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颎 牛弘 李德林
高颎,字昭玄,一名敏,自言勃海蓚人也。其先因官北边,没于辽左。曾祖皓, 以太和中自辽东归魏,官至卫尉卿。祖孝安,位兗州刺史。父宾,仕东魏,位谏议 大夫。大统六年,避谗弃官奔西魏,独孤信引宾为僚佐,赐姓独孤氏。及信诛,妻 子徙蜀。隋文献皇后以宾父之故吏,每往来其家。宾敏于从政,果敢断决。赐爵武 阳县伯,历位齐公宪府长史、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襄州总管府司录,卒于 州。及颎贵,开皇中,赠礼部尚书、武阳公,谥曰简。颎少明敏,有器局,略涉文 史,尤善词令。初,孩孺时,家有柳树,高百许尺,亭亭如盖。里中父老曰:“此 家当出贵人。”年十七,周齐王宪引为记室。袭爵武阳县伯,再迁内史下大夫。以 平齐功,拜开府。
隋文帝得政,素知颎强明,久习兵事,多计略,意欲引之入府。遣邗公杨惠谕 意,颎承旨忻然,曰:“愿受驱驰。纵公事不成,亦不辞灭族。”于是为府司录。 时长史郑译、司马刘昉并以奢纵被疏,帝弥属意于颎,委以心膂。尉迟迥起兵也, 帝令韦孝宽伐之,军至河阳,莫敢先进。帝以诸将不一,令崔仲方监之,仲方辞以 父在山东。时颎见刘昉、郑译等并无去意,遂自请行,深合上旨。受命便发,遣人 辞母云,忠孝不可两兼,歔欷就路。至军,为桥于沁水,贼于上流纵火筏,颎预为 土狗以御之。既度,焚桥而战,大破之。军还,侍宴于卧内,帝撤御帷以赐之。进 位柱国,改封义宁县公,迁丞相府司马,任寄益隆。及帝受禅,拜尚书左仆射、纳 言,进封勃海郡公。朝臣莫与为比,帝每呼为独孤而不名也。颎佯避权势,上表逊 位,让于苏威。帝欲成其美,听解仆射。数日,帝曰:“苏威高蹈前朝,颎能举善。 吾闻进贤受上赏,宁可令去官!”于是令颎复位。俄拜左卫大将军,本官如故。突 厥屡为边患,诏颎镇遏缘边。及还,赐马百疋,牛羊千计。领新都大监,制度多出 于颎。颎每坐朝堂北槐树下以听事,其树不依行列,有司将伐之。帝特命勿去,以 示后人。其见重如此。又拜左领军大将军。余官如故。母忧去职,二旬,起令视事。 颎流涕辞让,不许。
开皇二年,长孙览、元景山等伐陈,令颎节度诸军。会陈宣帝殂,颎以礼不伐 丧,奏请班师。萧岩之叛,诏颎绥集江汉,甚得人和。帝尝问颎以取陈之策,颎曰: “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热,水田早熟。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 袭。贼必屯兵御守,足得废其农时。彼既聚兵,我更解甲,再三若此,贼以为常。 后更集兵,彼必不信,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又江南土薄, 舍多竹茅,所有储积,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风纵火,待彼修立,而更烧之。不 出数年,自可财力俱尽。”帝用其策,由是陈人益弊。
九年,晋王广大举伐陈,以颎为无帅长史,三军皆取断于颎。及陈平,晋王欲 纳陈主宠姬张丽华。颎曰:“武王灭殷,戮妲己。今平陈国,不宜取丽华。”乃命 斩之。王甚不悦。及军还,以功加上柱国,进爵齐国公,赐物九千段,定食千乘县 千五百户。帝劳之曰:“公伐陈后,人云公反,朕已斩之。君臣道合,非青蝇所间 也。”颎又逊位,优诏不许。
是后右卫将军庞晃及将军卢贲等,前后短颎于帝。帝怒,皆被疏黜。因谓颎曰: “独孤公犹镜也,每被磨莹,皎然益明。”未几,尚书都事姜晔、楚州行参军李君 才并奏称水旱不调,罪由高颎,请废黜之。二人俱得罪而去,亲礼逾密。帝幸并州, 留颎居守。及还,赐缣五千匹,行宫一所为庄舍。其夫人贺拔氏寝疾,中使顾问不 绝。帝亲幸其第,赐钱百万,绢万匹,复赐以千里马。尝从容命颎与贺若弼言及平 陈事,颎曰:“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猛将论功!” 帝大笑,时论嘉其有让。寻以其子表仁尚太子勇女,前后尝赐,不可胜计。
时荧惑入太微,犯左执法。术者刘晖私于颎曰:“天文不利宰相,可修德以禳 之。”颎不自安,以晖言奏之。上厚加赏慰。突厥犯塞,以颎为元帅击破之。又出 白道,进图入碛,遣使请兵,近臣言颎欲反,帝未有所答,颎亦破贼而还。
时太子勇失爱,帝潜有废立志,谓颎曰:“晋王妃有神告之,言王必有天下。” 颎跪曰:“长幼有序,不可废。”遂止。独孤皇后知颎不可夺,阴欲去之。初,颎 夫人卒,后言于帝曰:“高仆射老矣,而丧夫人,陛下何以不为之娶?”帝以后言 告颎,颎流涕谢曰:“臣今已老,退朝唯斋居读佛经而已。虽陛下垂哀之深,至于 纳室,非臣所原。”帝乃止。至是,颎爱妾产男,帝闻极欢,后甚不悦,曰:“陛 下当复信颎邪?始陛下欲为颎娶,颎心存爱妾,面欺陛下,今其诈已见。”帝由是 疏颎。
会议伐辽东,颎固谏不可。帝不从,以颎为元帅长史,从汉王征辽东,遇霖潦 疾疫,不利而还。后言于帝曰:“颎初不欲行,陛上强之,妾固知其无功矣。”又 帝以汉王年少,专委军于颎。颎以任寄隆重,每怀至公,无自疑意。谅所言多不用, 因甚衔之。及还,谅泣言于后曰:“免颎杀,幸矣!”帝闻,弥不平。俄而上柱国 王积以罪诛,当推覆之际,乃有禁中事,云于颎处得之。帝欲成颎罪,闻此大惊。 时上柱国贺若弼、吴州总管宇文幹、刑部尚书薛胄、户部尚书斛律孝卿、兵部尚书 柳述等明颎无罪,帝愈怒,皆以之属吏。自是朝臣莫敢言。颎竟坐免,以公就第。
未几,帝幸秦王俊第,召颎侍宴。颎歔欷悲不自胜,独孤皇后亦对之泣,左右 皆流涕。帝谓曰:“朕不负公,公自负朕也。”因谓侍臣曰:“我于高颎胜兒子, 虽或不见,常似目前。自其解落,瞑然忘之,如本无高颎。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 一也。”顷之,颎国令上颎阴事,称:“其子表仁谓颎曰:“昔司马仲达初托疾不 朝,遂有天下。公今遇此,安知非福?”于是帝大怒,囚颎于内史省而鞫之。宪司 复奏颎他事,云:“沙门真觉尝谓颎曰:‘明年国有大丧。’尼令晖复云:‘十七、 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过。”帝闻益怒,顾谓群臣曰:“帝王岂可力求。 孔丘以大圣之才,作法垂于后代,宁不欲大位邪?天命不可耳。颎与子言,自比晋 帝,此何心乎?”有司请斩之,帝曰:“去年杀虞庆则,今兹斩王积,如更诛颎, 天下谓我何!”于是除颎名。初,颎为仆射,其母诫之曰:“汝富贵已极,但有斫 头耳,尔其慎之!”颎由是常恐祸变。及此,颎欢然无恨色,以为得免祸。
炀帝即位,拜太常卿。时有诏收周、齐故乐人及天下散乐。颎奏:“此乐久废。 今若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帝不悦。帝时侈靡,声色滋甚,又 起长城之役。颎甚病之,谓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监不进,安可 复尔!”时帝遇启人可汗恩礼过厚,颎谓太府卿何稠曰:“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 川险易,恐为后患。”复谓观王雄曰:“近来朝廷殊无纲纪。”有人奏之,帝以为 讪谤朝政,诛之,诸子徙边。
颎有文武大略,明达政务。及蒙任寄之后,竭诚尽节,进引贞良,发天下为己 任。苏威、杨素、贺若弼、韩禽等皆颎所荐,各尽其用,为一代名臣。自余立功立 事者,不可胜数。当朝执政将二十年,朝野推服,物无异议,时致升平,颎之力也。 论者以为真宰相。及诛,天下入不伤惜,至今称冤不已。所有奇策良谋及损益时政, 颎皆削稿,代无知者。
子盛道,位莒州刺史,徙柳城卒。道弟弘德,封应国公,晋王记室;次弟表仁, 勃海郡公。徒蜀郡。
牛弘,字里仁,安定鹑觚人也。其先尝避难,改姓辽氏。祖炽,本郡中正。父 元,魏侍中、工部尚书、临泾公,复姓牛氏。弘在襁褓,有相者见之,谓其父曰: “此兒当贵,善爱养之。”及长,须貌甚伟,性宽裕,好学博闻。仕周,历位中外 府记室、内史上士、纳言上士,专掌文翰,修起居注。后袭封临泾公,转内史下大 夫、仪同三司。开皇初,授散骑常侍、秘书监。弘以典籍遗逸,上表请开献书之路, 曰:
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 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驭宇,吞灭诸 侯,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至 孝成之代,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 及王莽之末,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 文雅。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 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人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七十余 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 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论者美其硃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 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属刘、石冯陵,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 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 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 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 数,三万余卷。及侯景度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 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 悉送荆州。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 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 残阙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 今御出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 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
臣以经书自仲尼迄今,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代。今秘藏见书,亦足披 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 则异典必致,观阁斯积。
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疋。一二年间,篇籍稍备。进爵奇章公。
三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代。弘请依古制, 修立明堂,上议曰:
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 舜曰总章,布政兴教,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代室,堂脩二七, 广四脩一。”郑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脩之一,则广十七步半也。” “殷人重屋,堂脩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脩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 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玄云:“此三者,或举宗庙, 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制同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 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代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 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 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玄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 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 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 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曰:“寝不逾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注,每室 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余。若以宗庙论之,袷享之日,周人旅酬 六尸,并后褷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 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便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 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升堂。《燕义》又云:“席 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 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木室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 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豆笾, 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 据兹而说,近是不然。案刘向别录及马宫、祭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 《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 《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 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祭邕、王肃云周公作, 《周书》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书。 刘瓛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 不得全称周书,亦不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 蔡邕具为章名,又论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代室, 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 圣人南面而听,响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 之数,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 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 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 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 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 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 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 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
建安之后,海内大乱,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頠议“直为一殿, 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前王盛事,于是 不行。后魏代都所造,也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屋。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 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洛阳,更加营构,五九纷竞,遂至不成。宗祀之事,于焉 靡托。
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今 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 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郑玄注曰:“五府与周明堂同矣。”且三 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 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 居室。郑玄亦云“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 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 四达,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是以须为 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 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后不言屋, 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 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 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 “复庙重檐,刮楹达响,天子之庙饰。”郑注:“复庙,重屋也。”据庙既重屋, 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庙, 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庙之上屋也。”《周书·作洛 篇》曰:“乃立太庙宗宫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云:“重 亢,累栋;重廊,累屋也。”依《黄图》所载,汉之宗庙皆为重屋。此去古犹近, 遗法尚存,是以须为重屋。明堂必须为辟雍者何?《礼记盛德篇》云:“明堂者, 明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阴阳录》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 以象天,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则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马宫、王肃以为明堂、 辟雍、太学同处,蔡邕、卢植亦以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同实异名。邕云: “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 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辟雍,其实一也。”其言别 者,《五经通义》曰:“灵台以望气,明堂以布政,辟雍以养老教学。”三者不同。 袁准、郑玄亦以为别。历代所疑,岂能辄定?今据《郊祀志》云:“欲为明堂,未 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一殿无壁,盖之以茅,水圜宫垣,天 子从之。”以此而言,其来则久。汉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灵台于洛阳,并别 处。然明堂并有璧水,李尤明堂铭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须有辟雍。
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 以余书,庶使该详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 《考工记》、《孝经》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 丈,通天屋径九丈,八闼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书月令》论。殿 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记》、《观礼经》。仰 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祗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后矣。
上以时事草创,未边制作,竟寝不行。
六年,除太常卿。九年,诏定雅乐,又作乐府歌词,撰定圆丘五帝凯乐,并议 乐事。弘上议云:
谨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蔟,歌 应钟,皆旋相为宫之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则太蔟为宫,姑洗为 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放此。”故 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曰:“声生于律,律生于辰。” 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风,历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环转运,义无停止。譬如立春木 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余分,土王金相,立秋金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递 相为宫者,谓当其王月,名之为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三月不以太蔟为 宫,便是春木不王,夏土不相。岂不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哉?刘歆《锺律书》云: “春宫秋律,百卉必凋;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 雷必发声。”以斯而论,诚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为黄钟一均,唯用七律,以外 五律竟复何施?恐失圣人制作本意。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
上曰:“不须作旋相为宫,且作黄钟一均也。”弘又论六十律不可行:
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 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 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 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 声,以黄钟为宫,太蔟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 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当日者各自为宫, 而商徵以类从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 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画分寸,以为六十律 清浊之节。’执始之类,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寿,未知延寿所承也。至元和 元年,待诏候钟律般肜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嵩,具以准法 教其子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太史丞弘试宣十二律,其二中,其四不中, 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能为准施弦。熹平六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 人张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 故史官能辩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榷常数及候气而已。”据此而论,房 法汉世已不能行。沈约《宋志》曰:“详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无施于乐。” 《礼》云“十二管还相为宫”,不言六十。《封禅书》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 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为乐得成,亦所不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 之意也。
又议曰:
案《周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众注云:“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 《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者,用黄钟为调,歌大吕者,用大吕为调。奏者 谓堂下四县,歌者谓堂上所歌。但以一祭之间,皆用二调。”是知据宫称调,其义 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各自为调。今见行之乐,用黄钟之宫,乃以林钟为调, 与古典有违。案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黄 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 应夷则。以外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钟,是勖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 下,于理未通,故须改之。
上甚善其议,诏弘与姚察、许善心、何妥、虞世基等正定新乐。是后议置明堂, 诏弘条上故事,议其得失。上甚敬重之。
时杨素恃才矜贵,贱侮朝臣,唯见弘未尝不改容自肃。素将击突厥,诣太常与 弘言别。弘送素至中门而止,素谓曰:“大将出征,故来叙别,何相送之近也?” 弘遂揖而退。素笑曰:“奇章公可谓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亦不以屑怀。寻 授大将军,拜吏部尚书。
时帝又令弘与杨素、苏威、薛道衡、许善心、虞世基、崔子发等并召诸儒,论 新礼降杀轻重。弘所立议,众咸推服之。及献皇后崩,王公已不下能定其仪注。杨 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 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弘以三年之 丧。祥禫具有降杀,期服十一月而练者,无所象法,以闻于帝。帝下诏除期练之礼, 自弘始也。
弘在吏部,先德行后文才,务在审慎。虽致缓滞,所有进用,并多称职。吏部 侍郎高孝基,鉴赏机晤,清慎绝伦,然爽俊有余,迹似轻薄,时宰多以此疑之。唯 弘深识其真,推心任委。隋之选举,于斯为最,时论服弘识度之远。
炀帝之在东宫,数有诗书遗弘,弘亦有答。及嗣位,尝赐弘诗曰:“晋家山吏 部,魏代卢尚书,莫言先哲异,奇才并佐余。学行敦时俗,道素乃冲虚,纳言云阁 上,礼仪皇运初。彝伦欣有叙,垂拱事端居。”其同被赐诗者,至于文词赞扬,无 如弘美。大业二年,进位上大将军。三年,改右光禄大夫。从拜恆岳,坛墠珪币牲 牢,并弘所定。还下太行山,炀帝尝召弘入内帐,对皇后赐以同席饮食。其亲重如 此。弘谓其子曰:“吾受非常之遇,荷恩深重。汝等子孙,宜以诚敬自立,以答恩 遇之隆。”六年,从幸江都,卒。帝伤惜之,赗赠甚厚。归葬安定,赠开府仪同三 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曰宪。
弘荣宠当世,而车服卑俭,事上尽礼,待下以仁,讷于言而敏于行。上尝令宣 敕,弘至阶下,不能言,退还拜谢,云并忘之。上曰:“传语小辩,故非宰臣任也。” 愈称其质真。大业之代,委遇弥隆。性宽厚,笃志干学,虽职务繁杂,书不释手。 隋室旧臣,始终信任,悔吝不及,唯弘一人而已。弟弼,好酒而酗,尝醉射杀弘驾 车牛,弘还宅,其妻迎谓曰:“叔射杀牛。”弘闻,无所怪问,直答曰:“作脯。” 坐定,其妻又曰:“叔忽射杀牛,大是异事。弘曰:“已知。”颜色自若,读书不 辍。其宽和如此。有文集十二卷行于世。
长子方大,亦有学业,位内史舍人。
次子方裕,凶险无仁心,在江都与裴虔通等谋杀逆,事见《司马德戡传》。
李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人。祖寿,魏湖州户曹从事。父敬族,历太学博士、 镇远将军。魏静帝时,命当世通人正定文籍,以为内校书,别在直阁省。德林幼聪 敏,年数岁,诵左思《蜀都赋》,十余日便度。高隆之见而叹异之,遍告朝士云: “若假其年,必为天下伟器。”鄴京人士多就宅观之,月余车马不绝。年十五,诵 《五经》及古今文集,日数千言。俄而该博坟典,阴阳纬候无不通涉。善属文,词 核而理暢。魏收尝对高隆之谓其父曰:“贤子文笔,终当继温子升。”隆之大笑曰: “魏常侍殊己嫉贤,何不近比老彭,乃远求温子!”
年十六,遭父艰,自驾灵舆,反葬故里。时严寒,单缞跌足,州里人物由是敬 慕之。居贫感轲,母氏多疾,方留心典籍,无复宦情。其后母病稍愈,逼令仕进。 齐任城王湝为定州刺史,重其才,召入州馆,朝夕同游,殆均师友。后举秀才,尚 书令杨遵彦考为上第,授殿中将军。及长广王作相,引为丞相府行参军。未几,王 即帝位,累迁中书舍人,加通直散骑侍郎,别典机密。寻丁母艰,以至孝闻,朝廷 嘉之。裁百日,夺情起复,固辞不起。魏收与阳休之论《齐书》起元事,百司会议。 收与德林致书往复,词多不载。后除中书侍郎,仍诏修国史,时齐帝留情文雅,召 入文林馆,与黄门侍郎颜之推同判文林馆事。累迁仪同三司。
周武帝平齐,遣使就宅宣旨云:“平齐之利,唯在于尔,宜入相见。”仍令从 驾至长安,授内史上士,诏诰格式及用山东人物,一以委之。周武谓群臣曰:“我 常日唯闻李德林与齐朝作书檄,我正谓其是天上人。岂言今日得其驱使,复为我作 文书,极为大异。”神武公纥豆陵毅答曰:“臣闻明主圣王,得骐驎凤皇为瑞,是 圣德所感,非力能致之。瑞物虽来,不堪使用。如李德林来受驱策,亦是陛下圣德 感致,有大才用,胜于骐驎凤皇远矣。”帝大笑曰:“诚如公言。”宣政末,授御 正下大夫。后赐爵成安县男。
宣帝大渐,隋文帝初受顾命,令邗国公杨惠谓德林曰:“朝廷赐令总文武事, 今欲与公共成,必不得辞。”德林答曰:“愿以死奉公。”隋文大悦,即召与语。 刘昉、郑译初矫诏召隋文受命辅少主,总知内外兵马事。译欲授隋文冢宰,译自摄 大司马,昉为小冢宰。德林私启:“宜作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遂 以译为相府长史。昉为相府司马,二人由是不平。以德林为相府属,加仪同大将军。
未几而三方构乱,指授兵略,皆与之参详。军书羽檄,朝夕顿至,一日之中, 动逾百数。或机速竞发,口授数人,文意百端,不加治点。郧公韦孝宽为东道元帅, 师次永桥,沁水长,孝宽师未得度。长史李询密启:“诸大将受尉迟迥饷金。”隋 文得启,以为忧,议欲代之。德林曰:“临敌代将,自古所难,乐毅所以辞燕,马 服以之败赵也。公但以一腹心,明于智略,素为诸将所信伏者,速至军所,观其情 伪。纵有异意,必不敢动。”隋文曰:“公不发此言,几败大事!”即令高颎驰驿 往军所,为诸将节度,竟成大功。凡厥谋谟,皆此类也。进授丞相府从事内郎。禅 代之际,其相国总百揆、九锡殊礼诏策笺表玺书,皆德林之辞也。隋文癸祚之日, 授内史令。初,将受禅,虞庆则等劝隋文尽灭宇文氏,德林固争以为不可。隋文怒, 由是品位不加,唯依班例,授上仪同,进爵为子。
开皇元年,敕令与太尉于翼、高颎等同修律令。讫,奏闻,别赐骏马及九环金 带。五年,敕令撰录作相时文翰,勒成五卷,谓之《霸朝杂集》。隋文省读讫,明 旦谓德林曰:“自古帝王之兴,必有异人辅佐。我昨读《霸朝集》,方知感应之理。 昨宵恨夜长,不得早见公面。”于是追赠其父定州刺史、安平县公,谥曰孝。隋文 后幸鄴,德林以疾不从。敕书追之,后御笔注云:“伐陈事意,宜自随也。”时高 颎入京,上语颎曰:“德林若患未堪行,宜自至宅,取其方略。”帝以之付晋王广。
初,大象末,文帝以逆人王谦宅赐之,寻又改赐崔谦,帝令德林自选一好宅并 庄店作替。德林乃奏取逆人高阿那卫国县市店八十区为替。九年,车驾幸晋阳,店 人表诉,称地是平人物,高氏强夺,于内造舍。上责德林。德林请勘逆人文簿及本 换宅之意,上不听,悉追店给所住者。由是嫌之。初,德林称其父为太尉谘议,以 取赠官,李元操等阴奏之曰:“德林父终于校书,妄称谘议。”上甚衔之。至是, 复庭议忤意,因数之曰:“公为内史,典朕机密,比不预计议者,以公不弘耳。朕 方以孝理天下,故立五教以弘之。公言孝由天性,何须设教。然则孔子孙当说《孝 经》也?又罔冒取店,妄加父官,朕实忿之而未能发。今当以一州相遣耳。”因出 为湖州刺史。在州逢旱,课人掘井溉田,为考司所贬。岁余,卒官,时年六十一。 赠大将军、廉州刺史,谥曰文。将葬,敕令羽林百人,并鼓吹一部,以给丧事,祭 以太牢。
德林美容仪,善谈吐,器量沈深,时人未能测。齐任城王湝、赵彦深、魏收、 陆仰大相钦重。德林少孤,未有字,魏收谓之曰:“识度天才,必至公辅,吾辄以 此字卿。”从宦已后,即典机密,性慎密,尝言古人不言温树,何足称也。少以才 学见知,及位望稍高,颇伤自任,争竞之徒,更相谮毁。所以运属兴王,功参佐命, 十余年间竟不徙级。所撰文集,勒成八十卷,遭乱亡失,见五十卷行于代。
子百药,博涉多才,词藻清赡。大业末,位建安郡丞。
作品简介:《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汉朝东汉时期史学家班固编撰,前后历时二十余年,于建初年中基本修成,后唐朝颜师古为之释注。其中《汉书》八表由班固之妹班昭补写而成,《汉书》天文志由班固弟子马续补写而成。《汉书》是继《史记》之后中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下至新朝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2年的史事。《汉书》开创了“包举一代”的断代史体例。《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共八十万字。《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汉朝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的这一部分,多用《史记》旧文,但由于作者思想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动。在叙事上,《汉书》的特点是注重史事的系统、完备,凡事力求有始有终,记述明白。这为我们了解、研究西汉历史,提供了很大的方便。至今,凡是研究西汉历史,无不以《汉书》作为基本史料。在体裁方面。《汉书》与《史记》同为纪传体史书。不同的是,《史记》起于传说“五帝”,止于汉武帝时代,是一部通史;而《汉书》却是专一记述西汉一朝史事的断代史。这种纪传体的断代史体裁,是班固的创造。以后历代的“正史”都采用了这种体裁。这是班固对于我国史学的重大贡献。《汉书》把《史记》的“本纪”改称“纪”,“列传”改称“传”,“书”改称“志”,取消了“世家”,汉代勋臣世家一律编入“传”。这些变化,被后来的一些史书沿袭下来。《汉书》比较完整地引用诏书、奏议,成为《汉书》的重要特点。此外,边疆诸少数民族传的内容也相当丰富。《汉书》多用古字古义,文字艰深难懂,以至于班固同时代的人,竟必须为《汉书》作音义的注解方可读懂。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东汉至南北朝期间,为《汉书》作注的大约就有近20家,而其中以注释音义居多。关于《汉书》的注本,唐朝以前诸家所注都已失传。清朝的王先谦仿经疏体例注释旧史的代表作《汉书补注》,该书旁采诸家之说,经多年穷究,使疑难不解之处得以通晓,因而至今仍受国内外史学界推崇。这些注释,对于《汉书》中的字音、字义和史实等均有详细考证,为我们阅读《汉书》提供了便利,成为今天使用《汉书》的重要工具。《汉书》在中国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它写社会各阶层人物都以“实录”精神,平实中见生动,堪称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例如《霍光传》、《苏武传》、《外戚传》、《朱买臣传》等。除此之外,《汉书》亦记载少数民族历史。《汉书》继承《史记》为少数民族专门立传的优良传统,运用新史料将《史记·大宛传》扩充为《西域传》,叙述了西域几十个地区和邻国的历史以补充,增补了大量汉武帝以后的史实,这些记载,均是研究亚洲有关各国历史的珍贵资料。……
作品简介:《后汉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载汉朝东汉时期历史的纪传体断代史,由中国南朝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后汉书》中分十纪、八十列传和八志(取自司马彪《续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共195年的史事。《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汉朝东汉时期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则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强暴的中下层人士。例如,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自有其特点。从体例上看,与《史记》和《汉书》相比,有一些改进。在本纪方面,它不同于《汉书》的一帝一纪,而是援引《史记·秦始皇本纪》附二世胡亥和秦王子婴的先例,在《和帝纪》(和帝刘肇)后附殇帝(殇帝刘隆),《顺帝纪》(顺帝刘保)后附冲、质二帝。这既节省了篇幅,又不遗漏史实,一举而两得。在皇后方面,改变了《史记》与《汉书》将皇后列入《外戚传》(吕后除外)的写法,为皇后写了本纪。这样改动,符合东汉六个皇后临朝称制的史实。在列传方面,《后汉书》除了因袭《史记》、《汉书》的列传外,还新增了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七种列传。……
作品简介:《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晋朝西晋时期史学家陈寿所著,记载中国三国时期的纪传体史书,是二十四史中评价最高的“前四史”之一。三国志最早以《魏书》《蜀书》《吴书》三书单独流传。为了避免曹魏的《魏书》与南北朝时期北魏的《魏书》相互混淆,北宋王朝在咸平六年(1003年)将三书合为一书,最终成书。因此《三国志》是三国分立时期结束后文化重新整合的产物。此书完整地记叙了自汉末至晋初近百年间中国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全貌。《三国志》也是二十四史中最为特殊的一部,因为其过于简略,没有记载王侯、百官世系的“表”,也没有记载经济、地理、职官、礼乐、律历等的“志”,不符合《史记》和《汉书》所确立下来的一般正史的规范。《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三国志》名:为志其实无志。魏志有本纪,列传,蜀,吴二志只有列传,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曹丕、曹叡分别写了武帝纪 、文帝纪、明帝纪;而《蜀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刘禅为后主传;孙权称吴主传,记孙亮、孙休、孙皓为三嗣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从篇幅来看,《魏书》约占全书的二分之一,《吴书》约占三分之一,《蜀书》约占将近六分之一,这可能与史料的多少有关。在陈寿撰《三国志》以前,已经出现了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可供陈寿参考取材。但蜀汉不设有史官,仅有陈寿在蜀为官收集,这造成了蜀汉史料的缺乏。《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这虽使《三国志》拥有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关键人物记载史料不足的缺点。《三国志》主要善于叙事,文笔也简洁,剪裁得当,当时就受到赞许。与陈寿同时的夏侯湛写作《魏书》,看到《三国志》也倍加赞赏,认为没有另写新史的必要,竟毁弃了自己本来的著作。后人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在记载三国历史的史书中,独有陈寿的《三国志》可以同《史记》、《汉书》等相媲美。因此,其他各家的三国史相继泯灭无闻,只有《三国志》还一直流传到现今。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与前三史一样,也是私人修史。他死后,尚书郎范頵上表说:“陈寿作《三国志》,辞多劝诫,朋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愿垂采录。”由此可见,《三国志》书成之后,就受到了当时人们的好评和称赞。陈寿叙事简略,三书很少重复,记事翔实。在材料的取舍上也十分严慎,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史学界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视为纪传体史学名著。《三国志》对汉魏关系有所隐讳,但措词微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如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迁都许昌,本是曹操企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不臣之举。陈寿在这里不用明文写曹操的政治企图,这是隐讳。但写迁都而不称天子,却写“董昭等劝太祖都许”,提到了这样的细节,迁都许昌曹操并不是完全没有参与,这就是微词了。《三国志》行文简明。它常用简洁的笔墨,写出传神的人物。《先主传》记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当曹操说出“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之时,“先主方食,失匕箸”的记载使刘备韬晦的心情,跃然纸上。《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的曹操听到刘备占据了荆州之时,“方作书,落笔于地”的情态,生动地烘托出刘备在曹操心目中和当时局势中的地位。书中写名士的风雅、谋士的方略、武将的威猛,大多着墨不多,却栩栩如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后世所称赞,也为我们如今对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史料。习凿齿《汉晋春秋》以蜀汉为正统,与陈寿的《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形成对比……
作品简介:《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该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东汉末年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晋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二十四史》中的《晋书》是唐朝时期编写,晚于南北朝时期的《南齐书》、《宋书》等,但唐朝之前已经存在几部不同版本的晋书了。唐修《晋书》,一百三十卷,包括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纪三十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原有一百三十二卷。《晋书》作者共二十一人。监修三人: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天文、律历、五行等三志的作者:李淳风。《晋书》采用世家之体而取载记之名,用高于列传的规格完整记述了各族政权在中原割据兴灭的始末,给各割据政权以适当的历史地位,较好解决了中原皇朝与各族政权并载一史的难题,这一作法大得历代史家赞赏。载记中对十六国政权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体现了唐朝统治者华夷一体,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这更是我们今天阅读《晋书》时要特别注意的。晋代史事错综复杂,比两汉史都要难写一些,《晋书》用四种体裁相互配合,较好解决了这一难题。它的类目比较齐全,反映的社会典章制度内容比较全面。《食货志》和《刑法志》叙事包罗东汉,可补《后汉书》之不足。《地理志》对研究魏晋之际行政区划变更,州县制的变迁,都很有作用。《晋书》十志,多出于学有所长的专家之手,内容比较精当。《天文志》、《律历志》、《五行志》为著名科学家李淳风所修,一直为世所称,其中《天文》、《律历》二志尤为精审。《天文志》记载了汉魏以来天文学的三大流派;盖天说、宣夜说和浑天说,并对浑天说作了肯定;《晋书》·一百三十卷(内府刊本):唐房乔等奉敕撰。刘知几《史通·外篇》谓贞观中诏,前后《晋史》十八家,未能尽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
作品简介:《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南朝梁沈约撰,含本纪十卷、志三十卷、列传六十卷,共一百卷。今本个别列传有残缺,有纪、传、志而无表,成书草率,叙事又多忌讳,但保存史料较多。少数列传是后人用唐高峻《小史》、《南史》所补。八志原排在列传之后,后人移于本纪、列传之间,并把律历志中律与历两部分分割开。《宋书》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宋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豪门士族立传。宋是继东晋以后在南方建立的封建王朝。大明六年(公元462年),徐爰领著作郎,他参照前人旧稿,编成“国史”,上自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刘裕实际掌权开始,下讫大明时止。《隋书·经籍志》著录徐爰宋书六十五卷,可见他的书曾和沈约宋书并行,现在《太平御览》等类书中,还保存了徐爰宋书的残篇零段。但徐爰不久为宋朝所斥退,宋朝“国史”的修撰也就停了下来。《宋书》列传名录有姓名者,凡二百三十余人。宋书在长期流传过程中,有不少散失,到北宋时,竟有漏脱数页或全卷的。据北宋末年人晃说之所说;“沈约宋书一百卷,嘉祐末诏馆阁校讐,始列学官。尚多残脱骈舛,或杂以李延寿南史。”(高山集卷十二读宋书)据前人的考订和我们整理过程中所考查到的,宋书卷四少帝纪有阙页,为后人所补。卷四十六除到彦之传阙而未补外,其余都是后人用南史等书补足。卷六十二张敷传和卷五十九张畅传,补阙者没有通检全书,把南史张邵传后的张敷、张畅附传也一起钞录进去。这样就出现了宋书有两篇张敷传和两篇张畅传的情况。卷七十六朱脩之宗悫王玄谟传,原卷也有阙失,由后人采南史等书补入。这些记载虽然是极不充分,而且还是经过严重歪曲的,但终究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当时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线索。此外,宋书的谢灵运传及传末的史论,谈到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和演变,以及沈约自己关于诗歌声律的主张,是研究六朝文学批评史的重要资料。夷蛮传对于南朝前期我国和亚洲各国人民之间经济、文化的友好交往,也作了适当的叙述。在宋书八志中,有些志是比较可取的,如《宋书·律历志》收了杨伟的景初历全文,以及何承天的元嘉历、祖冲之的大明历全文,这几种历法都是能够反映当时自然科学水平的著作。《宋书·乐志》保存了许多汉魏乐府诗篇。州郡志对南方地区自三国以来的地理沿革,以及东晋以来的侨置州郡分布情况,讲得比较详细。而且在每个州郡名下,都记载着户口数。这些户口数固然不尽准确可信,但多少使人得知当时南方人口分布的一个大概轮廓。……
作品简介:《南齐书》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南朝皇族梁萧子显所撰的历史书,全书六十卷,现存五十九卷。书中记述了南朝萧齐王朝自齐高帝建元元年(公元479年)至齐和帝中兴二年(公元502年),共二十三年史事,是现存关于南齐最早的纪传体断代史。萧子显还著有后汉书一百卷、贵俭传三十卷、文集二十卷,都没有流传下来。《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作品简介:《梁书》是二十四史之一,是唐初姚察、姚思廉撰纪传体史书。包含本纪六卷、列传五十卷,无表、无志。它主要记述了南朝萧齐末年的政治和萧梁皇朝(502—557年)五十余年的史事。其中有二十六卷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这些卷是出于姚察之手,这几乎占了《梁书》的半数。姚思廉撰《梁书》,除了继承他父亲的遗稿以外,还参考、吸取了梁、陈、隋历朝史家编撰梁史的成果。该书特点之一为引用文以外的部份不以当时流行的骈体文,而以散文书写。《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梁书》在思想上值得称道之处不多,但它在对历史变化的看法上,阐发了一些可取的观点。姚氏父子都是历经数朝的史学家,梁、陈以至隋、唐之际历史的盛衰兴替、风云变化,促使他们进行认真的思考。书中阐述出的人事对于历史变化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当是他们思考的结果。书中对于政权兴起的解释,虽然使用了一些天意、历数等陈腐的词汇,但把落脚点还是放在了人事与人谋上。《梁书》中的《处士传》,全不同于《后汉书》的《逸民传》,传中所记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学的时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梁书》除一般评论人物的功过、长短之外,往往还顾及到对于社会风气和时代特点的概括。在这方面,姚察的见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历史的纵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论,是通过齐、梁两朝在对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态度的比较,说明这是一个关系到全局的问题。《梁书》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海南诸国”的情况,这是它超出以前史书的地方。《梁书》类传中还新增《止足传》,这可能是受到许亨、许善心父子所撰《梁书·止足传》的启发而设立的。《梁书》对当时的门阀制度、崇尚佛教等社会特点,也有突出的记载。《梁书》在记事记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时间差误、前后矛盾的地方。如《江苹传》称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传》则称其“铨序明审,号为称职”。这些互相抵牾的记载,使人莫衷一是,无所适从。《梁书》在笔法上也存在着曲笔增美讳恶的弊病。对于篡代之际大动干戈的血淋淋事实,书中很少如实反映。对于一些权贵歪曲史实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当多,与《南史》相比较,《梁书》的这个缺点显得更突出一些。……
作品简介:《陈书》是二十四史之一,唐代姚思廉所著,是南朝陈的纪传体断代史著作,记载自陈武帝陈霸先即位至陈后主陈叔宝亡国前后三十三年间的史实。共三十六卷,其中本纪六卷,列传三十卷,无表志。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陈朝封建政权只存在了三十三年,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或许与此有关。《陈书》内容比不上《梁书》那样充实,本纪和列传都过于简略。《陈书》的史料来源除陈朝的国史和姚氏父子所编旧稿外,还有陈《永定起居注》八卷,《天嘉起居注》二十三卷,《天康光大起居注》十卷,《太建起居注》五十六卷,《至德起居注》四卷等历史材料和他人撰写的史书。从《陈书》中,我们只见到有两卷本纪的后论署为“陈吏部尚书姚察曰”,说明姚察在陈史撰述方面遗留给姚思廉的旧稿比梁史少得多。姚思廉撰《陈书》,主要是参考了陈朝史官陆琼、顾野王、傅縡等人有关陈史的撰述。《陈书》在内容上和文字上都赶不上《梁书》,这一方面反映了姚氏父子在史学功力上的差距;另一方面也多少反映出陈朝时期各方面状况的江河日下。北宋人说:陈朝的特点就是苟且偷安,它没有什么“风化之美”“制治之法”可以为后世效仿的。这话说得大致是不错的。但是,《陈书》所记载的历史内容,有些还是有意义的。唐朝的魏徵、宋朝的曾巩、清朝的赵翼都认为;《陈书》在记述陈朝“其始之所以兴”“其终之所以亡”方面,尤其是在揭示陈武帝的“度量恢廓,知人善任”和陈后主的“躭荒为长夜之饮,嬖宠同艳妻之孽”方面,还是有它的历史价值的。要注意到魏徵为《梁书》《陈书》所撰写的总论。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房玄龄和魏徵为总监修,而诸史总论都出于魏徵之手。《梁书》总论在卷六《帝纪》之末;《陈书》总论也在卷六《帝纪》之末,此外在卷七《皇后传》之末,他对陈后主、张贵妃等人腐朽生活还作了史实上的补充,间或也有议论。阅读魏徵写的总论,可以作为从宏观方面把握和分析梁、陈二代历史的参考。……
作品简介:《魏书》是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题材,是北朝北齐人魏收所著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书,《魏书》中记载了公元4世纪末至6世纪中叶北魏王朝的历史。《魏书》共124卷,其中本纪12卷,列传92卷,志20卷。因有些本纪、列传和志篇幅过长,又分为上、下,或上、中、下3卷,实共131卷。《魏书》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也是它的重要性之所在,即它是我国封建社会历代“正史”中第一部专记少数民族政权史事的著作。自《史记》、《汉书》开始,历代“正史”中都有少数民族历史记载的专篇。十六国时,出现了许多记述各个割据政权史事的专书,可惜大部分都失传了。研读《魏书》,对于认识我国历史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这一客观事实,必定会有很大的收获。《魏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它的作者在反映时代特点方面的自觉性。除了它的列传具有比《宋书》更突出的家传色彩以外,值得注意的是它的志。《魏书》的志,新增《官氏志》、《释老志》两篇。此志乃魏书首创,首次有史书记载佛道两教的流传及变革,尤其对于记载佛教发展十分详实,可看作是一部中国佛教简史。魏书首辟专篇记录宗教,是其在历史上的功劳。历史上有不少人批评《魏书》,仅刘知几《史通》一书,批评魏收及其《魏书》的地方,就有数十处之多。但历史上也是有人肯定它的。唐初,许多史家认为《魏书》“已为详备”;李延寿更是称赞它“追踪班、马,婉而有则,繁而不芜,持论序言,钩沉致远”。隋唐时期,重撰魏史者甚多,但千载而下,诸家尽亡,《魏书》独存,说明它是经得起历史的选择的。……
作品简介:《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是唐朝史学家李百药撰的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该作品共50卷,纪8卷,列传42卷。作品记载上起北魏分裂前十年左右,接续北魏分裂、东魏立国、北齐取代东魏,下迄北齐亡国,前后五十余年史实,而以记载北齐历史为主。《北齐书》是史类文学作品,为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李百药撰。它虽以记载北朝北齐的历史为主,但实际上记述了从高欢起兵到北齐灭亡前后约八十年的历史,集中反映了东魏、北齐王朝的盛衰兴亡。到南宋时,五十卷的《北齐书》仅剩一卷帝纪、十六卷列传是李百药的原文;其余各卷,都是后人根据唐代史家李延寿所撰《北史》抄补修成的。《北齐书》成书时原名《齐书》,为区别于南朝梁萧子显所撰的《齐书》,始改称为《北齐书》,而称后者为《南齐书》。《北齐书》共有五十卷,其中本纪八卷和列传四十二卷。《北齐书》成书于贞观十年(公元636年),经历了三个朝代(北齐、隋、唐)、共六十多年时间。《北齐书》成书前李百药先后于唐太宗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和三年(公元629年)两次奉诏继续完成父撰《齐书》遗稿,并参考了隋朝史家王劭所撰编年体《齐志》。……
作品简介:《周书》,中国历代正史之一,记载了周书四卷为天像地之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由唐朝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成书于贞观十年。共50卷,本纪8卷、列传42卷。《周书》,唐代令狐德棻主编,参加编写的还有岑文本和崔仁师等人。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五代史,令狐德棻与岑文本、崔仁师负责撰北周史,成书于贞观十年(636年)。《周书》共五十卷,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而史论多出于岑文本之手。贞观十年与《北齐书》《梁书》《陈书》《隋书》同时进呈皇家。本书记载了北朝宇文氏建立的周朝(557—581)的纪传体史书。《周书》文笔简洁爽劲,清代史家赵翼说它“叙事繁简得宜,文笔亦极简劲”。《周书》不只是记述西魏及北周皇朝的史事,内容兼顾了同时代的东魏、北齐、梁与陈等四朝的重大史事,对于帝位更迭、重大动乱,皆详加载明,反映了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大势及纷繁的历史事件。……
作品简介:《隋书》二十四史之一。是唐代魏征主编的纪传体史书。全书共八十五卷,其中帝纪五卷,列传五十卷,志三十卷。《隋书》由多人共同编撰,分为两阶段成书,从草创到全部修完共历时三十五年。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令狐德棻提出修梁、陈、北齐、北周、隋等五朝史的建议。次年,唐朝廷命史臣编修,但数年过后,仍未成书。贞观三年(公元629年),重修五朝史,由魏征「总知其务」,并主编此书。《隋书》的作者都是饱学之士,具有很高的修史水平。《隋书》是现存最早的隋史专著,也是《二十五史》中修史水平较高的史籍之一。《隋书》志包括梁陈齐周隋五朝制度,分段叙述。《隋书》弘扬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品评人物较少阿附隐讳。主编魏征刚正不阿,他主持编写的纪传,较少曲笔,不为尊者讳。《隋书》保存了大量政治、经济以及科技文化资料。其中十志记载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朝的典章制度,有些部分甚至追溯到汉魏。关于《隋书》的作者,一直搞得很乱,《旧唐书》记载“魏徽等撰”。而刘知几《史通》则说颜师古、孔颖达等和于志宁、李淳风诸人共同撰成。还有题为长孙无忌撰述的。这是因为参加《隋书》撰述的人很多,几乎集中了当时大部分有名之士;开始以魏徵为其主编,后来魏徵死了,又由长孙无忌续为主编,完成未完成的部分。《隋书》保存了南北朝以来大量的典章制度为后人研究隋代以及前几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志。叙述了自汉至隋凡六百年中国书籍之存亡、学术之演变,是对中国古代书籍和学术史的第二次总结,也是对中国学术文化史的一大贡献。《隋书·经籍志》还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中国以后的四部图书分类奠定了基础。为后世遵用达一千余年。《隋书》十志虽成于众手,但作者都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因此它的内容丰富、充实。在正史书志中,一直享有较高的声誉。《隋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书贯串了以史为鉴的思想。主编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曾经说过,“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惟其想到以史为鉴,所以对隋是如何灭亡的,对隋君臣上下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可谓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揭露。比如对隋炀帝大兴土木、三游江都,都有翔实的叙写。又因为魏徵等编书者有意写出人民对隋王朝的反抗情绪,因此在《隋书》中也较多地叙述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史实,这在《炀帝纪》两卷中记载最为具体。据统计,在纪传部分的五十五卷中有二十多卷,以及在《食货志》、《五行志》里,记载了有关农民起义的情况。……
作品简介:《南史》,唐朝李延寿撰,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纪传体,共八十卷,含本纪十卷,列传七十卷,上起宋武帝刘裕永初元年(420年),下迄陈后主陈叔宝祯明三年(589年)。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南史》没有采取编年体,而是把南朝各史的纪传汇合起来,删繁就简,以便阅读。列传中不同朝代的父子祖孙,以家族为单位合为一卷,对于了解门阀制度盛行的南北朝社会,有一定的方便。《南史》中也有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书中所未载的材料。虽然记载细微琐事较多,而且杂以神怪迷信,但也不乏有意义的史料。《宋书》未立文学传,《南史》以因袭为主,因而文学传不包括宋而从南齐丘灵鞠开始。这说明李延寿撰写《南史》《北史》的体制是汇集正史的纪传,因而拘泥于原书,没有达到李大师横则沟通南北,纵则贯串几代,综合成为新著的意图。《新唐书》李延寿传的评语说,“其书颇有条理,删落酿辞,过本书远甚”,是不恰当的。《南史》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其不足处在于作者突出门阀士族地位,过多采用家传形式。例如将不同朝代的一族一姓人物不分年代,集中于一篇中叙述,实际成为大族族谱。……
作品简介:《北史》二十四史之一。是汇合并删节记载北朝历史的《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而编成的纪传体史书。魏本纪五卷、齐本纪三卷、周本纪二卷、隋本纪二卷、列传八十八卷,共一百卷。记述从北魏登国元年(386(丙戌年))到隋义宁二年(618)的历史。《南史》与《北史》为姊妹篇,是由李大师及其子李延寿两代人编撰完成的。《北史》主要在魏、齐、周、隋四书基础上删订改编而成,但也参考了当时所见各种杂史,增补了不少材料。总的来看,《北史》虽有内容偶呈芜杂之弊,但毕竟体例完整、材料充实、文字简练,在后代颇受重视,以致魏、齐、周三书唐以后皆残缺不完,后人又多取《北史》加以补足。作为研究北朝历史的资料,《北史》与魏、齐、周、隋四书有互相补充的作用,不可偏废。《南史》《北史》的作者李延寿撰写这两部书,本是为了“追终先志”,继承父亲李大师未竟的事业。《南史》《北史》主要取材于宋、齐、梁、陈、魏、齐、周、隋八书。李延寿撰写“二史”的方法是对“八书”进行“抄录”和“连缀”,并“鸠聚遗逸,以广异闻”,“除其冗长,捃其菁华”。这是一个改写、补充和删节的过程,并非一般的抄录可比。不过,李大师原来是打算“编年以备南北”,而李延寿却以纪传体撰成《南史》《北史》,这是后者在“追终先志”过程中的一个变化,无碍于他们共同的目的和旨趣。了解了上面这些基本情况,对于怎样读《南史》《北史》的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在二十五史中,《史记》是完全意义上的通史,而《南史》是通宋、齐、梁、陈四个皇朝的历史,《北史》是通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六个皇朝的历史,它们分别把南朝和北朝(包括隋朝)看作一个大的历史阶段,故可视为一定意义上的通史。李延寿说,他撰《南史》《北史》,是“以拟司马迁《史记》”,当然不只是指采用纪传体而言,也包含了“通”的思想和要求。正因为如此,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在讲到《南史》《北史》时,把它们都归于“《史记》之流”。这说明前人就很重视《南史》《北史》在“通”的方面的特点。《南史》《北史》也有一些明显的缺点,以至于糟粕。如在歌颂帝王将相方面,在诬蔑人民起义方面,在宣扬祥瑞灾异、神怪荒诞之说方面,散布了许多封建主义思想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点。不仅“二史”如此,“八书”也如此,只是形式和程度不尽相同罢了。这是我们在阅读“八书”、“二史”时不能不注意的。……
作品简介:《旧唐书》属于史类文学作品,成书于后晋开运二年(945年),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作品原名《唐书》,宋祁、欧阳修等所编著《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的修撰离唐朝灭亡时间不远,资料来源比较丰富。署名后晋刘昫等撰,实为后晋赵莹主持编修。被列为“二十四史”之一。《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这部唐书在1060年(宋仁宗嘉祐五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浙江余姚人闻人诠在苏州征借到当地人士所藏《旧唐书》,请苏州府学训导沈桐在苏州府学里对书稿作校对并开版印刷(工作到一半时,闻人诠离开苏州,但此事在多方支持下继续进行),经历了四百七十八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在北宋编撰的《新唐书》问世以后,《唐书》始有新旧之分。《新唐书》通行,该书受到冷遇。南宋初年刻印之后久无印本。明代中叶,有人在吴中张、王两家分别获得宋版《唐书》的列传和纪志。因为《新唐书》的作者宋祁、欧阳修,都是文坛大家,后人一般也都沿袭他们的看法,对《旧唐书》贬责颇多。的确,它本身有不少缺点。但平心而论,应当说《旧唐书》在如实保存史料方面,有着它巨大的功劳。这一点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尽管《旧唐书》存在着缺陷,但其同时也具有了不可抹杀的价值。它保存了丰富的史料,记事比较详细,便于读者了解历史事件的过程和具体情况,因而受到重视。比如对唐顺宗朝王叔文集团当政时期的政治改革措施记载比较具体。唐穆宗以后的本纪,虽然内容芜杂,但也记载了不少有价值的史料,如在《懿宗本纪》、《僖宗本纪》里较详细地记载了宠勋起义、黄巢起义的情况。昭宗、哀帝本纪则较详细地记载了唐朝末年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的情况。因为《旧唐书》记事详细明确,所以司马光着《资治通鉴》的《唐纪》部分,大抵采用《旧唐书》。《旧唐书》还保存了不少很有价值的文章。如《吕才传》、《卢藏用传》分别登载了两人反迷信的重要文章;《贾耽传》登载了他进奏所编地理图志的表奏。这些都是中国思想史和地理学史的重要文献。《旧唐书》记述唐代少数民族以及外国的情况,超过以前各史,保存了唐代民族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史料。《新唐书》修成后,《旧唐书》就不再传世。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闻人诠多方搜求,重新刊刻,才又流行于世。到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才正式把新旧唐书并列于正史。在《旧唐书》完成一个世纪后的北宋仁宗年间,又修了一部唐史,就是《新唐书》。……
作品简介:《新唐书》是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范镇、吕夏卿等合撰的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属“二十四史”之一。全书共有225卷,其中包括本纪10卷,志50卷,表15卷,列传150卷。《新唐书》前后修史历经17年,于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完成。《新唐书》在体例上第一次写出了《兵志》《选举志》,系统论述唐代府兵等军事制度和科举制度。这是我国正史体裁史书的一大开创,为以后《宋史》等所沿袭。由于《新唐书》历宋、元、明至清初一直占有正统地位,一般人只读《新唐书》而不读《旧唐书》,所以《新唐书》宋以来的版本远多于《旧唐书》。《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选举志》与《兵志》系统地整理了唐朝科举制度和兵制的演变资料。……
作品简介:《旧五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成书于北宋,原名是《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书中可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从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到公元960年北宋王朝建立,中原地区相继出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等五代王朝,中原以外存在过吴、南唐、吴越、楚、闽、南汉、前蜀、后蜀、南平、北汉等十个小国,周边地区还有契丹、吐蕃、渤海、党项、南诏、于阗、东丹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习惯上称之为“五代十国”。《旧五代史》记载的就是这段历史。《旧五代史》五代各自为书。共一百五十卷,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杂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作品简介:《新五代史》是宋欧阳修撰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原名《五代史记》,后世为区别于薛居正等官修的五代史,称为新五代史。全书共七十四卷,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记载了自后梁开平元年(907年)至后周显德七年(960年)共五十三年的历史。《新五代史》撰写时,增加了《旧五代史》所未能见到的史料,如《五代会要》、《五代史补》等,因此内容更加翔实。但《新五代史》对旧“志”部分大加繁削,则不足为训,故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新五代史》是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欧阳修文采更是引人入胜,可由于提倡“春秋笔法”,近人褒贬不一。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八月,在欧阳修去世一个月后,下诏命他的家人奏上。然后藏进国家图书馆。到金章宗时候,这本新的五代史才逐渐代替了《旧五代史》。一般史书的“志”,《新五代史》称作“考”,仅有《司天考》、《职方考》,分别相当于《旧五代史》的《天文志》、《郡县志》。作者认为五代是个名分纲常颠倒的乱世,其典章制度一无可取,所以将《旧五代史》的“志”删除。这也是为了体现以“礼”修史的原则。就整体而论,《新五代史》的史料价值比《旧五代史》要略逊一筹,这是欧阳修在删繁就简时,将不少具体资料也一同削去所造成的。至于他对旧“志”部分的大事砍削,人为造成史料空白,更是不足为训。但《新五代史》后出,采用了实录以外的笔记、小说等多种材料,在删削的同时也新增了一些史料。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其文学成就为世所公认。欧阳修杰出的文学才能在《新五代史》中有很好的体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文笔可谓出类拔萃,全书显出平易通畅、简洁有力的风格和笔削润饰功力的深厚,可与《史记》相媲美,其中的《伶官传序》、《宦者传论》亦为后代所传诵,做到了文史的有机结合。……
作品简介:《宋史》是二十四史之一,收录于《四库全书》史部正史类。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宋史》与《辽史》《金史》同时修撰,是二十四史中篇幅最庞大的一部官修史书。《宋史》最早为至正刊本,次为成化朱英重刊本。《宋史》中《本纪》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四百九十六卷,是中国二十四史中最庞大的一部史书。《宋史》卷帙浩繁,共两千多人的列传,比《旧唐书》列传多出一倍,《周三臣传》将韩通、李筠、李重进同列,横跨五代至宋初,弥补过去新旧五代史之不足。根据宋朝的情况,《宋史》还有《奸臣》四卷、《叛臣》三卷,为蔡京、黄潜善、秦桧、张邦昌、刘豫等所作的传记;另有《道学》四卷,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等道学人物所作的传记。……
作品简介:《辽史》为元脱脱等人所撰之纪传体史书,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元至正三年(1343年)四月开始修撰,翌年三月成书。脱脱为都总裁,铁木儿塔识、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揭傒斯、吕思诚为总裁官,廉惠山海牙等为修史官。元修《辽史》共116卷,包括本纪30卷,志32卷,表8卷,列传45卷,以及国语解1卷。记载上自辽太祖耶律阿保机,下至辽天祚帝耶律延禧的辽朝历史(907年~1125年),兼及耶律大石所建立之西辽历史(1124年~1218年)。元代《辽史》的编写是从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开始的。直至元顺帝至正三年三月(1343年),在右丞相脱脱、平章也先帖木儿、铁睦尔达世、右丞太平、参议长仙、郎中孛里不花、员外郎老老等人的奏请下,诏修辽、金、宋三史,在君臣同心、而且由脱脱裁定三史各为正统、从而彻底解决正统、义例问题的前提下,《辽史》才最后纂修成功。当时以脱脱为辽、金、宋三史都总裁官。《辽史》的缺陷虽多,但毕竟还是现存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了辽朝历史事实的著作,其珍贵和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辽史》保存了许多由耶律俨的《辽实录》和陈大任的《辽史》二书所记载的许多材料,因而其史料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由于耶律俨《辽实录》和陈大任《辽史》都已失传,元修辽史成了现存的一部比较系统、完整地记载辽的官修史书。它提供了一些研究当时阶级斗争、生产斗争、民族关系等问题的材料。后人对《辽史》的增补、校注,有清朝厉鹗著的《辽史拾遗》二十四卷,搜集各类书籍三百余种,对《辽史》加以补充校订,很有参考价值。此外还有清朝杨复去著的《辽史拾遗补》五卷,对《辽史》进一步作了补充。在《辽史》出现后的约300年间,此书及辽朝史没有引起史家的多大重视。有明一代,仅有杨循吉撰《辽小史》1卷。到了清代,情况有所变化,陆续有关于《辽史》补正、考订之类撰述问世。……
作品简介:《金史》是二十四史之一,记载了金朝的始末。撰成于元代,全书一百三十五卷,其中本纪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传七十三卷,是反映女真族所建金朝的兴衰始末的重要史籍。《金史》是元修三史之一,最早议修于元世祖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直到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才决定“各与正统”,《辽》、《金》、《宋》三史分别撰修。翌年(1344年)十一月,《金史》告成,前后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元朝脱脱等主持编修的《金史》,历代对《金史》的评价很高,是由于原有的底本比较好,及金朝注重史书的编纂工作。认为它不仅超过了《宋史》、《辽史》,也比《元史》高出一筹。在编纂体例和内容方面,便有许多超越前史的独特之处。如《金史》不但记载了金建国以后120年的历史,而且为了专门叙述金太祖先世的生平事迹,回顾了女真族建国前的历史,从而保存了女真族早期历史的珍贵材料,备受今人重视;在史料剪裁及记述方面,处理也比较得体。对重要历史事件、人物一般记载比较详细,从而反映出其历史全貌,避免了像《宋史》那样详略失当、比例失调的现象。记述历史事实也比较客观审慎,因而,真实性是比较可靠的。特别是本书的表和志,使用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将金朝的典章制度比较系统、全面地记载下来。如《礼志》、《乐志》、《舆服志》、《食货志》、《选举志》、《百官志》等。《金史》以“实录”为依据,史料翔实可信。如在记述金与辽的往来和征战中,对金统治者所用的诈谋诡计等,都能如实地叙述;对金朝统治阶级的残暴、荒淫、互相倾轧,也能比较充分地揭露。当然,《金史》也有许多不足之处。有的重要人物没有列传,甚至无记载。如金初建策阿骨打称帝的渤海人杨朴,是阿骨打身边重要的谋臣,金建国之初,“诸事革创,朝仪制度,皆出其手”,这样重要的人物为什么在《金史》中只字未提呢?大约不会是疏漏,而是不愿把阿骨打称帝这件开创金朝基业的事,说成是渤海人的主意。……
作品简介:《元史》,中国“二十四史”之一,记载元朝中国历史事件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断代史,成书于1370年。宋濂(1310-1381)、王袆(1321-1373)遵照皇帝朱元璋的诏令,主持编修。《元史》全书210卷,包括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元史》中的本纪,以记载忽必烈事迹的《世祖本纪》最为详尽,有十四卷之多,占本纪篇幅的三分之一;其次是《顺帝本纪》,有十卷之多。《元史》的志书,对元朝的典章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保存了大批珍贵的史料。其中以《天文》、《历志》、《地理》、《河渠》四志的史料最为珍贵。《元史》的列传有类传十四种,大多沿袭以往的史书,只有《释老》一传是《元史》的创新。《释老》是记载宗教方面的列传,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在元朝所居的地位和发展情况。类传中以《儒学》、《列女》、《孝友》、《忠义》四种所记的人物最多,说明宋以来封建的思想统治在逐步加强。《元史》列传还有个特点是,所叙述的事,都有详细的年、月、日记载,这就更增加了参考价值。《元史》的体例整齐,文字浅显,叙事明白易懂,还保留了当时的不少方言土语,这同朱元璋提倡浅显通俗的文字是分不开的。宋濂修《元史》时,遵照朱元璋的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因此《元史》称得上是一部较好的正史。《元史》的史料来源一是实录,二是《经世大典》,三是文集碑传,四是采访。……
作品简介:《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七十六年的历史。清朝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设立明史馆,纂修《明史》,因国家初创,诸事丛杂,未能全面开展。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纂修得体、材料翔实、叙事稳妥、行文简洁为史家所称道,是一部水平较高的史书。这反映出编者对史料的考订、史料的运用、对史事的贯通、对语言的驾驭能力都达到较高的水平。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纂修时间之久、用力之勤、记述之完善则是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明史》虽有一些曲笔隐讳之处,但仍得到后世史家广泛的好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31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作品简介:《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为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称为《太史公书》或《太史公记》、《太史记》。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本是古代史书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史学双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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