顷亩,即主书所受与右史等。陟乃约以料钱为率,自 是主书所得减拾遗。时中书令李晟所请纸笔杂给,皆不受;但告杂事舍人,令且贮 之,他日便悉以遗舍人。前例,杂事舍人自携私入,陟以所得均分省内官。又躬亲 庶务,下至园蔬,皆悉自点阅,人以为难,陟处之无倦。迁刑部侍郎。
裴延龄恶京兆尹李充有能政,专意陷害之,诬奏充结陆贽,数厚赂遗金帛。充 既贬官,又奏充比者妄破用京兆府钱谷至多,请令比部勾覆,以比部郎中崔元翰陷 充,怨恶贽也。诏许之。元翰曲附延龄,劾治府史。府史到者,虽无过犯,皆笞决 以立威,时论喧然。陟乃躬自阅视府案,具得其实,奏言:“据度支奏,京兆府贞 元九年两税及已前诸色羡余钱,共六十八万余贯,李充并妄破用。今所勾勘,一千 二百贯已来是诸县供馆驿加破,及在诸色人户腹内合收,其斛斗共三十二万石,唯 三百余石诸色输纳所由欠折,其余并是准敕及度支符牒,给用已尽。”陟之宽平守 法,多如此类。元翰既不遂其志,因此愤恚而卒。
陟寻以本官知吏部选事,铨综平允,有能名,迁吏部侍郎。所莅之官,时以为 称职。贞元十五年卒,年五十五,赠礼部尚书。
张荐,字孝举,深州陆泽人。祖翾,字文成,聪警绝纶,书无不览。为兒童时, 梦紫色大鸟,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谓之曰:“五色赤文,凤也;紫文,趯翾 也,为凤之佐,吾兒当以文章瑞于明廷。”因以为名字。初登进士第,对策尤工, 考功员外郎謇味道赏之曰:“如此生,天下无双矣!”调授岐王府参军。又应下笔 成章及才高位下、词标文苑等科。翾凡应八举,皆登甲科。再授长安尉,迁鸿胪丞。 凡四参选,判策为铨府之最。员外郎员半千谓人曰:“张子之文如青钱,万简万中, 未闻退时。”时流重之,目为“青钱学士”。然性褊躁,不持士行,尤为端士所恶, 姚崇甚薄之。开元初,澄正风俗,翾为御史李全交所纠,言翾语多讥刺,时坐贬岭 南。刑部尚书李日知奏论,乃追敕移于近处。开元中,入为司门员外郎卒。翾下笔 敏速,著述尤多,言颇诙谐。是时天下知名,无贤不肖,皆记诵其文。天后朝,中 使马仙童陷默啜,默啜谓仙童曰:“张文成在否?”曰:“近自御史贬官。”默啜 曰:“国有此人而不用,汉无能为也。”新罗、日本东夷诸蕃,尤重其文,每遣使 入朝,必重出金贝以购其文,其才名远播如此。
荐少精史传,颜真卿一见叹赏之。天宝中,浙西观察使李涵表荐其才可当史任, 乃诏授左司御率府兵曹参军。既至阙下,以母老疾,竟不拜命。母丧阕,礼部侍郎 于邵举前事以闻,召充史馆修撰,兼阳翟尉。硃泚之乱,变姓名伏匿城中,因著 《史遁先生传》。德宗还宫,擢拜左拾遗。贞元元年冬,上亲郊。时初克复,簿籍 多失,礼文错乱,乃以荐为太常博士,参典礼仪。四年,回纥和亲,以检校右仆射、 刑部尚书关播充使,送咸安公主入蕃,以荐为判官,转殿中侍御史。使还,转工部 员外郎,改户部本司郎中。十一年,拜谏议大夫,仍充中馆修撰。
时裴延龄恃宠,谮毁士大夫。荐欲上书论之,屡扬言未果。延龄闻之怒,奏曰: “谏官论朝政得失,史官书人君善恶,则领史职者不宜兼谏议。”德宗以为然。荐 为谏议月余,改秘书少监。延龄排摈不已,会差使册回纥毗伽怀信可汗及吊祭,乃 命荐兼御史中丞,入回纥。二十年,吐蕃赞普死,以荐为工部侍郎、兼御史大夫, 充入吐蕃吊祭使。涉蕃界二千余里,至赤岭东被病,殁于纥壁驿,吐蕃传其柩以归。 顺宗即位,凶问至,诏赠礼部尚书。
荐自拾遗至侍郎,仅二十年,皆兼史馆修撰。三使绝域,皆兼宪职。以博洽多 能,敏于占对被选。有文集三十卷,及所撰《五服图》、《宰辅略》、《灵怪集》、 《江左寓居录》等,并传于时。子又新、希复,皆登进士第。
又新,幼工文,善于傅会。长庆中,宰相李逢吉用事,翰林学士李绅深为穆宗 所宠,逢吉恶之;求朝臣中凶险敢言者掎摭绅阴事,俾暴扬于搢绅间。又新与拾遗 李续之、刘栖楚,尤蒙逢吉睠待,指为鹰犬。穆宗崩,昭愍初即位,又新等构绅, 败端州司马,朝臣表贺,又至中书贺宰相。及门,门者止之曰:“请少留,缘张补 阙在斋内与相公谈。”俄而又新挥汗而出,旅揖群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 让。”人皆辟易惮之。与续之等七人,时号“八关十六子”。
宝历三年,逢吉出为山南东道节度使,请又新为副使,李续之为行军司马。逢 吉为宰相时,用门下省主事田伾。伾犯赃亡命,逢吉保之于外。及罢相,裴度发其 事,逢吉坐罚俸。又诏曰:“朕在亿兆人之上,不令而人化,不言而人信者,法也。 法行则君主重,法废则朝廷轻。田伾常挂亡命之章,偷请养贤之禄,迹在搜捕,公 行人间,而更冒选吏曹,显拟郡佐。及黄枢覆验,乌府追擒,证逮皆明,奸状尽得。 三移宪牒,一无申陈。众状满前,群议溢耳,终则步健不至,琅珰空来。蔑视纪纲, 颇同侮谑,顾兹参画,负我上台。阅视连名,伊尔二子,又新可汀州刺史,李续之 可涪州刺史。”及逢吉致仕,李训用事,复召二子为尚书郎。训贬,复贬而卒。
希复子读,登进士第,有俊才。累官至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典贡举,时称得 士。位终尚书左丞。
蒋乂,字德源,常州义兴人也。祖瑰,太子洗马,开元中弘文馆学士。 父将明, 累迁至左司郎中、国子司业、集贤殿学士、副知院事,代为名儒。而乂, 史官吴兢 之外孙,以外舍富坟史,幼便记览不倦。七岁时,诵庾信《哀江南赋》,数遍而成 诵在口,以聪悟强力,闻于亲党间。弱冠博通群籍,而史才尤长。其父在集贤时, 以兵乱之后,图籍溷杂,乃白执政,请携乂入院,令整比之。宰相张镒见而奇之, 乃署为集贤小职。乂编次逾年,于乱中勒成部帙,得二万余卷,再迁王屋尉,充太 常礼院修撰。贞元九年,转右拾遗,充史馆修撰。
十三年,以故河中节度使张茂昭弟光禄少卿同正茂宗尚义章公主,茂宗方居母 丧,有诏起复云麾将军成礼。诏下,乂上疏谏曰:“墨缞之礼,本缘金革。从古已 来,未有驸马起复尚主者。既乖典礼,且违人情,切恐不可。”上令中使宣谕云: “茂宗母临亡有请,重违其心。”乂又拜疏,辞逾激切。德宗于延英特召入对,上 曰:“卿所言,古礼也。朕闻如今人家,往往有借吉为婚嫁者,卿何苦固执?”对 曰:“臣闻里俗有不甚知礼法者,或女居父母服内,家既贫匮,旁无至亲,即有借 吉以就礼者。男子借吉而娶,臣未尝闻之。况陛下临御已来,每事宪章典礼。建中 年郡县主出降,皆诏有司依礼,不用俗仪,天下庆戴。忽今驸马起复成礼,实恐惊 骇物听。臣或闻公主年甚幼小,即更俟一年出降,时既未失,且合礼经,实天下幸 甚!”上曰:“卿言甚善,更俟商量。”俄而韦彤、裴堪谏疏继入,上不悦,促令 奉行前诏,然上心颇重乂。
上尝登凌烟阁,见左壁颓剥,文字残缺,每行仅有三五字,命录之以问宰臣。 宰臣遽受宣,无以对;即令召乂至,对曰:“此圣历中《侍臣图赞》,臣皆记忆。” 即于御前口诵,以补其缺,不失一字。上叹曰:“虞世南暗写《列女传》,无以加 也。”十八年,迁起居舍人,转司勋员外郎,皆兼史职。时集贤学士甚众,会诏问 神策军建置之由。相府讨求,不知所出,诸学士悉不能对,乃访于乂。乂征引根源, 事甚详悉,宰臣高郢、郑珣瑜相对曰:“集贤有人矣!”翌日,诏兼判集贤院事。 父子代为学士,儒者荣之。时顺宗祔庙,将行祧迁之礼,诏公卿议。咸云:“中宗 中兴之主,不当迁。”乂建议云:“中宗既正位柩前,乃受母后篡夺,五王翼戴, 方复大业。此乃由我失之,因人得之,止可同于返正,不得号为中兴。”群议纷然, 竟依乂所执。
元和二年,迁兵部郎中。与许孟容、韦贯之等受诏删定制敕,成三十卷,奏行 用。改秘书少监,复兼史馆修撰。寻奉诏与独孤郁、韦处厚同修《德宗实录》。五 年,书成奏御,以功拜右谏议大夫。明年监修国史裴垍罢相,李吉甫再入,以乂垍 之修撰,改授太常少卿。久之,迁秘书监。
乂性朴直,不能事人,或遇权臣专政,辄数岁不迁官。在朝垂三十年,前后每 有大政事、大议论,宰执不能裁决者,必召以咨访。乂征引典故,以参时事,多合 其宜,然亦以此自滞。而好学不倦,老而弥笃,虽甚寒暑,手不释卷。旁通百家, 尤精历代沿革。家藏书一万五千卷。本名武,因宪宗召对,奏曰,“陛下已诛群寇, 偃武修文,臣名于义未允,请改名乂。”上忻然从之。时帝方用兵两河,乂亦因此 讽谕耳。乂居史任二十年,所著《大唐宰辅录》七十卷、《凌烟阁功臣》、《秦府 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四十卷。长庆元年卒,年七十五,赠礼部尚书,谥曰懿。 子系、伸、偕、仙、佶。
系,太和初授昭应尉,直史馆。二年,拜右拾遗、史馆修撰,典实有父风。与 同职沈传师、郑浣、陈夷行、李汉等受诏撰《宪宗实录》。四年,书成奏御,转尚 书工部员外,迁本司郎中,仍兼史职。宰相宋申锡为北军罗织,罪在不测,系与谏 官崔玄亮泣谏于玉阶之下,申锡亦减死,时论称之。开成中,转谏议大夫。武宗朝, 李德裕用事,恶李汉,以系与汉僚婿,出为桂管都护御观察使。中宗即位,征拜给 事中、集贤殿学士、判院事。转吏部侍郎,改左丞。出为兴元节度使,入为刑部尚 书。俄检校户部尚书、凤翔尹,充凤翔陇节度使,入为兵部尚书。以弟伸为丞相, 恳辞朝秩,检校尚书左仆射、襄州刺史、山南东道节度使,封淮阳县开国公,食邑 五百户。
伸,登进士第,历佐使府。大中初入朝,右补阙、史馆修撰,转中书舍人,召 入翰林为学士。自员外郎中,至户部侍郎、学士承旨,转兵部侍郎。大中末,中书 侍郎、平章事。
仙、佶,皆至刺史。
偕,有史才,以父任历官左拾遗、史馆修撰,转补阙。咸通中,与同职卢耽、 牛丛等受诏修《文宗实录》。
蒋氏世以儒史称,不以文藻为事,唯伸及系子兆有文才,登进士第,然不为文 士所誉。与柳氏、沈氏父子相继修国史实录,时推良史,京师云《蒋氏日历》,士 族靡不家藏焉。
柳登,字成伯,河东人。父芳,肃宗朝史官,与同职韦述受诏添修吴兢所撰 《国史》;杀青未竟而述亡,芳绪述凡例,勒成《国史》一百三十卷。上自高祖, 下止乾元,而叙天宝后事,绝无伦类,取舍非工,不为史氏所称。然芳勤于记注, 含毫罔倦。属安、史乱离,国史散落,编缀所闻,率多阙漏。上元中坐事徙黔中, 遇内官高力士亦贬巫州,遇诸途。芳以所疑禁中事,咨于力士。力士说开元、天宝 中时政事,芳随口志之。又以《国史》已成,经于奏御,不可复改,乃别撰《唐历》 四十卷,以力士所传,载于年历之下。芳自永宁尉、直史馆,转拾遗、补阙、员外 郎,皆居史任,位终右司郎中、集贤学士。
登少嗜学,与弟冕咸以该博著称。登年六十余,方从宦游,累迁至膳部郎中。 元和初,为大理少卿,与刑部侍郎许孟容等七人,奉诏删定开元已后敕格。再迁右 庶子,以衰病改秘书监,不拜,授右散骑常侍致仕。长庆二年卒,时九十余,辍朝 一日,赠工部尚书。弟冕。
冕,文史兼该,长于吏职。贞元初,为太常博士。二年,昭德王皇后之丧,论 皇太子服纪。左补阙穆质请依礼周期而除,冕与同职张荐等奏议曰:
准《开元礼》,子为母齐衰三年,此王公已下服纪。皇太子为皇后丧服,国礼 无闻。昔晋武帝元皇后崩,其时亦疑太子所服。杜元凯奏议曰:“古者天子三年之 丧,既葬除服。魏氏***,亦以既葬为节。故天子诸侯之礼,尝已具矣,恶其害己 而削去其节。今其存者唯《士丧礼》一篇,戴胜之记错杂其内,亦难以取正。皇太 子配二尊,与国为体,固宜卒哭而除服。”于是山涛、魏舒并同其议,晋朝从之。 历代遵行,垂之不朽。
臣谨按实录,文德皇后以贞观十年九月崩,十一月葬,至十一年正月,除晋王, 治为并州都督。晋王即高宗在籓所封,文德皇后幼子,据其命官,当已除之义也。 今请皇太子依魏、晋故事,为大行皇后丧服,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丧 终制,庶存厌降之礼。
事下中书,宰臣召问礼官曰:“《语》云:‘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 今岂可令皇太子衰服侍膳,至于既葬乎?准令,群臣齐衰,给假三十日即公除。约 于此制,更审议之。”张荐曰:“请依宋、齐间皇后为父母服三十日公除例,为皇 太子丧服之节。”三十日公除诣于正内,则服墨惨,归至本院,衰麻如故。穆质曰: “杜元凯既葬除服之论,不足为法。臣愚以为遵三年之制则太重,从三十日之变太 轻,唯行古之道,以周年为定。”诏宰臣与礼官定可否。宰臣以穆质所奏问博士, 冕对曰:“准《礼》,三年丧,无贵贱一也。岂有以父母贵贱而差降丧服之节乎? 且《礼》有公门脱齐衰,《开元礼》皇后为父母服十三月,其禀朝旨,十三日而除; 皇太子为外祖父母服五月,其从朝旨,则五日而除。所以然者,恐丧服侍奉,有伤 至尊之意也。故从权制,昭著国章,公门脱衰,义亦在此,岂皆为金革乎?皇太子 今若抑哀,公除墨惨朝觐,归至本院,依旧衰麻,酌于变通,庶可传继。”宰臣然 其议,遂命太常卿郑叔则草奏,以冕议为是。而穆质坚执前义,请依古礼,不妨太 子墨衰于内也。宰臣齐映、刘滋参酌群议,请依叔则之议,制从之。及董晋为太常 卿,德宗谓之曰:“皇太子所行周服,非朕本意,有谏官横论之。今熟计之,即礼 官请依魏、晋故事,斯甚折衷。”明年冬,上以太子久在丧,合至正月晦受吉服, 欲以其年十一月释衰麻,以及新正称庆。有司皆论不可,乃止。
六年十一月,上亲行郊享。上重慎祀典,每事依礼。时冕为吏部郎中,摄太常 博士,与司封郎中徐岱、仓部郎中陆质、工部郎中张荐,皆摄礼官,同修郊祀仪注, 以备顾问。初,诏以皇太子亚献终献,当受誓戒否,冕对曰:“准《开元礼》有之, 然誓词云‘不供其职,国有常刑’,今太子受誓,请改云‘各扬其职,肃奉常仪’。” 上又问升郊庙去剑履,及象剑尺寸之度,祝文轻重之宜,冕据礼经沿革闻奏,上甚 嘉之。
冕言事颇切,执政不便之,出为婺州刺史。十三年,兼御史中丞、福州刺史, 充福建都团练观察使。冕在福州,奏置万安监牧,于泉州界置群牧五,悉索部内马 五千七百匹、驴骡牛八百头、羊三千口,以为监牧之资。人情大扰,期年,无所滋 息,诏罢之。以政无状,诏以阎济美代归而卒。子璟,登进士第,亦以著述知名。
璟,宝历初登进士第,三迁监察御史。时郊庙告祭,差摄三公行事,多以杂品; 璟时监察,奏曰:“准开元二十三年敕,宗庙大祠,宜差左右丞相、嗣王、特进、 少保、少傅、尚书、宾客、御史大夫。又二十五年敕,太庙五享,差丞相、师傅、 尚书、嗣、郡王通摄,余司不在差限。又元和四年敕,太庙告祭摄官,太尉以宰相 充,其摄司空、司徒,以仆射、尚书、师傅充,余司不在差限。比来吏部因循,不 守前后敕文,用人稍轻。请自今年冬季,勒吏部准开元、元和敕例差官。”从之。 再迁度支员外郎,转吏部。开成初,换库部员外郎、知制诰,寻以本官充翰林学士。
初,璟祖芳精于谱学,永泰中按宗正谱牒,自武德已来宗枝昭穆相承,撰皇室 谱二十卷,号曰《永泰新谱》,自后无人修续。
璟因召对,言及图谱事,文宗曰:“卿祖尝为皇家图谱,朕昨观之,甚为详悉。 卿检永泰后试修续之。”璟依芳旧式,续德宗后事,成十卷,以附前谱,仍诏户部 供纸笔厨料。五年,拜中书舍人充职。武宗朝,转礼部侍郎,再司贡籍,时号得人。 子韬亦以进士擢第。
沈传师,字子言,吴人。父既济,博通群籍,史笔尤工,吏部侍郎杨炎见而称 之。建中初,炎为宰相,荐既济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既济以吴兢撰 《国史》,以则天事立本纪,奏议非之曰:
史氏之作,本乎惩劝,以正君臣,以维家邦。前端千古,后法万代,使其生不 敢差,死不妄惧。纬人伦而经世道,为百王准的;不止属辞比事,以日系月而已。 故善恶之道,在乎劝诫;劝诫之柄,存乎褒贬。是以《春秋》之义,尊卑轻重升降, 几微仿佛,虽一字二字,必有微旨存焉。况鸿名大统,其可以贷乎?
伏以则天皇后,初以聪明睿哲,内辅时政,厥功茂矣。及弘道之际,孝和以长 君嗣位,而太后以专制临朝;俄又废帝,或幽或徙。既而握图称箓,移运革名,牝 司燕啄之踪,难乎备述。其后五王建策,皇运复兴,议名之际,得无降损。必将义 以亲隐,礼从国讳,苟不及损,当如其常,安可横绝彝典,超居帝籍?昔仲尼有言, 必也正名,故夏、殷二代为帝者三十世矣,而周人通名之曰王;吴、楚、越之君为 王者百余年,而《春秋》书之为子。盖高下自乎彼,而是非稽乎我。过者抑之,不 及者援之,不为弱减,不为僭夺。握中持平,不振不倾,使其求不可得,而盖不可 掩,斯古君子所以慎其名也。
夫则天体自坤顺,位居乾极,以柔乘刚,天纪倒张,进以强有,退非德让。今 史臣追书,当称之太后,不宜曰“上”。孝和虽迫母后之命,降居籓邸,而体元继 代,本吾君也,史臣追书,宜称曰“皇帝”,不宜曰“庐陵王”。睿宗在景龙已前, 天命未集,徒禀后制,假临大宝,于伦非次,于义无名,史臣书之,宜曰“相王”, 未宜曰“帝”。若以得失既往,遂而不举,则是非褒贬,安所辨正,载笔执简,谓 之何哉?则天废国家历数,用周正朔,废国家太庙,立周七庙。鼎命革矣,徽号易 矣,旂裳服色,既已殊矣!今安得以周氏年历而列为《唐书》帝纪?征诸礼经,是 谓乱名。且孝和继天践祚,在太后之前,而叙年制纪,居太后之下;方之跻僖。是 谓不智,详今考古,并未为可。
或曰:班、马良史也,编述汉事,立高后以续帝载,岂有非之者乎?答曰:昔 高后称制,因其旷嗣,独有分王诸吕,负于汉约,无迁鼎***之甚。况其时孝惠已 殁,孝文在下,宫中二子,非刘氏种,不纪吕后,将纪谁焉?虽云其然,议者犹为 不可,况迁鼎***者乎?
或曰:若天后不纪,帝绪缺矣,则二十二年行事,何所系乎?曰:孝和以始年 登大位,以季年复旧业,虽尊名中夺,而天命未改,足以首事,足以表年,何所拘 阂,裂为二纪?昔鲁昭之出也,《春秋》岁书其居,曰“公在乾侯”。且君在,虽 失位,不敢废也。今请并《天后纪》合《孝和纪》,每于岁首,必书孝和所在以统 之,书曰某年春正月,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云云。则纪称孝和,而事 述太后,俾名不失正,而礼不违常;名礼两得,人无间矣!其姓氏名讳,入宫之由, 历位之资,才艺智略,年辰崩葬,别纂录入《皇后传》,列于废后王庶人之下,题 其篇曰“则天顺圣武后”云。
事虽不行,而史氏称之。
德宗初即位,锐于求理。建中二年夏,敕中书、门下两省,分置待诏官三十员, 以见官前任及同正试摄九品已上,择文学理道、韬钤法度之深者为之,各准品秩给 俸钱,廪饩、干力、什器、馆宇之设,以公钱为之本,收息以赡用。物论以为两省 皆名侍臣,足备顾问,无劳别置冗员。既济上疏论之曰:
臣伏以陛下今日之理,患在官烦,不患员少;患在不问,不患无人。且中书、 门下两省常侍、谏议、补阙、拾遗,总四十员,及常参待制之官,日有两人,皆备 顾问,亦不少矣。中有二十一员,尚阙人未充,他司缺职,累倍其数。陛下若谓见 官非才,不足与议,则当选求能者,以代其人。若欲务广聪明,毕收淹滞,则当择 其可者,先补缺员。则朝无旷官,俸不徒费。且夫置钱息利,是有司权宜,非陛下 经理之法。今官三十员,皆给俸钱,干力及厨廪什器、建造宇,约计一月不减百 万,以他司息例准之,当以钱二千万为之本,方获百万之利。若均本配人,当复除 二百户,或许其入流。反覆计之,所损滋甚。当今关辅大病,皆为百司息钱,伤人 破产,积于府县。实思改革,以正本源。又臣尝计天下财赋耗篸之大者,唯二事焉: 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所以黎人重困,杼轴犹空。 方期缉熙,必藉裁减。今四方形势,兵罢未得,资费之广,盖非获已。陛下躬行俭 约,节用爱人,岂俾闲官,复为冗食?籍旧而置,犹可省也,若之何加焉?陛下必 以制出不可改,请重难慎择,迁延寝罢。
其事竟不得行。既而杨炎谴逐,既济坐贬处州司户。后复入朝,位终礼部员外 郎。
传师擢进士,登制科乙第,授太子校书郎、鄠县尉,直史馆,转左拾遗、左补 阙,并兼史职。迁司门员外郎、知制诰,召充翰林学士。历司勋、兵部郎中,迁中 书舍人。性恬退无竞,时翰林未有承旨,次当传师为之,固称疾,宣召不起,乞以 本官兼史职。俄兼御史中丞,出为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入为尚书右丞。出为洪 州刺史、江南西道观察使,转宣州刺史、宣歙池观察使。入为吏部侍郎。太和元年 卒,年五十九,赠吏部尚书。
初,传师父既济撰《建中实录》十卷,为时所称。传师在史馆,预修《宪宗实 录》未成,廉察湖南,特诏赍一分史稿,成于理所。
有子枢、询,皆登进士第。
询历清显,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咸通中,检校户部尚书、潞州长 史、昭义节度使。为政简易,性本恬和。奴归秦者,通询侍者,询将戮之未果;奴 结牙将为乱,夜攻府第,询举家遇害。
史臣曰:前代以史为学者,率不偶于时,多罹放逐,其故何哉?诚以褒贬是非 在于手,贤愚轻重系乎言,君子道微,俗多忌讳,一言切己,嫉之如仇。所以峘、 荐坎壈于仕涂,沈、柳不登于显贯,后之载笔执简者,可以为之痛心!道在必伸, 物不终否,子孙藉其余祐,多至公卿者,盖有天道存焉!
赞曰:褒贬以言,孔道是模。诛乱以笔,亦有董狐。邦家大典,班、马何辜? 惩恶劝善,史不可无。
作品简介:《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2年的史事。《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于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作品简介:《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汉朝东汉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汉朝东汉时期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
作品简介:《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晋朝西晋时期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为了避免曹魏的《魏书》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魏书》相互混淆,北宋王朝在咸平六年(1003年)将三书合为一书,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设有史官,仅有陈寿在蜀为官收集,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这虽使《三国志》拥有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关键人物记载史料不足的缺点。《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也倍加赞赏,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今。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写“董昭等劝太祖都许”,提到了这样的细节,迁都许昌曹操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这就是微词了。《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如今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
作品简介:《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该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东汉末年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晋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
作品简介:《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南朝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宋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宋书》列传名录有姓名者,凡二百三十余人。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作品简介:《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南朝皇族梁萧子显所撰的历史书,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书中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作品简介:《梁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唐初姚察、姚思廉撰纪传体史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两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弊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南史》相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作品简介:《陈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唐代姚思廉所著,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
作品简介:《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题材,是北朝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中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魏书》共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1卷。《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作品简介:《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唐朝史学家李百药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该作品共50卷,纪8卷,列传42卷。作品记载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后五十余年史实,而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李百药撰。它虽以记载北朝北齐的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和列传四十二卷。《北齐书》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经历了三个朝代(北齐、隋、唐)、共六十多年时间。《北齐书》成书前李百药先后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和三年(公元629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父撰《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
作品简介:《周书》,中国历代正史之一,记载了周书四卷为天像地之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由唐朝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成书于贞观十年。共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周书》,唐代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周书》共五十卷,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贞观十年与《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同时进呈皇家。本书记载了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作品简介:《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唐代魏征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隋书》志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制度,分段叙述。《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关于《隋书》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乱,《旧唐书》记载“魏徽等撰”。而刘知几《史通》则说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共同撰成。还有题为长孙无忌撰述的。这是因为参加《隋书》撰述的人很多,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开始以魏徵为其主编,后来魏徵死了,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完成未完成的部分。《隋书》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志。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中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中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中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作品简介:《南史》,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繁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记载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大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
作品简介:《北史》二十四史之一。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丙戌年))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了解了上面这些基本情况,对于怎样读《南史》《北史》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在二十五史中,《史记》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齐、梁、陈四个皇朝的历史,《北史》是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它们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故可视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李延寿说,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当然不只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讲到《南史》《北史》时,把它们都归于“《史记》之流”。这说明前人就很重视《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点。《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作品简介:《旧唐书》属于史类文学作品,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作品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署名后晋刘昫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浙江余姚人闻人诠在苏州征借到当地人士所藏《旧唐书》,请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在苏州府学里对书稿作校对并开版印刷(工作到一半时,闻人诠离开苏州,但此事在多方支持下继续进行),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尽管《旧唐书》存在着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作品简介:《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
作品简介:《旧五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成书于北宋,原名是《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书中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旧五代史》五代各自为书。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作品简介:《新五代史》是宋欧阳修撰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近人褒贬不一。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其文学成就为世所公认。欧阳修杰出的文学才能在《新五代史》中有很好的体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文笔可谓出类拔萃,全书显出平易通畅、简洁有力的风格和笔削润饰功力的深厚,可与《史记》相媲美,其中的《伶官传序》、《宦者传论》亦为后代所传诵,做到了文史的有机结合。……
作品简介:《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宋史》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宋史》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作品简介:《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年~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1124年~1218年)。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缺陷虽多,但毕竟还是现存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由于耶律俨《辽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作品简介:《金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金朝的始末。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1344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元朝脱脱等主持编修的《金史》,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
作品简介:《元史》,中国“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元朝中国历史事件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1370年。宋濂(1310-1381)、王袆(1321-1373)遵照皇帝朱元璋的诏令,主持编修。《元史》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元史》中的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有十四卷之多,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有十卷之多。《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元史》的列传有类传十四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类传中以《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所记的人物最多,说明宋以来封建的思想统治在逐步加强。《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元史》的史料来源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
作品简介:《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纂修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纂修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作品简介:《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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